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市场过热的信号》的经济学思考》《市场转折的信号》《漫漫熊市的信号》《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
傅桦2001年7月，我在《时代财富》担任副总编。当时，杂志发表了经济学家华生的著名文章《漫漫熊市来临的信号》，该文准确预测了中国股市长达五年的熊市。如果说这篇文章教会了我们“熊市思维”，那么温元凯先生的《牛市一万点》，让我们学会了用“牛市思维”去面对未来十年的股市。我很庆幸，在中国股市的两个转折点，都读到了揭示中国股市内在规律的重要著作。在阅读温元凯先生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中国股市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2007年8月23日，上证综指终于突破了5000点大关。我相信，5000点只是一个信号，而温元凯先生所预测的10000点也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中国股市到底能爬到多高，我们且不去猜测，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但在5000点之后、10000点之前，在这样的大牛市面前，我们的思维和操作方法都应该完全改变了。现在，你需要有三个意识，即平地意识、洼地意识和高地意识。如果你能够让这三个意识根植于大脑，那么，无论股市如何风云变幻，你都将稳坐钓鱼台。在你未来的投资实践中，这三个意识将成为助你成功的三件法宝。那些高明的投资者，如索罗斯、巴菲特、彼得R26;林奇、罗杰斯，包括中国股神林园，他们都正确地运用了这三件法宝。这是判断股市最简单、最有效的招数，如果你是一个经验尚不丰富的股民，你可以把它们当成程咬金的三板斧。平地意识——全球化正在创造属于每个人的全球市场2007年最畅销的经济类图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惊醒了一批人。作者托马斯R26;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的财经记者，在他考察印度的时候，这本书中最核心的观点突然跳进他的脑海，他发现，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眼光来看，世界经济已经是在一块平地上运行。他用许许多多的故事说明：全球化不是一种现象，也不是一种短暂的趋势，而是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市场，创造了一个地球村。三十年前，比尔R26;盖茨告诉托马斯R26;弗里德曼，如果你必须在一个出生于孟买或上海的天才和一个出生于纽约州帕基普希的普通人之间做出选择，你肯定会选择帕基普希，因为在那里，过上富足生活的概率要远大于亚洲城市。“现在，”盖茨说，“我宁愿成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天才，而非生于纽约的普通人。”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全球化3.0时代”，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块平地，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进入门槛”早已消失不见，每个人都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即插即用”。个人终于成为了时代的主角，全球化正在创造属于每个人的全球市场，因为这样朴素而震撼的观点，这本定价高昂的经济类读物，居然反复再版，成为了标准的“小资读物”，更成为了经济界人士的必读书。世界是平的，对中国股民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它意味着只要你开一个股市账户，你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参与者，你坐在家中就可以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它意味着你可以和比尔R26;盖茨一样——是微软的股东，你可以和巴菲特一样——长期持有世界上最优秀公司的股票。洼地意识——不要担心失去机会，只要你还具备发现价值洼地的眼光2006年底，一群投资者在长安街最著名的富人俱乐部——长安俱乐部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讨论北京金融街的扩张问题。枯燥的数字，却令人瞠目结舌：金融街的机构投资者管理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6.2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60%，控制着全国90%以上的信贷资金、65%的保费资金，每天的资金流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这个区域内的企业每年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000多亿元，利润达150亿元。仅2006年上半年，金融街地区就实现三级税收476.2亿元，占北京市三级税收的比重达到24.3%。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些财富全部聚集在金融街这块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长安俱乐部的那次会议，讨论的是即将扩张的金融街将会为周边地块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当时透露出来的消息显示，金融街将在2007年开始扩容，到2008年，将从原来的一平方公里扩展到三平方公里。奇怪的是，这个从西城区传出来的消息，却引起了丰台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丰台区政府和投资者们认为，金融街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机构聚集密度最高的地区，是金融产业对GDP贡献度最高的地区，也是金融产业最发达的地区。金融街扩张，意味着原来的一平方公里土地已经完全不能适应金融聚居地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紧邻金融街的丽泽商圈，已经成为一块名副其实的价值洼地，将会迎来巨大的价值攀升。接下来的半年里，丽泽商圈的商品房价格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了北京市房价上涨的平均速度。“价值洼地”这个概念深深地印在了与会者的脑海中。高地意识——千金难买早知道明基收购西门子失败后，董事长李耀和他的核心团队在北京的一家饭店接受我的采访。当时，他说了两句话，让我思考良久。第一句话是：千金难买早知道！第二句话是：登山的时候?们想找捷径，结果失败了，现在回头重新攀登还来得及。正是因为没有“早知道”，让他们在短短的一年内直接损失了8亿欧元，相当于80亿人民币。他们看中了西门子这个品牌，却忽略了它的危机；看中了西门子的技术，却忽略了它的惰性；看中了西门子的人才，却忽略了两种文化的冲突。这个“重新攀登”，让他们整个团队又找回了做企业、做市场、做品牌、做技术以及做管理的勇气。他们的经验是用80亿人民币换来的，而我们在股市中的失败，是否能够换来有价值的经验呢？无论是踏空还是疯狂的追高，这些不理性的行为，都是被贪欲蒙蔽了眼睛。就像在迷宫中行走的人，如果找到一个高地，站在那里一望，就明白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就能够找到走出迷宫的正确路线。要想从股市上赚到钱，你需要站在一个高地上去看中国股市，但是，能够如华生先生那样提前看到未来五年熊市的来临，能够像温元凯先生那样看到未来十年的大牛市，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实在很困难。一位历经沉浮的中国富豪这样过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有高人指路。很显然，温元凯先生就是在股市中指路的高人——他不局限于个股的跌涨，而是从全球经济大势、中国未来走向等“基本面因素”来分析中国股市；他带给中国股民的，是一种强大的、基于理性的信心！在股市中，无论你是散户还是机构，在每天开盘的时候，你和所有人都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机遇。唯一不同的是，对自己的未来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希望我们的读者在选股票的时候，遵循价值投资概念，选择“价值洼地”进行投资。这样的洼地包括行业价值被低估的或在整个行业中被低估的企业、处于转折点的企业、价格低于价值的企业。同时，还要逐渐提升自己的高地意识，对全球经济冷暖、中国经济趋势、产业走向、公司未来前景有准确的判断，能够站在高处分析大势。最后，我要提醒各位读者：永远记住，风险意识和安全法则是你唯一的股市保险单。没有永远直线上升的股市，也没有永远直线下降的股市。物极必反，月盈则亏。当你全仓进入的时候，正是你风险最大的时候；当你空仓的时候，也许你的下一个机遇正在来临。2007年9月1日
2001年7月1日在股市接近最高点时发表《漫漫熊市的信号》一文，准确预见了长期熊市的来临；2005年初，中央决策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证券报》在股改的各个主要阶段，先后五次以头版通栏发表华生的长篇论文，成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权威的理论声音；2005年5月10日，当股指即将逼近1000点时，华生教授发表《市场转折的信号》一文，断言熊市正在死亡，市场即将见底转折；2006年5月10日，即股改一周年之际，又发表《迎接证券市场的新时代》一文，预告了股市新时代的到来；2007年4月26日，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结婚；2007年5月10日，发表《市场过热的信号》一文，批评过度乐观情绪，预见了市场的长期调整。华生教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深入研究与准确预测，使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对中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价格双轨制 ”目前至少有四个版本在流行，中间涉及到一次学术会议、两份文件以及包括官员、学者、经济学家在内的多位当事人。
版本之一：华生：“这是五人讨论的结果，我是其中的代表”。
提到“价格双轨制”就不得不提到1984年9月的浙江莫干山第一次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分了8个组，讨论了不同的问题，尤以价格小组的讨论会广为人知，按照参会人员之一华生的说法，各个主要机关和中央的主要秘书都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打破了计划价格的坚冰，这是目前较为广泛的一个版本，华生说建议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他和罗小朋、何家成、张少杰、高粱在莫干山会议小组讨论时得出的结论。会议期间，他代表小组发言，并在与主张继续实行计划价格的“调”派和主张完全放开价格的“放”派争论时占据上风，得到与会的支持，派他去向当时的国务委员、中央物价小组组长张劲夫汇报，得到首肯，被中央批准与采纳，进而成为风行整个80年代的一项重要政策。为了印证这一观点，华生指出，发表在1985年4月的《中国青年》上的文章《到2000年我46岁》，是对此的真实回顾。《中国青年》杂志社是当时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樊平写道：“这次莫干山会上，他（指华生）和何加成、蒋跃、高粱、张少杰四位同学一起又讨论撰写了那篇有关价格改革的论文。”第一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是在莫干山会议上五人讨论的结果，此为版本之一。
版本之二：罗小朋：“历史的事实是，我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而与华生同在一个讨论小组的成员罗小朋则有不同的看法，罗小朋认为，历史的事实是，“价格双轨制”的观点，并不是五人讨论的结果，而是他在会上第一个提出来的。此为版本之二。
远在美国的罗小朋在邮件中说，莫干山会议的时候，华生和何加成在他主持的那个小组。“根据我的记忆，他们当时的论文，倾向于放开价格。他们的论据是，中国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的支出结构比例高度一致，因此，如果把工资指数化，放开物价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十分幼稚的。我根据自己在河北进行价格放开试点的经验反驳他们的时候，指出计划价格和自由价格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搞双轨价格。我相信，他们是从此开始与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包括高粱一起讨论双轨制，产生了支持双轨制的一系列论点，并由华生带头在自由辩论中战胜了田源代表的‘调派’，也就是计划价格派和张维迎代表的‘放派’，即自由价格派，双轨制因此成为莫干山会议的主流观点。”
罗小朋还提到了另一位见证人，“多年前，我曾经与高粱有过一次对话，我曾经告诉过他，是我在小组会上首先提出‘双轨制’，我现在还记得高粱说：怪不得过去从来没有听见华生说起双轨制。”
在罗小朋看来，华生对价格双轨制的贡献在于他的口才，“他把这个思路变成会议的主流思路，并且对于说服中央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中，他的功劳确实是最大的，他应该是‘双轨制’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
版本之三：张维迎：“早在莫干山会议前我就写出了‘价格双轨制’文章，并由于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
第三个版本涉及到的人物是北京光华管理学院现任院长张维迎，他也是莫干山会议的参会者之一，会议之后，他声名鹊起，崭露头角。
和华生罗小朋认为的不同，张维迎认为他在莫干山会议之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
张维迎的秘书杜鹏为此了三份，其中一份是张维迎发表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建议》中的《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这是张维迎“价格双轨制”提法的原始文件。文章完稿于1984年4月21日，发表在1984年6月，比莫干山会议早了3个月。张维迎是因为这篇文章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记者看到，文章中的一段话是：“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就完全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这份文稿被华生称为“孤本”，即只有张维迎有这份原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不过，经记者查阅，莫干山会议后《经济日报》于1984年9月29日选登了四篇会议论文，其中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摘录自前述一文。
张维迎还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19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转变为‘疏’的思路。”
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那么为什么会议中却又摇身为“放”派，主张放开价格？张维迎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到：“‘放’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不明白这一点，就说明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双轨制改革。”与张维迎交往较多的财经评论员岑科说，“放”是张维迎历来的主张，但这个目标很难一步到位，所以他才提出“价格双轨制”，作为改革的过渡方式。至于过渡期有多长，据岑科的观察和阅读，张维迎“没有明确提及”。而对于为何直到90年代时才提出自己曾写过这篇文章时，岑科表示，这是个“伪问题”，“当初谁也想不到会有后来的争议，当然不会刻意说自己的文章比别人的观点提得更早。只是有了争议，才有澄清的需要，才会去查证谁的文章比谁的观点提得更早。”
但华生认为，张维迎发表在《建议》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能算数”。
版本之四：成致平：“是吕东首先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概念。”
从1982年到1990年，曾担任9年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肯定地说，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概念并使之普及化的，是前经委主任吕东。他提出来的时候，是1984年，成致平此时担任物价局局长。至此，这成为本文的第四个版本。
成致平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一个价，计划内100元/吨；超产的644元/吨，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100元/吨是国内的收购价，644元/吨是国际的市场价。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采取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1984年开始在其他国民生产方面实行“价格双轨制”。
成致平在《价格改革三十年》中提到，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以后，为了解决领域里的困难，经委决定在其他生产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他说，这里的“经济委员会”就是特指当时的经委主任吕东。
125章。福尔摩斯是由19世纪末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阿瑟·柯南·道尔所塑造的一个才华横溢的虚构侦探。在小说《欢乐大世界中》的125章，福尔摩斯侦探和他的老搭档华生出去野餐，并把他们的帐篷扎在了一片星空之下。华生，男，1953年出生，江苏省扬州市人，著名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