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贵州公报》：1909年（宣统元年）下半年创刊，设总发行所于贵阳金井街竹筒巷。该报为宪政预备会主办，曹兴镛任社长，先后担任总编的有陈廷策、王漱荪、吴南屏等，由贵阳文通书局承印。《贵州公报》初为每日一小张（新闻纸四开），民国元年以后改为一大张（新闻纸对开），单面印刷。省内新闻，多由各个机关、个人撰写；国内消息，多系转载外省大报。该报政治态度较为保守，是宪政预备会的宣传工具。于1920年（民国九年）１１月停刊。
２、《铎报》：1916年（民国5年）１月创刊，陈恩伯、邓用宪等先后任总主笔，每日出版一小张。该报为贵阳学术界所组织，属于民间性质。在护国运动中，极力宣传反对袁世凯称帝，有一定影响。1919年（民国８年）12月停刊。
３、《黔风》（日报）：1912年（民国元年）６月５日创刊，编辑人刘光旭，发行人张士安，报馆设于贵阳王家巷，自备印刷所印刷。实际上该报是后来成立的贵州统一党的工具，为戴戡等所控制。1914年（民国三年）龙建章任贵州巡按使后，《黔风》（日报）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４、《兴黔日报》：1925年（民国14年）３月１日创刊，设社址于贵阳独狮子街６６号，由刘介忱、程仲权、夏骏声等分任经理、编辑，该报系彭汉章主黔时之政府机关报
５、《贵州民众日报》：1929年（民国18年）６月９日创刊，刘介忱、贺梓侪、程毅、梅重光、贾如卒、夏骏声等分任经理、编辑，设社址于贵阳福德街７６号。该报辟有“中外要闻”“本省新闻”“专载”等栏目
６、《贵州改进日报》：1926年（民国15年）11月创刊，社址设于贵阳独狮子街76号，李锡祺任社长，凌惕安、赵民生、庹俊生先后任总编辑，是周西成主黔时的政府机关报。
７、《新黔日报》：1932年（民国21年）４月，９、《贵州日报》：1940年１月１日由《革命日报》改名。在吴鼎昌主黔后期及杨森、谷正伦主黔时为贵州省政府机关报。先是金诚夫、严慎予负责社务，后方秋苇、胡兰畦、向雷峰、胡骑、张宣泽相继任社长。日出一大张，共四版。第一版为报头及广告，第二版为国内新闻及社论，第三版为抗战时期开辟过“革命军”“大十字”“社会研究”“学艺”等多种栏目。该报刊登的省市新闻较多，对贵州各县亦常有特约通讯稿。1945年起增出《贵州日报》（晚刊）。1949年11月中旬停刊。
王家烈入主黔政后，将《民国日报》改为《新黔日报》
８、《革命日报》：1935年２月10日创刊
16、《新华日报》：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报纸，1938年１月11日在武汉创刊，日本侵占武汉后，迁到重庆继续出刊。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第二年，《新华日报》一方面在南京、上海筹备出版，一方面在重庆继续刊行它的“重庆版”，直到1947年２月28日被国民党强迫停刊，报馆人员向延安撤退为止
17、《新黔日报》（《新贵州报》《贵州日报》）：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立即派人接管了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贵阳版）、省政府办的《贵州日报》及中央通讯社贵阳分社，取缔了一切旧报纸。11月17日，在军代表和工人们的努力下，在原《贵州日报》社印出了八开两版的《电讯》报刊登五兵团司令部电台提供的新华社电讯。11月22日，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11月27日出版了最后一期《电讯》报。11月28日，《新黔日报》正式创刊。该报于1957年１月１日改名《贵州日报》，1967年1月1日改名《新贵州报》，1971年６月１日又改名《贵州日报》直至现在，现报社位于贵阳市宝山北路372号。
18、《人民日报》
池必卿，1917年生于山西平定。高中时即参加“12.9运动”,1937年加入中共。“7.7事变”后回到平定县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1978年6月调贵州省委第二书记，1980年7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离休。2007年在北京逝世。
原题
实事求是、敢于决策的省委书记
作者：王朝文

池必卿在贵州
池必卿同志在贵州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办的事情比较多。但我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还是他在贵州敢于决策，从贵州农村的实际出发，放宽农业政策，支持推行包产到户。这件事是最主要的，值得大书特书。
贵州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农民生活也很贫困。全省农业合作化以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一些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农民群众，自发地偷偷搞包产到组甚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际上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他们认为这样才能搞好农业生产，解决吃饭问题，可以避免“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生产积极性低的现象。
1978年3月，关岭县顶云公社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要求，在16个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当年增产效果比较明显。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的报道，介绍了顶云公社的做法，并在编者按中肯定了“定产到组”的社会主义性质。广大农民把这称为不是红头文件的“11号文件”，全省各地实行定产到组的生产队迅速扩大，有的地方还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他们理解现在的政策放宽了，既然能搞包产到组，也能包产到户。

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出现"姓'社'不姓'资'"这样的用语
随着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广大干部群众受到极大鼓舞，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尤其是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发展很快。从1979年秋收开始，到1980年春耕大忙前，贵州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变革实际上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公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农业文件，还传达了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我理解有两点最重要。第一点是反复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第二点是千方百计把农业搞上去，解决好城乡人民的生活问题。
1979年4月，贵州省委决定成立农业领导小组，协助省委抓好农业工作。当时我任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兼科委主任，搞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和民族方面的工作。1979年5月以后，我调整到农业战线搞农业工作。常委里头搞农业的还有张玉环。老同志有吴肃、张军直。1980年1月4日，中央批准我为贵州省委书记，同月省革委改为省人民政府，我当选为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
对于当时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起初省委的意见是要纠正。1979年12月，省委四届四次全会通过《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决定（草案）》，重申“要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强调“三不许”，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超出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1980年1月，省委转发《贵州省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座谈会纪要》，再一次强调“三不许”的规定，并要求“对分田分土单干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春耕大忙前，把容易纠正的先纠正过来，恢复集体生产”，其余的也要“确定纠正的步骤和方法”。

当年顶云公社社员“包干到户”签字场景（场景再现）
这个文件下发以后，全省各地立即派工作组对违反“三不许”的行为强行纠偏，打算坚决纠正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现象，及时扭转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歪风。这种强行纠偏的做法，遭到了广大农民本能的抵制。有的地区向省里“告急”，省里也很被动，形成了“顶牛”的严峻局面。
省委三令五申不准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对这个大是大非的政策问题，我是知道的，省委下发的纠正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文件，我也是同意了的。但是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势头很猛，农民群众坚决要搞，又该怎么办呢？我感到不晓得怎样搞才好。
正在这个时候，铜仁地委副书记韩德林、副秘书长钱云洲联名写信给中央的华国锋，也抄了一份给我。信里说：“我们山里东一家西一家，居住分散，有的已包产到户。看来（这种情况）死活也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希望中央支持我们，不要说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这封信春节前送到我手里，省里正在要求纠偏，我感到压力很大。以前碰到这类问题，不是支持就是反对，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如果我不是书记也就算了，但我作为分管农业的书记，不表态也不行，很作难。

池必卿下乡调研，自称《贵州日报》老编辑，农民和基层干部啥话都敢对他讲
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春节过后，我向池必卿同志请假，要求去遵义地区作调查研究，没说调查什么内容。正月初五（1980年2月20日），我邀了省农委副主任庞跃增、处长陈谨之，一行三人坐一辆“伏尔加”车去遵义。遵义地区的生产条件在贵州是比较好的，但同样有起伏，去这里调查很有代表性。
曾就读贵阳达德中学，贵阳师范学校。 1944 年起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先后在《贵州工报》、《贵阳力报》、《大刚报》、贵州通讯社、《民族导报》、《新闻界报》、《贵州民意》等报刊社担任记者、采访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编委等职务。解放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担任《新筑商报》总编，曾任贵阳工读学园校长，贵州思南中学、铜仁中学教员。改革开放以后，担任《贵阳工商报》主编 8 年，并任《大陆桥报》、《信息新闻报》执行编委。还参加省、市、区政协文史资料的组稿、撰稿和编辑工作，参与编辑省政协文史资料新闻出版专辑、参与编纂《贵阳市志·文物志》。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地方文史的研究，在《贵州日报》、《贵阳晚报》、《贵州政协报》等报刊撰写了《四十年代贵阳新闻界概况》、《大定司法制度沿革考》等文章。曾担任贵阳市新闻学会、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贵阳市政协文史委员、贵州省报业协会理事，省近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职业教育社贵州分社常务理事。曾被评为贵阳市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先进个人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优秀会员。1994 年被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