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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找的是不是《百家讲坛》（蓝版）2008年第五期的《元稹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我只放了一部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其结尾是诗句是元稹的《行宫》
元稹对自己诸多本领也很自豪，他这样隆重地介绍自己：“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能歌善舞，还精通筵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拥有这样多能够拿出来“晒”的本领，简直比韩国综艺节目里那些艺人还多才多艺，不像当前国内一些大碗，除了能歌一曲外别无它能。此外，元稹还能写一手好字，《宣和书谱》说他的楷体字“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前人总结道，那是因为“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也”。明白地说，因为元稹的诗歌有风流倜傥之气。
元稹诗歌中的倜傥风流之气确实很浓，昔人有言：“元和以后，诗学淫靡于元稹。”也就是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靡靡之音开始多了起来。作为时尚先锋，元稹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不胫而走”这个词虽然是孔融发明的，但当时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最早用在人身上用来表示传媒的力量，还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说，元稹诗歌传播的速度真是迅猛啊，当时六宫粉黛、两都士子、八方民众乃至文化素质偏低的南蛮以及东夷，都在传写他的歌诗。“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简直比珠玉转手的速度还要快，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赶上牛市期间股票买卖的速度了。
每当一个人走向成功，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追随者，元稹也不会例外。在写给令狐楚的信中，元稹得意地说，当时江湖上那些写诗的，都来追捧他、模仿他，但是没有他那份的才气，于是就“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把元才子的诗复制粘贴后据为己有。元稹的诗歌受到追捧，不仅仅是他的诗歌里有较多的靡靡之音，他不是一个靠身体写作的文人，他是一个“改造诗歌的祖师”——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里作简单比附。元稹与他好朋友白居易对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诗歌严肃的面孔换成了可爱的笑脸，让诗歌的服装丰富多彩起来，大量写作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与逞才使气的次韵酬和之作，使诗歌走上了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道路。白居易赞扬他“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元大才子这么有才，却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五十三岁那年，他就暴病而亡，虽比四十九岁的柳宗元强，但比起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差了许多。尤其是无论当时后世，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做上了大唐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无耻的骂名。
宋代以来，提起元稹，我们见到的都是讽刺、挖苦、批评。自以为耿直实则鲁莽没有头脑的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发难说，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溜须拍马，侍奉权贵，虽然登上了宰相之外，可无所作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
元稹有首诗《梦上天》，写他做梦时被人唤醒：“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明人何孟春《余冬诗话》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元稹进入中书省办公后，讨厌他的人边驱赶苍蝇边唠叨：哪里来的苍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也混到这样来了。何孟春先生还说，听到赶苍蝇者的唠叨，元稹是不是该从梦中醒过来呢？
在当今有些读者眼里，元稹的形象似乎有所好转，至少大家不把他比喻为苍蝇，顶多看成一只花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知疲倦，不愿驻足片刻的那种花蝴蝶。大家都说，元稹虽然多情，但他痴情。每一朵儿面前他都说着动人的情话，这情话如此动人，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以为自己会从一而终。不过，看到下一朵花时，他又深深地感动了。这博爱的形象，让人马上联想到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那位段皇帝。
最权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认为元稹根本不是多情而是多奸诈。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竞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抛弃初恋情人改娶名门望族女子，抛弃原来痛恨宦官的立场而依附奉承，都是没有操守的表现，瞅准时机，取利自肥，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惠与好处。他哪里是多情博爱，情不能已，分明是狡猾得很。权威的评论，自然少有人敢质疑。于是元稹薄情而奸诈，几乎成为时人共识。要想给他翻案，就要有超人的力气。还是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打击他。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政治这东西——封建时代的，本来不太干净，耍点手腕，出卖气节，换个高官来做，虽然不可取，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反正官员们（封建时代的）都彼此彼此，这样做也不醒目。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元稹如何出卖自己纯洁的爱情？一般人都认为，最有力证据是他自己的供述。元稹写过一部著名小说《莺莺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风度潇洒而意志坚定，凡是不合乎礼的事他从来不做，即使有些场合要牺牲身体去应酬，他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所以二十三岁的人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他自己的解释是，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没有遇到让他动情的人。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寄居在当地的普救寺。恰好崔家夫人带着一家老小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更巧的是这位夫人姓郑，排起来是张生的“转折亲”，是他远族的姨母。不巧的是，当时官兵失去控制，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多，顿时惶恐起来，后来张生挺身而出，托关系找到人马来保护崔家人。
郑姨母感激张生的恩德，摆酒席款待张生，还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拜见这个远房的表哥。本来张生以为自己只是见义勇为，没有英雄救美的不良动机，但一见表妹，神魂颠倒，再也迈不动双脚。后来绞尽脑汁找上莺莺表妹的丫鬟红娘，用艳词——当时的情书表达出自己的心事。莺莺表妹动情了，约好日子邀他去西厢幽会。张生兴冲冲赶去，莺莺又变脸了，将他训斥了一顿。正当张生徘徊无主、感到绝望之时，莺莺又主动前来与他幽会，并经常性同居。
过了几个月，张生离开寺庙前去首都参加考试，谁知考试失利，于是他不得不滞留在京城。莺莺表妹深明大义，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表示慰问，并奉上贴心的小礼物。这封信文采飞扬，比现在的有些“宝贝”写得还要好。张生很得意，把表妹的这封情书拿出来四处炫耀，一时间让京城的才子们相顾失色。不过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莺莺的幸福，张生还是理智地与表妹分手了。大约一年后，张生有了自己的家庭，莺莺表妹也顺利的嫁人了。等到后来张生路过表妹的婆家希望再见上一面时，已为他人妇的莺莺表妹坚决拒绝了，张生很惆怅，莺莺表妹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略通款曲：“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后来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两人彻底断绝了音信。
这个故事，大家肯定越看越眼熟：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当年学习《西厢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则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辞地自我辩解。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遭受天下人嗤笑。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无耻到那种地步。最致命的问题则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偷偷去笑可以了。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小说，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池北偶谈》中说，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自己行为端正，从来不涉足烟花场所，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即使经常出入这种场所，只要不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帐。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还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大师，另一位也让我们崇拜得不敢呼气国学大师钱钟书，却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寅恪大师打上了擂台。1978年，钱钟书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作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宣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少了一些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多了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他说：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西方研究的“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话柄更无谓的。
后来，钱夫人杨绛先生对钱先生的意思进行了清楚地阐释，她写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明确反对陈寅恪大师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文学形象不同于是历史人物。陈先生是在以读史的方法读诗。
如今，又有人持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的角度论述张生原非元稹。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首先，元稹为一位姨母郑氏写过墓志铭，里面叙述了元稹曾在战乱中保护她们一家人——问题是这是宋人说的，原文谁也没有见过。
其次，元稹年轻的时候到过故事发生的那个蒲州，元稹的经历同张生很接近。同时，元稹写过很多诗，就是回忆当年同居的岁月，如元和四年（809），三十一岁的元稹所的写《嘉陵驿》其一：“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那墙、那床、那西畔廊，分明就是十年前幽会的场景。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片段，试问：他若不是主人公，又怎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如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一岁的元稹所写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看看《莺莺传》：“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二十年在庄严肃穆的寺庙里发生的那段缠绵爱情，那段同居的岁月，随着钟声又浮现在诗人眼前。
最后，《莺莺传》原名《传奇》——比张爱铃的小说要早许多，侵权的应该是后者——唐传奇虽有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虚构，但许多作品都有史实的影子存在。
但是，反对派说，即使有这样一个姨母，到过蒲州，经历接近（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依据），就能说明张生就是元稹吗？
也许有人要问张生是不是元稹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目前比较负责任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涉及了两位顶级国学大师，涉及到了两种阅读唐传奇的方式或角度：究竟是重史料还是重想象，这是个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必须思索的问题，好比哈姆雷特必须思索是生还是死一样。
至于对元稹本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不是传奇中那位薄情的张生，他在读者中的形象已经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毕竟臀部上的那块红斑已经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中了，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风流才子来作为谴责的对象，写这样故事的人、宣扬忍情的他不下地狱，谁入地狱？何况后来者从他身上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人留下把柄，电影电视开头都要强调“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故事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
陈寅恪先生的双重证据法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据说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都所改变。在材料的挖掘与利用上，陈寅恪先生别具只眼，往往能从寻常材料中寻觅出旁人难以察觉的线索，他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表妹的真实身份。陈先生认为由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而“会真”为当时习用之语，为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类的名称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女道士之代称，亦有以之来称呼娼伎者。这样，莺莺小姐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有宽厚的学者说，莺莺出身寒族，且颇有伎女之嫌疑，而伎女在当时亦为***之一种，其身份介于婢妾之间，兼带伶人性质。当时娶伎女为妾者甚多，而娶伎为妻则仍为时论所不许。
倘若是这样，那么人们对元稹的好感就会增加若干。唐代举子与青楼女子间的故事很多，据说后来差不多成为了一个传统。描写他们故事的传奇也很多，其中固然有一波三折而终成眷属者如《李娃传》，但毕竟是少数，其几率略低于今天买彩票中头等奖的概率。娶这样的女孩子为妻子，在当时而言，惟一的可能性就是男主角如《李娃传》那样被自己的家庭所抛弃，而且女主角又立下了惊天的功勋。
元稹早年的生活虽然不太顺利，但也没有象《李娃传》中的郑生那样流落街头。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两位兄长谁也不愿奉养后母和这位小弟弟以及两位妹妹。但元稹还有伟大的舅父与姨夫，他们不但照料元稹母子三人（元稹的二姐已出家为尼）的生活，还督促元稹好好学习。据说元稹九岁的时候，姨兄胡灵之就开始辅导他写诗作赋。当然，由于姨兄当“家庭教师”，管理上不免松懈，少年的元稹度过了一段裘马轻狂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去走马打猎、欣赏歌舞乃至看人赌博。
元稹学习条件很不好，他自己似乎也不太努力，从来没有听说他因为读书写字而口舌生疮的故事，但十五岁那年，他就明经及第了，可见他确乎是个天生的才子——有学者通过认真考证认为元稹是十五岁参加考试，第二年才公布成绩，所以应该算十六岁登第，那就姑且算作是十六登第吧，十六岁登第的元稹还是一个天生的才子。唐人都认为明经科考试难度远远小于进士科，不过在我等后人看来，背诵那些经书及其注疏远比胡诌几句打油诗更难。
登第后的元稹一直寓居在长安的开元观里，等待吏部安排工作。大约在二十岁前后，传说他到过蒲州，但究竟为什么而去，具体何时而去，还不太清楚，或许就是为“保护”莺莺表妹而去蒲州的吧。总之，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元稹肯定回到了长安，因为他明经及第已经七年了，按照规定，吏部给他安排了工作。
贞元十九年（803），是元稹的幸运年。这一年三月，他与白居易八人一起通过了制科考试，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关口。明经科出身的人，总会遭受一些白眼。传说当年他去看望李贺，送上名片，李贺当即关门拒绝，说他与考明经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通过平判科考试，终于扬眉吐气了，好比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终于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可以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文凭问题了。
这一年，他与白居易成为了朋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那种能够进行心灵交流、真正相知的朋友，这也是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的“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才华相捋的两人，相互敬重，其情谊之深厚，放在今天甚至可能引起误解。《本事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元稹为御史的时候，到梓潼去办案。白居易在京城与人游玩慈恩寺后花下小酌，想念老友而赋诗一首寄给元稹：“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稹正好到了褒城，也寄来《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诗中说，他梦见白居易在慈恩寺游玩。于是前人感叹说：“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元稹写下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让后世敬叹：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年，元稹还成为了新郎官，新娘子韦丛是韦夏卿的幼女。韦夏卿何许人也，前年为京城最高长官即京兆尹，此年三月时为太子宾客，十月即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可见韦丛身份尊贵，与莺莺表妹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新娘子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即使元稹曾经做过始乱终弃等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如今，即使元稹是与莺莺表妹友好分手，也不能阻止他人对有些事有所联想。
元稹主观上应该有攀附权贵的故意，不过更主要的是遵从习俗，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这样的婚姻，元稹会感到荣耀，但作为才子，失落、无奈的情绪也会出现。婚后，他与妻子随岳父到东都洛阳，在诗歌里，他自嘲道：
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
这里，他分明感受到自己与岳丈一家不太和谐，高头大马昂然进入奢华的公馆，锦衣绣袍簇拥着华丽的骄子，一介书生骑着瘦马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难堪的情绪里还有那么一丝清高、一份矜持，趋炎附势的丑态还是看不出来。
元稹从这么婚事获得了多大实惠呢？可能增长了一些见识，有机会欣赏为高级官员奉献的歌舞演出：“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诗中的“谢傅”，就是他的老丈人。至于元稹的经济状况与仕宦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生活依然拮据，看看他回忆当年生活的诗篇：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的当年，他就清楚地知道丈人已经准备隐退了，并希望他老人家走得更坚决：“谢公潜有东山意，已向朱门启洞门。大隐犹疑恋朝市，不如名作罢归园。”更何况，婚后第二年，老丈人就奔赴黄泉而去了。至于元稹在官场上成功，主要得力于他潜心的复习，得力于婚后第三年的那场考试，得力于兵部尚书裴垍的赏识。
元稹在这场婚事中最大的收获，还是美满的爱情与甜蜜的幸福。七年后，妻子韦丛死后，元稹写了大量诗篇寄托自己的哀思，如《谴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看看下面这首：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闲坐时想起了你，心中的悲苦就难以抑制，为你伤悲也为我自己。没有你在我身边，就算能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滋味。晋朝的邓攸没有儿子，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潘岳丧妻后写《悼亡》诗，也换回不来妻子的生命。分离的结局，难道真的是上天注定？除了死后我们会埋葬在一起，还能期望什么呢？来生相见，更是奢望！如今惟有长夜不眠来报答你当日的痴情。很难想象，一个薄幸之人，一个“巧于婚”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深情的诗歌。最让人难忘的，还有那首《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对他的婚姻生活这样愤怒，为什么有人抓住普救寺的那件事情死不松手？唐朝的才子灿若群星，有几人如此深情？又有几人对他们的妻子念念不忘？倘若韦丛地下有知，看到这样的诗篇，定会认为自己是唐朝最幸福的女人。即使是莺莺表妹，看到元稹那些怀念往日幽会的诗篇，也定会感动：一二十年过去了，表哥还如此挂念，比起那些一场游戏一场梦者，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挟妓游东山”、流连花丛者，很少受到谴责，而付出了真情，还备受斥责。宋代野史《云溪友议》说韦丛刚死不久，元稹又与女诗人薛涛有了绯闻，而且又是始乱终弃的那种。元稹自己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薛涛年龄比他整整大上了十九岁，且两人未曾谋面。但这种消息，又怎么会让看客轻易放过呢？今天戏说“元稹”者，依然津津乐道于这点“风流韵事”。
元和十年（815）左右，元稹又与裴淑成婚，此时元稹三十七岁。有人跳出来质问元稹：你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为什么妻子死去了四、五年就变心呢？看看王维，也是三十出头丧偶后，但人家终身未再娶。
王维不再娶妻子，却不能说明他痴情，因为他痴迷的是佛教。把他作为忠贞守节的榜样，想必王维也会不自在，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还有一些才子丧偶后将近十年未娶，如柳宗元，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子，在这十年同居的女性不止两三人，非婚生子也不止一、两个。
元稹与裴淑的关系如何呢？有两个故事不能不让大家知道。长庆三年（823），四十五岁的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任浙东观察使，裴淑不高兴，元稹写了一首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来安慰她：
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
大和四年（830），五十二岁的元稹出镇武昌，写了一首《赠柔之》：
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柔之就是裴淑的字，诗歌下有一小注：“稹自会稽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裴难之，稹赋诗相慰，裴亦以诗答”。意思是说，元稹从江南的会稽到京城，没有过一个月，就要远走出镇武昌，裴淑当然不愿意远走，于是元稹就写诗安慰她，裴淑也回赠了一首诗。在外为官，还很在意夫人的感受，在唐才子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大事尚且还要反复给妻子解释，给以劝慰，平时对妻子的尊重可想而知，这是不是唐代的好男人呢？但有人又不屑一顾了，说这是元稹哄骗女性的手腕而已。老婆情绪低落，能够主动去哄骗得她高高兴兴，这种境界不也是值得景仰吗？至于看客又云：“元稹的负心薄幸似有报应，先后曾有八个子女，七个一一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算是绝后，这恐怕也是对他滥情的报应吧。”即使是戏说，还是厚道些好。在一个宣扬“夕阳红”的文明年代，对于元稹的合法再婚还指指点点，还要求他死去的妻子守节，未免与现代文明的宗旨背离甚远。
元稹有首《行宫》，煞是生动。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人生漫漫，闲极无聊的宫女们扯着玄宗的“八卦”来消磨岁月。元稹是否想到，自己也成了大家闲话的对象。
1.《百家讲坛》个人觉得它娱乐性比较强，里面大多是历史书上所看不到的野史/著名人物的小故事，但是都是非常有趣的。
2.一般新华书店就有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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