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毕业就失业”，早已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今中国一系列就业问题中一道特殊的难题，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与农村就业的收入差异大，个人发展的空间与机会差异大；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结构———体制内（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行业等）就业与体制外（民企、私企、个体户）就业，所享受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性差异大。这样的二元结构，使得大学生毕业后大量涌向城市、涌向体制内，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形成过度竞争，造成了人才积压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客观上也使得大学生就业难度加大。
二是职介市场的服务能力有待加强。从市场发展的趋势来看，就业岗位与劳动者互相的要求越来越高，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岗位匹配成功率降低。2005年上半年全国劳动力市场平均月最大岗位匹配率仅为0.6xxxx，平均月最大求职成功率为0.74，这就意味着3xxxx的岗位因找不到合适人选匹配，有约四分之一的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岗位。由此可以看出，职介市场存在着突出的供需结构性矛盾。 三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尤其是在50至70年代产生了近3亿的“激增人口”，对今天的就业形势影响极大，必须经过数十年才能得到逐步缓解。正是由于人口多，基数大，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也多，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很高的客观事实决定了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当代大学生在这种就业大环境下，其就业形势不可能不受到冲击和影响。
四是与大学生领先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知识层次比较，大学生目前的就业观念整体仍相对落后。虽然高校是接受和传播先进理念的前沿阵地，但在大学生中“一次性择业”、“稳定性第一”、面子问题等传统观念并没有得到彻底根除。到大城市去、到体制内单位去、就业岗位要令人羡慕等等，仍是现今大学生就业的追求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大学生就业时专业是否对口，是否能够用其所长就不再被考虑了，这也造成了学不致用、才不所专等人力资源浪费现象。
要解决这些问题，从外部因素来说，一是要缓和我国城乡分割、体制内外分割的现状，切实缩小二元差距。现在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二是加强劳动市场的建设，使之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用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活化”市场。 三是针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与引导，使之提高就业能力、工作能力、职位转化能力，并大力促进“灵活就业”和“储备型就业”。而从内部因素来说，大学生自身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首先摒除“一次性择业”的观念，不要总希望“一步到位”。假设大学生选择的是一次性就业，那么大城市的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必然首选， 但做出这一选择的同时也就选择了残酷的竞争。而大学生如果选择“多次就业”，打破传统的观念壁垒，先到竞争较弱的小城镇小单位就业一段时间，积累了一定的工作和社会经验后再向更高层次迈进，成功概率一定会更大。笔者就很提倡这种“边就业边择业”的思路。许多大学生常抱怨大多数用人单位总是在招聘时加上一条“有相关工作经验”，使他们应聘无门。这固然是一种人为障碍，但是这种“多次就业”的思路显然要比“一次性择业”更易跨过这道障碍。
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这一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全社会各部门各领域以及大学生群体自身的共同努力，按照“市场调节就业，劳动者自主择业，政府指导就业”的正确思路，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才能摸索出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近年来， 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 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42.5％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 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9倍扩大到1994年的6.6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2.3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 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23、0.28、0.295；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09、0.341、0.336和0.336.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0.343、0.389和0.397，接近0.4，2000年达到0.417.（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45.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0.33扩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扩大至0.458，有的地区已经达到0.467.（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0.474.还有学者认为，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0.4左右；中估计为0.45左右；高估计为0.5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 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90∶1，2002年更是上升到3.11∶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3.4％，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8％，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 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为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NEWS.COM.CN.）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 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0.2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0.6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0.4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 国0.45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0.4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0.4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 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 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 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 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 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 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 国的国情，修正0.4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 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 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 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 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 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 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 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 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 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 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 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 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内容摘要]本文对于财政平衡及赤字,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自定义性的分析开始,作了分层次的通盘考察,涉及到赤字的口径、比重、弥补方式、财政收支安排原则等等,并展开到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关系的勾画,以及财政赤字经济影响的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财政赤字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一种财政政策工具,利用得当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一)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的概念
财政平衡是指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在总量上相等。如大体相等,可称为基本平衡。财政赤字是指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会计上将其用红字表示,所以称为财政赤字。财政平衡和财政赤字通常按财政年度计算,我国的财政年度与日历年度相同。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收支相等,也就是财政平衡;二是收大于支,即存在财政结余;三是支大于收,发生赤字。从我国和其他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编制预算时,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但预算执行结果收支完全相等、分毫不差的情况几乎没有,不是收大于支,就是支大于收。因此,只要收支相差不多,就可以看作财政大体平衡。
(二)赤字与赤字预算
财政赤字是一种统称,出现财政赤字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编制预算时就是支出大于收入,留有一块缺口,这是事先有计划地安排的赤字,这种预算称为赤字预算;另一种是预算安排中并没有赤字或者赤字数额很小,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收入减少或支出扩大,结果出现赤字或增加了赤字的数额,这种执行中出现的赤字也称决算赤字。
预算是平衡的,决算出了赤字,一般来说只是个别年份因天灾或工作失误等而造成的。而赤字预算则一般是和赤字政策相联系的,因为有某种需要,政府事先有计划地安排了赤字的使用方向,以达到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等目标。
(三)长期平衡与当年平衡
一般讲财政平衡,多指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近几十年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长期平衡的观点,他们认为财政的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要与经济周期相适应,因此,追求财政平衡也不能只着眼于当年,而应着眼于长期的平衡,在一段时期内,有些年份出现赤字,而另一些年份有结余,从整个时期来看,只要总量大体平衡,就可以认为是财政平衡。
(四)财政赤字的不同口径
如何计算财政赤字的数额,不同国家使用的口径有所不同,最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口径:
第一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债务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支出)
这一公式又可表示为: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债务收入-债务支出)
这里首先明确一下公式中的概念:经常收入是指政府通过税收等法定渠道所取得的财政收入;经常支出是发挥政府基本职能所安排的支出;投资支出是与固定资产形成直接有关的支出;债务收入包括国家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收入、向国外或银行的借款收入;债务支出是指还本付息的支出。显然这一公式所表示的赤字就是我国通常所说的“硬赤字”,即国家通过举债手段仍未能弥补上的入不敷出硬缺口。
第二种:赤字(结余)=经常收入-经常支出-投资支出
按照这一口径计算,如果出现了财政赤字,说明财政在其正常收入的数量规模之外,多支出了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通常是通过政府举债来弥补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赤字”。
这两种口径的差别就在于是否把年度债务收支计入正常财政收支的范围。各国对债务收支的处理方法是不相同的,日本把国债收入列入国家岁入之中,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大多不把公债收入作为正常的财政收入。1993年之前,我国是采用第一种口径计算财政赤字的。1993年以后,已经改为采用第二种口径了(但在付息支出的处理上仍与西方通行口径有差别)。
(五)中央、地方、全国财政赤字及赤字占GDP的比重
多数国家的预算是分级编制的,中央政府预算中的赤字,称为中央赤字;各地方汇总的地方预算中的赤字叫做地方赤字;全国财政赤字就是将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汇总后,将两部分赤字(结余)相加后的全国总赤字。
一般而言,各国中央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多,而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很少。这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力,其借债能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一旦出现赤字要通过以后年度压缩支出或增加税收来弥补。像美国,近十余年来联邦政府几乎年年是赤字,而州和地方政府则基本是略有结余的。按照我国《预算法》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是不能出现赤字的,在实践中地方出现赤字的情况也比较少。
衡量一个国家财政赤字的多少、财政状况的好坏,进行财政赤字的年度间或国际间比较时,通常采用赤字额占GDP比重这一指标。
赤字额占GDP的比重,即是将赤字数额与GDP进行对比,它反映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程度和财政稳固状态的区间。一般认为这一指标的警戒线是3%一5%。
(六)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
在编制财政预算,安排财政收支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量入为出”,就是根据收入能力来安排支出,“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另一种是“量出制入”,就是根据支出需要来组织收入,“要办多少事,去筹多少钱”。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量入为出”作为安排财政收支的原则。但在实践中,有时必要的支出无法压缩到收入能力之内,仍然会出现财政赤字,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年份出现赤字,就是这种无奈的结果。
因此,对“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的理解不能绝对化。“量出为入”并不是要满足所有的支出需要,关键是要合理地确定政府的职能范围,安排支出时从当时当地的经济水平和人民负担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入”应该是按照政府履行职能需要积极组织的收入。从逻辑上说,政府理财在收支规模方面第一个层次的原则应是在明确政府合理职能范围和必要支出任务的前提下设计筹措财力的通盘框架,即“量出制入”;而后,应在财政常规运转、安排落实具体项目的层次上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即“量入为出”。这样,量出制入和量入为出是在先后两个层次上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原则,积极组织收入和合理安排支出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不可偏废。
财政赤字的弥补
(一)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各异,形成财政赤字的原因和赤字计算口径不一样,因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也有差别。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种:第一,用往年财政结余弥补;第二,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第三,发行公债,以债务收支弥补赤字。
1.往年财政结余弥补赤字
“所谓财政结余,并不是结余钞票,而是结余相应的物资”。①运用上年结余弥补当年赤字,只要是真实的结余,便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来源。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不会影响银行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也不会引起债务负担。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支状况看,从1979年至今实际上只有1985年略有结余。因此利用财政结余弥补赤字在实践中无法实现。
① 《陈云文稿选编(1952-1962,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2.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财政向银行透支是指财政从银行取得资金用以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法;财政向银行借款则可看做是有偿透支,即付息借款。在我国,两种方法的效应实质上差别并不太大。这种弥补方法具有三种运作过程和后果:
(1)如果银行是用压缩原有贷款办法或用银行存差向财政垫支,这种垫支都是有物质作基础的,货币发行可以保持在经济性发行范围内,对整个宏观经济的总供求平衡不会产生冲击。
(2)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部分超过了银行承受能力,这时超出的部分将引致银行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而这部分“财政发行”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这将引起需求总量膨胀的不良后果。
(3)如果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银行完全没有承受能力,这时,完全靠毫无物质基础的非经济性货币发行来弥补。这将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非经济增长,使社会购买力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90年代初,考虑到银行业务发展情况和体制改革深化等因素,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再采用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
3.发行公债弥补赤字
通过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是现代各国的普遍作法。尽管各国财政赤字形成原因和发债自的是不尽相同的,但各国发行国债的绝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用于弥补政府财政赤字。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发行内债弥补赤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多,资源贫乏,生产力低下,仅靠国内筹集弥补赤字的能力有限,还向国外发债弥补赤字。用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实质上是将不属于国家支配的社会资金在一定时期内转为国家使用,是社会资金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的转移和使用结构的调整。以发行公债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要合理掌握,一般不会影响经济正常发展。这主要是因为:
(1)发行公债只是将部分社会资金的使用权暂时转移,使分散的购买力在一定期限内集中到政府手中,不会改变流通中的货币与可供物资的对应关系,因此,适度的国债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2)公债的认购通常实行自愿的原则,通过发行公债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社会资金运动中游离出来的部分,即社会暂歇的资金,将这部分资金暂时集中使用,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不能把公债视为可以无限制使用的弥补财政赤字手段。当财政赤字长期、连续、大量发生,债务规模超出合理区间,形成债台高筑局面时,就可能引出危机性的后果。而且,社会闲置资金是有限的,国家集中过多往往会侵蚀经济主体的必要资金,从而降低社会经济生活的活力与效率。
(二)我国财政赤字弥补的概况
1993年以前,由于我国的赤字是财政的经常性收入与债务收入加在一起之后,仍然入不敷出的硬缺口(硬赤字),当这种赤字发生时,因国债收入已经打入预算收入,弥补硬赤字只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过去年度的财政结余,从我国实际情况考察,这种方式余地极小,因为1979年以后连续出现赤字,已经没有结余可利用。另一条途径是向银行透支或借款,这种弥补方式容易引起“赤字货币化”的通货膨胀。例如1979~1980年发生较高额的赤字,按硬赤字口径计算,1979年为170.67亿元,1980年为127.05亿元。1980年财政向银行透支额的年末余额为1 70.2亿元,引起了当年和下一年度的货币发行量较大幅度的增加和零售物价指数的上涨,1979~1980年零售物价指数共上涨8%。1994年,国家规定财政不再向银行借款用以弥补赤字,财政赤字完全依靠国债弥补,至此,我国财政“硬赤字”计算口径不再存在,结束了财政向银行透支或借款弥补赤字的方式。1994年以后的财政赤字全部以发行国债弥补。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国民经济得以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它是一种复杂的动态过程,包括国民经济中的物资可供量(有效供给)与社会购买力(有效需求)数量相当、结构适应、流通顺畅。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
社会经济运行动态过程中,影响平衡的因素来自各个方面且千变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平衡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才是绝对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矛盾,使之不断达到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企业和居民只能在自己的收入范围内安排支出,即使发生借款也只是收入支配权的暂时转移。能够创造购买力、影响需求量的只有两个手段,就是财政和金融。财政和信贷的收支都是货币收支,是整个社会货币流通和资金收支与分配的两道“闸门”。
在我国,一方面银行代理财政金库,财政的存款是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银行向财政缴纳利润或税收,并且购入财政发行的债券。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由财政和银行共同提供的。不论是财政出现赤字,还是信贷出现了不平衡,都会影响到社会总供给的变化。所以要保持总供求的平衡,宏观层次上的关键就在于管好这两道“闸门”。当我国取消了财政向银行透支的渠道以后,实际上财政赤字已经不能直接引发总需求的扩张了。但这时财政赤字仍然可以通过各种间接的渠道,引起银行过多发行货币和需求膨胀。
应该看到,50年代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方针,是与我国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1949年建国后,在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建设的进程,国家只能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统一调度使用,为此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从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都是通过政府的计划直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国民收入除了劳动者的必要消费部分外,绝大部分由财政集中起来统一分配,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的需要。这种体制决定了财政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只要财政收支能保持平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与总供给也就有了基础条件;而如果财政不平衡,就会很快引起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所以,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通过二十年来经济改革开放的实践,我国经济与旧的计划经济相比,在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政府计划与调控经济的方式发生变化,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已经很小,市场机制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中发挥着作用。
(2)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在经济运行中自主经营,展开竞争。目前我国非国有经济成份在产值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企业正在实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调整结构为目标的战略性改组。
(3)通过对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收入大幅度增长,城乡居民的个人消费和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大提高,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4)随着银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巳形成了中央银行调控下较完整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信贷资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货币政策成为调控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况的有力杠杆。
(5)国际收支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着上升,随着对外开放,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NP的比例巳由1978年的不足10%,上升到接近40%,1979~1997年间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近35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收支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对国民经济及总供求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6)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波动“自然节律”因素,在我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正因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了这些重大的变化,财政虽然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两者应该、也必须互相配合,来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尽量避免或减少其对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损害。因而,在这一总目标下,我们就不能孤立地追求财政的平衡,而是要特别注重财政与金融的协调平衡以及社会总资金运行与社会供求总量与结构的综合平衡。为了这个目标,有时还需要财政或银行在不同年度采取紧缩或扩张的政策,这与财政平衡方针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
经济的市场化以及经济情况的复杂化,决定了今天综合平衡的调控手段要由过去的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间接调控为主,调控对象也要由过去对实物形态的指令性安排为主转变为以价值形态的杠杆调节为主。但是,这些并不能否定综合平衡思想的内核。
回顾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国民经济的供求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出现较大波动的时候,人们就肯定和重视综合平衡的理论,并据以进行经济调整;当经济调整恢复了平衡,国民经济顺利运行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就往往出现否定和抛弃综合平衡理论的倾向;当因此而使平衡关系遭到破坏,便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这种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社会总供求平衡与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另一方面说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容易导致国民经济出现反复,甚至付出高昴的“学费”。
在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经济周期”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如何熨平经济周期波动,减少它带来的损失,即实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是我们必须着力探讨的重大课题,并且要跳出计划经济下固守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框子,把眼界进一步扩展到跨年度、跨经济周期的相机调控及动态中与货币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全方位协调配合。西方各国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实施反周期调节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成功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的实践,是在新时期通过宏观调控寻求总供求平衡的典型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