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接见杨振宁博士时，和杨振宁谈到如何提高中国人的科学素质问题，杨振宁向周总理大力推荐了《科学美国人》，但囿于时势，一直未果。此后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批示负责科技的方毅同志处理。在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1979年，《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科学》在重庆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诞生。但《科学美国人》中文版诞生以来，一直步履维艰，至2001年发行量只有4000余份。2001年七八月份，科技部决定将杂志由重庆迁到北京，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主办，并给中信所几个月的准备时间，2002年1月，《科学》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 据《科学》前主编周国臻介绍，在创刊后3年多的时间里，《科学》编辑部举办过一些活动、并在网站和媒体上做了一些推广宣传工作，曾使刊物发行量一路提升，最多的时候达到1.8万份。这一发行量已与美方协议要求的2004年达到2万份的最低发行量相差不多。但国外很多杂志可以搞很多活动，出书、举办会议等渠道来增加收入，而《科学》却因诸多的限制条件，经营收入只有广告一项，这也与美方要求的营业额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关于《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内容本地化方面，美方也有要求，但《科学》杂志这方面做得不甚理想。 中科院研究生院李大光教授评价说，办好一份科普刊物，一方面杂志要有好的声望，另一方面管理和经营机制也很重要，我国的科普杂志在市场化方面做得还有欠缺，还没有完善的发行渠道，没有营销运作观念。另外还要解决语言问题，来吸引读者。值得借鉴的是，《科学美国人》的台湾版《科学人》却比较成功，它于2002年在我国台湾创刊，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量已达4万份，是台湾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普杂志之一，它甚至让一些有影响力的老牌科普杂志在发行量上受到影响。《科学人》编译委员会成员、台湾“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家王道还先生说，科普刊物不容易经营，中国大陆以幅员、人口的优势，办好《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的机会，比其他地方大。可是国内科学翻译书或学术翻译书的底子太薄，常常错译，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科学美国人》终止了与《科学》的版权合作。在2005年10月5日出版的第10期《科学》扉页上，刊登出一则公告：宣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简称中信所)与美国Scientific American出版公司的版权合同已于2005年8月31日到期，美方提出停止合作，2005年第10期为该刊最后一期。 《科学》停刊后，《环球科学》现任社长陈宗周与《科学美国人》建立了联系，并取得了新的中文版版权，于2006年1月正式创办了《环球科学》。陈宗周对科普有很深的情结，也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搞科学普及一定要记住“深入不容易，浅出更难”。陈宗周说，《科学美国人》中文版在中国应办成中国品牌的高品质科普刊物，应强调其普及性和高品质，不应定位于“高端刊物”。对《环球科学》的前景，他充满信心。陈宗周分析，《科学美国人》进入中国之初，中美科学技术方面存在不小的差距，美国一份面向大众的科普刊物对中国人来说很容易被认为是高端刊物；最初接触《科学美国人》的人，很多是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科技精英，他们往往是在美国读大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科普刊物，由于他们后来大都成为著名学者并继续阅读该刊，因而给人错误印象，仿佛这本刊物只能供专家学者阅读，在中国，它人为地被“高端化”了。但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公众科学素养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本科普杂志不应该再被认为是阳春白雪似的高端刊物了。毕竟，高品质的科普刊物和高端科普刊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环球科学》2006年1月创刊后，在经营上确实远胜当年的《科学》，发行量节节攀升，2012年每期的发行量在中国科普杂志中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从2011年第1期开始，《环球科学》另一个科学期刊巨头《自然》（nature）杂志达成了版权协议，开始翻译出版《自然》杂志中的精彩文章，这是Nature首次与中国内地的期刊进行版权合作。除了《自然》杂志，自然出版集团还拥有《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自然·物理学》（Nature Physics）等一系列子刊，以及80余种对应着某一科技领域的期刊，这些杂志中的任何一本在科学界都是声名显赫，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可见Nature背后的强大实力，以及这本杂志所代表的丰富科学资源。 据业内人士分析，《环球科学》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作为合作伙伴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读者的科学素养在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关注科学前沿，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二是《环球科学》本身就一直在与《科学美国人》进行版权合作。从2006年1月创刊，在短短4年内，不论是影响力还是发行量，《环球科学》都已成长为科学类杂志中的翘楚，这充分说明了环球科学杂志社在运营上的成功以及版权合作所具有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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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唱片是现今世界最大的唱片公司。公司成立于1912年，原本只是环球影业旗下的一个部门。1998年，环球影业购入专门出版古典音乐及流行音乐唱片的宝丽金唱片公司（PolyGram），合并改组成为今日的环球唱片（Universal Music Group），成为一座规模庞大的“唱片帝国”，在全球几十个国家设有子公司发行各种类型的音像制品。自1998年以来，环球唱片与索尼唱片（SONY）、百代唱片（EMI）和华纳唱片（Warner）并称为全球四大唱片公司。2011年，环球唱片以12亿英镑（约合121.1亿元人民币）收购了陷入经济困难的百代唱片，其出价是另一竞价者华纳唱片的5倍。而世界唱片业格局也就此正式从“四大”缩减成了“三大”。在吞下对手的资产之后，环球在世界大多数音乐市场上的占有率都接近和超过了当地反垄断法规定的上限，欧委会担心该交易将给环球以过度的市场权力，使音乐产品价格上涨，显著恶化百代向数字平台提供的许可条款，减少消费者的选择以及文化多样性。因此，为使该收购通过欧盟和美国监管部门的反垄断调查，环球不得不提出一系列整改方案，最终放弃了百代旗下的著名厂牌Parlophone，Chrysalis，Ensign和Mute，而百代的古典厂牌EMI Classics和欧洲的两个小爵士厂牌以及环球本来的一个分厂牌Sanctuary在英国的业务也都在被剥离的范围。环球同时放弃了百代在法国，比利时，捷克，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业务。在具体的有形资产上，环球得到了百代旗下的爵士厂牌Blue Note，以及嫡系的分厂牌Capitol和著名的Virgin唱片公司。同时，环球拿到了最伟大的摇滚乐队——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和英国巨星罗比·威廉姆斯（Robbie Williams）的唱片出版发行权。环球唱片公司拥有众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以及艺术团队的唱片出版发行权，包括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流行歌手如Taylor Swift、Eminem、Lady Gaga、Justin Bieber、Rihanna；华语流行歌手包括张学友、孙燕姿、梁静茹、陈奕迅、莫文蔚、潘玮柏等；古典音乐家如霍洛维茨、波利尼、齐默尔曼、阿格里奇、李云迪、王羽佳等；指挥家卡拉扬、伯恩斯坦、小泽征尔等；乐团如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阿姆斯特丹管弦乐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