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知名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再度对学术期刊公开双方沟通记录一事提出自己的质疑。
辛德勇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文史哲》编辑部采纳的这篇东西，所论纯属无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实，强行捏造一个观点硬把它栽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再对其恣意挞伐。
11月19日，辛德勇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出《再问<文史哲>是要干什么？》，质疑《文史哲》方面将他和编辑部沟通的记录公布在网上且“断章取义”。
辛德勇提到，在编辑与作者之间，作为编辑人员，是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特别是不能把作者同编辑之间在稿件处理协商过程中谈到的事情，轻易外泄；更不用说散发到互联网上去了。
辛德勇在文中表示：
“可遗憾得很，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不仅如此，昨天下午14时26分我刚刚同《文史哲》编辑部刘女士沟通的内容，其编辑部某工作人员就又在晚上七点多发到了网上。
19日，澎湃新闻就此事试图联系《文史哲》编辑部寻求回应。
一名工作人员称，相关文章是孙齐负责的，直接跟孙齐联系就行。孙齐正是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
在11月19日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孙齐对于辛德勇所称“聊天记录被公布”一事回应道，“作为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脱离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轨道。”
一、著作1．《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33.7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 3月出版，1995年 8月重印；《读书》杂志1994年9期刊登何祚榕的长篇书评文章；《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2期刊登丁守和的长篇书评文章，此篇书评《新华文摘》1995年9期作为要文转载；《文史哲》1994年4期刊登孟祥才的书评文章；《历史学年鉴·1995》专门介绍、评价此书；《文汇读书周报》刊登本书出版消息。2．《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33.1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1998年6月重印,2000年第二版第三次重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2期刊登长篇书评；《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在正文中三处介绍评价此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载文认为此书对一些问题的“探讨极为精湛”；中山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此书列为论述20世纪学术史的五本必读书之一；《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在封二介绍此书；《学术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新书集锦”栏目介绍此书；《历史学年鉴·1997》专门介绍、评价此书；众多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3．《史学概论教学大纲》（原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主要撰稿人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4．《〈隋书〉选译》（20万字）济南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5．《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31.4万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6．《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5.4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2000年9月重印。中华书局2011年1月出增订本；《全国新书目》杂志2000年10期在“特别推荐”栏目中推荐此书，并给予高度评价；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16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中国图书商报》2000年10月1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书摘》杂志2000年12期对此书作了长篇摘录；《作家文摘》杂志2001年1月19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汇报》2001年4月2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文摘报》2001年4月6日对此书作了专版摘录；《两本关于顾颉刚的新书》，《书品》2001年第3期对此书作了评介；《好书告诉你》（罗志田），《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向读者推荐此书；《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2期刊发长篇书评；《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刊发长篇书评。7．《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32万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7日刊发专文评论此书，此篇书评又被人民网、学术批评网等各大学术网站转载；《中国学术》2003年3期发表专门评论文章。8.《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与前瞻》（30万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9．《史学引论》（主编，41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此书出版后立即被全国20多家大学历史系采用为史学理论课教材。10．《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思想史上的新启蒙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12．《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编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4.《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15、《良史的命运》，三联书店，2013年 16.《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商务印书馆，2014 二、论文1. Jian Bozan’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China’Histor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June 1991.2. Historiography Trends in New Perio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Spring 1996.3.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Autumn 2004.4．《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2期；《新华文摘》1994年6期全文转载；《历史学》1994年6期转载；《历史学年鉴·1995》摘要评价；《文摘报》1994年4月10日摘要报道。5．《翦伯赞与中国历史科学的理论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3期。《中国现代史》1990年7期转载。6.《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1期（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专号）；《新华文摘》2004年8期主体转载；《历史研究》2004年4期发表《对〈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一文的几点看法》的文章，回应此文；《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3期节要转载此文。7．《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文史哲》1988年1期《人民日报》1988年2月22日摘要介绍；《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2月26日摘要介绍；《解放军报》1988年3月18日摘要介绍；《文汇报》1988年3月6日摘要介绍；《文摘报》1988年2月11日摘要介绍；《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3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8年3期转载；《文史哲》1988年 3期发表黎澍的回应文章；《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黎澍著）一书收录此文。《世纪回望》（20世纪重要论文选编，张岱年主编）一书收录此文。8.《阶级观点再认识》《史学理论》1988年2期。《文摘报》1998年8月3日摘要介绍；《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10期摘要介绍；《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摘要介绍；《新华文摘》1988年10期作为要文转载；《历史学》1988年8期转载；《史学理论》1988年4期发表学者沈立邦的回应文章；《东岳论丛》1990年1期发表学者孟庆仁的回应文章；《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认为此文的基本论点“是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9．《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文史哲》1997年6期；《新华文摘》1998年3期作为要文转载。10．《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北京大学学报·北大百年校庆纪念特刊》1998年2期。11.《从偏重方法到史论并重——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文史哲》1991年3期；《历史学》1991年9期转载。12．《历史研究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文史哲》1993年6期；《历史学》1994年3期转载。13．《关于建立“史学社会学”的初步设想》《文史哲》1995年3期；《新华文摘》1995年9期摘要刊载。14．《中国当代史学思想基本走向：就〈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答客问》《文史哲》》1996年6期。15．《德才学识兼具的一代良史翦伯赞》《文史哲》1997年1期。16．《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文史哲》1986年6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17.《“历史”与“科学”》《文史哲》2000年3期；《新华文摘》2000年9期全文转载。18.《80年代的“新启蒙”与黎澍》《文史哲》2002年2期。19.《探索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变迁——王学典教授访谈录》（邓京力采访）《文史哲》2001年3期。20.《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4期。21.《人文前沿·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4年6期。22.《放逐“现实” 回避“问题”：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作为要文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5期转载。23.《〈“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再检讨（笔谈）〉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8期；《新华文摘》2004年21期转载。24.《“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史学月刊》2003年1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1期转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一书收录此文。25．《历史科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1期。26．《翦伯赞与中国当代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史学理论》1987年2期。《史学情报》l988年1期摘要介绍；《历史学》1987年5期转载。27．《史学，危机何在》《史学理论》1988年3期。28．《从强调一般到注重特殊——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变动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4期；《历史学》1993年2期转载。29．《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一部“掘井”之作》《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2期。30．《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值得倡导》《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3期《史学新书评·1999年》一书收录此文；《1997——1999年史学评论状况评析》（《史学月刊》2001年2期）重点评析了此文。31．《向内转：市场经济背景下历史的应有选择》《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32.《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历史科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1期。33．《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向纵深发展》（合作）《回顾与展望》国家教委社科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34．《新时期十年史学思潮演变》（香港）《法言》1989年3期。35．《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读书》1995年5期。《流年岁影》（张中行著）一书充分肯定此文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收录此文；《重读大师》一书收录此文。何兆武在《读书》1995年10期著《若干回忆》回应此文。36．《良史的命运：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读书》1998年12期；美国《华夏文摘》（“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全文转载；《精神的光芒：一代人的心灵历史》一书收录此文。37．《斯大林地理环境观评析》《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3期转载。38．《发掘乡村：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增长点》《山东大学学报》1999年3期。《历史学》1999年11期转载。39．《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东岳论丛》1989年1期；《文摘报》1989年2月25日摘要介绍；《历史学》1990年3期转载。40．《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东岳论丛》1992年4期；《历史学》1992年11期转载。41．《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学派论略》《东岳论丛》1995年1期；《新华文摘》1995年5期摘要刊载；《历史学》1995年3期转载。42.《〈中国历史学反思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43．《建国后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反思》《山东社会科学》1988年3期；《光明日报》1988年8月报道。44．《在反封建的文化背景下更深入地研究胡适》《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45．《新时期十年的历史学评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 1期；《历史学》1989年3期转载。46．《〈毛泽东的历史理论再认识专栏〉编者按》《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3期。47．《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论述的理论意义》《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2期。48．《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合作）《山东社会科学》1992年1期；《历史学》1992年3期转载。49．《史学的新世纪：走学科整合之路》《山东社会科学》1993年1期。50．《论翦伯赞关于历史学社会作用的理论》《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5期；《历史学》1989年 12期转载。51．《为创造历史而研究历史》《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52．《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评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总7期）。53.《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山东大学报》1999年1月6日。54．《从“五四”到“抗战”：唯物史观派历史观念的重要变动》《齐鲁学刊》2000年3期。55．《“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4期。56.《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3期；《中国近代史》2001年7期转载；《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收录此文。57.《历史是怎样被叙述的——论历史知识的人文主义属性》《我的人文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学者心目中的科学与人文（人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58．《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文史知识》2002年1期；《北京日报》理论版2002年6月3日转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月25日摘要推荐此文。59．《思想史上的“80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学术界》2002年1期。60．《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1期。61．《20世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合作）《东岳论丛》2002年2期；《新华文摘》2002年8期摘要刊载。62.《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A3版。63.《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东岳论丛》2004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2004年2期转载。64.《〈名家主持：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编者按》《东岳论丛》2004年1期65.《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2期；《科学技术哲学》2004年4期转载。66.《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11期。67.《中国智慧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是可能的——卫礼贤〈中国心灵〉及其〈中国经济心理〉读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东西方之间——中外学者论卫礼贤》一书收录此文； 《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德文版，2003年，主编克劳斯·黑尔舍）收录此文。68.《从排斥政治到兼容政治——评〈中国政治通史〉》《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4期。69.《大学校史与学术史的关联——读〈青岛海洋大学大事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4年6期。70.《一份正在崛起的学术期刊:评〈山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2004年10月28日C1版。71、《学术著作是活历史》《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9日《青春中华首届中国青少年读书周特刊》。72、《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5年4期73、《从“历史理论”到“史学理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6期陈启能等主编《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收录此文74、《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史学月刊》2005年7期75、《特约评论人语》，《文史哲》2006年2期76、《从“战士”到“学者”——访老辈史学家赵俪生先生》，《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3期77、《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4期78、《选择一种更符合学术本性的论文注释体例》，《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 6期79、《欧洲汉学与美国中国学对峙下的民国史学界》，《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 5期80、《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 1期81、《治学的功力与见识》,《文史知识》2007年6期82、《“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2期。83、《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6期84．《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85．《“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86．《六十年来中国史学之变迁》，《文史知识》2009年第8期87．《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光明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13版88．《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文史哲》2011年第5期89.《“红楼梦研究”大批判缘起揭秘——两个“小人物”致函〈文艺报〉的事是否存在？》，《中华读书报》2011年9月21日第5版90．《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山东大学报》“110周年校庆特刊”2011年10月11日。91．《〈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釪》，《文汇报》2011年4月4日第7版
年近五十，始读胡适。
读的是《四十自述》。刚读完钱穆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半文半白，虽文字古雅，读起来还是有点费神，须一字一句细细看过。《四十自述》就浅显多了，不愧为白话文的倡导者。
比较有意思的是，胡适1891年出生，去美国读了个哲学洋博士，身体力体搞白话文，写白话诗，开了中国近代白话文学的先河，语言通畅明晓。其实胡适的古文作得很好，在家乡接受了9年的“学金比别人多三倍”的私塾教育，他又“天生是读书的料”，熟读四书五经，就是在考取赴美留学的考试上也是以文言作文受了考官的赏识得了100分。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由于和朋友们辩论，在思想的碰撞中逐渐形成了“文学革命”的系统理论。而钱穆比胡适小4岁，虽然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可是18年的中小学老师经历使他对儒家教育、历史产生了终生兴趣，毕生钻研，著述丰富，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也是风格独特，虽通篇文言，可是很好读、明白，阅读无障碍。胡适虽年长，文字却年轻；钱穆虽年幼，文字却苍老。
写自传以小说开头的，胡适是我读到的第一个。
《四十自述》开篇就一篇15页纸的小说，写他母亲冯顺弟的订婚，父亲胡传是徽州地区的外出“做官”的，母亲冯顺弟是庄稼人之长女，胡适的外祖父自幼遭兵祸（太平天国之战），全家被杀，独自己被掳于兵营，幸学得裁缝手艺，后逃返家乡，置薄田娶妻生子，然毕生心愿就是重盖祖屋，由是连续多年早晚挑三担石子打算重磊旧居。这时胡传47岁，次妻生得三子三女已亡故，打算求娶庄稼人之女以其身体壮健。胡适的外祖母闻知胡传已47岁比女儿大30岁，十分不愿意女儿进门即做“晚娘”，这时女儿冯顺弟因之前见过胡传，又悯其父辛苦修屋，恨自己身为女儿身帮不得父亲，想“做官”人的续聘之礼总该丰富一些，能帮助父亲达成筑屋大愿，遂答父母“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做主。男人家47岁也不能算是老。”遂娶嫁。
17岁出嫁，19岁生胡适，23岁守寡，46岁去世。这就是旧时一个女人的一生。
冯顺弟婚后至夫逝这段时间可以说生活比较顺遂如意，婚后不久，随丈夫到上海同住，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独子胡适于上海出生，孩子一岁多即全家（带前妻一女儿、两个双胞胎儿子）随夫远去台湾居住，在台湾大约住了两年，胡适3岁8个月时，甲午海战爆发，因战争不测，冯顺弟遂带全家回安徽老家长居，不久胡传脚病发作，后双腿瘫痪，病死在厦门。在台湾时，三口之家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唯一团居的日子，胡适仅两岁多，就教以识字，并教其妻识字，胡传亲笔书写的楷字摹体，母子俩一直珍藏。就在离台回乡前，胡适三岁多，已识得700多字，冯顺弟也学会近1000字，有了丈夫这几年的文化教导，她很重视儿子的教育，是以后来回乡后即送儿子入塾，年龄太小，学堂的七八寸的大门口几乎迈不过去，学堂的座位爬不上去，须别人抱了上去，自己还爬下不来，仍须别人抱下来，学金也是比别人高出三倍。苦读9年，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底子。
胡适12岁即随三哥（疗肺疾）去上海，在上海他的二哥打理着他们的家族生意，还有所进项。他的大哥是个败家子吃喝嫖毒赌无所不沾，完全指望不上。在上海胡适先去二哥三哥就读的梅溪学堂，学堂分层级，由于有旧学的底子，第42天上作了篇文章，老师一天之内让他连升四班，后来又读中国公学，接受算学、英文、物理化学等教育。也有过一段醉生梦死酒醉到巡捕房的经历，看着自己狼狈不堪的模样，胡适十分痛悔，从那以后下定决心，苦读两个月，考取庚款放洋赴美留学。
留学七年，最后两年从师实验主义大师杜威教授，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在美国，胡适逐渐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文史哲理论体系，归国后和陈独秀等一起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帜。
做人方面——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觉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这一次我和母亲分别之后，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块的时候还不满六个月。她只有我一个人，只因为爱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硬起心肠，送我向远地求学。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
这是胡适的母亲在守寡后，居于胡家这种大家族，又是后母后婆婆，家庭矛盾必不少，由于胡母和气，纵是没有公然相骂相打，儿媳妇有时也甩脸子给胡母看。
读书方面——
“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豪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她嘱托先生为我“讲书”：每读一字，就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请先生代写家信捎回去，乘先生出去，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忽然问我‘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只比我小一岁，也念过《四书》，却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谤，波罗揭谛”，全无用处。”
学问方面——
“这段文字已充分表现出我的文章的长处和短处了。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这时候我还不满十五岁。二十五年来，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
“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
文化思想方面——
“一个死尸的腐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但也可以为患全个大陆。一个酒店侍女偶发一个议论，可以使一个波斯僧侣豁然大悟，但是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年的杀人流血。发现一个极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几千百万人，但是一个害痨的人吐出的一小点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几世几代。”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オ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宜言：
世上最强有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オ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
“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
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
写读书笔记有个好处，就是把书又过了一遍，加深了印象。虽然自己没有什么高妙的体会，然等于重读一遍，于自己读书思考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