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给你提供几个思路
1.从中国的早期诗歌（诗经）骈文（楚风、离骚）、律诗、绝句、词、散文、小说、白话文的出现年代、承续关系来写
2.辨析正统文学与俗文化
3.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转型等外部环境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发展
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 《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李翱卒年订误 《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 《中华文史论丛》1981第2期也谈温庭筠生平之若干问题--答王达津先生 《南开学报》1982年第6期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 《研究生论文选集·中国古代文学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3年3月姜夔卒年考《复旦学报》1983年第2期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84年第1期新发现杜甫佚诗证伪《草堂》1984年第1期《班婕妤》非严武作《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草堂》1985年第1期袁郊未任翰林学士《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期欧阳修著述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杜诗早期流传考《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李康成《玉台后集》辑目《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二则《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略谈《全唐诗》《语文学习》1986年第4期殷璠《丹阳集》辑考《唐代文学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义净诗小考《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与骆玉明合作）《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全唐诗》补遗六种札记《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欧阳修、苏舜钦、王安石诗文拾遗《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晏几道生平零考《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1期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唐代文学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忠谏无畏贤陆贽《十大名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师门摭忆《泰兴文史资料》第6辑1989年10月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印行者考《中华文史论丛》1990年第1期欧阳修 收入《十大散文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张碧生活时代考 《文学遗产》1992年第3期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 《中国诗学》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诗话寻源 《中国诗学》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花间词人事迹考《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巴蜀书社1992年《全唐诗补编》编纂工作的回顾《书品》1993年第2期《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与罗时进合作）《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6期1993年2月唐诗人李昂、綦毋潜、王仁裕生平补考《铁道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登科记考》正补《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11月版郑虔生平与著述补考《郑虔研究续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新罗旅唐三诗人诗辑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2期我作《全唐诗补编》《古典文学知识》1994年第3期《五代新说》中的先唐遗诗《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齐己佚文《龙牙和尚偈颂序》考述《益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文史考据应有所阙疑《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唐代闽籍诗人考《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4年10月《全唐诗简编》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再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 《选堂文史论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旧五代史·王审知传》辑校《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诗渊》全编求原《文献》1995年第1期（又见《咸宁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旧五代史》补传十六篇《文献》1995年第3期述《全唐文》成书经过《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毛文锡《茶谱》辑考《农业考古》1995年第4期读《唐文拾遗》札记《中西学术》第1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6月《二十四诗品》辨伪答客问《作家报》1995年8月19日《新唐书·艺文志》补——集部别集类《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宋诗话辑佚》匡补《中国诗学》第4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述要（署独孤棠）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2期石刻文献述要《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唐五代文章的总汇--《全唐文》《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3期《二十四诗品》不是司空图所作（与汪涌豪合作）《寻根》1996年第4期问学纪程《中文自学指导》1996年第5期《全唐文补编》前言《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6期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与汪涌豪合作）《中国古籍研究》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版，本文获第二届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唐诗人占籍考（与胡中行合作）《中西学术》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二十四诗品》辨伪追记答疑《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长沙窑唐诗书后《中国诗学》第5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全唐文补遗》（书评）《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唐诗研究集成》（书评）《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辑考《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11月《钓矶立谈》作者考《文史》第44辑中华书局1998年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重印之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中国文学发展史》附新见逸诗附存（《全唐诗补编》简体横排本附）中华书局1999年1月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338期1999年1月清辑《旧五代史》评议《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汉唐方志辑存》（书评）《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新唐书艺文志补》（书评）《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晏殊《类要》研究《新国学》第二辑（巴蜀书社即出）贞石订五代史《海上论丛》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一、诗歌
古诗多四言，如《诗经》；东汉魏晋后多五言、七言；唐代有古体诗和近体诗之分；“五四”有了新诗；
诗歌按时代分古体诗、近体诗（律诗、绝句）和新诗。按表达方式分叙事诗和抒情诗。按内容分田园诗、山水诗、科学诗、咏物诗。
二、词
是古代适合合乐歌唱而产生的一种新诗体。又叫曲子词、长短句、乐府。
词包括乐调长短。分为小令、中调、长调（慢词）
远在梁代已有雏形，晚唐定型，盛于宋朝。
三、曲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
四、散文
古代凡不压韵的、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
如：古文，记，古议论文体，古奏章，序，跋，赠序，史传，
现代散文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称的文学体裁。
按内容分记叙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文。如报刊文学等。
五、小说
古代小说源于古代神话传说，经历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小说和“五四”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辉煌业绩。他又是一位文学家，诗、赋及其文学主张都有极高成就，产生重要影响。他早年开设文学馆，交结“秦府十八学士”，一直是文学史中的美谈;成为皇帝之后，“听览之暇，留情文史，叙事言怀，时有构属，天才宏丽，兴托玄远” （《旧唐书·邓世隆传》） 。他自己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旧唐书·音乐志》） 太宗在戎马生涯和日理朝政之际，诗文著述颇丰，现存《全唐诗》收入103首，断句3联，还有与大臣联句《两仪殿赋柏梁体》;《全唐文》录有5篇赋:《威凤赋》、《临层台赋》、《感旧赋》、《小山赋》、《小池赋》;著有《文集》40卷，《帝范》4卷，《凌烟阁功臣赞》1卷。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盛焉，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新唐书·虞世南传》、《全唐诗话》、《历代诗话》都对这一故事有所记载，成为说明太宗喜爱宫体诗、提倡宫体诗，进而批评太宗的一个重要证据。在《闻一多全集·官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先生说:“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宫体诗）。”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就是唐太宗和他的臣僚，同样也沉溺在这种宫体的诗风里。”游国恩先生等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说:“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即使是新近出版的论著，仍然认为他 （指太宗，笔者注） 偏嗜华靡的审美趣味。其诗亦多有缛丽之作，并曾作宫体诗要臣下赓和，因虞世南谏阻而止 （乔惟德、尚永亮《唐代诗学》） 。尽管唐代卢照邻、明代胡震亨以及《全唐诗》 （卷一） 等有过不同看法，甚至在近年袁行霈先生、罗宗强先生的著述中有过客观评价，但长期以来对太宗文学成就的评价执否定的倾向没有重大的改变。
其实，笔者认为，除去太宗诗文中确有部分江左遗风（应当指出，这也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之外，《唐诗纪事》中所云之事对历代评论家的认识起到了不客观的影响。即使依据《唐诗纪事》而论，许多引述者也难免断章取义，因为太宗在这里接下来还有话，他说:“朕试卿尔。”太宗的话如果属实，说明他并非真的想写宫体诗，不过是个戏言;太宗的话如果言不由衷，也不足以印证他就热衷于宫体诗甚至到了“偏嗜”的程度。遗憾的是，对太宗在这方面的贬斥竟然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那么，对太宗的评价怎样才更恰当些呢?这应当联系太宗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及影响一并考察。
考察唐太宗的文学思想，突出表现在他主张文学必须有益于政教，同时又重视文学的艺术特点，反对淫靡文风，注重文学的艺术特殊性，强调文质并重的文学观。虽然太宗没有全面系统的文学思想论著，但从与他有关的一些诗文中还是可以很鲜明地看到这一点的。他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帝京篇·序》中。序曰:
予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予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人神，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序中真诚地表现出他考虑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结论是:“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主张“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目的是反对纵欲。为什么要反对纵欲呢?他联想到“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再联系梁、陈及隋的灭亡教训，以史为鉴，必须“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防止国家的败亡。总结历史经验，考虑政治得失，务求有益教化。所谓“咸英之曲”，指三代古朴的政教和文化;而“烂熳之音“，则指秦汉以来滋生的侈丽淫放的文风。为了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他主张复古，其标准就是“节之于中和，不系于淫放”，就是追求雅正。《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中记载，他对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皆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他之所以在这里否定扬雄的《甘泉》等赋，完全由于它们无益于政教，无益于劝诫，根本不是从文学角度来考虑问题，作为政治家他始终把国家兴亡放在第一位。但这里又流露出他主张“词理切直”的要求，也很有意义。
《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还记载，贞观十一年，邓世隆要求为太宗的文章编辑文集，太宗拒绝了，他说:“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 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太宗每提文章，就联系到国家的兴亡。他对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的批评，集中在“师古”的问题上。“师”什么“古”，无非是“古”之道德、“古”之文风，他既批评这几位前朝帝王的道德不“古”，也批评他们的文风不“古”，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共同特点是把文学作为纵欲消遣的典型。而太宗在这里首先考虑的不是词藻如何，而是“制事出令，有益于人，史则书之，足为不朽”。可见，太宗对待文学问题，首先考虑的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问题，而是社稷的安危，是文学的政教作用。
太宗不主张作艳诗，而且也不主张群臣们作艳诗，他的出发点仍然是考虑社稷江山。同样是前文所说《唐诗纪事》中记载的那段故事，在《唐会要》卷六五中也有记载:
（贞观）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秘书监虞世南商量今古。朕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尝戏作艳诗，世南进表谏曰: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出，恐致风靡。轻薄成俗，非为国之利。赐令继和，辄申狂简。而今之后，更有斯人，继之以死，请不奉诏旨。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因顾谓世南曰:“朕更有此诗，卿能死否?”世南曰:“臣闻诗者，动天地，感鬼神，上以风化下，下以俗承上。故季札听诗而知国之兴废。盛衰之道，实基于兹。臣虽愚诚，愿不奉诏。” （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
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1.太宗不主张作艳诗。不主张作艳诗并非没有作艳诗，他作艳诗是“戏作”，而且是“尝”戏作，也并非经常“戏作”;2.太宗不主张群臣作艳诗。要求群臣们“皆若世南”。要知道，太宗的要求就是帝王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文艺政策;3.太宗这样做的出发点是考虑国家的兴亡和长治久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目的是统治天下的需要。
太宗又不是一般意义上反对绮丽文风，他恰恰又十分重视从文采的角度来考察作品。他亲自撰写《晋书·陆机传论》，称陆机“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高词迥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其词深而雅，其义博而显，故足远超枚、马，高蹑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对陆机文采褒奖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太宗还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形式美。上官仪深受太宗赏识，太宗的诗文常令上官仪订正。而上官仪却是非常注重探索诗歌的形式美的诗人，在形式美表现方式上受齐梁影响很大，并提出“六对”、“八对”之说。这也说明太宗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且，太宗认为汉赋“文体浮华”，但他又写有多篇赋。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实际上很好理解，它表现出太宗尚质而不轻视文饰的文学思想，即文质并重。当联系到江山社稷时，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然首先要考虑文学的政教作用，当从一位对文学（其实对音乐、书法他也颇多建树）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颇有造诣的诗人角度考察文学作品时，他又是那么内行、那么投入地关注文学的艺术特点。太宗所高度重视的魏征，在其《隋书·文学传序》中也集中地将他所追崇的帝王的文学思想表达出来: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作为长年在太宗左右的魏征，应当深刻了解和掌握太宗的文学思想，并努力身体力行。魏征对南、北文学不同艺术风格的把握及“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态度，正是太宗南方“清绮”与北方“贞刚”相融合的美学理想的自然流露和集中反映。
太宗的文学思想，概括地讲，就是文质并重。他主张“师古”，力求以古变今;主张“劝诫”，强调政教作用;主张“雅志”，以求矫正俗情;主张“切直”，反对文体浮华;主张“词深而雅”，关注作品的艺术性。他的这些文学思想是联系的，不是孤立地厚此薄彼。从根本上说，太宗的文学主张受儒家崇古尚质的诗教说影响较大，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评态度，但却并没有一般意义地反对文学的艺术美学追求，这为唐代文学在艺术上的发展和新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