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属于比较文学的论文吧？我曾经写过几篇，供参考。
比较文学论文写主题学的比较研究会比较容易些。
一、契诃夫《苦恼》和鲁迅的《祝福》
两个作者生活的年代都可算是动荡年代，这两部作品都是描述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他们的苦恼都是无人可诉说。由此可以延伸到当时的社会、文化。
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曹雪芹的《红楼梦》
这两个作者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这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爱情这一主题也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写的。
三、段成式《酉阳杂徂》中叶限的故事和安徒生童话里的灰姑娘的故事
这二者同属一个母题，就是穷人家的女孩、水晶鞋和王子。不同国家能出现同一母题，这个也是一个研究方向。
四、巴尔扎克和莫泊桑
两人都是以现实主义小说著称。因为接触了社会的阴暗面，所以其作品深刻的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但是两人的生活背景不同，巴尔扎克家境一般，父亲是靠倒卖军火而发了横财，买了一个爵位，巴尔扎克对其不齿，自己靠写作挣钱，它的作品都是通过经济学角度来反映19世纪社会的阴暗、人性的恶劣。而莫泊桑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母亲、舅舅都具有身后的文学修养，所以他的作品反应的层面不如巴尔扎克深远，而是从生活的角度反映人性。
参考文献：北师大版的《比较文学概论》 陈敦、刘象愚著
乐黛云主编 《中西比较文学教程》 高教出版社
朱维之主编 《中外比较文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乐黛云等著 《比较文学原理新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论汪曾祺对契诃夫小说的接受与转换 【摘要！！】
自1907年《黑衣修士》被译成中文开始，契诃夫的小说逐渐被引进中国，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受到契诃夫影响的新文学作家中，汪曾祺是比较独特的一位：契诃夫对汪曾祺的影响跨越了两个时代，不仅贯穿他一生的创作生涯，更重要的是，契诃夫是汪曾祺独特小说观念的主要资源，汪曾祺主动从小说形式和思想内涵合一的角度接受契诃夫。因此，如果要作契诃夫影响在中国接受的个案研究的话，汪曾祺无疑是不容错过的。对汪曾祺和契诃夫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个中国作家如何在自己的历史处境下，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吸收和过滤外国文学资源，剖析这种吸收和过滤的得失，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在深入阅读小说文本的基础上，从小说的结构，小说的语言，“小人物”形象，小说的人道主义倾向等角度详细分析汪曾祺在接受契诃夫影响过程中的吸收与转换，并进一步结合中俄两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作家创作的时代环境等情况，分析汪曾祺如何吸收、过滤和转化契诃夫小说的观念和思想。当然，汪曾祺的成就并没有完全局限在契诃夫影响下，他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充分发扬了中华民族的诗人气质，以自己方式革新了现代短篇小说理念，推动中国的小说创作出现新的局面。因此在影响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两位作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空间下选择和走向。本文认为，汪曾祺在接受契诃夫影响的过程中存在了很大的误读。汪曾祺认可契诃夫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小说形式的角度出发，几乎没有困难的接受了契诃夫关于小说形式的诸多主张；此外，在人道主义的思想倾向方面两人也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但是，在总体艺术风格上，契诃夫所体现出来的“悲剧的美”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是难以找到的，契诃夫的这种被毁掉的“悲剧的美”是“托斯陀耶夫斯基式的拷问和卡夫卡式的阴冷的怀疑”。相反，汪曾祺的小说中从头到尾都流露着作者对和谐美的追求，这种美相对于契诃夫的美来说，多少带有喜剧的色彩。两人的总体风格截然不同。
二者有很大的不同。托尔斯泰历经十余年创作完成的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是其对自己审美原则的完美叙述和详尽总结。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人们的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敏锐地捕捉人的下意识，并把它表现在与人的自觉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在他的审美原则下，唯有人的本质具有永恒的意义。《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托尔斯泰高度艺术地以现实世界中人的本能，去实现作品里的审美世界中人的本能；以不受政治禁锢的自然的原生态的描写，去展现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社会的重要片断，使读者得以从更高角度检点彼时社会思潮以外的永恒人性。契诃夫文学表现的19世纪末俄国知识分子的灰色情绪，他所创造的多余人、形形色色的精神变态者，以及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忧郁感、荒诞感，却与后来整个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中的主题、人物、情绪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已经走出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框架，具有鲜明的现代文学意识。为了突出人和环境的矛盾冲突，契诃夫在很多小说中描写了人物仿佛置身于牢笼、拘留所、精神病院之中的感觉，主人公活动的场所常常有高墙、栅栏、楼房……使人产生种种心灵上的压抑感。
为了渲染这种压抑的氛围，契诃夫往往赋予人物活动环境以灰色的色调。
人文学院田洪敏老师在A&HCI期刊《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Russian Literature/ Russkaia Literatura）2020年第2期发表学术论文。
论文以上海师范大学为独立署名单位，题目是《契诃夫的另一种文学性研究——基于社会史视角》（BehindtheCounter:《OtherLiterature》byAntonChekhovintheContextofSocialHistory ./За прилавком :《Друг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 》А.П.Чехов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
《俄罗斯文学》（季刊）创刊于1958年，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分院负责发行，属于文学历史研究；《俄罗斯文学》是俄语文学研究权威学术刊物，为A&HCI收录，在世界俄语文学研究中保持恒久和严肃的学术地位；期刊影响范围远涉俄罗斯国内外，为世界各高校、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收藏和研究。
《俄罗斯文学》期刊当下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科学的文学观念”——新阐释，新观点和新成果。特别关注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再研究，作家传记和文本阐释的新路径，档案史料的发掘等。
我国学者曾在该期刊发表书评、会议综述以及译介等论文，田洪敏的《安东·契诃夫另一种文学性研究》是该期刊近年来首次发表中国学者的立论性质长篇论文，论文不仅是契诃夫研究的补充拓展成果，同时也是对1860-1910俄国历史进程研究的有
效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论文主体将1880年代契诃夫开始职业写作的十年作为基本档案史料来源，绕过21世纪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视野，回归文学和历史的本体论意识，在科学史料的基础上讨论契诃夫的文学性问题。论文内部逻辑基于百年来契诃夫研究的学术史展开：1 契诃夫的艺术观念；2 契诃夫的宗教观念；3 契诃夫的社会观念。
具体来讲，契诃夫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作家还是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是一个宗教主义者还是一个怀疑论作家，契诃夫在世界文学进程的研究新方法等。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面对的是1861年俄国改革之后至1880年代的历史进程——即俄国地主贵族退却，农民阶层进入历史进程，城市化进程加剧；新阶层形成并且起到主导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受契诃夫传记研究者青睐的用以佐证契诃夫“不幸童年”的史料，比如教堂唱诗班，比如父亲经营的以卖外国进口咖啡等物什的小铺子等都应该重新放诸社会史中进行考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考察1861改革之后俄国教育风气的转向。农奴出身的父亲对于贵族的羡慕不仅仅是富有，同时因为他们“认字”，可以读书。正是进阶为商人的父亲的坚持，契诃夫在南部港口城市塔甘罗格故乡接受了希腊教育。契诃夫在个体生活和写作中秉持的“平等观念”也是在少年时代已经形成，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并且真正行医的经历，导致契诃夫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世界的敏感度居于同时代人前列。
同时必须注意到，文学批评在1861年改革之后渐趋职业化，较之19世纪上半叶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多数是作家的朋友或者是“敌人”，1861年代之后文学批评更加持证，而契诃夫在1880年代开始职业写作的时候就尽可能将自己的作品诉诸所有文学期刊，这也可以解释契诃夫文学批评相对其他作家给后来研究者留下更多的研究空间和史料档案。
上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方法都在近年来得到重视。
至于契诃夫的市民社会观念（Secular Society）也有更多研究。契诃夫一生经历罗曼王朝最后三代君主，特别是1880-1890年是俄国历史上少有的十年稳定期：没有对外战争，国内经济发展良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范围打破阶层藩篱的时期，缙绅阶层受到挑战；此间，包括契诃夫的行医实践；1894-1897年期间建立地方委员会；个人出资改造乡村教育；参加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为饥馑的人和患有霍乱的人募捐。在此背景之下可以思索契诃夫作品中的经济生活描写，虽然这一点历来被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俄国商业生活的描写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已经出现，虽然其背景不同；1861年改革之后，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显著增加，1863-1913年俄国人口增加了1，3倍。公务人员，律师，医生和工程师，自由职业者，大学生数量明显增加，国家剧院、出版和工业等新行业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同一时期神职人员却很难觅得工作。如果研究契诃夫的小说人物会发现上述新兴阶层无一例外成为契诃夫写作的主人公，进一步来讲1861年之后俄国经济生活的变化甚至影响到了契诃夫的文学观念。至1889年书写来自“环境的人”（человек из среды или обыватель ）最终成为契诃夫的艺术原则，至于所有的俄国文学主人公都必须“破坏”现实生活规则才能赢得读者的观念受到契诃夫质疑和摒弃，而这一点也是后来学界对契诃夫作品研究的难点和争议之一。
考察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质必须带有附加条件，如果不研究托尔斯泰个体精神转变便不能考察其作品的宗教性；而屠格涅夫作为叔本华主义者从本质上是无神论者，所以如果讨论契诃夫文学的宗教意识必须结合1880年代之后欧洲哲学、物理学的新发现以及人文学科渴望科学性的愿望带给契诃夫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威廉·温德尔班关于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新论同样也影响了契诃夫关于“永恒文学”的思考。
论文是写作者在2016年之后将“斯拉夫研究”作为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和思考之一，论文写作起源于2016年，至2019年在德国洪堡大学斯拉夫学院访学时期最终完成并发表，尚有很多学术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
论文受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学科资助。
РЛ_2_2020俄罗斯文学2020年第2期(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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