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的改革经过、成就、意义.
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整风运动。抗日根据地当时新闻事业的整风改革是全党整风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经过:《解放日报》解决，（1 ）: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 （2 ）:克服国内外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和做法对他们的影响。 1942年4 月1 日，《解放日报》改版。它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使《 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改版前，《解放日报》过量的刊登国际新闻，严重脱离了 延安解放区的实际和群众生活的实际。改版后，第一版主要是反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要闻版，第二版 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改革后的版面，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 报道提到了首位。
（二）意义:《解放日报》在宣传党的中心工作，在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从而大大克服了主观主义和党八股，加强了报纸的党性和群众性。
（三）收获或成就: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表现在，
①重点报道了党的中心工作；
②加强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和军事宣传；
③加强对敌对思想的批判，成功 地反击了反共舆论。 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理论基础，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批 判，指出它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哲学，是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
《解放日报》改版:1942年4 月1 日，《解放日报》改版。它登载了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 党报的通知》。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改版前的《解放日报》过量刊登国外 通讯社的消息，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党的中心工作，脱离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斗争的实际。 整风改革中《解放日报》提出和解决那些新闻理论问题？《解放日报》在整风改革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闻工作的文件、社论和署名文章，如 （社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致读者》、《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党与党报》、《政治与技术 》、《本报创刊一千期》、《提高一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署名文章）等。 对一些重大的新闻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批判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主要在以下问 题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 第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新闻观，批判唯心主义的新闻观，主张新闻必须完全真实。 1946年9 月1 日，《解放日报》发表陆定一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指出:“新 闻的定义，将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 第二、确立“全党办报”思想，批判“同人办报”观点。“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 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所谓“集体”，“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全党办报的实质 就是:办报要在党的领导下走群众路线。 第三、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批判“无冕之王”的观点。 第四、提倡“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观点，批判“技术第一”的思想。坚定政治立场，明确 政治方向。 第五、树立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反对党八股。 第六、发扬党报的优良作风。 第七、坚持无产阶级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 经过整风改革，初步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学， 促进了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推动了新闻工作的深入改革。
1943年13日至14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秘密访问南京，为掩人耳目，对外声称此行乃系答拜汪精卫访日并感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1943年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时事评论《东条访宁一 对我发动新进攻之信号》。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条此次访宁的真实使命是——现地召见日军长官，面授机宜，作新进攻前之最后部署，抬高汪伪身价，以亲临屈尊，把汪伪装扮成元首，以欺骗沦陷区人民;促使汪逆进一步与日本同生共死，搜刮沦陷区一切物资，供日本驱使。 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质问国民党》。毛泽东写道：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到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7月6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我们向一切不愿撤退河防进攻边区与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提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指出抗战迄今，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叛国投敌现象，层见迭出。这58个叛国将领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历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杨志希、陈孝强。《解放日报》社论借用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鞑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文章总结了太行区经济工作的经验，指出抗战初期，在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残暴的经济掠夺、实行毁灭抗战生存力政策的情况下、根据地军民找到了一条战胜各种困难的经济建设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点是：一、确定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农业和手工业是生产的重心；树立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的思想；二、实行钱多多出，钱少少出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原则，既要照顾人民的负担，又要照顾抗战的需要。三、正确实行税收贸易政策，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四、发行冀南钞票、粉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阴谋，保障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五、在敌占区和游击区、用武装帮助人民粉碎敌人抢粮、抓丁计划，以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利益。文章还总结了太行区经济建设的四条经验：第一、敌后经济建设离不开对敌斗争；第二、制定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的正确政策；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都离不开人民的积极参加；第四、一大批得力干部是经济建设的保障。 1944年6月6日，欧洲第二战场开辟。《解放日报》提出警惕日本预感其灭亡将至，可能发起的猖狂行动。英、美联军出动11000架飞机，4000艘船舰，86个师，计288万人的部队开始在法国西北部海岸诺曼底半岛登陆(代号霸王行动)。第一天有5个师从海上登陆，3个师空降着陆。8日，《解放日报》发表《第二战场开辟与中国抗战》的社论，指出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希特勒陷于毁灭的边缘，苏、美、英盟邦在欧洲联合大进军，将使德军迅速地溃灭。在希特勒灭亡之后，英、美盟邦就可以移其全力到太平洋上来，日寇的死期已不远了，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由于第二战场的开辟，而更加速地逼近了。社论提醒抗日军民警惕日本预感其灭亡之将至，可能发起更加猖狂的军事行动，积极粉碎日军对华的新攻势，切实配合盟军在欧洲的作战。 1945年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露秘密为罪名。逮捕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的《美亚杂志》编辑及海军人员6人。25日，《解放日报》发表《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一文。指出：美国同情中国抗战民主事业的进步人士遭到逮捕，逮捕6人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激烈反对国务院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府。而事后美国副国务卿格鲁发表声明。竟说这一案件是精密的的安全计划的成果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两条路线的争论已表面化，即一条线是承认中国的民主力量一解放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条路线是支持国民党及其头子蒋介石，阻碍对日作战的共同事业。希望美国政府能够慎重考虑对华政策。
《解放日报》创刊以来，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关注。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指出：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各部委要写新闻稿、评论稿。毛泽东还谈到广播，他说：广播比3000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1942年2月2日，《解放日报》在三版右下角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毛泽东昨天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的消息。1942年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样不显著的位置，报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文章的消息。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日报》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报纸应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讨论，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造。1942年2月20日，《解放日报》召开编委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我们的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消息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以后希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注意，尤其各机关的政治秘书要报道这些消息。1942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解放日报》改造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三个重要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还指出：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关于办法问题，毛泽东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会议决定，由王稼祥、秦邦宪、凯丰、胡乔木、余光生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1942年3月14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指出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同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70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讲话，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他在讲话中还批评了在整顿三风的讨论中出现的绝对平均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指出：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一是观念上的更新，树立了“全党办报”、“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观点。二是队伍的建设，形成了一支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新闻队伍。三是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十分重视和擅长办报。从早年在北京参加北大新闻研究会，到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并亲自撰写多篇文章，再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政治周报》，孕育了丰富的办报思想。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毛泽东更加重视报刊在“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中的重要作用，并多次撰写、审阅和修改《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撰写了若干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办报思想。
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
强调报刊是服务党的事业的重要武器，是毛泽东办报思想的重要内容。在1925年《〈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毛泽东开篇就提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此后两年，《政治周报》对沙面罢工、五卅运动等十四件重大事件进行了大力宣传，有力地反击了买办阶级主办的《工商日报》《新闻报》等报纸，“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取得了极大的对外宣传效果。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更加注重报纸在“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忽视办报宣传，“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报纸的重要性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并要求党的宣传工作人员和教育文化工作者“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去反映并指导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
“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毛泽东始终倡导报刊宣传要坚持党性原则。1942年9月毛泽东在《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中强调“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并要求各地通讯社和报社要及时研究中央政策，以增强宣传报道中的党性意识。此外，194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决议的起草过程中特意加上一段话，强调“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以增强宣传报道中的看齐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宣传报道的党性。鲜明指出报刊宣传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服务这一根本属性。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一贯坚持报刊宣传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忽视对城市贫民之取得、忽视对妇女群众的宣传和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办《时事简报》的要求，并于1931年3月亲自草拟和颁布《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指出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守旧观点”。在文风和通俗性上，毛泽东要求用本地的土话，“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以便于群众阅读。在宣传内容上，毛泽东强调要多报道“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新闻，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等，这样“群众一定喜欢看”。在篇幅和字体上，毛泽东规定“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要用“极大黑墨字”，这样才能“看上去明明朗朗”，才能成为“真正群众的读物”，群众“既看了报又识了字”。延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报刊宣传要坚持群众路线这一原则。他严肃批评了《解放日报》“脱离群众、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错误，并亲自题写“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字方针，以督促《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报刊宣传中的群众路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反映群众生活，使群众在阅读报刊后能够“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二是要在研究党的政策的基础上，在报刊中解读和宣传党的政策，表明党的立场。从而达到“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的宣传目的。
“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
毛泽东多次强调“报纸一定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集中火力配合党在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和擅长借助党的报刊配合党的中心任务打宣传战。如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党内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毛泽东要求动员报纸、刊物、通讯社等向前线官兵和全国人民宣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的抗战理念，并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宣传方针：一是宣传抗战典型（平型关、台儿庄等）；二是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三是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以提高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再如，1943年国民党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组织宣传反击战并要求各地报纸、通讯社揭发国民党的阴谋从而达到“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分子”的目的，以“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最终迫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计划胎死腹中。此外，由于党在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时刻变化着的，因此毛泽东也十分重视观察形势变化以制定正确的宣传方针。如1946年5月22日，为配合政治谈判，毛泽东致信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余光生：“从二十三日起，摩擦消息暂停广播”。同年6月23日，蒋介石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迅速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为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再次致信余光生“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集中火力“予以揭穿”，有力地声援了中原突围。
培养出色的编辑和记者
毛泽东认为报纸办得好不好，关键在于编辑和记者队伍的质量。土地革命时期，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要“改造宣传队员成分”，以“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两种渠道来充实红军的宣传队伍，并要求政治部“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以“改进宣传员的质量”。延安时期，为提高办报质量，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拟定第四版的征稿办法，并挑选专家编辑队伍负责组稿工作。如：范文澜负责历史主题，每月组稿12000字；艾思奇负责文化和哲学主题，每月组稿10000字；周扬负责文艺批评主题，每月组稿10000字等。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参加编辑人员的座谈会并指导他们提高自身的工作能力。如1948年4月召开的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要求编辑和记者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担负教育群众的任务”。在文法和文风上，毛泽东提倡在对编辑进行教育时应选择几篇合乎标准的文件材料作为范例，使他们熟练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依旧注重编辑和记者队伍的培养工作，他强调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只有这样“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