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1934年出生于山东泰安，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南京中华民国史研究会会长等职。曾赴许多国家和地区访问讲学。在民国史领域，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六五”“七五”“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及省部级和国际合作项目。担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国史研究》首席专家。出版《国华民国史纲》《蒋介石全传》《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现代史史料学》等著作10余部。主持编纂《中华民国史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多种。发表在《历史研究》《求是》等国内刊物上的论文涉及民国政治、军事、中央关系、人物、史料评述及学科理论体系等方面。
浅谈孙中山三民主义系统性
20世纪初，孙中山总结了历史教训，吸取了前人成果，顺应了主张反侵略和改革的各派势力互相接近的趋势，进行了思想创新。他认识到，要想使中国摆脱殖民阴影，克服积贫积弱，必须改变一盘散沙的局面，使各阶级各阶层中不甘沦亡人们的力量不致因内耗而使民族的总体力量下降。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再组织问题，必须有一面共同的旗帜，这就是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力求避免被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命运，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首先，他吸收西方近代民族观，探讨了民族的起源、定义和本质。指出，民族的形成来自五种自然力，即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把民族的产生与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以西方近代政治观来论证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自由”，就是林肯所说的“民有”。再次，他参照西方近代民族理论，提出了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设想。指出中国应效法美国，把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 民权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以国民革命为手段，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平等、民治、民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政治的民主化。他以自由、平等、博爱来解释三民主义，认为国民革命就是“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既是三民主义思想的精神支柱，也是民权思想的具体体现。只有全体国民都具备民权思想，认识到自己的职责，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怎样才能使民权发达？他认为应培养人们的集会观念和能力。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严禁人们集会，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致使中国人不具备集会的原则、条理、习惯和经验，成为“一盘散沙之民众”。这种国民素质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改变。他在建设民权主义理论和设计国家政治制度时，还吸收了孟德斯鸠提出的互相制衡、防止专制的分权理论。在《民权初步》一书中，他提供了详细的民权程序，大到集会的组织和原则，小到每一个细节，告诉人们如何开会、发言、表决，如何当会议主席，如何作提议等等，甚至罗列出种种格式和样本。 民生主义：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平均地权和发展近代经济。土地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与之相关。农民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不发动农民参加斗争就不会有强大的民族民主运动，而欲发动农民，就必须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以“平均地权”作为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口号，确实看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于争取革命成功的重要性。他还提出“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着眼于工商业发展后的城市土地问题。关于发展近代经济，孙中山在1894年提出，只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中国就可以变为“驾欧洲而上之”的富强国家。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方案。 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三者不再分离，而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挥作用：民族主义是在近代经济薄弱，中国各地的经济联系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基于共同历史和共同文化，因抵抗西方侵略而产生的感情联系纽带，是民权民生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民生主义是解决贫富悬殊，使人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是民族民权得以实现的经济依据；民权主义符合近代历史潮流，为民族民生的实现创造必要的民主气氛和群众基础。三者互为前提，互为因果，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组织性。 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内在联系，孙中山指出，他所进行的革命，是要把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解决。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作。”又说：“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我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于后也。”他在考察了外国的现代化，分析了其经验教训后，认识到即使建立起现代经济体系和民主政治，如果不解决贫富悬殊问题，也不是真正的现代化。为了避免欧美的弊病，孙中山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即“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从策略上看，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原则，但从战略上看，它却正确指出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不但应分别考察其各个部分，更要从整体的角度加以把握，才能认清三民主义对集合革命力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所起的巨大作用。 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反对民族压迫思想的合理内核，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其狭隘的种族复仇成分，并与反帝思想相结合，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他的民族思想不仅为主张反清的各个派别所拥护，而且为主张反帝的各派势力所支持，甚至吸引了主张反帝爱国的保守势力，具有更加广泛的代表性。他批判了帝制思想，吸取了近代民主思想的精华，得到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支持。他提出了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使农民和资产阶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又因其赎买政策而不致过分触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他发展近代经济的设想，不但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也不违背地主阶级中主张富国强兵那一部分人的愿望。总之，孙中山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考虑革命的首要目标，也兼顾各派的主要利益，把由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有着或松或紧联系甚至彼此冲突的思想，用系统论加以整合，在民族、民权、民生的相互作用中加以协调，科学地阐明了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战略原则。在三民主义思想中，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不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这就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各派势力能够在共同的目标下协调行动，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斗争力量。 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的三民主义思想对于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有着极大意义，以此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三民主义对各派思想的积极因素兼容并蓄，使之成为各种改革派别都能接受的理论体系，统一了革命目标。第二，它促进了各革命派别的团结，使各阶级各阶层先进分子的斗争不再分散进行，而开始汇聚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在三民主义提出后仅仅两年，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使中国的反封建斗争摆脱了各自为战的状况，有了有组织力量的领导。第三，它促进了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据统计，加入同盟会及其外围组织的不仅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农民、地主、会党成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甚至包括部分清朝官吏和相当一大批清军士兵，其参加者的阶级和阶层之广泛，是以前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所没有的。第四，它加速了封建阵营的分化瓦解。太平天国时期，各地的地主阶级分子纷纷组织团练，疯狂镇压农民起义，他们的活动对于延续清王朝的寿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汉族地主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很多人观望中立，积极维护满清统治的人相对减少，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倒向反清营垒。第五，它加速了清王朝和封建专制的崩溃。在三民主义提出以后仅仅八年，以同盟会为领导的革命力量就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绵延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统治，显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作用。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