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国家安全观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它的安全对象基本限定在以国家为主体的政治、军事安全事物上，防御的是境外的军事威胁，以拒敌于国门之外为目的，准备战争和赢得战争是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心。
从1980年至今，中国已经有24年的和平时期。林东博士指出，和世界上很多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和民族一样，“我们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除了国家和军队要准备战争，因而具有强烈的国家安全意识之外，地方政府、企业、大众与国防之间的心理距离、物理距离都很远，国民的国家危机意识淡薄”。
“然而，席卷全球的第三次信息革命浪潮改变了这一切。”林东认为，因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当今世界，国家和人民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不仅大大超出战争和政治、军事安全范畴，而且对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国安全的威胁不仅来自外部，更来自内部。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转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大国间战争风险明显下降，世界大战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乃至大国之间的大决战时代消退，甚至大国之间的大规模军备竞赛这样的危险游戏也大大降温。因此，“传统安全观下的国防呈现战略松弛现象”。
“然而，这种松弛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国间的争斗并未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寻求以武力为基础的和平演变方式来谋求政治、经济利益，也就是外部对你施以军事威胁，内部对你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综合起来破坏主权、蚕食领土、控制资源，甚至颠覆政权”。
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威胁兴起，这使各个国家面对新的敌人，恐怖势力从社会内部发难，通过制造社会危机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虽然目前恐怖袭击的破坏力还没有达到战争损失的程度，但是它所造成的社会心理震撼和公众安全感的丧失已经不亚于战争时代。每个国家的社会安全都前所未有地面临严峻挑战，社会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形势发生如此巨变的今天，林东认为，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重要而急迫”。
林东说：“‘新国家安全观’将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都纳入职责范围，极大地开拓了国防的历史使命，而这些领域都是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关联的。可以说，今天的国防不是同老百姓疏远了，而是拉得更近了。”
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国家安全是个木桶，“新国家安全观”中的各个部分就是木桶上的木板，哪块木板低都会影响整个木桶的盛水量。“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安全既离不开军队，也离不开政府、企业和大众，国家安全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安全。这要求每一个公民必须从思想上实现从旧的传统安全观向拓展了的‘新国家安全观’转变，居安思危，心中长存忧患意识。”
经济全球化正深刻改变着社会进步的方式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因素和实现手段都发生了变化。
从政治方面来看，全球化进程使国家及国家主权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使人们以绝对主权来衡量国家安全的做法出现了变化。从经济方面看，全球金融、贸易和服务市场的监管体系更多的是以市场为中心，国家的经济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和挑战。从文化方面看，发达国家在文化信息的传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们传播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对他国原有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冲击。从军事方面看，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军事仍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国家安全观也在不断变动和调整。总的说来，一是安全主体观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向下延伸到了个人，向上延伸到了群体和国际（人类）。与此相对应，对国家产生威胁的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二是国家安全从绝对变为相对，安全状况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国家安全程度的实现与国家实力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三是国家安全观正在由重视影响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向重视内部因素转变。冷战后，随着国际机制的成熟与健全，合作成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主要选择。从现实看，一国吞并他国领土的情况已比较少见，但一些国家因内部问题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给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造成威胁，进而引发国际社会介入的事例却越来越多。
四是从提倡硬实力到提倡软实力。二战以前，军事、人口、资源等硬实力因素是影响和决定国家安全的主导因素，现在，民族凝聚力、国家体制、科技、文化、信息等软实力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和比重越来越大。
中国是少数几个完全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的国家，这决定了，领土、主权和军事等方面的安全仍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但我们也要看到，“9·11”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处于此涨彼消的变动之中，因此，我们也要重视把握好非传统安全问题，未雨绸缪，从长计议，注意掌握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没有也不可能一边倒。在存在一些消极因素的同时，还存在很多积极因素。我们不仅要看到外部某些方面对我国显示敌意，还要看到诸多对我国有利的外部因素，两者都在起作用。正是各种因素的综合，形成了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
首先，我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是内外互动形成的，而非任何一方的作用单独造成。在相当程度上，它是我国自身内部作用的结果。譬如我国结束十年动乱，这就给我国根本改善了国家安全环境，不仅我们可以从此安心发展，通过稳定谋取安全，而且也使他国能够放心：中国不会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贫穷。这就有助于他国对我国减少防范，进而塑造邻国对华正常往来的意愿，并使我国感受到外部安全环境在逐步改善。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安全环境改善的整体逻辑和后果，其结论基本不受去年一年中我国周边关系波折的影响。
其次，我国内安外睦的长期实践，已给自身实力带来良好的提升机遇。我国经过较短时间的努力，经济总量已达世界第二，外贸总量也攀升全球第一。这是我国励精图治、谋求合作的结果，也使我国更有能力作用于国际社会，在一个相互更为依赖的世界环境中，塑造他国对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积极姿态，可以使我国更加安全。譬如，我国主要的周边国家纷纷把中国作为其最大贸易伙伴国，这说明中国消费这些国家产品的意愿和能力已显著增加，而中国也在向这些国家更多地提供其经济与民生发展的必需物质。双方经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有助于彼此以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这是中国进步所带来的我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塑造安全环境的动力。
再次，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给自己带来空前强大的物质国力。就经济产出而言，我国GDP在去年超出日本0.7%，今年可能超出日本10%，几年后就将超出日本一倍，更为接近美国。这是按官方汇率判断，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目前的中国经济产出可能已超美国1/3（按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二元计算）。如此国力必然体现在国家防务中。以2010年我国国防预算而言，以官方汇率折算的我国780亿美元军费，已超日本50%，并超印度150%。按照2011年我国6011亿人民币的军费，我国防务开支能力将更超日印。不久之后，我国GDP和军费均将超过日印之和。这些因素无疑将增强我国在与它们交往中，以自己的意志塑造国家安全环境的能力。
一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构筑一个总体稳定、相对均衡、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框架。这种大国关系框架规范的是当今大国的相处之道，其要旨在于摒弃猜忌防范的陈旧思维、确立增信释疑的合作共赢机制，这种机制有利于引导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处理好与美俄日印等大国关系的对外政策。
二是提出“亲、诚、惠、容”为价值取向的周边外交理念，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三是提出新义利观。义和利要辩证对待，有一个辩证的结合。不要为了利，丢失了义，要讲诚信、信誉、义气，兼顾互利共赢。
四是贯彻综合安全观。我国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要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就是要贯彻综合安全观，我们倡导的是综合安全、合作安全，这也是一个新的提法。
五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以国际合作倡议的形式提出的，是跟别的区域合作模式不一样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旨在经济上实现共赢、双赢。“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国家开放，各国根据自己的意愿、需要，可以选择参加或不参加，并且可以以多种形式参加。因此，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打的是一套“组合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举措，会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