【摘要】20多年来中国的GDP 每年以9 %左右的速度递增,这种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对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理论界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最新争论进行了综述,并在此提出管窥之见。【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综述 Abstract : The GDP of China has increased at the speed of 9 %for 20 year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high speed is outstanding that attracts the atten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gives an overview on the latest theories of the causes for China’s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iscussion centered on it s perspective. Meanwhile , the author present s her proposals.Key words : economic growth ; economic development ; overview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一) 经济增长理论综述1.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所组织和运行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2. 西方主要流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颇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模型派。该派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剑桥经济增长模式为代表,通过建立经济增产模型解释经济现象,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结构派。该派以刘易斯、罗丹等为代表,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一国经济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与经济结构的转换的过程的统一。新增长理论派。该派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收益,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同时他们还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派。该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良好的经济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数。(二) 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综述众所周知,20 多年来中国的GDP 每年以9 %左右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理论界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做了各不相同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1978 —1999 年间我国在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以及对外开放度等几方面的变迁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指出,以非国有化、市场化、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宏观制度变迁为20 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到了其他因素难以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度创新与变革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有的学者指出,投资驱动型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长达20 多年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超高增长。他们指出,有资料显示,1978—200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长11 % ,比经济增长速度高1. 7 个百分点,投资率平均为36 %左右,尤其在经济扩张期投资率往往超过40 %。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的学者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大差距,较好利用技术转移与创新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以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为例分析指出,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较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潜力很大。正是依靠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并不断提高自主创新与应用能力,使中国经济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匪浅,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有的学者根据卢卡斯的增长理论分析指出,我国经济能取得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以及大量的外商投资。他们认为,国际分工正从以产业产品分工为界线向以要素分工为界线发展,各个国家凭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形成一个分工体系。中国的要素优势在于廉价、优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1992—1997年,中国吸引外资2 05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如此庞大的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双赢局面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与增长。还有的学者看法是,不同的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不同的。他们认为1977 —1997 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属于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即通过改革以新体制代替传统的严重束缚生产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从1998 年至今,经济增长从制度供给推动转向了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但由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因此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上述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各有特点,但他们大多侧重于不同的方面,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原因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全视角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解读需要从多层面、全视角综合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我国经济的客观实际。不过这还需要以经济学为主的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景是当前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地快速增长,直接关系到各项改革措施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企业利润与投资者的收益的增减和城市职工下岗、农村贫困等问题的解决,以及整个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无论是企业、投资者、政府还是普通百姓都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于是,究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景如何便成了当前理论界关注与争论的焦点。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种观点:1. 以胡鞍钢、林毅夫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前景看好,认为中国能保持20至5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其依据在于:首先,中国现实国情表明其现在处于现代化的初中期阶段,起点低增长潜力大。他们指出,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基数小,增长快;基数大,增长慢,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具有追赶效应,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将成为必然趋势。其次,在未来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城市率将大大提高,城市人口的增长若按年均10 %计算也将高达1. 4 亿,这会带来巨大的新增城市人口购买力,加上农村潜在市场的开拓,将推动相关产业如家电产业等的高速增长至少可达20 年。再次,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凭借质高价廉的劳动力、日趋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市场和政府鼓励等要素所形成的综合优势而日益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这无疑也会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2. 部分学者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依据,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持久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资源与环境等问题的存在,轻则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重则将使中国陷入像拉美那样经济停滞不前的泥坑。其中有人认为,单单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很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滑落,并使我国经济出现较长时间的衰退。另外有专家指出,中国近年来人均收入增长率低于GDP 的增长率,加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倾向和资本收益的外溢,将会极大地制约储蓄率,而储蓄率的下降与资源瓶颈的约束都会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人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消费的严重不足和相应产能过剩将抑制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演化成经济社会危机。3. 还有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前景持相对客观、冷静分析的态度,他们既看重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形势,又能慎重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与隐患。他们认为,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他们对现存诸多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后指出,很多问题的存在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的,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其中以吴敬琏为代表的资深学者指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基础仍未消减,这种增长模式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的系列负面效果,比如造成土地、淡水、煤、电、油等稀缺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加速恶化,配置不当,经济结构扭曲等问题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干预经济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最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最终能够通过发展自身得以解决,未来几十年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为迅速的一个重要时期。三、作者观点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均增长率以9. 8 %的速度增长,增速名列全球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七位;其他经济指标都有令人羡慕的数字。同时从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为中心,不仅形成了东亚“经济圈”,而且形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这都是令人可喜的。但是正如上述争论中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中国高速增长的基石是不够稳固的,它的下面还潜伏着不少流沙,如果处理不好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经济增长是否伴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生产的规模化,经济增长能否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显著提高和生活环境能否大大改善,笔者认为,关键确实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实现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资本存量的增加等。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提高生产效率。这主要通过知识的增长、技术进步、生产管理的改善、规模效益、资源转移、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改善以及较好的经济政策来实现。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增长既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同时注意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一定的积累和资源投入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但是,高积累和高投入只是保证高速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高积累和高投入不但没有伴之以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严重下降,即使一时实现了高速度,这种速度也不能持久,经济增长方式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只有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条基本途径结合起来,在维持较高积累率和资源投入率的同时,又特别注重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方能实现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可是我们知道,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显著提高,但是中国经济运行总体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 %以上,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而且中国经济进程中的许多突出问题,如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表明,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因此,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中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现实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中国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必要的体制环境和外部条件。再次,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政府不断增加的教育、研究发展经费的投入,将大大加强基础研究的力度,提高应用研究的水平,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直接动力。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和推进清洁生产,同时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通过优化结构促进环境保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途径。第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所以必须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第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和谐有深刻的要求,即要求建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关系。这需要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坚持按“五个统筹”原则努力提高农村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法制秩序等。总之,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转变的实现,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趋势将勿庸置疑。另外,笔者还想指出的是,我们在注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不应再以生产指标和经济增长为最终与唯一目的。毕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仅仅只是GDP 的增加,不仅仅只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仅仅只是企业利润的增多,而最终应当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人的需要的全部满足上。因而应把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追求目标,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发展服从于、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以宏观经济学原理分析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
按：本文仅以曼昆《宏观经济学原理（第三版）》（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Third Edition, N. Gregory Mankiw）中有关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和弹性系数（Elasticity）的最基本原理来为大家分析当前中国税收（广义税收）政策对普通消费者的影响。主要分析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商品房政策的影响。
弹性系数（Elasticity）：它是指商品的供应量或需求量根据其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改变而作出反应的程度。其数学计算公式为：
弹性系数 = 商品数量的变化百分率 / 决定因素（首变因素）的变化百分率
一般情况下，商品数量可分为商品供应数量和商品需求数量，而决定因素（首变因素）可以是商品价格等因素。我们都知道，商品的供应数量和商品的需求数量都是与商品价格相关的。价格升高，供应数量就相对变大，因为供应者觉得有更大的利润可图，所以加大生产量，但需求数量会越小，因为需求者觉得难以负担；价格降低，供应数量会相对减少，因为供应者认为利润比较低，减小生产规模，但需求数量会增加，因为需求者认为划算。那么供应和需求就是必须以价格为核心内容，找准一个价格平衡点，使得在这个价格点上，供应数量和需求数量相等，这样某种特定商品，其社会所生产量正好等于社会消耗量，就达到了供需平衡。这也就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最经典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起的作用。那么根据以上这个公式，我们又引申出来两个概念：
1、供应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供应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2、需求价格弹性系数 = 商品需求数量变化百分率 / 价格变化百分率
如果，某种商品的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大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会导致大额的供应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的叫做弹性供应。如果小于1，也就是说供应数量的变化百分率小于价格变化百分率，那么说明这种商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即使比较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导致小额的数量变化，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种商品叫做非弹性供应。
同理，我们可以根据商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敏感程度。如果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敏感，则为弹性需求。如果小于1，则需求数量变化对价格变化不敏感，则为非弹性需求。
那么，哪些商品是弹性供应或非弹性供应呢？哪些商品是弹性需求或非弹性需求呢？
一般而言，奢侈品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因为奢侈品（如2万美圆的天价手机、钻石戒指、劳斯来斯的汽车等）利润比较高，而且奢侈品的供应商不容易转型，所以奢侈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供应数量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但奢侈品对需求者而言，不是生活必需的，是可有可无的，并且很容易找到替代品。比如当劳斯来斯的汽车猛涨价的时候，其消费者很可能就不买劳斯来斯，转而去买奔驰或宝马。钻石戒指猛涨价了，可能消费者就转而去买红宝石的戒指了。故奢侈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需求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弹性系数大于1。
而生活必须品与奢侈品相反，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因为生活必须品（大米、衣服、房子等）是人人都需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都需要）。如果生活必须品的有价格上的变化，供应数量会有更大的变化，比如农民是大米的供应者，如果大米的价格跌了，那么农民会认为卖掉自己辛苦种出来的大米不划算，再加上大米对他自己也是必须的，那么他很可能把大米全部留在自己家里供自己吃，这样供应量就急剧减少了；而如果大米涨价，农民认为赚的钱多，那么很可能他连自己的口粮也要卖掉一部分。这样来说，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敏感，小额的价格变化可能引起供应数量上大额的变化，即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大于1。但生活必需品确是非弹性需求的，因为人人都要吃饭、穿衣、住房，没有这些人就会饿死冻死，所以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数量对价格的变化相对不敏感，大额的价格变化也只能引起小额的需求数量变化，即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
弄清了弹性系数（供应价格弹性系数和需求价格弹性系数）以及那些商品是弹性供应而非弹性需求，哪些商品是非弹性供应而弹性需求之后，我们再回顾一下税收归属（Tax Incidence）的基本原理。
曼昆认为，经济学十大原理之一就是，政府行为能够改变市场收益。税收显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在本文中，我指的税收都是广义的税收（把社会保险费、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都算进税收范畴）。那么税收最终是由谁来负担呢？
我们举一个卖冰淇淋的例子。现假设有这样一个市场环境，由若干个冰淇淋的供应者和冰淇淋的消费者组成。如果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这样就达到了供需平衡。但是突然政府出台了一个政策，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生产税，由供应者完税。那么供应者为了保证相同的利润，不得不把冰淇淋的价格由原来的10元抬高到11元（其中1元是完税的，实际销售额还是10元一个，保证了与原来相同的利润。）这样在相同的利润刺激下，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但需求者却因此而为每个冰淇淋多支付1元，所以需求数量会减少，由原来的1000个需求数量降低为800个了。这样供需就失去了平衡，生产出来1000个冰淇淋只卖出去800个，冰淇淋剩余了。显然，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而受损失。
为了避免损失，供应者和需求者都会想办法。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使供需重新达到平衡。于是供应者将冰淇淋的价格又由11元降低到10.5元（注意，根据政府的税法，其中1元要完税，供应者的实际销售额是9.5元一个，利润与原来10元一个相比较降低了0.5元），那么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对需求者而言，10.5元的价格，比最开始的10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1000个）要多一点，但毕竟比11元（在这个价格点上，需求量是800个）要少一点，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0.5元，我们就假设在10.5元的价格点上，需求量也是900个吧。这样供应量与需求量相等，冰淇淋又重新达到了供需平衡。
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当供需再次在10.5元这个价格点上达到平衡的时候，供应者和需求者还是双方都受到了损失，只不过这种损失要比11元价格点上的损失小一些。在10.5元价格点上，供应者的利润比原来降低了0.5元，而需求者的负担比原来又多出0.5元。那么双方的损失之合，即1元，就被政府以税收的名义征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虽然政府是面向供应者征收的生产税，但经过市场调节，最终税收归属却同时落在供应者和需求者头上。
如果政府征收的不是生产税，而是消费税，情况会如何呢？再来看看吧：
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可以再举例，还是当冰淇淋价格是10元一个的时候，供应者愿意生产的冰淇淋是1000个，需求者愿意购买的冰淇淋也是1000个，达到供需平衡。这时政府出政策了，要在每个冰淇淋上征收1元的消费税，由需求者完税。那么对需求者而言，10元买一个冰淇淋，还要再完税1元，相当于冰淇淋的实际价格涨成了11元。11元的价格点上，供应量不变（因为供应者卖出的实际价格还是10元，利润不变），但需求量降低到了800个，供需不平衡，供应者和需求者双方都受了损失。供应者因为产品剩余而受损失，需求者因为产品“涨价”（实际上是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而受损失。
于是供应者不得不被迫将价格由10元降低为9.5元。在利润降低的情况下，供应者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只愿意生产出来900个冰淇淋了。而需求者除了每个冰淇淋要负担9.5元之外，还要多负担1元的消费税，所以实际消费价格为10.5元，相对于最初的10元一个的价格，需求者要多付出0.5元，，需求量由1000个变为900个。这样供需又平衡了
来看看吧：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第一次政府征收1元的生产税，是由供应者负担，结果最后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了0.5元。第二次政府不征收生产税了，征收1元的消费税，是由需求者负担，结果最后还是造成供应者和需求者各负担0.5元。这就是税收的真正归属问题，即不论政府是向供方还是向需方征税，最终税收必定会由双方承担，谁也讨不了好！（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前段时间有人在天涯经济论坛上发的帖子《谁在为增值税买单》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你可以用公式推导出来增值税最终是由消费者承担的，但根据本贴所论述，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三方共同承担了，只不过承担的比例不一样而已。）
那么我已经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帮助大家复习了一下弹性系数和税收归属的基本定义和原理，下面我们可以就具体问题展开论述了。
第一、有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我们把这些看成广义的税收）：
目前国家社会保险是强制性的，只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就必须办理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分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仅城镇户口）、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仅城镇户口）和生育保险（男女都交）五种。全国各地的缴费比例不一样，一般而言，劳动者个人缴费比例是其工资的11%左右，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该劳动者工资的30%左右（有地区差异）。一般的老百姓可能就认为，国家的政策这是在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为单位缴费是个人缴费的3倍左右。同样，住房公积金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负担，但最终都存如劳动者的帐户。所以又有人认为住房公积金也是国家政策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个人占了单位的便宜。但根据我们已经论证过的，税收不论是向用人单位征集的还是向劳动者征集的，最终都会由双方承担。在自由市场中，哪一方也占不到便宜。而且根据我下文的论述，你会发现，问题简直会更加糟糕。因为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占了便宜，而劳动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
把劳动关系看成一个商品市场，我们有两条思路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思路是在这个商品市场中，认为劳动者是供应者，用人单位是需求者，那么很显然，商品就是劳动力（即劳动者提供的智力、体力方面的劳动），货币就是单位提供的工资加福利。劳动力这种商品，对用人单位而言，其实不是必需品，而是具有奢侈品的性质。奢侈品有哪些性质？我们再回顾一下，奢侈品的供应者不容易转型，在本例中就表现为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力的质量在短期内不容易发生改变，比如法律专业毕业的学生，短期内可能只能提供法律方面的劳动，你让他提供IT方面的劳动，他得经过长期转型（培训或上研究生）才行，而一般的工人，只能提供力气活的，你让他成为技术蓝领，他也要经过长期培训。奢侈品还有对需求者而言还有一个性质就是可有可无，并且有替代品，我们看看劳动力对用人单位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呢？如果雇工人成本（工资、保险、公积金等）太高，工厂完全可以不雇佣工人，它可以买全自动化的生产线，只请几个高技术的管理人员。反之，如果雇工人成本低，低于全自动化的生产线，那么工厂也许就会实施密集型劳动力的发展路子。这也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主要原因。
那么在这个思路中，商品市场上的商品——劳动力，是奢侈品，也就符合我们讨论过的奢侈品的性质，是非弹性供应并且弹性需求的。当劳动力的价格（工资、保险、公积金等）有一定变化的时候，其供应量变化不大，但其需求量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国家政策是强制用人单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这相当于国家强制提高劳动力的价格，这样在市场上，求职的劳动者数量不会有太大变化，但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相对大幅度地减少。劳动力形成供大于求的局面，于是乎就通过社会平均工资大额降低的方式来降低劳动力价格（工资只是劳动力价格的一部分，因为劳动力价格还包括广义的税收，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等）。社会平均工资降低的情况下，劳动力价格也相应降低，劳动力供应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用人单位读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于是就形成当今这种“人人有口饭吃，但工资都不高”的局面。更有甚者，工资过低、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形成民工荒的局面。
所以从第一个思路分析来看，广义的税收（社会保险、公积金）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负担的，而且劳动者负担的份额更多！劳动者丝毫没占到用人单位的便宜，用人单位也丝毫没为劳动者多付出工资外的福利，反而承担了美名！
我们也可以用第二种思路来分析劳动力市场，得出的结论也是一样的。也可以认为这个市场中，用人单位是供应者，劳动者是需求者，商品是工资和福利，货币是劳动力。很显然，从这个角度而言，商品就成了生活必须品。生活必须品的性质是我们讨论过，是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同样得出劳动者负担广义税收份额更多的结论！（具体分析不再赘述了，原理和方法与第一种思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问题时，我们以劳动力市场来做分析，通过两种不同的思路（其实是以两种相反方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不论向谁征收，都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承担了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而且劳动者承担得更多！
二、商品房政策（商品房的登记费、过户费、贷款利息等）
同样，商品房市场上，如果把商品房看成商品，把人民币看成货币，那么对供应者（政府、开发商、炒房者）和需求者（普通老百姓）而言，房子是生活必须品，弹性供应并且非弹性需求的。那么针对房子的一切广义税收，大部分是由需求者（普通老百姓）承担。如果用另一种思路，把人民币看成商品，把房子看成货币，那么普通老百姓就成了供应者，政府、开发商和炒房者就成了需求者。这时的商品——人民币符合奢侈品的特征，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因此，中央银行两次提高住房贷款利息，各地政府出台政策对炒房者征收高额的过户费等措施，表面上看好象是限制房价，实际上经过我们的分析，最终而言还是普通老百姓承担了大头！
通过以上两个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房市场的分析），我们都得出老百姓承担税收大头的结论。这个结论可以推导出一条普遍的原理：供应者和需求者共同承担了政府税收，但非弹性的一方承担得更多！这从原理上也很好解释清楚，因为非弹性的一方就意味着数量对价格的变化不敏感，所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而弹性的一方意味着数量对价格变化敏感，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因此非弹性的弱势地位者吃亏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从这些经济学原理里边，大家也看清楚了，不论国家政策表面上是如何偏向普通老百姓，其实质上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甚至我们可以更大胆地下结论，与普通劳动者无关的企业所得税等企业应负担的税收，本来是企业的成本，实际上最终是由企业和劳动者共同承担的，而且由于劳动者的非弹性特点，大部分都落在了劳动者的头上。
顺便再说说我在文中一笔带过的增值税问题。根据我们的结论，表面上增值税是由消费者承担了，但实际上还是生产、流通、消费者三方承担的。把生产房与流通方的供需看成一个市场，再把流通方与消费者的供需看成另一个市场，就能分析出三方承担的结论了。所以大家也不要那么愤怒，认为增值税完全是由我们普通老百姓承担；但大家也更不要有什么欣慰，因为对非弹性特点的消费者而言，承担的是增值税的大头。
把我上一段话中的“增值税”三个字换成任何一种国内的税收、福利、保险、社会公共利益等，这句话都可以成立，哪怕是表面上与老百姓完全无关的
基本上不是核心就不难发表。经济类很多，随便就可以找到。
版面费一般都是200到250一个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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