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同事们所回忆，他在去世的前一周还参加了一个工作的研讨会，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谁能料想当在短短的一周后，他就选择在单位的地下车库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现场他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书和只字片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知道他是一个有着自己想法以及理念的杂文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他，曾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殊荣，而作为一直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他所主张的理性思考，独立思考等其实很值得当下沉溺于网络的年轻人借鉴。
从这可以看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一生可能就执着于推动家国的振兴与发展，默默做着自己的努力。他更关心于改革的既定方针与实施成效，说白了，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讲，最主要的还是民生问题。毕竟如果生活这些基本问题如果都可以落到实处的话，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在网络上的苍白争辩了。
有很多人会认为他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根本不需要去管这些不值得他操心的事情。凭他当时所处的位置，其实也可以转行去做别的轻松一点的事业，回报会更多一些，经济收入也会更好。完全不必拘泥于在某一些尚且无法改变的局面下焦虑不已，那些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可以交给更需要操心的人或部门去应对。
也许他即使站在一片喧嚣声中，也能看得非常清楚，那些假借某些名义的随意泛滥看着让人揪心，但却无可奈何，这些和执着的理念背道而驰。
2016年，著名的杂文家、作家、《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被爆出自缢身亡，作为一位现代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的自杀辞世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惊，文学爱好者们听闻这一消息无不悲痛。据悉，朱铁志在选择自杀前留下一封遗书，遗书中以优美的笔调抒发了自己对于人生和死亡的诸多感慨，可见他的自杀并非放弃生活，而是传递出一种豁达。
朱铁志先生生前曾身患绝症，这也是他选择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绝症带来的痛苦，对于人生最后的阶段是非常残忍和绝望的。人不仅不能享受人世间的快乐，还要忍受无尽的痛苦，在遗书中，他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认为自己最后重疾缠身的生活质量很低，既然注定结局是死亡，不如选择更坦荡更体面的离开。
很多人都有疑问，为什么像朱铁志这样的文字创作者更容易自杀，这里面有许多原因。首先文字创作者们普遍拥有更加丰富的情感，他们对于世界、人性、情感这些东西有着更敏感的认知，这也就使得他们更容易感受到压力和痛苦，极易因为不堪重负而自杀。其次就像朱铁志这样对于死亡和生命的认知更为通透和豁达，因此他们会选择自己结束已无意义的生命。
由于文字创作者们情感世界的丰富，他们的精神也经常会纠结甚至扭曲，更容易出现一些精神疾病如焦虑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等情况。我们熟知的诗人海子在人生的大好年华突然自杀，还有同时代的诗人顾城，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也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他们真正复杂的内心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在尘世默默追忆。
在当今的温州文艺界，郑伯永这个名字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但他是一位值得我们缅怀和尊敬的革命者、好作家，为浙江的文艺事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温中”起程寻“新路”
郑伯永的文学素质和进步思想是在温州中学萌芽的。
浙江省温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初名“温州府学堂”，后历经“温州府中学堂”“浙江省立温州中学”“浙江省温州市第一中学”等时期，1985年更名为“浙江省温州中学”，简称“温中”。百年温中，孕育了无数精英才子，走出了许多仁人志士。
回溯到1934年秋天，年仅15岁的少年郑伯永离开浙江乐清白溪朴头村，就读于浙江省立温州中学，他最初的想法是好好读书，学有所成，报效慈母的养育之恩。可在1935年12月，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停止内战”， 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郑伯永得知消息后热血沸腾，和温州中学的爱国学生们一起，冲出校门，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还在集会演说，呼吁抵制日货，反对国民党 *** 的妥协政策，勇敢地投入到进步的学生运动中。
当时温州中学高中部学生马骅，与同学一起组织野火读书会，负责编辑《野火壁报》，郑伯永是《野火壁报》的热心读者，两人也因此认识、相熟，成了好朋友。许多同学喜欢《野火壁报》上的文章，认为张贴后收起来，无法再读，很是可惜，建议每两期油印合订成一本，由同学们订阅，初中部订阅的事就由郑伯永等学生负责。
1936年下学期，郑伯永担任了温州中学学生会进步刊物《新路》的主编，该校刊宣传抗日救亡，传播革命思想，激励师生斗志。郑伯永在刊物创刊号上发表题为《开拓新路》的署名文章：“黑暗的尽处有光明的世界，痛苦的尽处有幸福的乐园；朋友，让我们携起手来，前进吧！毁灭了黑暗的世界，杀出了一条新的大路!”“我们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千万人的生存。快拿起我们的武器，奋斗，努力，努力开拓新路！”这篇短文尽显郑伯永在学生时代的革命理想。
作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和活跃分子，1936年，郑伯永被迫离开学校，这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学生家长的联名控告，学校迫于压力，只好改变决定，郑伯永等48位爱国学生才得以复学。
战斗的号角响彻温中校园，郑伯永义无反顾，怀着赤子之心，以笔为矛，冲锋陷阵，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
烽烟中迸发创作 ***
郑伯永的文艺才华，在革命战争年代初露锋芒。
2020年夏天，笔者为了写作此文，拜访了与郑伯永在 *** 浙南特别委员会共事过的洪水平老人。老人今年96岁，思路清晰，性格爽朗，十分健谈，据他回忆，郑伯永在浙南特委任宣传部副部长，洪水平任干事，他们是上下级关系。1947年5月，郑伯永等人牵头创办了《时事周报》，这是长江以南地区由 *** 领导的最早的地方机关报（后改名《浙南周报》《浙南日报》，为《温州日报》的前身），洪水平是主要编辑之一，他们俩仍然为上下级关系，互相支持，彼此尊重，两人都喜欢文艺，热爱文学。
洪水平老人靠在藤椅上闭着眼睛，往事便涌上心头。他说：伯永同志的鼻尖上有一点天生的红晕，有人叫他“老红”，他并不忌讳，甚至写文章时署名“红鼻子”。他能文能武，带兵作战，不管面临什么复杂、危险的处境，都能镇定地布置和分派工作，看上去丝毫不紧张、不慌乱；他给士兵上理论课，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讲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大家都喜欢听。革命战争时期，浙南特委的官兵生活在洞宫、括苍和雁荡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没有文艺活动。伯永同志为了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就把附近村子里的唱词人（唱温州鼓词）请到宣传部驻地来，唱《陈十四娘娘》《十二红》《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等，大家围坐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听着，觉得很有趣，幽深的山坳里也有了阵阵笑声。
郑伯永在浙南特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任上工作繁忙，每天都要处理大量事务，还负责“两刊一报”，两刊为《新民主》半月刊和《浙南月刊》，一报为《浙南周报》,他亲自撰写各种新闻报道和革命故事，干着总编兼记者的事。他还是文学征途上虔诚的跋涉者，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有两篇颇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以夷夫为笔名发表在当时 *** 在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上，其中一篇揭露国民党括苍绥靖办事处主任吴万玉在楠溪“清乡”的血腥恶行，引起较大反响。他一手毛笔字秀丽浑厚，下笔千言，文章一气呵成。冬天山上寒冷，晚上他要写作，就向村民借来一只泥盆或一个破缸头，放入木炭，生火取暖。郑伯永长期在浙南山区工作，知晓地方上的事；常年生活在老百姓中间，了解民间疾苦，这都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他与干部、战士、学生、士绅、商人以及国民党各乡（镇）长、保长有密切接触，因此他脑子里活跃着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形象。他的作品风格朴实清新，语言雅俗共赏，善用群众口语。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地区百废待兴，时任温州地委宣传部部长兼《浙南日报》社长的郑伯永、为了建设和繁荣温州的宣传和文艺事业，披星戴月，殚精竭虑。同时，新社会的一切激荡着他心底的创作热情，他计划把浙南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生活和斗争经历用文学形式反映出来，1951年，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染血遗书》《我的舅妈》等，在《人民文学》发表。
1953年5月，郑伯永主动放弃一切行政职务，调到在上海的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有着革命斗争经验的专业作家。
无痕的丰碑：《十五贯》
在中国作家协会华东分会的两年里，郑伯永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
要写的题材实在太多，而浙南革命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和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最是时刻呼唤着他的心灵，丰富生动的革命故事和许多人物形象，潮水般涌上他的心头，浮现在他的眼前。他日以继夜，笔耕不辍，把写作看成了一项新的战斗任务。大约一年后，他写出了《高振友》《我的舅妈》等中短篇小说，都是反映游击生活的。后来结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反映游击队战斗故事的《高振友》等短篇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今天重读郑伯永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些洋溢着泥土芬芳的文字，真实而细致地描述了浙南农民向往革命的淳朴感情，以及革命者在敌人统治区秘密工作的惊险，不由钦佩他的文学才华。
1955年，因工作需要，郑伯永调回浙江，在省委文教部担任文艺处长兼省文联秘书长。他是个责任心、事业心很强的人，回到浙江工作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牵头创办了文学月刊《东海》，主持召开全省文学青年创作会议，创建东海文艺出版社，吸引和团结了一批省内外作家，培养和扶植了青年作者，出版了许多反映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文学作品，开创了浙江省文学工作的新局面。
这一年的11月，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后改文教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的黄源，决定组织力量改编《十五贯》。黄源原名黄河清，作家、编辑家、翻译家，对郑伯永很是赏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副手。黄源曾说：“要改编《十五贯》，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郑伯永。”于是，黄源、郑伯永分别担任“《十五贯》整理小组”正、副组长。
《十五贯》又名《双熊记》，是清初戏曲作家朱㿥（朱素臣）的传奇作品，昆剧代表作, 该剧用熊氏兄弟各遭冤案、双双被判死刑的故事，揭露批判了主观臆断和循规蹈矩的官僚作风、歌颂实事求是的精神。郑伯永与黄源等人商议改写《十五贯》的主题思想和改编方案，认为要保留原作中的积极因素，而故事情节要进行删减，需改“双线”为“单线”，把全剧定为“鼠祸”“受嫌”“被冤”“判斩”“见都”“疑鼠”“访鼠”“审鼠”等八出。改编方案确立后，郑伯永作为具体工作的执行者与组织联络者，和剧作家、演职人员一起合作奋战，他们边改编、边彩排、边修改，反复打磨，精益求精，让崭新的《十五贯》主题更加鲜明突出，情节更加离奇曲折，表演更加精彩诙谐，唱腔更加优美婉约。
1956年，《十五贯》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公演后，获得巨大成功，形成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还进了 *** ，《人民日报》发表《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使昆曲这一濒临绝境的古老艺术又重获新生；因为它的成功，还使得大量传统剧目回归舞台，戏剧演出市场得以复苏。
作家汪曾祺曾说，整理传统戏最成功的一部是昆剧《十五贯》，“它所达到的水平，比《将相和》《杨门女将》更高一些，因为它写了况钟这样一个人物，写得那样具体，那样丰富，不带一点概念化和主题先行的痕迹。”1998年10月，郑伯永去世37年后，黄源在纪念郑伯永的文章中写道：“《十五贯》的改编成功，归功于郑伯永同志。”
令人惋惜的是，牵头改编整理《十五贯》成为郑伯永文艺创作生涯中最后的丰碑。1957年，在“反右”的风暴中，郑伯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被诬为“浙江文艺界的右派主将”，下放原籍乐清县农村监督劳动，干起耕田、养猪等重活。遭受了迫害与折磨，他贫病交迫，因肝病于1961年5月辞世，年仅42岁。据说，他在灾难的岁月中，把一部写了40万字还未修改完成的、反映浙南革命斗争史的长篇小说《太阳初升》书稿付之一炬。
1979年2月，郑伯永得到平反。同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小说集《我的“舅妈”》，作为对他的纪念和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