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化，不同经济体宏观政策在不断分化。先看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刚刚走出危机最差的时期，2015年经济增长可能稍好于2014年，但是2015年欧元区债务恶化不会明显缓解，通货紧缩将会持续，在此形势下，欧元区于1月推出欧版QE，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表现为“放松”。再看日本，在2014年4月提高消费税后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几个季度萎缩，2015年经济不会好于2014年，为了刺激经济，实现预期通胀和增长目标，将在宏观政策上继续实行超宽松量化货币政策，在宏观政策上也表现为“放松”。在这次危机中，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突出，私人消费抬头、制造业回流、失业率下降等都使经济向好。但美国2014年11月宣布退出QE，并于2015年年中可能开启加息窗口，宏观政策总体趋势表现为“收缩”。发达经济体之间宏观政策的收和放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刻的，由于美国是世界超大经济体，欧洲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放松带来的影响，不足以抵消美国在宏观政策上收缩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再看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是表现相对较好的两个经济体，这两个经济体目前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都相继采取了放松的宏观政策。但是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等经济体，面对资本外流和通货膨胀，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也分化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带来不同挑战。 总之2015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利有弊。去年以来美元坚挺回流、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对我国进口大宗商品价格降低成本有利。比如石油我国每年进口约三亿多吨，如果价格降一半，我们进口原油会节省一千亿美元左右，当然这是理想状态，还有铜、黄金、铁矿石、大豆棉花等。但是，当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回落以后，必然引起新一轮的世界通缩。一旦通缩，国际市场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对中国产品出口将形成严重需求约束。还有，在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形势下，除了美国之外，世界上20多个国家开始竞争性货币贬值，这使得我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对其他货币明显升值。这严重抑制了中国的出口，这对当前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国内经济增长影响因素有利有弊 先从有利的方面看，有以下四大方面能给2015年经济增长托底。 一、改革步伐加快，改革力度加大，能释放一些体制改革红利，可促进经济增长。比如，党的三中全会提出336项改革措施，四中全会提出190项改革措施，加在一块526项改革，每年分解80多项。如果2015年按预期完成改革任务，必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又如，行政审批权限的取消和下放、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特别是各种改革试点的推进产生的示范效应，都将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红利。 二、从经济结构调整上挖掘增长潜力，有利于经济增长。本届政府积极推进发展模式创新，通过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将城乡、产业、区域串联起来，即串联式发展经济。提出产业融合发展、区域协同发展，打造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这都是创新思维。将产业、区域、城乡串联起来发展能产生联动效应，会带来1+1>2的效果。 第一，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个亿的人口问题。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个亿，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解决他们长期悬在半空问题，会产生几万亿的GDP，二是棚户区改造一个亿人口，促进一亿人居住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解决困难群体安居乐业问题，也可产生上万亿的GDP，第三是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一个亿，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移问题。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国家在北京、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选择62个城市（镇）于2014至2017年进行试点，然后全国推广。如果试点成功并推广，经济还会增长一大块，而且这种增长是健康的。 第二，打造长江经济带，今年要开好局。打造长江经济带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沿长江经济带建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体系，黄金水道建设，高效铁路体系建设，便捷公路体系建设，发达的航空体系建设，油气能源管网体系建设，还有城市交通便捷体系建设等，这些建设都需要巨量投资。二是沿长江经济带培育几个城市群，下游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群，将上海与周边城市有机连接在一起；中游以武汉和长株潭为中心的城市群，将周边的中小城市彼此相连；上游以重庆和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形成以后，会出现一个更有效的城市经济发展圈。三是沿长江经济带打造产业集群，高科技、先进制造、汽车制造、新能源、信息、生物等产业集群等发展兴起，必将推动这个区域的快速发展。 第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将北京和天津同周边城市连接起来，即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通讯、水电网管设施、产业发展、生态建设等都实现互联互通，也能带来经济增长的联动效应。 三、实施新“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指的是向西建设陆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可称“路丝”，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实现欧亚一体化；向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以重点港口为节点，从海上打通贸易通道，加强与亚洲周边、欧洲、非洲等经济联系，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近期重点建设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了一个新视野和新战略。这会给中国带来一片新天地。中国将从过去的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导向转向以资本、技术输出带产品输出，这是一个战略转型，如果做好了，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时代。比如建亚投行，中国出五百亿美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等50多国都愿意成为创始成员国。还有我国已经建立丝路基金，注资400亿美元。这些都会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四、今年中央会继续强化实施微刺激的宏观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4年以来我国的很多措施都是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例如9月30日放松第二套房的房贷政策，70个城市66个城市相继取消商品房限购；10月到11月，国家批复30项铁路和机场建设项目合计9000多亿元，加上特高压和港口项目投资超一万亿；还有，11月22日降息，12月28日央行378号文将同业存款纳存，今年2月5日实施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可释放约9000亿货币，3月1日起又下调存贷款利息。总的来说，上述四大方面的因素，都会为今年中国经济托底，把中国经济保持在预期区间。 但是有以下几大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会构成较大下行压力。一是长期因素。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周期性下行，从高位向中位下行似乎是一种趋势。在总量方面，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向中位转换；在结构方面，中国再想像过去一样靠高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国的投资规模已经51万亿，63.64万亿GDP中有如此大的投资规模，再扩大投资规模将受到空间限制。还有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制造业规模发展得过大，再继续刺激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也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强烈约束。由于传统劳密型产业长期过剩，新兴产业成长缓慢，结构调整将面临剧烈阵痛。在调整过程中，传统产业首先要淘汰或转移，这会使依靠该行业营生的人群受到冲击，而另外一部分人通过创新又会获益。因此，本阶段产业转型中，新兴产业的成长和扩张，必然要以一部分传统产业淘汰为代价，比如网络销售给传统商业带来极大的冲击。 二是消费增长缓慢。我国需求结构转换已经传出好消息，消费占GDP的比重有了微弱上升，投资的比重出现了下降苗头。但是，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我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明显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太低。当前我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压缩“三公”消费之后，私人消费没有及时补上，造成总消费增长缓慢。当前和今后，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投资能不能再增长，而是消费在需求结构转换中不能实现正常上升。 三是落后产能淘汰后，接续产业成长缓慢，导致经济增长乏力。从生产投资看，当传统的产业被淘汰或转移之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传统产业改造滞后，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落后产能是污染、不好的GDP，当这些产业被淘汰以后，绿色的、有质量的GDP没上来，最后经济增长必定要下滑。因为落后产能淘汰是快变量，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是慢变量，快慢之间必有一段空档期，在空档期缺乏接续产业条件下，工业投资增长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就不会太快。 对策与建议 基于以上因素，当前和今后形势判断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主要是总需求回升缓慢，解决需求不足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任务。今后，在政府微刺激和投资拉动下，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会向好，但制造业、房地产业投资难有明显回升，消费继续呈现低缓增长趋势，出口增长会延续低速状态，经济增长仍面临不小的压力，预计全年增长率会低于2014年。 为了稳增长，防止经济增长过大偏离预期目标，今后我国的宏观政策方向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强化微刺激力度，加大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 在今后三个季度，具体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继续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一方面用于新型城镇化和三大战略部署方面的投资，一方面用于能刺激和改善消费侧方面的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同时，还应从财政中拿出相当一部分财力，继续加大对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贫困人群的援助力度，解决这些人群住房、就业、上学、看病、养老等基本需求问题。另外，财税政策要在减法上做文章，例如降低部分日用工业品的消费税，增加家电甚至家具更新消费补贴，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二是实施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更大地发挥货币政策力量，推动稳定经济增长。运用有效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和信贷供给，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增加中小企业、新兴产业的信贷规模，解决他们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可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向市场适度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方面可继续放宽金融市场进入门槛，允许并支持社会资本依法建立民营金融机构，从制度上扩大金融供给。 三是加快改革落实工作，选择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社会结构转型的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优先、重点推进，比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行政审批权限、垄断行业限制、土地矿产能源等资源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
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
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形势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世界还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中依然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以新的"炮舰政策"和新的经济殖民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干涉主义"严重损害了许多中小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发展利益，也给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造成威胁。与此同时，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犯罪、环境恶化等跨国问题远未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还很多。但从总体上看，国际形势缓和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多极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任何旨在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巨大风险。但利用机遇，防止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全球范围内南北差距继续扩大，贫国愈贫，富国愈富。如此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难以实现稳定增长。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一致要求。
世纪之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才能真正维护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把一个和平、公正、繁荣、稳定的新世界带入21世纪。
对当前世界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
一、美国独霸下的大国关系格局。当前全球战略格局仍是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结构。从长期看，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必然规律；而在短期内，美国在全球的实力地位却呈现上升趋势。“9·11事件”后，在国际上反恐和保障国内安全将成为今后几年美国全球战略的中心任务。为此，美国必须加强同其他大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的合作。同时，美国的全球军事优势地位巩固，国内政治保守势力上升，布什政府内部“鹰派”占据国家安全政策的主导地位，以及军火工业集团的影响增大，都将使美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更加一意孤行，不惜诉诸武力，从而在同其他大国合作时摩擦不断。对伊拉克的战争爆发后，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国家的矛盾势必更为突出，在几年内难以缓和，而美国国内也难保不再重演“9·11”式的恐怖事件。
欧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盟在地缘战略利益上，主要关注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希望俄罗斯、中亚、中东和北非地区保持稳定和经济发展，并努力扩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影响。在对伊拉克、以色列、朝鲜等国的政策上，在美国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等国际安全问题上，欧美分歧都十分明显。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里，欧盟和美国的战略裂痕将会加深。但是，欧盟的经济发展势头和科技水平不如美国，欧盟各国之间在实力、利益、观念上的差异制约着其整体实力的发挥。北约中的欧洲盟国军事力量远逊于美国。美欧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都是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方面的共性大于分歧。因此，美欧联盟尚无分崩离析的可能。
日本近年来经济增长缓慢，体制改革滞后，保守势力上升，执政集团不稳定并且丑闻不断，缺乏独特的政治信念和长远的国际战略设想。因此，未来的日本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中心位置。日本在国际安全和外交方面，总体上仍然追随美国，但在关系到切身利益的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也会显现一些独立姿态。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以朝鲜核问题为借口，公开主张发展核武器，甚至威胁要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
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仅次于美国，常规武器也很先进，但目前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只及美国的1/14，相当于西班牙或韩国的水平。由于国内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困扰，俄罗斯不得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退出世界一流强国地位的角逐，同时努力改善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以获得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对其国内政策的支持。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只得采取默认的态度并保留加入北约的选择。同时，俄罗斯也将继续在中亚、中东、东北亚等地区的安全问题上扮演一定的独立角色，维持大国的地位和影响。
美、欧、日、俄之间在经济、地缘政治、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军备控制、地区政策、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等问题上也经常出现意见分歧，其中俄罗斯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更大，歧见更多。但是，这些大国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战略利益方面的共同点大于分歧，以8国集团等机制为标志的大国协调与合作格局业已形成，在未来5-- 10年内不会有大的改变。美欧、美日、美俄之间的双边关系比欧、日、俄之间任何一对双边关系都更紧密，不存在一些大国联合对抗美国的可能性。
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趋势。朝鲜问题是东北亚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为了改善安全环境，并吸引外资，朝鲜试图加快同韩国、日本关系的解冻进程。另一方面，朝鲜同美国在核问题上将长期周旋，讨价还价，有时不惜采取“走边缘”的策略。而美国为了保持在东北亚的军事存在，将持续对朝鲜施加政治压力。朝鲜半岛缓和局面仍然比较脆弱。如果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得手，将对朝鲜采取更为敌视的政策，甚至企图颠覆朝鲜政权。与此同时，如果朝鲜以发展核武器、导弹为筹码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实惠的策略失当，则朝美军事冲突、朝鲜政权不稳等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9·11事件”的冲击使东南亚地区的经济雪上加霜，而伊斯兰激进势力在该地区有兴风作浪之势。本地区最大国家印尼的政治危机不断，今后几年难以稳定下来。当马哈蒂尔总理退出马来西亚政治舞台之后，马来西亚执政集团能否维护政治团结，防止伊斯兰激进势力抬头，尚待观察。东盟的经济合作步伐加快，但各国经济的互补和竞争共存，实现自由贸易需要较长时间；东盟地区论坛在建立合作安全机制方面的进展也不大。
南亚地区稳定主要取决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能否缓和下来。印巴矛盾时起时伏，军备竞赛激烈，随时都有爆发边境冲突的危险，但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不大。孟加拉国人口负担沉重，发展经济的任务艰巨。斯里兰卡国内政治斗争激烈，政府同泰米尔猛虎组织实现长期和解的希望不大。尼泊尔国内政治也动荡不定。今后，南亚仍然是世界上相对贫困、动乱频仍的地区。
美国借“9·11事件”的机会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并在中亚驻军后，使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大大增加。战后的阿富汗政权将长期面临塔利班残余和军阀割据的威胁，美军也长期不得脱身。美国开始对中亚和南高加索各国加紧政治渗透，这些国家则力图从中获取实际利益，并以此平衡俄罗斯的传统势力。俄罗斯和欧盟也会力争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形成大国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局面。开采中亚和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诱因。中亚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受到西方影响的冲击，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不断作乱，中亚各国联合主导地区事务的局面不大可能出现，而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国相互间的矛盾反倒可能突出，甚至成为新的冲突热点。土耳其也会借助其伊斯兰教和文化的传统力量扩大其政治影响。
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都相当缓慢。虽然阿拉伯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战争不致发生，但“以暴易暴”的行为此起彼伏，中东和解希望渺茫。中东各国的经济困难、高失业率、同西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对国内统治集团的不满，都将促使各国内部的激进势力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发展。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将使中东民众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愈发高涨。但阿拉伯国家尚难以形成一股团结一致的反美力量。西方在中东培养自己的代理人和促进“民主化”的努力，既不会取得明显进展，又不会完全放弃。
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中欧、东南欧地区的形势趋向稳定，总体发展方向是向欧盟和北约靠拢。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基本上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和经济自由化，经济复苏比较顺利，战略安全方面倚仗北约支持。地处东南欧的巴尔干国家，特别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除斯洛文尼亚以外），在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之后，基本上处在欧盟和美国的影响之下，大规模动乱的危险可以基本排除，但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经济发展迟缓，向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过渡困难重重。
非洲被长期动乱、部族仇杀、内战和国家间冲突所困扰。大部分非洲国家没有形成成熟的政治体制，教育滞后，传染病蔓延，生态环境恶化，贫困现象严重。国际资本在非洲裹足不前，非洲大部分地区会在经济全球化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其安全形势与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拉丁美洲则可能在全球政治中被“边缘化”。拉美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没有下降，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也仍然在执行。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多年来不断出现衰退和波动，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暴露出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拉美各国在本地区以外的国际事务中，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尚难以发挥重要作用。
三、对南北关系的基本评估。从整体上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发达国家。但是，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在继续加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更为严重，外债负担增加，金融风险增大。当前世界出现动乱和冲突的地区，分散在中东、非洲、中亚、南亚、东南亚、巴尔干半岛和部分拉美国家。恐怖主义、生态恶化、传染病传播、毒品走私、难民等问题也在这些地区最为严重。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和民族宗教纷争，不同程度上存在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失控现象，有的还有国家分裂的危险。因此，“北强南弱”、“北攻南守”，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全球战略格局的一个重要特征。
全球战略格局和力量对比决定了发达国家在联合国、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国际组织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在世界经济、国际安全等领域继续保持现存秩序和有利于它们的规则。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着全世界的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和文化传播。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缺乏强有力的挑战者。
四、热点集中在欧亚大陆腹地。当前世界政治中冲突热点最为集中的地区是欧亚大陆的腹地，即东起巴基斯坦、西至巴尔干半岛、北到里海、南及红海的广阔地带。这个地区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同其他地区相比，欧亚腹地的民族宗教问题最错综复杂，宗教极端势力最活跃，石油资源最丰富，大国争夺和竞争最激烈，未来的政治发展方向最不确定。因此，欧亚大陆腹地是决定未来一二十年世界是否能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地区。
五、当前世界政治的特点与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归纳起来，当前世界政治的主要特点是美国独霸，中国崛起，大国合作，北强南弱，热点集中。我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大国合作局面基本形成但各国同美国的矛盾深刻，冲突热点地区离我国较远，我国周边相对稳定，都使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折冲樽俎的余地加大。另一方面，美国霸权咄咄逼人，在世界上缺少对其制约的力量，构成对我国的长期威胁。北强南弱的趋势，特别是冲突热点集中在欧亚腹地，加剧了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正，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经济日报》评论：辩证认识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中新社北京六月十二日电 此间《经济日报》今天评论员文章，题为《辩证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文章说，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新成绩，但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非典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日益显露。文章对如何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全面评估非典疫情的不利影响，综合考虑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做出了详尽阐述。
文章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增幅下降，就业矛盾更加突出，农民增收受到影响，财政收支压力增大。就行业来看，交通、旅游、餐饮、外贸和外资利用等方面受到的冲击较为严重；就企业来看，一些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的困难比较突出，有的甚至出现停业、歇业。这些行业和企业存在的困难，不仅造成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收的减少，而且还会减少从业人员的收入，增加新的下岗和失业人员。如果这些行业和企业持续不景气，对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需求就会有所下降，就会使得非典对经济的影响面进一步扩大。对于非典给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诸多不利影响，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不可掉以轻心。
文章同时指出，疫情的出现并没有破坏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结构，从总体而言，非典对中国外贸、财政状况、物价水平、企业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就业率的影响并未超过中国经济的自身承受能力。当前首先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治非典与发展经济的关系，切实抓好防治非典工作和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努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其次，认真解决好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对于交通、旅游、餐饮、商贸等受非典冲击较大的行业，要抓紧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扶持，并认真研究这些行业在非典过后的振兴计划；要进一步落实鼓励出口的政策，切实帮助境外投资者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要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推动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对疫情导致部分企业职工和个体经营者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要及时纳入“低保”；要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确保交通畅通无阻和人员正常流动。针对一些行业出现的投资过热苗头，要区别情况，适时进行调控。
再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不动摇，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继续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出口，鼓励城市居民的住房、汽车等消费，大力启动农村市场。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政府应对各种风险、化困难为机遇的一剂良方，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完
如果放松限购、限外、限售等措施，让炒房资金再次流入楼市，必然会进一步拉高房价，使很多刚需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难以实现，并且加大了楼市泡沫，增加了潜在的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各地对楼市调控政策的任何调整，都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可为炒房开方便之门。
最近一段时间，部分城市的楼市调控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主要特点就是在人才引进的相关鼓励措施中，把放松购房限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尽管相关地方都强调新措施并不意味着放松调控，表示仍将坚持“房住不炒”，但这些新措施对楼市特别是房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比如，有的地区把人才引进的门槛确定为大专及以上，有的地区范围涉及数以百计的具体行业职业，有的地区则降低乃至完全取消了准购的缴税、社保年限，甚至不需要工作证明，这都会增加当地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促进销售增长，进而拉动房价上涨，且极有可能为投资投机性购房开方便之门，使炒房资金再次流入楼市，增加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
2016年9月30日，京津两地同时出台调控措施，开启了本轮房地产调控的大幕。与此前的几轮调控相比，本轮调控范围最广，力度最大，时间最长，释放的调控信号也最为明确有力，这就是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动摇。但由于各地情况复杂、不尽平衡，部分三四线城市还要兼顾“去库存”等多重目标，加之所谓人才引进政策与调控措施效应对冲，也使本轮调控总体上显效较慢，各地的调控效果不尽一致，有些地区还有所反复。也正因如此，调控取得的成绩更加来之不易，总体上遏制住和扭转了销售与价格持续暴涨的状态，确实难能可贵。此时，出台涉及楼市发展变化的措施要慎之又慎，认真评估，防止三年多的努力及成果功亏一篑。
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房价下行，房地产行业“真的很难”。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9月份环比，新房12座城市价格下降，5座城市持平，53座城市上涨，二手房28座城市价格下降，2座城市持平，40座城市上涨;同比价格，新房下降的城市只有1座，二手房也只有10座。由此说明，第一，多数城市房价仍在上涨;第二，即使个别城市房价有所回落，也只是在长期较高位势和较高涨幅基础上的回落而已。从长期看，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前几轮房价大幅上涨，我国一些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上升，居民实际购房能力下降，很多居民的居住环境难以改善，影响到生活的幸福感。
有分析认为，一些地区借人才引进之名松绑调控措施，或与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有关。但要认识到，如果放松限购、限外、限售等措施，让炒房资金再次流入楼市，一是必然会进一步拉高房价，使很多刚需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难以实现;二是加大了楼市泡沫，增加了潜在的市场风险和金融风险。即使由于房价升高、销售增加，或对经济增速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拉动作用，但其效果很难持续和持久，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效应必将弊大于利。此前很多三四线城市商品房大量积压不得不去库存就是一个例证。当下，一些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太难了”，除了与外部环境有关外，也与自身对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过度依赖不无关系。
近几年，中央连续发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声音。尽管楼市调控政策与其他各项政策一样，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但要视效果和发展与时俱进。但各地对楼市调控政策的任何调整，都要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可为炒房开方便之门。无论是人才引进政策还是楼市调控措施，都要与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功能定位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考虑资源、环境、人口、土地、行业等各方面要素和因素，有的放矢，精准施策。着眼长远，各地要应对好经济下行压力，必须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培育和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原题为《不可为炒房开方便之门》)
还是要稳住房地产市场，保就业，让大家敢于去消费，目前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对经济情况不看好，所以把钱都存在了银行，这样就给经济带来了恶性循环。
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适当回调，但经济质量却大幅提高。而且国家产业结构主体由工业转向服务业。消费则取代投资与外贸，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