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的，江西省的 《党史文苑》杂志是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全国第一家党史半月刊
周春富——也就是“周扒皮”的《半夜鸡叫》的故事的真实性正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无疑是文学作品以自传纪实的面目进入具体的时代里的具体的家庭、具体的个人所必然产生的尴尬。或者，还并不仅仅只是尴尬——还原半夜鸡叫的故事，目的并不止于还原周春富本来面目，而是为了重塑中国近代地主与雇工之间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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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黄店屯村大户周春富去世
1947年，辽东半岛瓦房店黄店屯村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周春富的死，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就在他死的同年5月，黄店屯村被共产党的军队解放，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汹涌澎湃的土地改革运动。
老周家据说是当年闯关东大潮里的一份子。从关内到关外，扎根东北已有很多年，但显然算不上混得出彩——1947年周春富当家的老周家，全家20来口子人，约摸拥有200来亩土地，另有四个比较粗陋的乡间作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均拥有10亩耕地的家庭，家底实在算不得很突出。若不是还有这几个铺面，老周家的家长周春富还真算不上黄店屯村“有头有脸”的人物。
年过8旬的黄店屯农民阎振明在谈及老周家的发家史时，称周家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像那个年代绝大部分的小自耕农一样，在周春富眼里，无论是光洋还是法币，都比不过实实在在的土地更有保障。所以，自耕农周春富多少年来一直乐衷于买地。为了买地，周春富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们印象里的周春富，常年过着土包子般的寒碜生活——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连周家吃剩的粉条，也要用筷子捞出来，太阳底下晒干了日后再吃。
2006年，在周家做过多年长工的王义帧，在接受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访谈时回忆说，黄店屯里老周家的5个儿子最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决。脑子也灵，都能挣钱。”王义帧对周春富买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头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老周家的200来亩地和几个作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慢慢积攒了起来的。类似这种形式的“原始资本积累”，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广阔大地上随处可以找见，毫不稀奇。如果没有天灾人祸，时光继续如往常般平缓地流过安静的黄店屯村，也许周春富还将继续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买地大业”，但即便给予周春富以能力上的充分信任，年逾花甲的他，似乎也已经很难让土地拥有量突破黄店屯村的行政区划限制。
1947年的到来，让周春富所有的憧憬与展望都没有意义，这年年底，土改工作队带着“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的艰巨任务进驻了村子。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周春富，成了“地主”。
许多年后，一个当年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回忆当年对周春富的批判：“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这种批判也许并非完全捏造，周春富的曾外孙孟令骞09年接收采访时这样谈及自己的太姥爷：“在我小时候听到家人对他的回忆，就是一个非常俭朴、吝啬的人，但干活是一把好手，是一个过得硬的庄稼把式，他唯一的缺点就是苟气，这是农村话，就是吝啬的意思，这是家人对他的评价。长大以后，我通过一些方式了解到了当时和他干活的长工，他们对他的评价很高，因为老头儿对长工很厚道，唯一就是对家人太吝啬，太苟气。”当年周家的老长工王义帧则也说过：“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对家人的吝啬，要求家人节俭、勤劳，在1947年的批判会上，可能被放大成了周春富残酷剥削四个儿媳妇，也并不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1947年，黄店屯村解放，土改在东北大地上正闹得轰轰烈烈。“老地主”周春富这一年悄无声息地去世了——没有任何一家地方小报有过报道，甚至连他的死亡方式，如今也已是茫然不可考证。他的死，湮没在47年东北嘈杂的喧嚣声里。
一个家庭人均拥有土地不过10来亩的“老地主”，一个自己全家人都要下地起早贪黑干活的“老地主”，在1947年的嘈杂声里悄无声息地去世，若无意外，他的死，正如自然界悄无声息的新陈代谢一般，理应被大翻身的宏大背景彻底湮没。
但意外偏偏就发生了。与瓦房店黄店屯村“老地主”周春富去世同一年，瓦房店孙家屯村里一个叫做高玉宝的孩子从军去了。这个孩子的从军同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老周家的后代们绝对不可能想到，这个叫做高玉宝的孩子走上从军之路，不但迅速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更彻底改变了整个老周家在未来几十年里的命运轨迹。
《党史文苑》2005年第19期一篇《告诉你一个真实的高玉宝》的文章如此介绍高玉宝的传奇人生：“1949年至1951年，文盲战士高玉宝边打仗边“画”书，一不留神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先例——书名、主人公、作者三者同名。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国内有7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国外有近20种文字版本。仅汉文版一种累计印数就多达450余万册。在我国出版史上，除了领袖“选集”与“字典”，几乎没有哪本小说拥有如此高额印数。《高玉宝》一书手稿，后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
文盲高玉宝，创造了那个时代仅次于领袖“选集”与“字典”的“畅销书”传奇记录，所以，高玉宝本人也成了传奇。《党史文苑》2007年第3期另一篇名为《高玉宝创作《高玉宝》的故事》的文章，如此描述高当年创作“畅销自传小说”《高玉宝》的经过，读来极其“传奇”：
“高玉宝小时候因家里贫穷只上了一个月的学，1947年从军后基本上是个文盲战士。当年大军南下时，他开始创作长篇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在创作中，他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想写的故事很多，会写的字很少，每写一句话，10个字就有9个字不会写。可是困难难不到这个坚强的战士，他想了个笨办法，不会写的字用图画或符号代替。
有一天夜晚，在团里担任军邮战士的高玉宝取回邮件回到驻地后点上了小油灯，写起了他童年给地主老财扛活时，周扒皮半夜捅鸡窝而发生的“半夜鸡叫”故事。可是“半夜鸡叫”四个字高玉宝都不会写。“半”字不会写，他画了半个窝头代替，一目了然；“夜”字画了颗星星一看是夜晚；“鸡”的繁体字最难写，他画了一只鸡代替；“叫”字在小学看图识字课本上见过，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便画了一张大嘴，张着口大叫的样子。创作进入意境后，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半夜，可是高玉宝毫无睡意，直到把《半夜鸡叫》这一章“画”完他才休息。
在他的长篇小说《高玉宝》手稿里，密密麻麻画了许多图画和符号。如“日本鬼子来了”一章中的“鬼”字不会写，画了一个鬼脸；杀人的“杀”字不会写，画了一个小人脖子上按着一把刀；“哭”字不会写，他画了一张脸，在眼睛下面点一些小点儿。可以说，现今陈列在北京军博里的小说《高玉宝》手稿，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被高玉宝“画”出来的。当时他还要跟随部队频频地行军打仗，做繁重的军邮工作，创作的艰难不言而喻。”
高玉宝在他那篇犹如地下党密码般荒诞的《半个窝头·一颗星星·一只鸡·张开的嘴》的雄文里，留下了反面主人公“周扒皮”的真名实姓：周春富。
许多年以后，高玉宝在接受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采访时，被问及：
“50年代出版的《高玉宝》里面的反面人物都是真名真姓，周扒皮的真实名字叫周春富，保长的名字叫周长安，都给写进书里了。既然是小说，那么把他们的真名真姓写进书里，对他们的家庭和子女后代的影响考虑到了吗？”
据孟令骞描述，高玉宝这样回答：“这个我没想过。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小说，《我要读书》、《半夜鸡叫》等发表了五六篇了，我才知道小说是不能写真名真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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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出发地，为何最后归结瑞金为红军长征总的出发地。这首先源于毛主席的总结：“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367天……，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毛主席的话一锤定音，把红军长征出发地统一确定为瑞金。这很好理解，毕竟瑞金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所在地，是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以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出发地瑞金统称“红军长征出发地”最科学。其次长征作为震惊世界的壮举，后人在总结和编写历史时，必须要确定一个总的出发地。比方说中共开始发动武装斗争时，除南昌起义，还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来在确定建军节时，选择了八一南昌起义作为建军节。全国各地解放日不同，但最后将1949年10月1日国庆日这天统一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日子。统一确定瑞金为红军长征出发地也是一样的道理。
“红军长征从瑞金出发”这一历史定论，最终为学术界明确概定，也得到全国人民公认。国家编写了历史教科书，绘制了全国统一的从瑞金至延安的长征路线图。国家公务员考试题库，也是把瑞金作为正确答案选项。
近年来，有些学者专家提出“长征从于都出发”、“长征出发地多元说”，后人的这说、那说，毕竟都只是个人的学术观点。长征距今已经整整86年，年代久远。对已经久远的重大历史事件，今人有疑义，必须坚持“亲历为实，首创为准，当时定论”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毛主席的定义有至高无上的的权威。1934年10月10日，毛主席随中央机关和中央纵队离开瑞金云石山，从这里开始举世闻名的长征。毛主席不仅是长征全程的亲历者，更是长征的领导者，是统帅，毛主席的话有无可辩驳的权威和说服力。而且毛主席的定义，不仅是他个人的定义，也是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定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有许多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今人的所有调研文章，哪怕调研的再详实，都不可能超越毛主席和党中央集体的定义。
所以，从毛主席对长征出发地的定义，以及党中央和中央党史部门权威确定的概念来看，严谨的说“红军长征出发地”只能是瑞金，是瑞金的专属名号。其它的地方，只能说是“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如果长汀、宁化、于都等地，包括湖南桑植，单独强调自己是“红军长征出发地”，就有不严谨和偷换概念之嫌。
关于这个概念，无需太多繁琐的论证，以上的概述就足以证明。凡是读过小学、上过初中的国人，都懂得“长征从瑞金开始”这个概念。80多年来，全国一直都是传承“长征从瑞金出发”的历史定论。2005年以前，于都人也没有争议。为何这十多年来，于都会不惜与瑞金人民闹翻的代价，全力争夺“红军长征出发地”这个名号，这就要从于都的上级赣州市一个发展战略设计说起。
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在于都河北集结完毕，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以及各军团约8.6万人，分别从于都河各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所以，过去党史、军史是将于都作为“红军渡口”、“红军长征集结地”来定义。 那么，为什么于都会违背已成定论的长征出发地概念，从“红军渡口”、“红军长征集结地”，逐步演变为“红军长征出发地”，最后公然建碑刻字，向全世界打出“长征从于都出发”这样的模糊概念呢？这源于2005年赣州市委的在瑞金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一个“亮化赣州红色文化”的发展战略，提出打造赣南红色文化旅游地“五朵金花”：瑞金主打红色故都；宁都县主打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兴国主攻“将军县”；大余县是三年游击战争主阵地；而于都县，则扛起“红军长征出发地”的大旗。
为达到这个目的，于都在舆论上作了大量的工作，请国内一些权威的党史专家进行研讨，发表了部分证明于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文章。还邀请了一些演艺界人士到于都造势助威。近年来，于都县民间人士利用自媒体，微信公众号，抖音视频，互联网等，宣传瑞金是假的长征出发地，于都才是真的，从而引发了瑞金与于都两地人民“口水战”。
在两地部分人民激烈论战的过程中，于都把这赣州高层设计的这一发展战略逐步付诸行动，从一开始弄的“长征第一渡”，然后到“红军集结出发地”。到最后，在没有权威部门认定、做出于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结论的情况下，将“集结”两个字扔掉，正式对外宣称“长征从于都出发”。将原来碑刻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改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并在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树立起大型群雕上镌刻“长征从于都出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碑刻“长征源”。至此，于都从宣传造势开始，到付诸实际实施，最终事实上完成了赣州市打造于都为“红军长征出发地”的战略构想。
赣州这一战略设计，于都县一系列以“红军长征出发地”、“长征从于都出发”的纪念碑、大型群雕，以及对外宣称于都是“红军长征出发地”，是违背史实的。因为，除少数所谓的党史权威专家个人的调研文章肯定，并没有上级党委和党史部门的正式认定。党史专家，哪怕是具有领导职务的党史专家所发表的言论、调研成果，都只能作为学术的交流，不能也无权用个人的观点去推翻已经公认、经党中央和党史部门已经做出结论的重大历史概念。如果地方未经上级党委和党史部门正式认定，都能按照地方的需要，随意曲解、或者断章取义已经概定的重大历史概念，那危害是相当严重的。从这点来看，赣州市、于都县这种做法明显是犯了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实用主义的错误。
首先，这样做是不讲政治的表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充分利用地方的传统文化优势发展经济没有错，但前提是要尊重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概念。毛主席说，长征从瑞金出发。领袖的话就是政治，不能不听。讲政治的表现首先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与领袖的讲话保持一致。
其次，长征概念，并不止是瑞金和于都乃至赣南的事，也不是哪一级地方政府可以随意割裂定义的。长征是全中国人民一种不屈不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精神的一种体现，长征精神已经成为融入中国人骨髓里的血液，容不得任何人随意的篡改。随意篡改历史，伤的不仅是瑞金人民的心，也是伤害了全体国人的认知权，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