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多年来中国的GDP 每年以9 %左右的速度递增,这种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对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以及理论界围绕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最新争论进行了综述,并在此提出管窥之见。【关键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综述 Abstract : The GDP of China has increased at the speed of 9 %for 20 year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high speed is outstanding that attracts the atten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paper , the author gives an overview on the latest theories of the causes for China’s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iscussion centered on it s perspective. Meanwhile , the author present s her proposals.Key words : economic growth ; economic development ; overview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一) 经济增长理论综述1.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马克思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及其发展。生产力总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所组织和运行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2. 西方主要流派的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颇具代表性的主要有:模型派。该派以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剑桥经济增长模式为代表,通过建立经济增产模型解释经济现象,强调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作用。结构派。该派以刘易斯、罗丹等为代表,认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一国经济量和能力的增长与扩张过程与经济结构的转换的过程的统一。新增长理论派。该派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收益,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同时他们还确认了制度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派。该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良好的经济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数。(二) 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综述众所周知,20 多年来中国的GDP 每年以9 %左右的速度递增,这种经济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理论界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做了各不相同的分析。有的学者认为,宏观制度变迁对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有重大贡献。1978 —1999 年间我国在产权制度、市场化程度、分配格局以及对外开放度等几方面的变迁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指出,以非国有化、市场化、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宏观制度变迁为20 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可靠的制度支持,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到了其他因素难以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制度创新与变革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有的学者指出,投资驱动型增长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长达20 多年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投资的超高增长。他们指出,有资料显示,1978—2002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长11 % ,比经济增长速度高1. 7 个百分点,投资率平均为36 %左右,尤其在经济扩张期投资率往往超过40 %。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的学者强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很大差距,较好利用技术转移与创新所形成的后发优势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他们以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为例分析指出,中国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比较多,资源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潜力很大。正是依靠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并不断提高自主创新与应用能力,使中国经济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匪浅,进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发展。有的学者根据卢卡斯的增长理论分析指出,我国经济能取得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以及大量的外商投资。他们认为,国际分工正从以产业产品分工为界线向以要素分工为界线发展,各个国家凭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并形成一个分工体系。中国的要素优势在于廉价、优质、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1992—1997年,中国吸引外资2 05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如此庞大的国际资本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双赢局面使中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与增长。还有的学者看法是,不同的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不同的。他们认为1977 —1997 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属于制度供给型经济增长,即通过改革以新体制代替传统的严重束缚生产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促进经济增长。而从1998 年至今,经济增长从制度供给推动转向了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但由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因此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上述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分析各有特点,但他们大多侧重于不同的方面,并没有对经济增长原因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全视角的分析。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解读需要从多层面、全视角综合地进行,只有这样才能更接近我国经济的客观实际。不过这还需要以经济学为主的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景是当前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地快速增长,直接关系到各项改革措施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企业利润与投资者的收益的增减和城市职工下岗、农村贫困等问题的解决,以及整个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无论是企业、投资者、政府还是普通百姓都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于是,究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久,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景如何便成了当前理论界关注与争论的焦点。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三种观点:1. 以胡鞍钢、林毅夫等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前景看好,认为中国能保持20至5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其依据在于:首先,中国现实国情表明其现在处于现代化的初中期阶段,起点低增长潜力大。他们指出,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基数小,增长快;基数大,增长慢,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具有追赶效应,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将成为必然趋势。其次,在未来几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城市率将大大提高,城市人口的增长若按年均10 %计算也将高达1. 4 亿,这会带来巨大的新增城市人口购买力,加上农村潜在市场的开拓,将推动相关产业如家电产业等的高速增长至少可达20 年。再次,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中凭借质高价廉的劳动力、日趋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市场和政府鼓励等要素所形成的综合优势而日益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这无疑也会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2. 部分学者以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依据,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持久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当前社会发展中的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资源与环境等问题的存在,轻则将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重则将使中国陷入像拉美那样经济停滞不前的泥坑。其中有人认为,单单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就很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滑落,并使我国经济出现较长时间的衰退。另外有专家指出,中国近年来人均收入增长率低于GDP 的增长率,加上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倾向和资本收益的外溢,将会极大地制约储蓄率,而储蓄率的下降与资源瓶颈的约束都会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增长。还有人认为,贫富差距的扩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导致消费的严重不足和相应产能过剩将抑制经济增长,甚至可能演化成经济社会危机。3. 还有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增长前景持相对客观、冷静分析的态度,他们既看重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形势,又能慎重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与隐患。他们认为,任何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他们对现存诸多突出问题深入分析后指出,很多问题的存在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的,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变。其中以吴敬琏为代表的资深学者指出,我国传统工业化道路的体制基础仍未消减,这种增长模式推动的工业化道路的系列负面效果,比如造成土地、淡水、煤、电、油等稀缺资源高度紧张,生态环境加速恶化,配置不当,经济结构扭曲等问题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增长。他还进一步分析指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干预经济问题,是体制改革问题。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最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最终能够通过发展自身得以解决,未来几十年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为迅速的一个重要时期。三、作者观点诚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均增长率以9. 8 %的速度增长,增速名列全球第一;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七位;其他经济指标都有令人羡慕的数字。同时从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为中心,不仅形成了东亚“经济圈”,而且形成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这都是令人可喜的。但是正如上述争论中所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中国高速增长的基石是不够稳固的,它的下面还潜伏着不少流沙,如果处理不好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地进行,经济增长是否伴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生产的规模化,经济增长能否使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有显著提高和生活环境能否大大改善,笔者认为,关键确实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实现扩大再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资本存量的增加等。二是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提高生产效率。这主要通过知识的增长、技术进步、生产管理的改善、规模效益、资源转移、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改善以及较好的经济政策来实现。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增长既依赖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也依赖于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实现较高速度的持续增长,就必须同时注意资源投入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一定的积累和资源投入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但是,高积累和高投入只是保证高速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如果高积累和高投入不但没有伴之以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严重下降,即使一时实现了高速度,这种速度也不能持久,经济增长方式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只有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条基本途径结合起来,在维持较高积累率和资源投入率的同时,又特别注重提高全要素的生产率,方能实现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可是我们知道,改革以来,中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显著提高,但是中国经济运行总体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 %以上,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而且中国经济进程中的许多突出问题,如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表明,不彻底改变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难以为继。因此,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中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现实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中国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扩展,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必要的体制环境和外部条件。再次,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政府不断增加的教育、研究发展经费的投入,将大大加强基础研究的力度,提高应用研究的水平,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直接动力。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和推进清洁生产,同时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通过优化结构促进环境保护,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型发展道路,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途径。第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所以必须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系列难题。第六,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和谐有深刻的要求,即要求建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均衡关系。这需要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坚持按“五个统筹”原则努力提高农村发展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法制秩序等。总之,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才能使中国经济增长建立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之上。而这种转变的实现,则意味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趋势将勿庸置疑。另外,笔者还想指出的是,我们在注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不应再以生产指标和经济增长为最终与唯一目的。毕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仅仅只是GDP 的增加,不仅仅只是物质财富的增长,也不仅仅只是企业利润的增多,而最终应当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人的需要的全部满足上。因而应把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追求目标,坚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并最终使经济发展服从于、服务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首先你应该掌握有关宏观经济指标（如GDP及其构成、DNP及其构成、进出口总额、人口总数、就业人口、外汇储备、国家财政收入、货币发行量）的历史数据（特别要注意刚刚公布了经济普查的数据，这一数据对历史数据有重大影响），其次，要掌握目前国际经济走势及其原因，因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发展有重要的联系）
在此基础上：
一、宏观经济走势分析（注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原因）
二、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特点及影响因素（特别注意经济资源拥有使用状况，如能源供销的平衡状况）
三、影响宏观经济走势的这些因素变化的情况和对未来的预测（最好使用一些经济计量模型）
斯、对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最好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来预测）
2016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2016 年将是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探底的第一年， 也是近期最艰难的一年。 各类宏观经济指标将进一步回落，微观运行机制将出现进一步变异。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存量调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扩展带来契机，从而为
2017 年经济周期的逆转，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础。在世界经济周期、中国房地产周期、中国的债务周期、库存周期、新产业培育周期、政治经济周期以
及宏观经济政策再定位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将在 2016 年出现深度下滑，本轮周期的第二个底部可能在 3-4 季度开始出现。
仍有诸多问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并将一起决定着本轮中国经济下行的底部
以及底部下行的深度和持续的长度。 2016 年不仅要面对探底的不确定性， 同时还将面临两大类风险：一是微观主体行为整体性变异带来的宏观经济内生性加速下滑的风险 ; 二是各种“衰退式泡沫”带来的各种冲击和系统性风险。
一、国际宏观经济分析
2016 年世界经济难以摆脱 2015 年的低迷状态。
（1）美国货币政策的常态化、 中国进口需求的进一步回落、 国际大宗商品的持续下滑以及全球制造业前期错配带来的深层次问题的显化， 都决定了 2016 年新兴经济体的动荡将超越以往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各类波动。
（2）各类地缘政治的超预期冲击可能导致欧洲经济复苏的夭折。
（3）全球投资收缩和贸易收缩并没有结束， 世界宏观经济不仅缺乏统一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更缺乏经济反弹的增长基础和中期繁荣的基本面支撑。
（4）是世界危机的传递规律决定了本轮危机从金融到实体、 从中心到外围的传递并没有结束，新兴经济体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刚刚开始。因此，世界经济不仅面临
总体性的持续低迷，同时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这决定了中国不仅将面临世界贸易收缩带来的持续冲击，同时还面临全球资本异动带来的冲击。中国经济难以在世界经济探底之前成功实现周期逆转。
（5）债务周期是决定本轮中国经济周期的最直接力量。 2015 年 6-7 月的大股灾加速了中国债务率的上扬， 2016 年中国 IPO 的全面重启、 地方债务的加速置换以及不良资产的剥离和处置将直接决定中国债务周期运行的状况。债务困局不打破，
吸金黑洞不消除，中国宏观经济中高速的良性运行机制就难以出现。
二、国内宏观经济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动力，在低迷中有繁荣，在疲
软中有新气象，在旧动力衰竭中有新动力，在不断探底的进程中开始铸造下一轮中
高速增长的基础。经过 2015-2016 年全面培育新的增长源和新的动力机制，中国宏
观经济预计将在 2017 年出现有效稳定的反弹， 并逐步步入中高速的稳态增长轨道之
中。这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的存量调整、全面的供给侧改革以及更大幅度的需求性
扩展带来契机，从而为 2017 年经济周期的逆转， 为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常态化打下基
础。
（1）2016 年需求侧发力，带动产业投资反弹
本报告采取了国际前沿、国内较为独特的基于准结构模型的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对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充分收集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预测，并提供各种政策情景模拟结果供决策参考。
一、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即期特征与主要风险
中国宏观经济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内部主要不确定性
1.不确定性指数不断攀升，投资和消费增速下滑
在Baker等利用《南华早报》编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之后，Davis等基于《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选取中文关键词再次编制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说，该指数搜索的关键词包括“财政”、“货币”、“证监会”、“银监会”、“人民银行”、“发改委”等，寻找到报纸中包含至少一个分类中的经济政策不确定关键词的文章，然后计算这些文章的数量，最后将其与该月两个刊物上所有文章数量相除得到该月份政策不确定性的具体数值，并将1995年1月的数值作为基准数据，最终计算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该指数同时涵盖中央政府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而且具有良好的连续性和时变性，能够较为准确的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中短期变动。同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中使用了这两本新闻刊物中包括“进口关税”、“进口税”、“WTO”、“贸易壁垒”等关键词的文章做月度统计，用以衡量外部贸易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
自Baker等公布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以来，已有大量文章研究不确定性与公司决策、货币政策有效性、金融市场行为等，其在多个维度上都表现出与宏观变量的相关性和一定的预测能力。课题组利用新发布的以中文关键词为基础的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发现其与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之间在2018年以来都存在负的相关性。进入2018年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不断攀升新高，由2017年的平均207点上升到2018年的平均278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由2017年的平均290点上升2018年的平均513点。2019年二季度以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3月份高达411点，并在4月份回落到319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3月份达到905点，4月份回落到392点。伴随着不确定性指数的增长态势，中国宏观经济同期出现反向的向下趋势，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经课题组计算发现，若取2018年1月至2019年4月的不确定性指数与同期的名义投资增速做相关性分析，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私营企业投资增速2018年以来相关性为-0.3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私营企业投资增速相关性为-0.21，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的相关性为-0.35，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相关性达到-0.39，表明近年来不确定指数的攀升确实负面影响了企业的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