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其他的资料:
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
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
[6]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我有,发给你吧。是pdf格式的
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
林正平①
摘 要:美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
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等举措,都
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改革开放;新兴市场国家;政策主导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768(2008)12-0017-05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
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告诫全党增强忧
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最近美国经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对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我们要以国际视
野和战略眼光,审视这场危机的起因、过程、负面效益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冷静观察,认真
应对,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应对危机中着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
时,负责任地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我们应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践行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发,继续推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症结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具体包括贸
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投资跨国化、金融全球化,其中贸易、生产的全球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基
收稿日期:2008-10-11
作者简介:林正平,男,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
国际金融危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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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由于经济运行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所以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
核心,并成为全球化新的主导动力;也因此金融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三者之中
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特定的新国际环境中,美国为挽救经济推行了一种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
利用美元霸主权地位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滥用金融衍生品。在无力监管的情况下,通过
各种金融工具诱导人性的贪婪与投机,在消费模式上,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
础的储蓄模式转变,不断扩大消费信贷,带来了大量的透支消费和高负债;金融职业道德上,高
薪激励离开了合理边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无限制地放大,大搞金融冒险,设计的金融
产品无限延长了信用链,不断升高虚拟性,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可控性
越来越低,风险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危机已经开始扩散,如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出
现巨亏,市场流动性骤减,还继续推出金融资产违约保险。所谓“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个产
品说是保险,但担保对象不透明,已经看不到其价值所在,不能定价,也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
实际已经异化为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最后风险爆发,根本不能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
二、透过危机看中国经济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最好时期。这个时期全球经济的特点,基本是美国凭借其相
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先进技术,依托资产价格泡沫的财富效应,支撑了亚洲制造圈的迅速扩张,
进而带动了中东能源及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国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最终造成全球经
济增长潜力的过度消耗。国际收支表现上基本是东亚国家输出实体商品,资源国家输出资源,美
国输出美元及金融产品以换取商品和资源。在这场全球产业大转移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既求
生存,又求发展,以政策性开放为主导,选择了国家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以渐进式区域开
放为经济转型的主线,实现了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使整个经济向开放型转变。这个阶段中国
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依赖扩
大出口来平衡国内储蓄,通过商品输出消化吸收国内过剩的储蓄资源,从而迅速提升了国家工业
化水平,也壮大了整体经济规模,为继续发展打下了结实基础。无疑这是一个必然而成功的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实现了从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进出口贸易增长104 倍,在世界
贸易中的位次从32 位到2004 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8 年的不
到1%提高到2007 年的8%;从1993 年起,连续15 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到
2007 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以年均20.1%的速度增长。
近几年全球经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循环,是建立在支持经济平衡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不
平衡的基础上。我国的政策性开放的发展路子得到了利益也带不少问题:首先,世界出现了以美
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的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结构
失衡。那些过度消费模式的欧美国家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条件下,长期奉行低利率政策,货币
过度发行,加剧了金融体系乃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而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推进了
投资,压抑了本国消费,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的开始年份,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拉动
作用基本交替变化,其规律是出口增长快、经济高速增长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率贡献高于消费;
经济比较正常年份,消费贡献率则高于投资。但2001-2006 年消费增长拉动力明显减弱,进出口
对任务贡献率在1999 年前呈起伏不定,往后年平均在7%左右,2005 年开始稳定在20%到24%
之间。而消费率却低于50%,有的年份只40%左右,一般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 个百分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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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于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我国进入世界资源型产品的最大生产国、
最大需求国和最大消费国的行列。2007 年以来虽然重要矿种对外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如原油、铁
矿石等仍在50%以上,已出现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第三,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
速增长,而且已出现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为特征的势头,2000-2007 年国际收
支总顺差逐年扩大,2007 年达4453 亿美元,年均增长53%,顺差占同期GDP 的比例越来越高,
平衡状态偏离度在逐步扩大,给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越来越大压力。
现在我们处于更加开放和伟大变革的时代,我国出口已占 GDP 的37%,而美国这个比例不
足10%。这种结构已被世界各国走过的历程证明,非常容易受外国经济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还在继续延伸,而全球市场是一种零和博弈,市场变
化最终都表现为财富和资产的转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改革开放,把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平台。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是
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根据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应该用发展创新思维来转变引导社会
的思维定式,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始终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突出实践特色,继续
解放思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立足自身是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有效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一)认识自己,增强信心,抓住机遇,积极应对
这场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风险前所未有,机
遇前所未有,我们要在困难中发现机遇,在风险中寻求发展。目前金融危机继续向实体经济转移,
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外部风险加剧。虽然目前我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很健康稳定,我国金融市
场体系相对独立,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要好于欧洲等其他国家,但要看到我国经济的负面问
题,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经济下行的风险。欧美需求减缓,由于价格成本和改革开放时间的长短,
以及认识深化等原因,我国的外部需求减缓程度可能更甚于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目前中央已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作为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的
问题是:(1)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受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财富缩水、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尚待时日、农村改革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等因素的制约;(2)我们在践行科学发展中,要重新
定位和纠正过去那种牺牲劳动者利益、损害环境、滥用土地、削弱经济自主性等行为,必然要推
高劳动成本、环保成本,甚至必要时提高农产品价格;(3)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要
经受一个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的长期痛苦的通货膨胀。
美国是黄金储备大国、石油储备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从次贷危机看,不否认美国通过降
低美元利率的预期,促使大宗商品暴涨,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元今后会不会再次走弱和大宗商
品阶段性上涨,如何判断美元走势,已成为我国外汇增值以及与外汇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产业、企
业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当前我国国内能源、土地矿产资源等重要资源紧
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相互叠加,给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巨大
的压力,进而给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币值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目前
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有条件、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但是目前我国还是依赖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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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式,近年来我国每年10%左右的GDP 增长中有2~3 个百分点来自外需贡献,国家统计局初
步测算,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回落2.3 个百分点,其中有1.2 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减速。财政收入8
月份增速还能坚持两位数,9 月份回落到3.1%,而财政支出压力在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也出现异
常现象,9 月份新增214 亿美元,低于FDI 和外贸顺差之和,一反过去高于而且有的月份高很多
的现象。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在全球化和遭遇全球性危机的冲击,还显得比较脆弱。所以,发展仍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速增长仍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当前首先要减少、消除危机
冲击的损失,进而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的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调整,各国经济增长模式都应不同发展阶
段的经济背景条件变化和要素约束而变化。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要把发展理念、措施、
政策引导到真正的经济增长上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不能无限的增加投入。经济工作
要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在推动经济三大轮子中,坚持“三架马车”均衡拉动,三大产业协
调运行。在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投资与出口以及利用外资方面都不能偏废,着重点在加快
结构调整。投资仍是目前保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资本/劳动力比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水平,城
市化率不仅低于韩国,也低于菲律宾。同时铁路、公路等大项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
总结1998 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允许财政收入有稳定来源、财
政盈余稳定的省市发行地方建设国债,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房地产业在投资中的
比重约1/4-1/5 之间,涉及50 多个行业,对于保增长和劳动就业有许多积极作用,仍要作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重在结构调整。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目前仍处于重要地位,至今我国作为
全球重要制造业的基本地位没有改变,出口的比较优势还没有消退。现在贸易政策上应有战略作
为,要着力于通过政策制定培育我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稳定出口,同时加强外贸产品和区域的结构
调整。据海关统计数据,1996-2007 年我国与欧盟15 国的贸易增长还超过中美贸易增长,亚欧之间
经济上互有需求是增长合作的主要动力所在,同时要大力开拓拉美、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
(二)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国一个重要警示,那种认为政府对经济“无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英美模
式再次接受检验而适当淡化,中国模式引人注目。市场确实具有高效、自我平衡和自愈功能,但
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这次危机中得到全面彻底暴露。充分说明市场功能还不足以与市
场自身的问题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相抗衡,政府管制是必须的,宏观调控更需要贯穿市场经济的
全过程。改革三十年来我国选择政策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改变国家的控制和管理,由国家主
导工业化和管理资源、能源产业,政府是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体现了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
管理的主导性作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也要看到近几年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
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基本吸纳了我国由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国内储蓄,通过庞大的投资活动而
形成日益增长的产能所产出的剩余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外部失衡掩盖了内部失衡。今天我们要
从战略上解决现阶段生产过剩的矛盾,不能长期用价格管制和政策性补贴的方法应该理顺价格市
场形成机制。不然,扭曲了市场,扭曲了企业利润,还扭曲了许多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
越积越多。
(三)深化金融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和行业风险的逐步暴露,流动性风险将越显突出。前一段物价上涨,
某种意义上是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成熟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效果要好于周
边国家,统计数据已出现CPI 连续五个月的减缓趋势。虽然目前还不能因此对物价控制放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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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信心是第一位,在实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中,应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保证金融体系
尤其是银行的流动性。预计短期内我国仍然保持负利率时代,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在进一
步完善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应顺应宏观调控政策,履行社会责任,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
增加流动性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现在的难点在于既要考虑货币的波动,更要考虑由此带来
的信心散失问题,这就是宏观调控科学性所在。
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后变成祸害社会的“洪水猛兽”。我国
今天则完全不同,虚拟经济整体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总体还有较大的距离。虚
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不但可以使经济社会中投资与金融商品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推动储蓄转化为
投资,还可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而且可通过金融产品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益,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在一个国际化环境中,一流
的企业更需要一流的金融服务。目前当务之急要深化金融改革,建设多层次、能适应各种所有制、
行业、企业金融需求的金融体系,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目前应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
金融管制,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否则,只能成为金融风险的被动
承担者。当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有一个稳定关系,不能无限延升信用链和过高的杠杆比率,
假使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必然要造成庞大的泡沫。金融业要炼好内功,尤其要完善治理结构,
明晰产权关系,加强内控机制,使每个从业人员都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同时让所有市场参与者
承担风险,并在承担风险中得到应有的回报。
(四)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努力
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在不断加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
升,我国将在全球的经济、汇率、环境乃至防病卫生等方面负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面对
这场危机,我们同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应对这场危机作出经济努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
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当前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转折点,都要关注美国这样一种债务帝国
的发展方式能不能持续下去,美元的世界主导地位是否会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走势如何,美元
能否回归现实,等等。目前这些问题还难以回答,但必须看清其大体走势,从长期看必须呼唤公
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从现阶
段看要同世界各国一道关注国际资金在全球流动的监管,同时从中发现蕴藏着的发展机会,并维
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这些方面的努力是长期的,也是艰苦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美国次级债危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警示 2007年8月10日伴随美国股市的再度下跌,年初已经显露的美国次级债问题进一步急剧恶化。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下降,次级债市场爆发恐慌乃至危机征兆,连带金融市场价格也呈现出全面调整的局势。美国股市带动全球股市下跌,石油、黄金价格微幅随从向下,美元汇率稳定上升。错综复杂的价格变化导致美国次级债恐慌心理扩大,全球经济金融面临调整。 美国房地产次级债问题被夸大,实际影响低于网络泡沫冲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危机,导致全球股市市值蒸发数量扩大,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所引发的危机或许还远不止如此。国际投资大师罗杰斯指出,即使全球股市近期反弹,但前方将有更多的跌幅在等着市场。罗杰斯表示,将一直且依旧做空美国投资银行股,以及建筑类股。华尔街特立独行的投资银行新秀贝尔斯登首席财务官莫利纳罗也认为,目前美国贷款市场的混乱是他入行22年来最严重的。如果美国股市继续下跌,这些推出来的资金将会流向哪里?答案是流向其他能够带来更多回报的领域。如果以投资品类来说,这个地方可能是商品;而如果从地域上说,这个地方的首选无疑是中国。所以,可以预见,如果美国股市持续下挫,我国控制热钱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而资产的泡沫则将进一步被扩大。但是其实美国经济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改变或衰退的可能也较小。此次房地产问题引起的次级债问题的恶化影响远低于2000年的美国网络泡沫:一方面是两者性质不同——传统经济产业与新经济产业在泡沫作用与影响上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与冲击,传统经济危害速度和伤害力度要小于新经济、高科技,而目前的房地产风险在可控之中,并非无法可治;另一方面是两者表现层面不同—— 目前美国的房地产问题是一个局部因素,而当年的美国网络泡沫是一个整体效应,而两者之间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力或份额主导也有明显差别,单一股指作用(纳斯达克指数)与成份股参与(房地产类别)有着本质区别。因此,可以说美国经济的敏感在于政策的“炒作”,在于政策需求调节的“诱导”。美国经济如此大块头的经济体问题恶化,需要时间和条件,而非简单恶化言论所为,这些炒作目前对于美国经济是利多弊少。 当前金融市场估计美国次级债所引发的损失可能会高达3000亿到6000亿美元,间接影响则可能蔓延到整个房地产业,导致全美房价重估。如美国最大商业抵押贷款机构全国金融公司表示,截至今年6月3O日,该公司可获得的流动性资金来源达到1 865亿美元,在全部流动性资金来源中,包括商业票据等在内的“高可靠性”短期融资总额达462亿美元。随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问题逐向整个抵押贷款市场蔓延,全国金融公司股价2007年年初以来已下跌了37% ,但银行类股票价值依然上升12.7%。摩根±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指出,高风险抵押贷款就像当年的互联网资产泡沫已比当年大了许多,它将是刺破泡沫的针。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赞则同这种观点,7月中旬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年中经济评估听证会上伯南克表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造成的损失估计在500亿到1000亿美元之间,目前美国次级按揭问题是局部现象,美国的失业率很低,低于5% ,通胀保持在2%,新的就业机会不少,只要收入不下降,个人收入是在上升的,对大多数按揭贷款的人来说还是可以偿还债务的,不会引起太大的问题。 全球经济失衡以及金融交错最直接的结果已经不会再重复过去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货币和资产价格起落形成的体系与机制的失控或失效。当今经济全球化与新经济的模式下,将会产生信用失控而摧垮市场信心,导致价格暴跌。如美国经济在前提不变以及美国企业盈利不变的条件下,美国股市却连续3次大幅度下挫。一方面是暴跌的时间段愈加频繁;另一方面暴跌的周期缩短。虽然对美国经济并没有形成实质的冲击,但对美国经济的信心却在下降,即悲观论点占据主导,这其中有美国政府政策的人为因素,而实质是在信心心理上形成舆论与导向,并通过市场调节经济问题与矛盾。作为美国成熟经济与主导经济模式,其这样做的结果是利好自身,而干扰或破坏别国的政策与策略把握,扰乱思路与判断,以信心心理失衡达到信用信誉的失控。 次级债蕴涵新型金融危机的风险 美国次级债爆发时机与本意是美国借助市场调节的战略筹划与技术设定,主旨在于调节股市和经济,解决自身问题需要意愿突出。因此,全球次级债风波的扩大是美国的初衷所没有预料到的。而市场技术与价格周期因素,使投资与投机也顺势随从和顺应美国需求,加大了自身技术性修正,包括股市、汇市、金市、油等价格在内全面性调整的扩大。因此,国际金融市场呈现除美元汇率之外的普遍下跌趋势。
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以来没有出现任何缓和的迹象。美国部分金融机构经营陷入困境的局面,直接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次贷危机向全球范围内扩散的速度也开始加快。为了缓解市场危机,一些国家央行通过注资、降息等手段向金融系统紧急注入流动性,一场全球范围的救赎行动正在上演。在这一背景下,此次危机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关于“次贷”形成的背景、表现和原因、损失及影响,以及一些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干预和效果评价等问题,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热点话题。 美国次贷危机是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产生了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加上独特的利率结构设计使得次贷市场在房价下跌和持续加息后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在信贷市场发生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波。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次贷危机中风险的承担者是全球化的,所造成的损失是不确定的。次贷的证券化分布以及证券化过程中的流动性问题,使得经济金融发展中最担心的不确定性通过次贷危机集中体现出来。也正是由于上述不确定性造成了次贷损失的难以计量和对市场的巨大冲击。既然如此,那么次贷危机会对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有哪些有用的启示呢? 由于我国仍然存在一定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健康的直接影响比较有限,对中国经济的短期直接影响总体上不会太大。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全球经济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中的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一)直接影响:比较有限 1、国内金融机构损失有限 国内一些金融机构购买了部分涉及次贷的金融产品。由于我国国内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仍然比较严格,这些银行的投资规模并不大。虽然还没有明确的亏损数据,但这些银行的管理层普遍表示,由于涉及次贷的资金金额比重较小,带来的损失对公司整体运营而言,影响轻微,少量的损失也在银行可承受的范围内。 2、国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 随着国内外金融市场联动性的不断增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必将对我国国内金融市场产生消极的传导作用。一方面,会直接加剧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另一方面,外部市场的持续动荡会从心理层面影响经济主体对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以2008年年初为例,部分国际知名大型金融机构不断暴露的次贷巨亏引发了一轮全球性的股灾。1月份,全球股市有5.2万亿美元市值被蒸发,其中,发达国家市场跌幅为7.83%,新兴市场平均跌幅为12.44%,中国A股以21.4%的跌幅位居全球跌幅的前列。持续动荡所导致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市场的资金流向,加之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动关系日益密切,香港市场的持续动荡很可能对内地市场形成实质性的压力。在直接融资比例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很可能会引起国内资产价格的调整,从而进一步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二)间接影响:不可低估 1、出口增长可能放缓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从经济总量上看,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不断升高,2006年超过1/3,2007年虽然增速有所回落,仍增长了25.7%。从就业上看,外贸领域企业的就业人数超过8000万人,其中,加工贸易领域就业近4000万人。2001年以来,在所有的对外出口中,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21%以上,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 由于外贸对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又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之一,因而美国经济放缓和全球信贷紧缩,将使我国整体外部环境趋紧。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存在较大的下行风险,消费者信心快速下滑。尽管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国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事实上,中国出口增速从未与美国经济增长脱节。只要美国经济出现衰退,中国出口就有可能明显放缓。2007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速较前三个季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低于全年的平均水平。因此,次贷危机可能会对我国未来的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对出口的影响一方面会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会通过减少出口导向型企业的投资需求而最终作用于整个宏观经济。 2、货币政策面临两难抉择 全球经济的复杂多变,严峻挑战着我国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开始出现信贷萎缩、企业获利下降等现象,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全球的房地产、股票等价格震荡加剧,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粮食、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所以,我国不但要面对美国降息的压力,而且要应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些都使货币政策面临两难的抉择。 3、国际收支不平衡可能加剧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净流入规模加大。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恶化,美国可能采取放松银根、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来防止经济衰退,而这些政策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加剧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国际资本可能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动荡、保守势力的抬头、我国企业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素可能会对我国的资本流出产生影响,导致资本净流入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加剧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金融优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可能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越来越高,境外市场的动荡可能会影响到跨境资金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加大资金调节的难度,而且一旦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加大我国国际收支波动的风险。 4、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加大 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来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加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一方面,在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同时,中国趋紧的货币政策会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近几年,在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流动性偏多的情况下,为了缓解国际游资投机人民币的压力,我国央行倾向于把人民币存款利率与美元存款利率保持一定的距离。自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为应对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减息等货币政策措施。1月22日、1月30日和3月18日,美联储分别宣布,降低联邦基金利率75个、50个和75个基点,减息幅度非常大。目前,中美利差已经形成了倒挂。如果中美货币政策继续反向而行,扩大的利差将增大热钱流入的动力,人民币将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央行的对冲也将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弱势美元政策在不断向全球输出流动性的同时,会直接影响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贬值。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3.31%,对欧元汇率累计贬值6.12%,对日元汇率累计升值14.04%。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大部分非美元货币贬值的结构性差异一直伴随着汇改,并在最近几个月的国际金融震荡中更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非美元货币地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要求可能会加大,不对称的汇率结构体系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新的压力。 5、境外投资风险加大 从企业“走出去”的角度看,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可以分为有利和不利两个方面。有利的是,次贷危机有助于我国金融机构绕过市场准入门槛和并购壁垒,以相对合理的成本扩大在美国的金融投资,通过收购、参股和注资等手段加快实现国际化布局,在努力提升自身发展水平的同时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支持。不利的是,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和货币紧缩,无疑加大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融资风险和投资经营风险。而且,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深入,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和离场情绪会引起更高等级的抵押支持证券的定价重估,从而危及境内金融机构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目前,次贷危机还没有结束,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有待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观察。然而,可以明确的是,在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次贷危机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影响,防止外部环境恶化作用于国内整体经济运行。尤其是要重视观察前期宏观调控政策的累积效应,结合外围和内部情况的变化适时作出灵活反应,熨平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