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跨学科领域，它建立在植物学、民族学、生态学、语言学、药物学、农学、园艺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专门研究领域。
民族植物学最早由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于1895年提出，当时的科学定义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在20世纪30年代，生态学原理和概念被引入民族植物学，将民族植物学重新定义为“研究人与植物之间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民族植物学为西方工业国家在新大陆寻找和调查植物资源、收集当地民族有关植物利用的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工业发展提供过许多新的植物原料，为研发新药新产品提供了大量的“知识原型”，从而源源不断地开发出许多重要的天然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纤维、色素染料等；为农业革命提供新的遗传育种材料和新型栽培作物做出过重要的贡献。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到上世纪中叶，全球植物资源的总量逐年下降，森林砍伐、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传统知识流失等问题日趋严重。民族植物学的学科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要的转移，由早期的从传统知识中寻找资源和信息、为工业生产提供可开发资源的研究工作，转移到研究植物资源和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等方面。
国际社会十分关注和支持民族植物学的发展。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联合国教科文教组织和英国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共同发起和实施的《人与植物行动计划》于1994年正式启动。在亚洲、非洲、中美洲等地开展应用民族植物的定点研究、能力建设和民族植物学系列出版物的编写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植物学在全球的发展，把民族植物学的经典研究引向应用研究，为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近年来，该项目在组织民族植物学高等教育教材编写、非洲和喜马拉雅地区药用植物保护与利用、非洲木雕业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和社会林业等若干重要领域都起到了方向性引导和方法学研究及传播的作用，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我国民族植物学习快速发展
民族植物学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介绍到我国。时任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的裴盛基教授成为这个学科的领军人物。1982年，他率先发表了我国第一篇民族植物学的论文《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从此，裴盛基多年从事植物学调查、采集、中国植物志编写、中草药普查、南药代用品研究、国产美登本抗癌研究等系列科研积累运用于民族植物学研究之中，开始了新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裴盛基将我国的植物学研究与国际交流接轨，培养了大批民族植物学研究人才。
在裴盛基等一大批学者的带动下，我国民族植物学从无到有、从局部到西部若干地省区、从研究院到实际应用、从国内到国际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
标志着我国民族植物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植物研究室的成立。1987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我国第一个民族植物学研究室。
199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将民族植物学学科列入基金指南，一批申报项目已获准资助。美国麦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山地发展中心、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等国际组织先后提供资助给国内十多个单位和上百人次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培训和推广工作。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GEF）组织高度评价裴盛基教授在主持贵州省生物多样性保扩项目申报工作中引进民族植物学的概念和方法，最近多个项目申报已获财政部批准。国际关注我国的民族植物学事业发展，我国也对民族植物学的国际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民族植物学应用前景广阔
民族植物学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依托于我国巨大的植物多样性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裴盛基等一批学者认识到，民族植物学研究不能囿于民族植物的调查、记载、编目和分析评价，而是要为国家发展特别是为西部大开发、重建西部秀美山川生态环境服务。裴盛基提出：中国民族植物学研究起始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东部地区有先进的技术和智力资源，有较强的资本和投资开发能力。当前，应当研究如何把东部的资本智力优势和西部的资源学科优势结合起来，推动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发展东部的经济，取得东西发展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结果。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正在经历一个从经典到应用、从局部到全国、从科研院所到产业化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民族植物学是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的科学，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人类认识、利用和保护植物的宝贵知识和实践经验积累的历史过程，它具有显著的地域性、突出的民族性和特殊的文化特征。用现代科学方法手段研究民族民间传统利用植物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实现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为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服务、为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提高做贡献，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根本方向和任务。
近年来，我国在民族植物学的基本研究方面，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区域民族植物学、植物类群民族植物学和植物利用类别的民族植物学研究上，如西双版纳竹类棕榈藤类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滇西北集市植物的民族植物学调查、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的研究等。
在民族植物学的应用研究方面，包括民族生态学研究、从民族药中开发新药研究、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山区扶贫等若干领域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如西双版纳轮歇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从哈尼族传统草药中开发“爱尼防感油”的研究、云南楚雄紫溪山彝族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西双版纳傣族“龙山”恢复与佛教寺院植物重建项目、云南高黎贡山社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云南江城明子山扶贫项目等，均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研究和试点推广成果。
在生物多样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协同进化关系方面，我国学者较先证明了传统文化信仰对植物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影响的观点，在对傣族“神山”信仰、佛教寺院植物、滇西北民族“圣境”信仰、云南民族食花文化等若干方面均进行了具有深刻影响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信仰文化持一概否定的态度，主张承认传统信仰文化中对保护自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自然保护的行动。
我国民族药的研究，在中药得到发扬光大的同时，也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民族药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民族医药研究院所，是我国从事民族植物学相关领域研究的最大专业人员群体。我国民族药调查取得显著成绩。据统计，在全国11446种药用植物中，民族药至少在8000种以上，其中藏药就有3600多种。近年来，从民族药中开发出的各类新药估计有千种之多，如藏药红景天、诺迪康；苗族药灯盏细辛、艾纳香、观音草；泰药亚呼噜、灯台叶、肾茶、美登木以及从云南民族药中开发出的排毒养颜胶囊；从四川民族药中开发出的三勒浆等等。
毫无疑问，民族植物学研究前景广阔，必将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在西部大开发中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文献综述
（一）中国中医药简史
1.中国古代中医药发展史
众所周知，中国医药学历史悠久。上古时代，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人们依靠集体打猎和采集植物维持生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误食了有害的食物，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有时也会因吃了某些食物，使腹泻、呕吐等疾病减轻或消除。这样经过长期的、无数次的实践经验，人们逐渐地积累了医药知识，并有意识的应用于疾病的治疗，从而便产生了早期的医药学。古代书籍中有“神农尝百草”的记载，这些记载虽属传说，但仍然说明医药知识是通过人类不断在生活实践和疾病作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从周朝开始，封建社会逐渐形成，由于铁的发明和应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至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医药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当时许多杰出的医学家，总结了历来的医学成就，著出了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全书分《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九卷八十一篇，共计十四万余言。它采用黄帝与歧伯相互问答的体裁，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指导，阐述人体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为中国医药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内经》主张人与自然是相应的，在论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时，处处结合四时气候、地理水上、社会生活及思想情绪等诸方面的变化，其观点主要是重视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内经》对人体解剖知识，如脏器质地、大小、肠胃及血管的长短等，都有详实的记载。如血液循环的概念，呼吸与脉搏频率的比例等，远比西欧早得多。
《内经》已明确了十二经脉、七经八脉，创造了中国医学重要学说之一——经络学说。在疾病诊治方面，已初步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在药性理论方面，提出了寒热温凉四气及酸苦甘辛咸五味的概念；并指出五味人五脏理论，也是后世归经学说的本源；方剂也有记载，全书共收载12个处方。
秦汉时代，医药进一步发展，这时《神农本草经》问世，简称《本经》。全书收载药物365种，不仅对药物疗效作了总结，而且对药物产地、采集、炮炙方法、剂型与疗效的关系，以及方剂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也都作了记述。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药学著作，所收载的药物疗效确切。例如水银治疗疥疮，麻黄发汗止喘，常山截疟，大黄泻下等等，内容丰富广泛，为后世历代本草的蓝本。 东汉末年，著名医圣张仲景，通过“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前人积累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著出了一部《伤寒杂病论》。经后人整理分为《伤寒论》与《金匾要略》两部著作。《伤寒论》在临床医学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形成了理、法、方、药比较完整的治疗体系。收载了100多个有效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承气汤。小柴胡汤。四逆汤等等，至今仍奉为经方而被广泛应用着，是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必读的经典著作之一。《金匾要略》论述了各种杂病的病因。诊断、治疗和预防等，为后世医学对杂病的诊断治疗奠定了基础。
唐代，孙思逸集唐以前方剂之大成，编著了《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千金要方》共收载方剂5300余首。他重视单方，验方的收集，总结了劳动人民在医疗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研究方剂的重要文献之一，由官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李箦，苏敬等22人在《神农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共载药844种，并绘有药物图谱。书成后，即颁行全国。后抄传至日本，列为医学生必修课之一。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颁布的药典早833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宋代，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氏把《嘉拓本草》和《图经本草》合二为一，并增药500余种，全书共收载药物1455种，每药项下附有图及单方。《证类本草》对药物归经进行了考证和阐述，对历代各家学说都予以收录， 因而保存了许多现已散失了的象《开宝本草》、《日华子诸家本草》、《嘉佑本草》等书的内容。宋大观年间，当时官府曾令将《官药局》所收载的方剂加以校订，写成《和剂局方》，共收载方剂297首。后经多次修订，命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载当时医家和民间许多有效方剂。如四物汤，四君子汤、紫雪丹、至宝丹等，大都采用丸散剂型，便于服用和保存，可谓当时的配方手册。
金元时代，不少医学家认真探讨古代医书理论，结合各自的临证经验，提出了不同的学术见解，这就是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其中以四大学派最为突出，即刘完素重视“火热”为病，对运用寒凉药有独到的见解，强调泻火，故称他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人体生病，都是感受外邪，善于使用汗、吐。下三法攻逐邪气，故称 张氏为“攻下派”。李东垣重视脾胃的作用，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主张，在治疗上善于温补脾胃，故称李氏为“温补派”。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 论点，并以此立论，常应用滋阴降火的药物治疗疾病，故称朱氏为“滋阴派”。诸家从不同角度总结了自己的临床经验，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理论和治疗经验，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在医学史上是做出了贡献的。但由于受到经验和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说，他们的理论和经验都是不完善的。严用和著《济生方》10卷，载方400首，是他个人50余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其中有不少方剂如归脾汤、济生肾气丸、清脾散等，直到今日还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着。张洁古著《珍珠囊》，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医学著作之一，全书讨论了100种药物，包括 “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随证用药之法”。归经学说，早在《内经》已有记述，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张氏所著《珍珠囊》进行论述和发挥之后，才成为运用中药的基本理论之一。李时珍对张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
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和中药方书的著作良多，其中最突出的当推李时珍和他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以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蓝本，参考医药书近500部，搜集历代诸家本草学说，再经亲自治病验证，或亲自到各地访问，采集和实地观察，加以辨认和论述，共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1096首，于1578年正式出版。《本草纲目》，全书约200万言，共52卷，它是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的总结，是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出版后发行全国，后来又被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或节译本，广泛流传国外。这部巨著，不仅是我国医药科学上的光辉硕果，而且也是世界医学和生物学重要文献，为世界医药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还有朱榆、膝硕编辑的 《普济方》是明代以前方书的总集。全书168卷，收载方剂61739首，是收载方剂最多的方剂著作。
2.中国近代中医药发展史
明清以来，中医对温病（急性传染性疾病等）的认识和诊治，有了长足的发展。在 理论方面，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纲领，形成了温病学派，这是清代医学 学术上的重要成就。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温病论治》（叶天士著）、《温病条辨》（吴鞠通著）。《温热条辨》（薛生白著）。《温热经纬》（王孟英著）等。这些著作者 被后人推崇为温病四大名医，他们对温病的理论和诊断和治疗，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到了清代，有许多简明、实用的本草和方书陆续问世。如《本草备要》（汪昂著）、《本草从新》（吴仪洛著）。《本草求真》（黄宫绣著）。《成方便读》（张秉成著）、《医方集解》，《成方切用》（吴仪洛著）等。这些本草和方书的特点：1、从“临床实际出发，精选方药，由博返约，便于学习和掌握；2、对每个方或药的组方意义和证治机理，都作了详细的注释和阐发，在理论上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3、药物和方剂分类方法，象《本草从新》、《医方集解》等，都采用了按功效分类方法，使本草、方剂的分类法更趋于完善和实用。自鸦片战争至解放前的100多年，我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在各通商口岸和内地，举办学校、教会和医院，并大量倾销西洋药品，使我国文化和科学饱受摧残。国民党政府推行民族虚无主义，否定祖国的民族文化，全盘否定中医中药，提出“废止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医中药事业濒于被消灭的境地。
值得提出的是少数从国外归来的药学家和药理学家如：汪敬熙、陈克恢、朱恒壁等按西方药学思想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研究对器官功能的药理作用。其中最有名的发现是从中药麻黄中提得麻黄碱，同时发现这个生物碱对心血管系统有类似“肾上腺素的作用，从而成为临床治疗多种疾病的西药。这个例子说明用现代药学和药理学研究中药是一条通向西医药之路；以植物成分纯化为化学单体的药学思路。这条路是18世纪西方药学家走的一条老路，从阿片到吗啡从洋金花到阿托品等。这正是西方药学家不承认中医药学是科学，而只把中药当原料，不需要学习中医药学就可以研究出新药，即 “废医存药”的错误观点，其结果使中医药学非但得不到发展，反而被废弃甚至被消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人民卫生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在我国存在着两个医药体系，即一个是有几千年历史，行之有效的中医药学体系，另一个是在世界（包括中国）发展了几百年现代医药学体系，两种医药体系共存在于同一块国土上，都在同疾病作斗争这一事实，有着不同认识和理解。是各自独立发展，互不往来，互不干预；是以谁为主；还是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取长补短、中西结合。争论也是相当激烈的，相当尖锐的。我党的政策是采取坚持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明确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创造中西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发展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正确道路。”几十年,来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我国医药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50年代未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西医药学习中医药的高潮；建立了中医药研究机构，开办中医院，中医药大学，培养出一大批高级中医、中药人才；编写出《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辞典》、《中医大辞典》、《中药的药理与应用》、《中药药理与临床研究进展》及《方剂的药理与临床应用》等专著；创刊了多种中医中药杂志与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90年版、95年版，收载中药材从509种增加到522种；中药成方及单味制剂从275种增加到398种等等。它们在继承弘扬祖国医药遗产，提高科研、教学、生产水平和保证临床用药质量等诸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标志中医药学进展过程的鲜明特征，是中西医药结合的思想和取得的最新成果。西 医药学的优势是现代科学技术，是以微观为特征，以局部观点研究细胞、分子、基因结 构与功能为研究中心，忽视了宏观、整体、相互制约与调节的理论基础。后者正是中医药学与东方文化思想的精华。以中西医结合的思想研究中医学，就可以取各家之长，逐步走向集体的、多学科合作的、具有创造性、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现代中医药学的道路上来。中药研究成果累累，已有几十种中药单体达到较高临床治疗水平。如青嵩素治疗疟疾，雷公滕皂甙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红斑狼疮等，靛玉红治疗白血病，黄连素治疗炎症等等。中医方剂的研究，在防治常见病、多发病方面，创造了一批新方剂，并不断地被验证和改进。如冠心H号方、宫外孕1号方、胆道排石汤、清胰汤等；经典方如生脉散、四物汤。补中益气汤、玉屏风散、六味地黄汤、安宫牛黄九、四逆汤、桂枝汤等的研究都受到重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近几十年来，中医药学研究进展，引起国际同行的重视。日本研究中药的思想仍是按西医药的模式，“有药无医”，因而限制了中医药在日本的发展。欧美一些国家也开始认识到中医药学的疗效，从而开始建立中医医院，中医学院、中医研究中心等组织。但是，从发展中西医结合的观点来看，仍有待今后逐步推动。
21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的科学文教事业必将有更大的发展，科教兴国的决策也将把中医中药事业推向新的高潮。既往开来，任重道远，中医中药研究有若干重要课题要我们去探讨。目前我国医学发展形成中医。西医与中西医结合的三支并存的力量。中医学具有继承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哲理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这些都是我们祖先代代相传而积累的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承井弘扬广大。
（二）厚朴简介及研究意义
木兰科植物厚朴为常用传统中药，为木兰科（magnoliaceae）植物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t Wils）或凹叶厚朴（Magnolia officinalis Rehd.et Wils.var.biloba Rehd.et Wils）是我国特产，树皮、花、果均可入药，是国家重点保护的中药材，而且是中国药典1995年版收载的常用药物，其性味苦、辛、湿，具有有温中、下气、燥湿、清痰、排满等作用，用于湿滞伤中、腕痞吐泻、食积气滞、腹涨便秘、痰饮喘咳等症，在临床上应用广泛，[1] 其干皮、枝皮和根皮是中药材中的重要成分之一。著名的半夏厚朴汤既是已厚朴为主要原料，辅以桔梗、枇杷、桔皮、防风、黄芪、川贝、延胡索、丹参等中药材，具有理气和中、消滞化湿的功效。而丙肝宁冲剂也是以厚朴与伏虎为主要原料制成的。
厚朴中含挥发油约1％，油中主要含β－桉油醇（β－Eudesmol,Machilol）,占挥发油的95％以上，有镇静作用。另含厚朴酚（Magnolol）及它的异构体约5％，有抗菌作用。此外，还含少量木兰箭毒碱（Magnocurarine）及鞣质。长缘厚朴的化学成分研究除文献报道的厚朴酚、和厚朴酚、β-桉叶醇及少量木兰箭毒碱外，其他成分还包括从长缘厚朴干树皮的乙酸乙酯部分得到的新的联烯丙基苯对苯醌型化合物木兰醌magnoquinone和七个已知新木酯类化合物。其中厚朴酚与和厚朴酚是一对同分异构体，二者高含量是长缘厚朴作为厚朴代用品的主要依据。
如下图所示即为厚朴中所含各组分的分子式图。
magnoquinone magnolol honokiol
4-O-methylhonokiol 3-O-methylmagnolol magnoldehyde
magnoligan A magnoligan C
1.分布
厚朴主要分布在我国长江流域，东自浙江、福建沿海，西至云南怒江、四川盆地西缘，南自广西北部，北至秦岭南麓、大别山，位于102~122° E,22~34°N。历史上主要商品来自浙江、湖北、四川等省，其中浙江的产量最大，占全国的40%~60%，湖北、四川各占全国的10%~20%。
厚朴的垂直分布幅度相当大，并随纬度和地形而变化。东部沿海多分布于海拔500~1200m的山地，西部山区分布教高，在四川峨眉山海拔1800m、湖北五峰香党坪药林场海拔1650~1780m仍然有天然林和成片人工林生长，但海拔1700m以上的厚朴一般虽能开花，但种子较难成熟。[2]
2.生物学特性
厚朴喜光，性喜凉爽、潮湿的气候，宜生于雾气重、相对湿度大、阳光充足的地方。产地年平均温度9~20℃，1月份平均温度2~9℃，年降水量800~1800mm，多在1400mm左右，水湿条件对厚朴生长和分布起着限制作用，其次是温度条件。
厚朴对土壤的要求高于一般树种，喜疏松、肥沃、腐殖质含量高、湿润、派水良好、微酸性至中性的土壤，一般以山地黄壤和石灰岩形成的冲积钙土为宜，野生的多混生在落叶阔叶林、毛竹林内，在溪谷、河岸、山麓等湿润、深厚、肥沃林地生长良好。人工栽培，在不同立地条件下生长差异很大。[3]
厚朴侧根发达，萌芽力强，主根不明显，一般有侧根9~15条，90%以上的根系分布在0~40cm的土层内，有强烈的趋肥性和好气性，栽于适地生长快，10a以前年高生长量0.5~1m，以后生长减缓；8~13a开始开花结实，15a左右可间伐剥皮，50a生厚朴高15~20m，胸径30~35cm，在林内能长成直干良材。
厚朴一般3~4月双周平均气温15℃左右开始萌动，气温18~20℃左右花叶同时开放，每朵花持续期15d左右，气温22~25℃、月降雨量200mm以上生长量达到高峰，在适宜的海拔范围内，海拔增高生长期延长，有利于厚朴生长。
3.厚朴在美容方面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日用化学品的消费量也在逐年呈现上升势头，美容化妆品几乎成为必备之物，而且社会需求与日俱增，仅据沈阳市的调查统计，1988年全市居民人均用化妆品的支出为5.30元，同1987年相比，增长了58.9%。近年来有了更大幅度增长。
九十年代以来，护肤品及防晒霜的消费量一直居高不下，可见人们对于自身肤质的保养愈渐重视。然而，大多数的防晒霜中都不可避免的含有各种化学成分，如铅、汞、砷等有毒物质，这些化学成分在对皮肤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会对人体肌肤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纯天然的护肤品及防晒霜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天然原料制成的化妆品，达到既美容又防病的目的，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愿望。
目前，在世界化妆品生产中，天然化妆品约占30%~40%。中国在天然化妆品的开发方面，充分利用了中药资源的优势，研制和生产出各种药物型化妆品，美化了生活，给消费者带来了福音。人皮肤衰老的主要表现为出现皱纹及皮肤松弛，由于面部被阳光照射的机会较多，因此会更加明显。近年来有报道称：厚朴中的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对紫外线有较好的防护作用，同时具有抗炎、抗过敏以及抗菌等作用，因而可以用来作为防晒霜的原料，厚朴中提取物制成的防晒霜系纯天然产品，对皮肤无伤害，刺激小，具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日本科学家西部幸修以照射性衰老模型小鼠探讨了厚朴预防光照性皮肤衰老的作用。
方法：无毛小鼠背部皮肤每周三次，照射紫外线十周（总量为4J/cm2）,作为光照性皮肤衰老模型。照射紫外线1h前涂抹10µvL厚朴提取液或赋形剂。10周后取小鼠背部皮肤匀浆，检测其中弹性蛋白酶、胶原酶、透明质酸酶等的活性。
结果与讨论：紫外线照射虽使各种酶活性增加，但厚朴提取液对上述酶活性有显著抑制作用。并且，电子显微镜观察光照性皮肤衰老模型小鼠的皮肤切片，发现胶原纤维被破坏，而涂抹厚朴提取液则对此有预防作用。上述结果表明，厚朴提取液对光照性皮肤衰老有预防作用。[4]
（三）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含量测定方法
在已发现的厚朴中，对于厚朴酚及和厚朴酚的含量测定方法很多，有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等。现将各种分析方法简述如下：
1.薄层层析－紫外分光光度法
将厚朴及含厚朴酚的制剂经过薄层层析分离后，在紫外光灯（365nm或254nm）下定位，再用一定溶剂洗脱后，用分光光度计测定其吸收度，计算含量[5～7]。厚朴酚与和厚朴酚经95％乙醇加热回流1h可提取完全，薄层层析可采用硅胶GF254板或硅胶G板，展开剂可用苯－甲醇（9:1）[6,7]。有人用此法测定了厚朴不同炮制品、不同商品规格厚朴、木兰科厚朴及凹叶厚朴中的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回收率高，稳定性好。[8]
2.薄层扫描法
将厚朴或含厚朴酚的制剂经薄层层析分离后，直接在薄层扫描仪上，在选定的λs和λR范围内扫描，经薄层斑点的面积积分值由回归方程计算出含量，不受气团成分的干扰，稳定性好、方法简便、结果准确。
3.高效液相色谱法
用高效液相色谱仪，在选定的色谱柱上，用适宜的流动相使厚朴或其制剂中的厚朴酚及和厚朴酚达到良好的分离后，经紫外线检测器检测得到峰面积，用内标法或外标法由回归方程计算含量，方法简便、快捷、重现性好，是质量控制的可靠手段。有人使用此法测定厚朴类药用植物[13]、厚朴和大叶木兰[14]、七种不同方法炮制的厚朴[15]厚朴不同炮制品[16]、厚朴等药材及多种剂型中厚朴酚的含量。
4.气相色谱法
用气相色谱仪，在选定的色谱柱内，用选定的载气，使厚朴中被加热气化的厚朴酚与和厚朴酚随载气带入色谱柱内完全分离，用内标或外标法测定，经检测器得相应得相应值，由微处理机计算出含量，方法简便、快速、重现性好，能较好地控制质量。有报道[17]用此法测定了厚朴及其提取液中厚朴酚与和厚朴酚。
5.表面活性剂荧光法
刘万军[18]用该法测定了厚朴中厚朴酚的含量，经实验选用了非离子表面活性剂OP乳化剂（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0.1％0.5ml进行增敏增稳作用，使测定灵敏度较紫外线分光度提高了2个数量级，提高了荧光量子效率，实现了对厚朴酚的荧光测定，再用薄层层析－紫外法进行测定。
6.一阶导数紫外分光光度法
王晓敏[19]等用乙醇为溶剂回流提取制得样品后用一阶导数分光光度法测定厚朴中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得含量。结果证明，一阶导数分光光度法可消除其他组分的干扰，在自动微分系统紫外分光度计上分别测定，两种方法测得结果均较满意，平均回收率在99％以上。
小结
对中药材的提取与分离的方法各式各样，效果也各自不同，本篇论文即拟采用索氏提取仪配合层析柱从厚朴原药中提取并提纯厚朴酚与和厚朴酚，并通过检测熔点及毛细管电泳－质谱连用的方法对所得厚朴酚与和厚朴酚进行分析检测。
二、实验
（一）实验原理
如综述所述，厚朴中所含的主要成分是厚朴酚与和厚朴酚，二者系同分异构体，因羟基所在的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二者的极性有所不同，依据这一原理，可以利用硅胶柱层析的方法，通过改变洗脱液的极性，从而达到分离二者的目的。
（二）实验药品
厚朴干皮（购于中国矿业大学西门外百惠药店）
薄层层析硅胶G（青岛海洋化工有限公司）
石油醚（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乙酸乙酯（上海东懿化学试剂公司）
氯仿（上海建信化工有限公司）
95％乙醇（南京化学试剂厂）
羧甲基纤维素钠（上海凌峰化学有限公司）
以上各试剂均为分析纯
（三）实验仪器
索氏提取器
真空干燥箱
显微熔点测定仪（北京泰克仪器有限公司）
JB－3型定时恒温磁力搅拌器（上海雷磁仪器厂新泾分厂）
MP200B型电子天平（上海第二天平仪器厂）
RE－52A旋转蒸发仪（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此外还需30×80mm色谱柱一根
常用玻璃仪器若干
（四）实验流程
由于购得的厚朴系主干皮，呈双筒卷状、质韧不易折，故为方便下步实验，需先对其进行干燥并切碎，之后再对厚朴进行提取。
关于厚朴的提取，我设计了两套方案以选择其中较好的一套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
方案一、将粉碎的厚朴经95％乙醇回流提取，提取液经旋转蒸发
得浸膏，浸膏经石油醚、乙酸乙酯清洗，再使用乙酸乙酯溶解之后再次旋转蒸发，可得到乙酸乙酯提取物浸膏约8.21g。
方案二、使用索氏提取器，将粉碎后的厚朴先通过石油醚回流，
连续提取，再经过乙酸乙酯回流提取，所得提取物经旋
转蒸发也得到浸膏约11.43g。
在远古时代，当人们依赖于采集野生植物为食的时候，就同植物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对所谓“原始民族”和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动物及其产品的粗略研究。1895年美国学者哈什伯杰（J.W.Haoshbdeger)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的说法，即Etbno-botany，指出民族植物学是研究土著民族利用的植物，通过研究他们用作食物、衣着、住房材料的植物，阐述土著民族文化的地位，揭示植物的分布和传播的历史状况，确定古代贸易的路线，并可能为现代制造业提供某些原型知识。37卷2期以后，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内容包括土著民族植物产品、栽培植物考源、考古现场植物遗骸鉴定、土著民族对植物的命名等，并进一步研究植物环境对人类活动、习惯、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影响。1941年美国植物学家琼斯(H.J.Jones)对民族植物学重新作了定义。他认为民族植物学仅仅着眼于研究土著民族利用过的植物是不够的，应该是研究早期人类和植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研究的内容应包括早期人类对周围环境植物的影响，人们如何使自己适应于周围的环境，人们利用哪些植物，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思想行为等如何被植物界所影响的。1954年美国学者康克林(Conklin)报道了菲律宾哈鲁喏(Hanunoo)族地区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结果。康克林研究了这一土著民族利用的各种植物，包括与农业、采集、狩猎、祭祀、节日、民间故事等有关的植物；他还研究了哈鲁喏人使用与现代分类系统相对应的“属”和“神”的分类概念。哈鲁喏人把当地的植物分为1600个种，而现代分类学只能将这植物分为1200个种，表明民间分类系统是深入而细致的。伯林(Berlin)等地描述了居住在中美洲墨西哥恰怕斯(Chiapas)高地上讲玛雅语的泽尔塔尔(Tzeltal)印第安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当地利用的植物产品以及植物在民族文化中的地位等。以后，美国民族植物学家福特(R.I.Ford)进一步发展了早期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定义，着重强调“人与植物的直接交互作用”这一核心，并设计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纲目，即民族植物学的理论研究，土著民族的认识论和民族植物学，民间资源利用的原则，民族植物学与村社社会，史前经济和古民族植物学。根据福特的观点，民族植物学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对植物的意识和利用，以及人类活动和行为对植物环境的影响。对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关系到一定地区(民族、部族、人文地理组合)与植物界的全面关系，包括所有在经济、文化上有重要作用的植物，如食用、编织、盖房、草药、文学、艺术、宗教、民俗乡规、民间禁忌等所涉及的一切植物。在研究这些“民族植物”的同时，研究社会的结构、行为和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到植物学、人类学、生态学、语言学、农学、园艺学、药物学、植物化学等学科的内容，从事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学家和人类学家，运用各自的学科基础知识和专业方法，进行定点调查和整理研究，共同总结民族植物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综合性的交叉学科领域。民族植物学从十九世纪末被提出到本世纪以来几十年间的发展演化，已经日趋成熟。从早期研究对土著民族利用植物进行的调查、鉴定、编目，逐渐发展到人类对这一过程的意识、利用和这一过程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由于自然界的植物及其群落对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而植物种群和群落总是以一定的方式对人类活动和意识不断施加影响，加以限制。这样，一个日趋完整的“民族植物学”概念——以人类与植物界之间直接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为核心的概念，已经形成。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西方国家在早期殖民过程中，为了大规模移民所面临的对新的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满足殖民政府开发新大陆丰富的植物资源，为大规模发展中的工业生产提供广泛、充足的植物原料，民族植物学研究便成为当时社会和生产的实际需要，受到社会的支持与鼓励，并逐渐发展了起来。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地处热带北缘，森林茂密，气候温暖，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傣、哈尼、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兄弟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利用植物传统方法和经验十分丰富。
解放前，在反动统治下由于交通极为闭塞，瘟疫流行，毒虫猛兽猖獗，以及民族隔阂等多种原因，植物学者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工作，仅有个别学者如A.Henry，吴中伦、王启无等，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过短期零星的采集工作，因此，在植物学上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区。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曾组织过较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4—1960)；1959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双版纳建立了专门的植物学研究机构。随着边疆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进步，为植物学工作者提供了深入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植物学知识的有利条件。
民族植物学，或人文植物学(Ethnobotany)一词源出人文贝类学Ethno-Cunchology(研究早期货币的科学)，由美国植物学家哈斯伯格(J.H.Harshberger)1896年创立。哈斯伯格当时对民族植物学所作的定义是“研究早期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和土著植物学”。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索，民族植物学已发展成为“研究人类与植物直接交互作用的科学”(R.I.Ford,1978)。其主要研究内容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群对植物的意识与利用，及其对植物环境所产生的后果。尤其侧重于无文献记载的人文地理社会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地区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植物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和植物在人类精神文化上的重要性被大大提高，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极大兴趣。由于植物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到一定地区、一定民族的人群与植物的全面关系。包括人们在吃、穿、用、住、草药、文学、艺术、宗教、乃至民俗，民间传说中起重要作用的一切植物；关系到一个社会多方面的行为、结构、及其相伴的整个植物世界。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植物学是开发新世界的一个产物，有人把它归属于人文科学下的一个分支；也有人把它归属为经济植物学下的分支；但确切地说，它是位于植物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位置上。植物学家和人文学家从各自的领域在实践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在共同编织民族植物学的理论、方法、观点和材料。植物学家进行科学地鉴别环境植物材料的用途、问题，焦点是利用，材料按林奈分类系统排列；人文学家的焦点则是所研究地区人群的见解、地位、及其对周围世界所作的安排(R.I.Ford,1978)。
笔者五十年代末进入西双版纳从事植物调查研究工作，由于长期定居于当地，有较多机会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采集、调查、学习访问当地民族有关认识与利用植物的独特知识，其中不少是前人没有发现记载过的。本文试图按照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整理，作为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研究地区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云南省南部，北纬21°10′—22°40′，东经99°55′—101°50′，土地面积19，220平方公里，属热带季风气候、滇南湿热河谷类型；热带森林分布于全区各地，现有森林被覆率高达33.8%，是我国现存大片热带原始森林的唯一地区。西双版纳在行政上现划分为三个县十九个公社，即景洪、勐腊、勐海三县，西北部与云南省思茅地区相连，东南部与老挝接界，南部与缅甸毗邻，整个地势北高南低，河流纵横，山间盆地众多。主要山脉为横断山南延部分，哀牢山系由西北向东南纵列，最高山峰为景播大山，海拔2400米，最低处为南腊河下游官累海拔420米，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500—1000米之间，相对高度一般300—500米左右，澜沧江及其干支流，流沙河、罗梭江、南腊河横贯全境，中小河流及山泉不计其数，水源相当丰富。
本区气候终年温暖，年平均温度20—22℃，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霜雪，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200—1800毫米，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在70—80%左右，全年划分为干季(3—5月)，雨季(6—9月)，雾季(10—2月)三个季节。本区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南端，垂直高度差异甚大，具有多种类型的植被分布，海拔1000米以下低山河谷地带森林植被呈明显的热带东南亚性质，大多属于热带季雨林，局地分布有以龙脑香料(Diptc-rocar paccac)望天树(Parashorea chincnsis Wang Hsie)为优势的热带雨林群落，山地则以热带山地雨林为主，呈明显的南亚热带常绿林过度性质，以樟科(Lauraceae)、山茶科(Thcaccac)、大戟科(Euphorbiaceae)等科乔灌木为主要成分。近年来，由于大面积垦殖森林，植被类型已急剧演变，大部分森林植被已沦为次生林、灌丛、竹丛和稀树草地所取代。
二、民族及其文化特征
西双版纳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总人口63.83万中，傣族占20.83万，哈尼族(当地称爱尼)8.4万，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其它少数民族各在3万人口以下〔3〕。傣族聚居于河谷盆地，其它少数民族分散居住于山地。西双版纳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特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利用植物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传统经验，形成利用植物的独特文化。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要土著民族，遍布本区各地，主要居住于低山河谷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傣族有自己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和农业文化传统。傣族自称为“Daizu”，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据民族学研究，傣族与我国南方的壮、布依、水、侗、黎等民族同出一源，古代通称为“百越”。远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后代，傣族的先民就已经居住在今云南西南部广大地区，西双版纳是聚居中心之一，开发西双版纳有着悠久的历史。傣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傣语支、西双版纳的傣族操傣泐语、使用傣泐文。西双版纳在傣族语中释意为十二“千田”，“千田”为封建领地的计算单位，每一千田便是一个“版纳”，其面积大小并不等同，相当于行政管理上的一个区。西双版纳自元、明、清各封建皇朝设置土司制度以来，沿袭至解放，直到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才彻底结束了封建领主制。漫长的封建领主制度、极为闭塞的交通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使傣族人民长期以来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之中。不仅植物资源的保存比较完好，而且民族文化也保存比较完好，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理想地区。傣族信奉小乘佛教，某些植物的利用传播直接与宗教文化有关，如贝叶棕、菩提树、铁刀木、鸡蛋花、羯波罗香、孟加拉苹果等。傣族人民有保护森林的良好传统习惯，每一村寨都有自己的“龙山”，划定为禁伐禁猎区，又有人工种植的薪炭林，这样，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傣族人民，对于自然界的植物便有较大的依赖性，因而对于当地植物的认识与利用，便成为生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西双版纳傣族认识与利用植物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水平，他们早已有了定耕的农业，种植水稻为主，陆稻次之，同时，也种植少量其它旱地粮、油、棉、果树等农作物；与此同时牛、猪、鸡、鸭等家养动物也以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野牧方式发展了起来。在定居的村寨内，每户农民都拥有面积一到数亩不等的小块家宅园圃，种植多种热带果树(香蕉、芒果、罗望子、柑桔、菠萝蜜)，香料(薄荷、罗勒、香蓼、香茅、香露兜、姜花、生姜等)、草药(巴豆、苏仿木、白花丹、血苋、薏苡、儿茶、槟榔、芦子等)、纤维(攀枝花、牛角瓜、九层皮、白榔皮等)、染料(靛叶、密蒙花、红木等)以及竹类、观赏植物等，并且拥有独特的人工种植的薪炭林——铁刀木(Cassia siamea Lam.)作为农村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在每一个村寨附近的山谷、陡坡上都保留着大面积的热带原始森林，丰富的森林动植物资源是傣族人民采摘野菜、野果、草药、饲料，和狩猎补充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森林又是建造竹木结构的傣家竹楼、独木舟、牛车、家具、农具等的天然材料“仓库”，森林被视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被保存了下来。森林自身的保水保土，涵养农田灌溉用水、调节气候的作用，保持生物种间以及种群个体数量之间平衡的微妙作用，推动着傣族地区水稻——家宅园圃——天然森林农业生态系统缓慢而稳定地发展着。这是西双版纳地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得以长期保持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勤劳而智慧的傣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已形成了本民族的医药学——傣医药，在我国《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中傣族医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不仅有本民族的医疗方法，而且拥有超过五百个以上药物方剂，以植物药为主，来自三百种以上的药用植物，大多是我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并拥有用傣文编写的专门医药学书籍收载有关的医药学知识，至今尚未加以系统研究整理。
哈尼、布朗、瑶、拉祜、基诺等民族是西双版纳山地的土著民族，他们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民族起源方面来说，他们与我国南方许多兄弟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和血肉的联系。他们都有本民族语言和多种方言，但多数没有文字。他们从前依靠草药、巫医治病，尚未形成本民族的医药学。他们信奉自然崇拜或多神论，十分崇拜山神、树神、兽神等，但没有定耕的农业生态系统，几千年来一直依赖传统的游耕农业——刀耕火种谋生。笔者近年来考察发现，世界热带地区，除了水稻种植区和近代发展橡胶、可可、油棕、咖啡等树艺作物种植业以外，基本上都是这种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占主导地位，在我国热带也不例外。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拥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热带的气候生物土壤环境良好条件下，森林植被经过烧垦种植粮食2—3年以后，丢荒任其自然恢复植被，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恢复地力的，即在一定范围内轮垦森林，七年为一个周期，反复循环，这种粮作——森林休闲轮作制，能够连续数千年地保持了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山区人口的增长缓慢，开垦森林轮作的面积不大，且长期维持在一定比例水平之上，即人口与“植口”(Plant population)的增殖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山区各族人民以勤劳与智慧相结合，利用热带山地天然植被发展了放养紫胶的技术，经营了大片的茶园、竹林，采集种类繁多的森林产品如省藤、木耳、竹笋、药材、木材以及狩猎等，并以这些林产品向坝区傣族换取多余的粮食，用以补充游耕农业之不足；此外，山地森林还提供了多种野生食用植物，如薯芋属(Dioscorea spp.)、榕树属(Ficus spp.)、蕨类植物等，也补充了一部分食物和荒年救灾之需要。因此，热带山地少数民族与当地森林植物，同样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森林植物有更大的依赖性。
三、研究方法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边疆少数民族对植物学工作者的访问、调查、采集工作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是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鲜明的特点。傣族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乐于同外界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在民间医药知识方面也不是随遇而得，总的来说开放程度比汉族地区要高。山区各兄弟民族同样易于交流，较少保守，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居住分散和语言上的困难，从他们当中获得有关植物学的知识，相对来说不如傣族地区的多。调查工作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959—1963年为第一阶段，其中59—60年野生资源植物调查历时7个月；1970—1975年为第二阶段，以调查民间药用植物为主要目标，其中1972年一次调查历时2个月，其它短期调查一般10—15天，共10次以上；第三阶段为1976年以来，进行的多次专项药用植物调查，用材树种调查和一些补充调查，以充实更多的材料。十分有幸的是，在进行民间药用植物调查时，有当地医务工作者(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医生)一道参加工作。大部分调查资料来自民间第一手材料，笔者亲自参加访问、采集、鉴定整理资料等工作；大多数食用和药用植物经过亲自实践，以作出某些直观判断。调查的地区包括西双版纳三县十九个公社中的十四个公社：勐腊、易武、象明、勐捧、麻木树、勐满、基诺、勐养、景洪、小街、橄榄坝、勐海、勐混等、涉足的村寨百处以上，一般食宿都在调查区的村寨内，与相当多的民间医生、猎人、老农、乡村教师、商业购销人员、基层干部、护林员等进行广泛的接触，其间还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医生交流会、草药展览会、和若干次林业、土产专题座谈会，从中得益不浅。
历年调查，采集植物标本共2000余号，以及一些种子、苗木、样品等。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内，部分民间药物标本保存于云南省思茅地区中草药研究所；种子及活植物均种植于热带植物所植物园内。
四、重要有用植物
历年调查采集的植物，经本所植物分类研究室整理鉴定，某些植物经过化学成分分析和品质鉴定，已被推荐和利用于生产，如绿壳砂仁、灯台树、千年健、锡生藤、车里朴、团花、云南石梓、毛麻楝、依兰香、龙血树、美登木等，更多的种类有待深入的研究。历次调查采集的植物经过研究整理，按照当地民族利用的广度和多度，将其中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植物共218种，(按用途计食用86种，药用71种，纤维木材29种，香料、染料、饮料22种，其它10种。)汇集为《西双版纳民族有用植物集要》。植物的排列顺序，有花植物按照哈钦松分类系统，蕨类植物按照秦仁昌系统，以植物学名字母先后为序，每种植物有拉丁名、中名、当地名(按当地民族语注汉语拼音)，用途及利用方法简述等。
——这里提供参考
强化商标保护对中药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尤其要解决中药企业的“老字号”问题。长期以来，“老字号”已经成为困扰中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潜在问题。例如，“同仁堂”是个已有300多年的中药老字号，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在除了北京同仁堂外，还有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等。这些“同仁堂”们都以中药为主业，但是相互之间却没有任何利益连带关系。因此，一旦哪个“同仁堂”出了什么质量问题，就很可能会产生连带影响，重演“冠生园陈馅月饼”的悲剧(2001年9月，南京冠生园食品有限公司使用“陈馅月饼”被媒体曝光，上海冠生园集团也受到“株连”，10天内月饼销售量急剧下跌50%。于是，上海冠生园首先站出来声明自己“与南京冠生园毫无关系”，后来四川新都冠生园又联合全国20多家冠以“冠生园”名称的食品企业，准备向南京冠生园“讨个说法”。
冠生园品牌系由1918年到上海经商的广东人冼冠生先生所创，最早经营粤式茶食、蜜饯、糖果。1925年前后，上海冠生园在天津、汉口、杭州、南京、重庆、昆明、贵阳、成都开设分店，在武汉、重庆投资设厂。其南京分店即是现“南京冠生园”的前身。1956年，冠生园进行公私合营。冼氏控股的冠生园股份有限公司解体，上海总部“一分为三”，各地分店成为隶属地方的独立法人，与上海冠生园再无关系。时至今日，全国已有数以百计的食品生产企业共占着这个知名商标的使用权)。对这个问题，可以考虑根据新商标法有关驰名商标、集体商标以及“权利在先原则”的规定，结合行政与市场手段，实现“老字号”的整合与一体化。
（二）中药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
中药的行政保护主要包括新药保护与品种保护制度。尽管行政保护的初衷是为了规范中药产品的市场秩序，但是由于行政保护实际上是一种全面的保护，因而对中药知识产权来说，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措施。现在的问题是，10多年前的行政保护制度到如今已经成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必须对其进行调整与改革。具体内容如下：
1.就中药而言，取消新药保护制度。新药保护政策主要是为了便于我国西药企业仿制国外专利药，但是，加入WTO之后，这种作用显然已不再存在了。2001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的《药品管理法》对此也没作要求。实际上，如果对品种保护政策进行修改，新药保护制度的某些功能完全可以合并到品种保护政策当中来。
2.修改中药品种保护条例。新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中药品种保护制度”（第三十六条）。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1993年的“中药品种保护条例”显然已经不适合WTO框架下的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对其进行修改。重要的是，中药品种保护的宗旨要从提高中药品种质量、维护中药企业利益转移到促进中医药现代化以及中药企业技术创新上来。为此，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可做下列修改：
（1）调整保护范围。第一、被保护的必须是符合中医药基本理论与原则的中药品种，已经西药化的药品不能作为接受保护的中药品种。第二、取消第二条 “申请专利的中药品种，依照专利法的规定办理，不适用本条例”，除了列入国家药品标准的中药品种外，还应当将获得发明专利的中药品种纳入其中，并且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渐过渡到专利中药品种上。第三、由于行政效力只在一国国内有效，因而品种保护仍然是在我国国内生产的中药品种。但是，在加入WTO之后的国际化经济环境下，这里的“国内生产”不仅包括内资企业，也会包括外资企业，从而体现WTO的“国民待遇”原则。这就表明，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将采取开放政策，借助跨国制药企业的科技实力，让其与国内企业一道，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而共同努力。另外，如果今后逐渐过渡到专利中药品种的话，中药专利的国际保护也将得到保障。同时，中药行业的低水平重复生产问题也将得到根本的解决。第四、中药保护品种必须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鼓励开发野生中药材的人工制成品。中药品种保护必须用好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技术壁垒协议（WTO/TBT）的有关措施，利用绿色技术管理体系保护我国中药产业。
（2）改善保护机制。第一、专利保护机制与分类保护相结合。利用专利保护机制的科学性，使中药创新进入一种良性循环；同时，根据中医药基本理论与原则所确定的中药品种的“三性（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差异，对不同的专利中药品种实行分类保护。因为，专利制度实行的是无差异的等同保护，即对所有获得发明专利的产品一律实行20年的保护期限。不同的发明专利，其“三性”差异可能会比较大，在许多行业里，甚至还存在着垃圾专利的情况。以专利机制对中药品种进行分类保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行政手段对真正的创新药品进行差异化保护，真正地促进中医药产业的现代化与科技创新步伐。第二、分类保护。行政保护自然要实行分类保护，可以考虑结合现有的新药保护和品种保护的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4类或5类。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套机制就相当于让专利保护与中药品种保护成为中药的两种可供选择的保护方案。虽然法律效力高于行政效力，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保护效率与力度方面尚嫌不足，而行政保护则具有便利、快捷的特点，因而能够适应企业对中药行政保护的依赖性。与此同时，如果行政保护程度高于专利保护的话，中药企业将优先选择中药品种保护。此外，由于中药行政保护结合了专利制度，因而避免了与WTO有关法律与原则的冲突。
（3）合并保护期限。合并新药保护与品种保护之后，行政保护的期限应该减少，但是必须长于专利保护的20年，以真正体现差异化保护的目的。在WTO的机制下，这种较长期限的保护将促进跨国制药企业进入中医药行业，传统的中医药理论也许会因此获得新生。
（4）改革管理机构。目前的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工作由“国家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具体负责。中编办明文规定，国家中药品种保护评审委员会为事业编制，经费自理。但是，品种保护整合了中医药知识产权与药政管理职能，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显然属于政府职能。因此，将“国家中药品种保护评审委员会”定为“事业编制”且“经费自理”，会给具体的评审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考虑到中医药现代化的需要以及中药品种保护的特殊性，未来的国家中药品种保护评审委员会应当是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专职部门，其委员除了“中医药方面的医疗、科研、检验及经营、管理专家”外，还应该包括来自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这是因为纳入专利中药品种将对审评机制产生影响。此外，应该将审评工作纳入电子政务系统以提高审评效率，真正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5）明确利益主体。现在的条例保护的是中药品种，但是对被保护的中药企业所应该具备的规模条件未作明确要求。实际上，现在的知识产权战略完全建立在庞大的企业规模之上，技术创新主要是建立在规模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跨国制药公司庞大的企业规模、强大的技术力量、雄厚的资金实力以及丰富的市场营销经验是其经营知识产权的强大后盾。因此，未来的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应该明确地将品种保护向那些规模较大的中药制药企业倾斜，允许中药保护品种作价转让，使之成为促进中药企业资产重组以及中药产业结构优化的工具。
我国中药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策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7-14 10:51:00 ] 作者：未知 编辑：studa20我国的中药正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当前，我国中药在理论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与西药相去甚远，在中药的生产、管理与质量方面落后于日本和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我国生产的中药产品无足轻重，只占中药国际贸易的5% 左右；而且，即使是在国内市场上也正面临着外国中药产品的强烈竞争。因此，国产中药正处于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种严峻局面已经引起我国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1998年开始，国家将“中药现代化研究与产业化开发”列入“九五”重中之重项目，对“九五”、“十五”期间的中药现代化计划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与方案；在“十五”计划里，中医药产业化发展工程又被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中的生物技术产业的22个重大专项之一，对中医药的产业化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但是，实际上，由于加入WTO后的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中药自身的特殊性，中药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构成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对于如何实现中药由传统向现代的对接、如何实现中药从中国向世界的传播与扩散，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中药的知识产权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一、以知识产权作为中药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及有效工具
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根据中医理论，经过无数次的实验与改进，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的中药制造体系，在植物的药学属性与药用植物选择、中药材栽培、种植、炮制、成药的加工等所有方面都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规范。这些都构成中华民族造福于全人类的宝贵的知识财富。因此，中医药同样也是一种知识产权。中药知识产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诸多方面；内容包含中药材、饮片、处方、制药工程、文献及信息资源等。例如，由动植物原料制造成中成药，要经过诸多生产制作工序，像中药材生产、中药炮制与饮片、组方（处方与配方）、中药制药工程技术等，其中的每个工序都可能包含诸多的知识产权内容，涵盖知识产权的各个方面。因此，中药知识产权应该构成中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但是，对于中药现代化，人们强调得更多的是如何采用各种规范以及何种新技术应用于中药产业，而对于知识产权在中药现代化中的作用却认识不够。实际上，知识产权已经成为物力、财力和人才之后的又一种新的经营资源，被人们称为“第四经营资源”。中药现代化将产生众多的技术创新与市场价值，而现代化的这些成果只有固化为受到法律保护的各种知识产权，才能真正保护中药企业的合法利益、规范中药市场秩序。
中医药理论与知识产权制度并不矛盾。专利制度的“三性（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要求适用于所有行业，中医药行业也不例外。实际上，知识产权不仅可以作为中药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而且可以成为推进中药现代化的有效工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专利保护制度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促进产业步入良性循环发展的有效机制，成为促进技术创新的加速器。因为，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通过给予发明人一定期限的垄断权利而鼓励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发明内容，后人可以在更高水平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发明与创造，既避免了社会的低水平重复，又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从而推动社会快速向前发展。
二、继承和发扬中医药理论传统是中药现代化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以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中药现代化的工具，并不表明可以无须坚持中医药的基本特征了。目前，对中药未来的发展，有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中药应该按照西药的人体解剖学以及生化生理理论来加以改造，强调中药西药化，要求中药“与国际接轨”。其实，这样一种观念不但不会使中药得到发展，还可能导致中药与中医相分离，最终使中药走入死胡同。这是因为，中药知识产权具有不同于西药的特征，它与中医理论密不可分，脱离了中药的基本原则，药物也就不成其为中药了。实际上，在中医药的国际化与现代化过程当中，绝大部分标准规范，只能由中国自己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机制、依据几千年的中医药理论与实践来制定；并且要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使之获得国际认可并成为国际植物药的规范与标准。
三、建立中药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有效利用以及人才培养体系
中药知识产权本身是个完整的体系，包括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有效利用以及人才培养等诸多环节，而每个环节又都包含众多的内容。因此，中药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个保护的问题，必须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对待。
（一）中药知识产权的创造
中药知识产权具有长链性(中药主要以动植物资源作为自己的原料来源。由动植物原料制造成中成药，必须经过诸多生产制作工序，其中的每个工序都可能包含诸多的知识产权内容，涵盖知识产权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中药知识产权的长链性)。由于历史传统，我国在这个长链中的每个环节都未能建立起现代规范科学的知识产权体系。与此同时，许多有关中药的知识与技术大都还是以比较原始的方式存在着，面临着如何以现代技术进行表述与改造的问题。因此，我国在中药知识产权方面将大有可为。
1.理清中药知识产权的链条，明确各环节的具体情况、技术创新内容以及知识产权的表述方式（专利、商标、著作权）。根据特点，可以将中药知识产权的链条连结成中药材资源及其生产、中药炮制与饮片加工制造、处方与配方管理、中药制药工程技术、中药质量控制与保障技术、中药产品的包装、中药基础研究、中药临床用途等几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可结合不同特点，选用不同形式的知识产权方式，对中药知识产权链条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使我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药的国际贸易加以控制。
2.中医药知识产权要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工具，选择那些共性的关键技术(根据有关专家的意见，这些共性技术主要包括指纹图谱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大孔吸附树脂分离技术以及膜提取分离技术等)为突破口，以克服中药知识产权的难表达性，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战略性的知识产权优势。我国已有民方和验方十万个之多，我国必须在此基础上对所有民方和验方进行单方分解，对每种药材的有效部位、有效组分甚至是化合物结构及其各类药物特性进行分析，完成“现代李时珍”的创举。与此同时，按照现代科学技术，以现代科学范式对四气、五味、归经以及“君、臣、佐、使”等中医药基础理论与原则进行重新表述，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提供操作规范以及可供国际交流的平台。
3.中医药信息资源将是创造中医药知识产权的重要领域，也将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创新和保护提供有效工具。目前，我国中医药信息资源的分布比较散乱，因此中医药信息资源的系统化将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建议由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成立医药分类以及数据库软件系统开发与管理的权威组织，建立包括中药材资源分布和中成药等在内的各类中医药信息标准数据库，完善数据库加工与检索系统，使中医药的知识产权的创造、利用与保护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
（二）中药知识产权的有效利用
我国中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利用，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中药企业习惯于以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数量少、质量不够，专利、商标等意识也强烈；二是非职务发明比例远远高于职务发明，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利用；三是行政保护为企业提供了过度的保护，企业对现行的行政保护过于依赖；四是中医药的研发与产业化相互脱节。因此，要提高中药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必须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与提高。
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以加快中医药知识产权信息的检索、查新以及知识产权申请工作步伐。此外，进一步完善各类已完成与政府机构脱钩的中介性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健全中药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三）中药知识产权的人才培养体系
中药知识产权的人才培养体系由知识产权申请、代理、中药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司法等几个方面。我国知识产权的专业人员本来就非常缺乏，由于中医药行业的专业性，这方面的人才就更是稀少。为此，除了加快高等院校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之外，还应当加快相关的人才培训步伐。
四、完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完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关键在于根据中医药知识产权特征，协调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保护法规之间的关系。
（一）中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从最近对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专利法的修改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与WTO的TRIPS相一致的新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现在的问题在于，知识产权这套制度如何与中医药行业自身的特点相结合。就专利制度而言，在中药专利的申请过程当中，可以考虑将中医药的理论与原则融入到专利的“创造性、新颖性、实用性”要求之中，制定适合中药专利审批的具体规则(为此，国家专利局可以考虑将隶属于“化学发明审查一部”的“中药处”单列出来，成为专司中药专利审查工作的“中药发明审查部”，从组织上保证中药专利审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使得中医理论与中药本身都可借助专利机制而获得创新与发展(中医药理论的专利化问题，可以参考世界上某些国家的软件专利化的做法)。只有与现代专利制度对接，古老的中医药才能真正地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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