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耶（1918－1986），女，原名陈淑媛、陈爰，笔名白冰、椰子、沙岛，福建省安溪县崇善里东溪乡人。 1932年随父居厦门，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期间开始发表作品，表达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恨，并因此与其父发生冲突。1934年秋前往上海，在《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曾一度任主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剧，投身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1937年10月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从此更名莫耶。1938年春进入鲁迅艺术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天转入文学系，创作了《延安颂》等歌曲，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1938年冬随八路军120师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任师政治部宣传干事，期间创作了大量文艺作品。1941年因小说《丽萍的烦恼》受到批判，1943年由于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说的原因，又受到审查。1944年春，在贺龙等领导的关怀和保护下，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1948年秋随《战斗报》调回延安，不久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56年刊发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7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因此定为右派，受到批判和降级处分。1962年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1965年“四清”运动中因“张凌虚报道事件”和小说《丽萍的烦恼》历史旧帐，再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文革”开始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批斗并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暂时分配工作。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随后调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开始文学创作。1986年5月7日因病在兰州军区解放军总医院逝世。
莫耶自幼聪颖好学，十岁那年，与大哥赛诗时，即景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被乡人誉为才女。21年，莫耶随父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在校时，其习作散文《我的故乡》，曾被国文老师推荐在《厦门日报》上发表。由此引发她的写作热情，开始向上海《女子月刊》投稿，作品多被采用。她看到当时社会上种种不公正现象，非常气愤，写下《无声的期望》一诗，预示着“灰色的宇宙”，“将要经过一番洗礼，一番整顿”。她的国文教师陈海天，发现了她的写作才华和激进思想，便于“闽变”发生后，组织她和几个同学创办《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发表莫耶的小说《黄包车夫》。刊物藏在莫耶家里，陈铮看到后，与莫耶发生了冲突，关系紧张。23年秋，莫耶在其母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到上海《女子月刊》社当校对、编辑，后来曾一度任主编。25年，上海女子书店的《女子文库》，出版莫耶的第一部著作《晚饭之前》（独幕剧集），署名陈白冰。《女子月刊》还以莫耶的照片为封面，称她为“善写诗歌、剧本的女作家”。莫耶在上海期间，常与左翼作家蔡楚生等人接触，并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诗歌、小说、剧本，在《女子月刊》上发表。同年11月，她回乡探亲，在家乡组织了妇女识字班，并动员其大嫂、二嫂出来教课，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习俗。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莫耶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救亡演剧第五队”任编辑，投入抗日宣传和救济难民工作。这期间，她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在《西京日报》上发表。同年10月，她到达延安，从此更名莫耶。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从沦陷区或大后方到延安的第一个文艺团体，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宴请。随后，集体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任救亡室文娱委员。27年春，莫耶进入鲁迅艺术院第一期戏剧系学习。夏，转入文学系。在鲁艺学习期间，她创作的《歌颂延安》歌词，由中央宣传部征得莫耶同意，更名为《延安颂》，并由音乐系郑律成谱曲，在延安礼堂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博得中央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于是《延安颂》的歌声响彻延安城，传遍各抗日根据地，甚至传到“国统区”和敌后，以及海外华侨中，成为一曲激发抗日爱国热情的战歌。大批革命青年高唱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至今仍传唱不衰。成为一支革命传统歌曲。27年冬，莫耶加入鲁艺组织的实习队，和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被分配到政治部战斗剧社任编剧教员。29年春，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搞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说：“莫耶是我们一二○师出色的女作家。”从27年冬到29年夏，莫耶除了和张可、刘肖芜合作创作大型话剧《丰收》外，还独自创作大型话剧《讨还血债》、《齐会之战》、《水灾》、《一万元》、《百团大战》；独幕话剧《叛变之前》、《到八路军里去》；歌剧《荒村之夜》等和一批歌词、舞蹈。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还登台演出。在战争环境里，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写日记。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就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排练演出。29年以后，她除了写剧本外，还经常写小说和战斗故事等，在《西北文艺》、《抗战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30年，延安出现写暴露文学作品的倾向。莫耶从生活经历中选取典型素材，创作小说《丽萍的烦恼》，抨击当时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发表于《西北文艺》上，引起争议。同年9月，莫耶所在部队召开座谈会批判《丽萍的烦恼》的创作倾向，打成为反党。32年整风审干中，由于莫耶的家庭出身和那篇小说的原因，又受到审查批判。后由于贺龙、关向应、甘泗淇的关怀和保护，才渡过难关。次年春，莫耶被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自告奋勇地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还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住的土窑洞，经常是灯光彻夜不熄，而白天照常工作或劳动。她纺的线被评为特等品。在36年整党整军的“三查”运动中，莫耶再次遭受到批判斗争，还被禁闭审查了几十天。所有这些，并未影响她的革命意志。37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被调回延安，跟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她连年立功受奖。1950年，莫耶与《人民军队报》社长（后任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方唯若结婚。次年，一个记者在莫耶办公室不慎手枪走火，击中莫耶腹部，将她腹中的胎儿打死。当她被抢救过来时，上级征求她对那位记者的处理意见。她说：那同志是入伍不久的新干部，缺乏训练造成事故，能以此为戒就可以了，还是让他监外工作吧。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由省委常委兼)。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的运动中，莫耶经省委分管领导同意，在《甘肃日报》上刊登了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害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受到读者赞扬。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与这篇报道有关的人都被错误定为右派。莫耶成了这起冤案的主要人员，被批判和降级处分。1962年，莫耶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在1965年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莫耶因“张凌虚事件的报道”和“丽萍的烦恼”历史旧帐，又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斗争。1966年“文革”开始，她又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更严厉的批斗，被关进“牛棚”，下放农场劳动改造。直至1970年才被暂时分配工作。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年过花甲的她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拿起搁置多年的笔，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战地火花》，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以及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编辑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和回忆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4年后，因心脏病多次住院，但还写出了《生命的搏斗》，《战斗剧社在晋察冀》。整理一本四万多字的《一本幸存的敌后日记》和散文集《烽烟集》，中篇小说集《春归》，战斗故事集《枪林弹雨见英雄》等。并写出自传体长篇小说《信念》的第一部《父与女》的初稿。她在《自序》中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进入暮年时期，时间愈少，愈感到珍贵。总希望一息尚存，就要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她虽一生坎坷，但那不屈不挠的顽强作风和创作实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定信念，在人们心中留下一座丰碑。1980年5月7日5时56分，莫耶在兰州解放军医院病逝。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作家王洪甲在莫耶的挽联上写着：“延安初颂见风华其奈雪压霜欺坎坷未竟班昭志；文苑几番腾浊浪纵使心灵笔健委屈难抒道韫才。”
1943年，在抢救高潮时，康生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万人大会，规模浩大。已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考验，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的阶段。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甘肃日报副总编辑、民主协商报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感伤地回忆道:“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樊大畏1989年去世，享年77岁。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这首《延安颂》经作曲家郑律成谱曲后，至今仍传唱不衰，其词作者就是从茶乡福建安溪走出去的女作家莫耶。乱世出英杰，乱世有奇情。大凡纷乱的大变革时代，亦是觉醒的华夏儿女激扬人生的大舞台。出身豪门，与国民党特务沈醉的奇异婚恋；投奔延安，创作出红色经典……品读莫耶的人生历程，令后人或击节赞赏，或感慨唏嘘，或拍案称奇。贺龙元帅说：“莫耶是我们一二〇师出色的女作家。”著名作家杜鹏程说：“莫耶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在这位红色才女的身后，还深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反对封建习俗，少年离家出走莫耶自幼聪颖好学，10岁时与大哥赛诗，即兴吟出：“春日景色新，行到山中亭。亭中真清朗，风吹野花馨。”是乡人公认的才女。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冲击各界、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孕育了民主、科学、爱国、战斗的伟大精神。尽管莫耶出生在一个封建气息浓厚的小乡村，仍沐浴着“五四”的新风成长。莫耶自小有主见，敢于挑战旧的思想观念。在父亲纳妾的时候，她曾在作文中直言斥责，数落父亲。1932年，莫耶随父移居风景如画的厦门鼓浪屿，就读于著名华侨领袖黄奕住创办的慈勤女子中学。在校学习期间，她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由此激发了她的写作热情。1933年，15岁的莫耶在《蓝天》杂志上发表了诗歌《无声的期望》，显示出在她尚且年幼的心里已种下了向往革命与光明的种子。莫耶的国文教师、中共地下党员陈海天发现了她的写作才华和激进思想，便组织她和几个同学创办了《火星》旬刊，创刊号上发表了莫耶的小说《黄包车夫》，向欺压穷苦人民的旧社会提出控诉。后来莫耶的父亲看到藏在家中的这本刊物后，极为震怒，与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4年秋，16岁的莫耶在母亲和大哥的帮助下，离家出走到了上海。莫耶到上海后，常与一些左翼作家接触，她深入工厂了解女工生活，写出一批宣传妇女解放的作品。与沈醉的一段奇异婚恋莫耶到上海后，化名白云，在《女子月刊》当校对、编辑和主编。出众的才华和俊俏的外表使她很容易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而深受“五四”思想熏陶的她也敢于大胆追求幸福。1934年，白云和一个叫陈仓的年轻记者偶然邂逅，这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国民党陆军中将、军统大特务沈醉。白云热情奔放又活泼大方，是上海滩一位思想激进的美丽新女性，自从结识西装革履、潇洒俊逸的“记者”陈仓后，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爱河，不久便同居了。一年之后，白云为陈仓生了一个男孩。直到这时，他们彼此都还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白云更没有想到，陈仓的真实身份竟是一个军统特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白云投身抗战洪流，与戏剧家左明组建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她担任编剧及文字宣传，写了抗日救亡剧作《学者》并在《西京日报》上发表。日军占领上海后，白云所在的“第五队”准备转至西北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并寻机前往延安，白云自然也想让陈仓随她一同前往，然而，陈仓深知让他去延安，岂非自寻死路？！基于对这份感情的珍惜，陈仓鼓起勇气告诉了白云自己的秘密职业，但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他希望得到她的理解并打消去延安的念头。但白云看得更远，她深知自己和陈仓之间是信仰和根本立场的分歧，没有回旋余地，于是她毅然选择分手，独自跟随“第五队”前往延安。这之后，陈仓仍对白云念念不忘。1938年底，陈仓被派往远离前线的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启事，寻找白云的下落。启事恰好被白云的好友赵清阁无意看到，于是辗转告知了白云。毕竟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白云很快和陈仓取得联系，两人开始通信。但此举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因为当时延安正在排查敌特，戴笠也反复告诫部下不得与延安亲友通信。此事被特训班副主任、陈仓的姐夫余乐醒发现了，立即严厉制止。加之陈仓在信中多次提及，希望白云离开延安重续旧情均遭拒绝，两人不久便中断书信往来。他们的孩子长大后，进入了国民党航空学校。在大陆解放前夕，这个孩子随学校一同去了台湾省，从此杳无音信。《延安颂》，献给革命圣地的心灵之歌1937年10月，白云随“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到达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中崭新的一页。当时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多以改名来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追求，她也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鲁迅小说《铸剑》中那柄锋利的宝剑“莫邪”的谐音，取名莫耶。“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是当时沦陷区及大后方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团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接见并宴请了全体队员，莫耶和队长左明被安排与毛泽东同桌吃饭。毛泽东在饭桌上说：“现在延安的文艺家多了，是不是办一所学校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都表示赞成。毛泽东接着说：“那就叫鲁迅艺术学院吧。”不久，莫耶和全队人员由洛甫（即张闻天）介绍，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莫耶担任了救亡室文娱委员。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校址就设在延安北门外大砭沟的半山坡上。莫耶从抗大调到鲁艺学习，她的宿舍就在半山坡的窑洞里。莫耶每次走出窑洞眺望，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迎面耸立的巍巍宝塔。她经常想，什么时候能爬上宝塔山。依偎在宝塔旁，摸一摸宝塔的砖石啊！终于有一天，她独自涉过延河，顺着盘亘的山径，来到宝塔山前，绕了一圈又一圈，浏览山下潺潺的延河，瞭望庄严雄伟的古城，听着延安城中远远传来的歌声，直到夕阳西下，方才尽兴而归。延河更是与她朝夕相处。早晨，莫耶和鲁艺的女同学们列队到河边，在延河的沙滩上做体操、发音练唱。到了夏天，同学们还到延河里练习游泳，欢声笑语荡漾在延河两岸。每天晚饭后，除了在城里礼堂演出或看演出外，她们就成群结队漫步延河边，低吟浅唱。每逢明月东升，延河晶莹闪亮，更是充满诗情画意……就这样，歌声伴随着莫耶她们成长，延河也像她们一样，总有唱不完的歌。莫耶心里常想，什么时候能唱出激动心弦的歌？唱出自己写的赞颂延安的歌呢？一天下午，延安城里开大会，散会后，鲁艺的同学们出了北城门，爬上校舍的半山坡。莫耶和几个同学站在土坡上，望着从城里出来的一队队抗大的同学和战友，听着他们的歌声和口号。这动人的场面，使她心潮汹涌，热血奔腾。这时，音乐系的朝鲜族同学郑律成正站在她身边，看出她心情激动，就对她说：“给我写个歌词吧！”郑律成的请求，引发了莫耶心中孕育已久的激情。莫耶虽然熟悉福建家乡的青山绿水，欣赏过第二故乡厦门鼓浪屿的海滨风光，但她觉得都比不上延安。一幕幕沐浴在革命光辉之中的景象，激起她的无限情思，创作的激浪在她心中跃动，酝酿已久的诗句在她脑中翻腾。她抓住这一刹那的灵感，提笔将满腔激情倾泻在一个小本上，写好了歌词：“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千万颗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恨，在山野田间长长的行列，结成了坚固的阵线、看！群众已抬起了头，看！群众已扬起了手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人的怒吼。士兵瞄准了枪口，准备和敌人搏斗。哦，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城墙，筑成坚固的抗战的阵线。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莫耶把歌词写好后，写上题目《歌唱延安》，交给郑律成。郑律成看过后，高兴地拿走了。不久后，在延安礼堂举行的一次晚会上，第一个节目就是《歌唱延安》，由郑律成和女歌唱家唐荣枚男女声合唱。莫耶怀着激动和紧张的心情，想听听观众，特别是毛泽东等首长的反应。唱完后，毛泽东高兴地鼓起掌，听众们也热烈地鼓起了掌。第二天，中央宣传部的同志来要了《歌唱延安》的词曲手稿。不久，鲁艺的秘书长魏克多拿来一张铅印稿给莫耶，告诉她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已将歌名改为《延安颂》，问她有什么意见。莫耶高兴得跳起来连声说：“题目改得好！叫《延安颂》好！”诞生在巍巍宝塔山下、滔滔延河之滨的《延安颂》，带着无数革命者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从延水河畔，宝塔山下传颂到抗日前线和全中国，成为革命圣地延安的光辉象征。莫耶也因此在延安红极一时，声名远扬。出色的女作家1938年冬，莫耶响应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提出的“拿起文艺武器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号召，加入了鲁艺组织的实习队，与作家沙汀、何其芳等跟随贺龙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任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教员，后任剧社创作组组长。她不仅从事创作，还参与编印前线刊物——《战斗文艺》。同年，她代表部队文艺工作者加入晋绥边区文联，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在文联成立大会上，贺龙赞扬说：“莫耶是我们一二〇师出色的女作家。”在战地，莫耶跟随部队长途作战，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卓越的工作成绩赢得了赞誉。她与人合作并独自创作了一大批话剧、歌剧、舞蹈等作品；剧社演出的服装多由她剪裁缝制，有时她还登台演出；她口袋里总是装着笔记本，随时随地采访、记录。在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她常常是一茶缸开水、一把炒豆充饥，有时在集体讨论后，连夜写出一个小戏，第二天就排练演出。1944年春，莫耶调至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任编辑、记者，她自告奋勇担负起两个版面的编辑任务，经常深入前线部队，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战斗故事。她住的土窑洞，灯光经常彻夜不熄，白天她仍照常工作或劳动。1948年秋，莫耶随《战斗报》调回延安，1949年春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1950年，莫耶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后任总编辑，同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李克农的外甥、 《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因文学创作历经磨难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56年，在“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作风”运动中，经省领导同意，莫耶在《甘肃日报》上发表文章并配发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7年“反右”时，与这篇文章有关系的人被错划为“右派”，莫耶也因此受到批判和降级处分。“文革”中，莫耶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并被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笼罩在莫耶身上的长年冤案得到彻底平反。莫耶出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一心倾注在文学创作上，相继创作出电影剧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编辑出版了自选集和回忆毛主席、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章。1986年5月7日，莫耶喃喃地吟唱着《延安颂》走完了68年的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