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杨松回到延安工作，但仍然十分关注东北的抗日斗争。4月、5月，他在《解放》周刊上连续发表题为《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长篇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将东北人民前七年的抗战分成三个时期，分别就每个时期的特点作了认真地分析，并对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军队工作、根据地建设及群众工作、游击战作战原则等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概括性的分析总结。这些分析总结，为党中央制定完善抗日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年10月，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并担任会议秘书，参与文件的起草。在会上，杨松报告了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东北抗日战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全党更加全面的了解东北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作了重要努力。为加强党中央对东北工作的领导，1939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杨松主持会务，其任务是培养、训练东北工作干部，研究东北社会情况，总结东北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经验教训，派遣干部加强对东北“抗联”和党组织的联系。 杨松在延安，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兼秘书长、宣传科科长，同时执教于马列学院。他写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著有《论民族》专著，7万多字，在《解放》周刊上连载；撰写出《东北抗日斗争经验教训点滴》一书共七章，9万余字；编写《今日苏联》一书，介绍苏联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在马列主义学院，他同邓力群一起合编近百万字的《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其中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各个重大事件的评价，直到现在还为史学家们所肯定；又与吴亮平一起合编了《社会科学概念》，帮助从事抗战建国的青年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近20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直到东北解放后，此书还被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规定为初中和高中政治课本参考书；为《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写了大量的时论和专论文章，仅见之于《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的就有25篇。 1941年5月，延安创办《解放日报》，这是我党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杨松担任《解放日报》社首任编辑部主任。他除对每日报纸逐字逐句检查外，还亲自写社论。报纸发刊一个多月，他就接连写了二十九篇社论。这些社论正确地分析当时的战略形势，揭穿美英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和印度人民的独立战争，批判了国民党亲日派的卖国行径，唤起了人民的警惕，为推动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战发挥了作用。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杨松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及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会后，他和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更加注意总结经验，不断明确办报的方向。他听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以后，深刻地意识到报纸需要结合实际进行改革。他号召报社的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不仅要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更要熟悉中国革命现状。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1941年9月8日发布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和各地区、各条战线的调查报告。毛泽东还为《鲁忠才长征记》写了编者按，给解放日报社很大鼓励和支持。 为了办好《解放日报》，杨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顶多休息三四个小时。报社编辑部的吴文涛说：“我们编 辑部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新华社取稿，此时杨松仍在工作，点着煤油灯写文章或审稿。”杨松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奋斗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报社全体领导和同志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为宣传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呕心沥血，埋头苦干，使《解放日报》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的重要武器。 杨松由于积劳成疾，引起肺病复发。1942年1月底，病情加重，连续吐血，但他仍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奋力坚持工作。他躺在病床上靠着枕头为报社写文章，有时竟通宵达旦。报社同志来探望，他总是逐一询问国内外的时局和各部门的工作情况。1942年11月23日，年仅35岁的杨松病逝于延安，遗体安葬在解放日报社所在地清凉山山顶上。毛泽东主席为杨松的病逝亲笔写了挽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住他，学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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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定创办《解放日报》
毛泽东主席在1936年末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见《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接着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武”更需要“文”的配合了。毛主席发表了许多关于抗战的论述与接见中外记者的谈话。1939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新中华报》被改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毛主席题词“把《新中华报》改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10月，毛主席为《共产党人》杂志撰写《发刊词》，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必须有专门的党报”。可是，《新中华报》毕竟是一个四开四版的三日刊小报，党的《解放周刊》也只有一个印张，阵地太小了。
1941年初，国民党亲日派在皖南阴谋围歼北上抗日的新四军军部、华中局领导机关和华中党校与部队九千余人，又不准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消息报道真相。周恩来同志只能写“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个大字，表示抗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南局常委博古(秦邦宪)感到这种情况不行，向中央提议创办党中央的机关报日报，并加强对新华通讯社的领导。党中央同意，并任命博古为社长，调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来任总编辑，调原任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余光生当副总编。他留学美国，外语好。报社与新华社一起驻在清凉山，形成著名的新闻山。
1941年5月14日，编辑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博古提出把《解放日报》办成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立场鲜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与研究国内外形势。15日报纸试刊，报头是毛主席题写的。试刊经毛主席认可，16日正式出版。15日毛主席还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发表，《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负责同志和党的负责干部撰写。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发刊词的结束语是“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发刊词重申“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刊词一千字多点，言简意赅，生动而鲜明地表达了报纸的任务，宣告党的主张，并提出了党与党报的关系。
头版头条消息是博古执笔的《苏联援华政策不变》。5月18日，报纸又发表毛主席撰写的题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3500字的长篇社论，从德国在欧洲的大胜利，以解放区为主要战场的中国抗日战争与苏联的和平政策三个特点，纵论世界形势，提出美英在远东勾结日本牺牲中国与在欧洲挑动德国将矛头转向苏联的阴谋，乐观地宣告：“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至此，一份能够及时传达党的声音与报道国内外大事的大型党报诞生了。
增强党性
《解放日报》从创刊起，就被认为是一份无产阶级政党的强有力的机关报。但是，毛泽东与博古，甚至报社编辑委员会毕竟没有编辑过日报，对以前编辑与出版党报的经验也没有做过系统总结。1941年9月16日，报纸由四开两版改为对开四版的大型日报，博古提出版面的安排是一版欧洲，二版远东，由副总编辑余光生负责；三版国内，四版上半版是延安和边区，由编委吴敏负责；下半版是《文艺》与其他专栏，《文艺》专栏由丁玲主编，并负责联系其他专栏，专栏稿件由社长或总编辑审阅。
这样安排版面，把以前博古与杨松常说要加强延安与边区的宣传版面限制住了，把经常登在头版的党的活动搬到了第三版，国际宣传的版面加大了，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时常原样照发。
于是，大问题终于发生了。1942年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的演说，8日在中宣部召开的“压缩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标志着延安普遍整风运动的开展，可是这两次极为重要的演说的消息，都分别被发表在三版的左下方和右下角，标题只三栏高，消息中写毛主席讲话的也不多，这就引起中央与广大党员、干部的关注了。
接着，《文艺》专刊发表了一些被认为是在政治环境沉闷与物质条件困难时，某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又观点模糊的文艺家发表的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文章。
于是，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是贯彻党的政策，反映群众生活”，通知还指出：“如果报纸只是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就是党性不强，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
3月17日，博古在报社全体干部大会上回顾报纸十个月的工作，检查错误，自己承担责任，不作任何解释，提出报纸新的改版方针与计划。3月31日，毛泽东与博古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开报纸改版座谈会，到会的有党内外各部门负责人及作家70余人。博古首先作自我批评，列举事实说明报纸没有办好，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毛泽东最后发言说：“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毛主席还说：“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毛主席又一次指出党报的作用，提倡整风要利用报纸。
为整顿三风能够顺利进行，在这个不平凡的1942年的春天，毛主席亲自领导了《解放日报》改版，延安文艺座谈会(5月2—23日)与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5月27—6月11日)，接连进行三大思想战役，为整风铺平了道路。这三件事被称为延安整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版于4月1日开始。经过十个月的日夜拼搏，博古终于抓住了党报宣传“以我为主”的擎天柱，理顺了宣传报道的主次与先后关系，提出延安、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全国与全世界最关注的。新的版面安排是一版要闻，二版是边区和国内，三版国际，四版是毛主席提出的全版副刊，性质是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性的副刊。以对开报纸的全版做副刊，这是新闻史上的创举。以文艺为主的综合性副刊，为延安集中的大批文艺家发表稿件提供了阵地，解决了延安没有其他杂志、干部和群众看不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读物的需求。
4月1日的报纸头版发表十条新闻，国内新闻九条，国际新闻一条，九条国内新闻有边区的、国统区的，也有敌占区的。头版头条发表边区参议会对减轻群众公粮公草的决议，这是关系到边区群众生产与生活的大事。改版的社论《致读者》是博古执笔的，社论说：“我们没有具备党报所必须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尽的责任”。社论最后表示，要“使我们的报纸能够成为真正的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
“4·1”改版开创了新闻表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记者莫艾跑了两个多月，发现了农民吴满有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起公粮踊跃争先，是群众公认的劳动模范，5月2日在报纸上报道，并配合社论《向吴满有看齐》。1942年8月，报社从鲁艺调来约十位文学系毕业生。穆青和张铁夫迅速采访赵占魁，9月2日在报上发表《恭喜赵占魁同志》，在大标题后边用4号字排出主要内容“向赵占魁学习”、“工人的旗帜和光荣”、“我们要开展一个赵占魁运动”。从此，工人学习赵占魁的运动开展起来。12月12日，头版头条报道三五九旅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屯田政策，开赴南泥湾开荒，制定生产计划，配以社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对三五九旅一手持枪保卫边区，一手执镢开荒生产，达到自给有余作系统报道。报纸对三九五旅的报道可以编写三五九旅南泥湾屯田史，对吴满有的典型报道可以编写吴满有传，对赵占魁的宣传可以编写赵占魁运动。报纸对各行各业的模范与先进人物都作了充分报道。
改版以后，决定不再发表西方通讯社的消息，并决定创办《参考消息》，像《今日新闻》那样，专登外国通讯社与其他通讯社的消息。12月1日，《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合编的《参考消息》第1号出版，也就是现在的《参考消息》创刊号，但发行的范围很小。
对《解放日报》改版，毛主席是肯定的。他在9月15日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说：“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
周瑞金和皇甫平是本人的关系。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皇甫平真实姓名叫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温州平阳。周瑞金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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