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纵观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发展史,就是一部批判、继承本民族的传统艺术文化和吸收、借鉴现代西方艺术思潮的历史。在100多年的发展、变革中,中国的一些美术家在自身的美术创作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将西方美术作为自己艺术创造的一种对比和参照对象。尤其对一些坚持从传统艺术本身来求新、求变的中国画家,在保留中国画独特个性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纳、吸收和鉴赏现代西方艺术的有益成分,来丰富自己的艺术语言,具体地讲,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在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影响下,彻底抛弃了古典艺术的理想主义色彩,从而转向对人类内心世界的表现。其实质就是,彻底否定古典主义,运用古拙、深沉的表现技巧来表现庄严神圣的宗教理念,从现实生活出发,从不同的方面,以新的视角,真实科学地描绘客观世界和艺术家身边的现实生活,以及表达自己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其二,注重形式,把“形式提高到独立地位”,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语言。用新的技巧和形式展示了客观世界和人们的主观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拓展了人们的审美领域。其三,积极吸收科学技术进步的优秀成果,大量吸收、运用人体解剖学、现代光学、化学、色彩学、构图学、透视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知识,创造了既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又带有时代精神风貌的艺术作品。上述三个方面不仅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近、现代中国画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使中国画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二
现代西方艺术思潮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对当代中国美术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西洋诸多画种的引进,丰富了我国美术创作的载体。另一方面,西洋画的引进也打破了中国画长期以来的封闭、静止、缓慢变化的格局。中国画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一种传统绘画形式,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要求,深受广大人民的喜爱。但是,中国画发展自清代中叶以后,确实暴露出了许多弊端。一是脱离生活,“标榜门户、陈陈相因、固步自封”“近亲繁殖”。①二是排斥科学,不重视发展。虽然在明代宫中供奉西洋传教士画家的风习一直沿袭到清朝,但它并没有对传统中国画家产生根本性影响,传统中国画仍然沿袭、继承古人“随类赋彩”“墨分五色”,注重强调 “物体的固有色”而发展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系统的中国画色彩理论体系。三是形式的“程式化”,标志着中国画的成熟,同时它也是后人无法跨跃的障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现代艺术注重科学、注重生活、注重形式多样化的创作思潮像一股清新的风吹过中国画坛,使中国画在观念上、表现技法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纵观100多年的历史,中国画吸收现代西方艺术的有益成分实现自身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学习、普及西方绘画知识的时期)。虽然早在明朝时期,欧洲商人与传教士来华,在传播天主教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古典美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促进了中西美术的交流。但并未引起中国画家对这种“舶来品”的广泛注意。直到近代,许多有志之士,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李叔同、高剑文、陈师曾、徐悲鸿等进步人士先后出国学习绘画。回国后,他们一方面兴办教育,普及西方现代艺术,另一方面积极主张“折中东西方”对传统绘画进行改造、创新。高剑文主张“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吸收西洋绘画技法,效法日本画所走过的艺术道路,改革中国画”。以徐悲鸿、蒋兆和等一代宗师为代表,首先扛起现实主义旗帜,积极吸收西方绘画的素描、色彩知识以及人体结构知识,采用传统的笔墨,探索西洋画的塑型观念与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相融合的方法,实现了贴近现实生活和面向人民大众的观念变化。山水画家黄宾虹大师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绘画知识,实现了由古代文人画的符号化、抽象化的高逸境界向大自然和人生回归的历史转变。花鸟画家潘天寿先生也认为:“对西洋画,搞中国画的不仅要精通本专业,还要学习外来的东西,这才是中国画家的态度。”因此,在他的画中仍然能感受到西画的影响。
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巩固、改造阶段)。新中国的建立,使无数中华儿女壮志满怀,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艺术家们亦满怀豪情,积极地用自己手中的笔描绘着一切。但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接下来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阶级斗争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画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继续深化着对西方绘画的吸收、借鉴。具体表现在:一、当时美术界在“二为”方针指引下,鲜明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旗帜,大批画家走向基层、走向农村、走向工厂,创作更加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大众的美术作品。二、当时虽然彻底抵制着西方社会的腐蚀文化思想,但又由于前苏联的美术与西方绘画在表现材料、手法上属于同一个体系。所以,西方绘画的素描学、色彩学、透视学等科学知识在我国仍得到了强化、巩固。三、彻底“与传统决裂”,要求中国画家,面对现代人的精神面貌和服饰(即短衣、短衫)特点,对传统“以线造型”进行改造,来表现、反映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创造出了一种“半工半简”的语体形态。人物画家叶浅予、黄胄、刘文西等一大批画家,仍然在探索中西结合,弱化了传统线条的独立性。山水画家李可染、傅抱石、白雪石等人的写生山水,大量吸收西洋画的写实造型并且充分发挥水墨的特性,创造出了当代山水画的主流。花鸟画方面,由于受政治的约束和花鸟画的自身限制,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发展,像王雪涛、郭味蕖的“半工半简样式”与当时人物画的表现手法是相一致的。
第三阶段,1978年以来至今(变革、创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文化的裂变,使得审美文化从其泛政治化倾向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多元的发展势头。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画,则在这场裂变中,再一次陷入选择发展道路的困境之中:一方面它无法抵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另一方面又不能从传统的精神中发展出新生命,因而在西潮与传统之间徘徊瞻顾、痛苦万分。一些青年画家喊出了“中国画穷途末路”的呼救声。②这呼声最终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争论。即“中国画走向何方?”在这场争论中,有的主张坚持现实主义,注重写实、塑造典型;有的主张绘画不要与政治沾边;有的主张打破所有旧模式,寻求无法之法;有的却主张“返祖”,召唤原始艺术;有的主张“纯绘画性”,形式大于一切;有的主张直觉、感知,排斥理性,如此等等。③这种思潮和现象,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认为这场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已经看到了现代西方艺术思潮的确有其先进的一面,却苦于吸收、借鉴之观念、意识模糊,而导致对中国画的反思。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中国画家们的不断努力,一些国画家们对西方艺术的吸收、借鉴意识逐渐清晰,行动更加坚定,加大了中国画与西方艺术融合的力度和速度。同时提倡传统与吸收西方绘画的斗争更为激烈,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将继续斗争、融合下去。中国画正是在这种矛盾和斗争中,不断变革创新,不断完善发展,愈加焕发出它特有的魅力。
三
21世纪的中国画将如何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思考的问题。对此,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和辩证思维的方法分析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为此,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就是以公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形式为辅的体制,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指绘画艺术领域)也将呈现出一主多辅的多样化趋势。所谓一主就是在内容方面强调时代精神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形式上提倡现实主义手法。所谓多辅指中国画家们在继承传统艺术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广泛吸收现代西方绘画的诸多流派的各种形式特点、表现手法来丰富自己的绘画语言,更好地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审美要求。这“一主多辅”的格局也必将促使中国美术界在对待西方艺术的问题上,会有意无意进行吸收借鉴,从而实现中国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彻底转变。
综上所述,现代西方艺术思潮对中国画发展的影响,贯穿于整个现代史。中国画吸收、借鉴西方艺术也是势不可挡的趋势。因此,我们在吸收和借鉴的问题上,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避免盲目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中国画的发展、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才能创造出既保留了中国画的个性,又能代表现代社会人们的共同审美要求的现代中国画。
或
我们从远古时代的洞窟中所发现的岩壁画,到历代不同时期所创作出的不同类型和风格形成的画作媒体,以及到现今的广告海报和前卫的数字化视觉媒体等知悉——“艺术”本身都随着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科技的演进而有所改变,并不断借着“艺术家”来诠释和展现各种不同的艺术类型、题材和媒体的创作力。
艺术与设计在它们产生起就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矛盾，艺术讲求个性的体现而设计在于大众，设计的构思来自生活而其作品又服务与众人。现代设计在艺术性和实用性上和以前的设计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和变化,而与其他艺术艺术作品的发展和变化不同,设计的发展不仅和人们哲学观念有关,而且它还一直是跟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的
今天绘画等艺术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革命,许多在“传统艺术”作品中展现的技法和效果,已陆续被电脑技术突破和革新,并成功地一一在“数字化艺术家”的“电脑画布”上呈现。今天我们展开一页页的艺术发展史,从远古的石窟岩壁上所勾勒出的人类生活形状,以致到了现今人们利用电脑描绘出的图象形状,都同样是展现出多样“视觉艺术”的风貌。假若世界上真的是只有“艺术家”而没有艺术，而“艺术家”借着其媒介的表现技法，用构图、线条、色彩、声音或文字等表现形式将自己的美学、情感和理念的内涵，通过艺术的活动来传递给具有共同经验的共鸣者，就可称之为“艺术”的话，那么21世纪的设计家和其他艺术家们运用着“电脑绘画”技术作为媒介的表现技法，可称为艺术的革新。可是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同一切新事物一样受到某些缺乏创新精神的人的反对和唾弃。但是今天不管我们是不是接受这一艺术革新,它已经深入了现代人的生活,也将是未来设计发展的趋势。
设计的发展历史十分漫长，考古材料证明，实用工艺设计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种类之一。早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祖先就开始用兽皮、兽骨、象牙、羽毛来装饰自己。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大量出现的彩陶至今仍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例如马家窑出土的一件尖底瓶，瓶上画有四方连续的旋纹，给人一种流动的韵律感。尖底瓶这种造型不但美观，而且实用，它这样上重下轻是为了便于倾斜取水。可见，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就已经把实用和审美统一到实用工艺品的制造之中
显然,任何实用设计首先都应当具有实用性,如建筑应使人们在居住时感到舒适方便,实用工艺品应使人们在使用时感到称心如意等。设计的实用性应当符合人类不同实际活动的需要。如建筑从整体上看,其主要功能是避风避雨,为人们提供舒适方便的室内空间场所,但不同的建筑类型又具有不同的用途和功能。在设计中实用性与审美性紧密的连系在一起,但应以实用为主, 审美从属于实用,服从于实用。如陶瓷茶具、酒具,以及竹编篮子、筐子等,都首先应当让人感到方便适用,然后才谈得上漂亮美观。因此,实用工艺品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常常都是首先考虑到使用效果,根据实用特点来进行艺术处理与美化装饰。这方面,我国古代的一些优秀工艺品堪称典范,例如河北满城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既是一件新颖独特的青铜工艺品,又是一件方便适用的生活用品。设计还和生产技术具有紧密的联系,物质材料对实用艺术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建筑材料从木石砖瓦到钢筋水泥,不仅直接影响到建筑设计和施工,而且直接影响到建筑美学思想的变化。不仅如此,设计的实用性还往往要考虑产品的用料、费时、加工和成本等经济方面的问题,尽量作到省工省料和降低成本，使其具有较低的消耗和较高等使用价值。
与此同时，实用艺术又应当具有审美性，即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和精神需要。由于实用艺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所以它几乎每日、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审美作用，给人们以美的感受，从而在实用的前提下兼有审美的功能，达到物质与精神统一。例如，我国数量众多的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成为名胜风景区的精华，使人们在游览观赏时，不但能够欣赏到自然风光之美，还能领略到传统艺术之美，并进而获得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因此，实用艺术中，实用性与审美性二者应当是有机统一的。实用性是审美性的前提和基础，审美性反过来也是可以增强实用性。所以，实用性和审美性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密不可分，它们构成了实用艺术最基本的原则和特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审美性在实用艺术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人们对实用艺术美的要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迫切。如室内装饰布置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地面装饰、墙面装饰，到花样繁多的灯具、琳琅满目的床上用品，乃至摆设的壁挂、字画、观赏工艺品等，都日益普及，进入千家万户。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
现代设计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还十分缓慢,中国设计与某些设计大国的设计作品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科技还并不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国设计师在哲学休养上还存在十分巨大的差距。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它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实质内容。同样对立统一的规律也适用于现代设计这一艺术领域，也揭示了现代设计多媒体化、数字化的趋势。近年来在我国电脑设计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设计界在认识上有了长足进步,正所谓新事物的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没有纯粹的艺术,同样也没有纯粹的哲学,哲学总是某时代的意识和人生之诗的精华,可以抽象而高远,似乎不食人间烟火,它是自己的人生,所以总与自己时代的伦理、科学和艺术有深刻的瓜葛和牵连。哲学总包涵、包括或代表着自己时代的科学主流中的某些东西，是这些东西的升华或抽象。正如笛卡儿哲学与当时的数学、洛克与心理学、康德与牛顿、黑格尔与当时科学中的进化观念、现代哲学与语言学……的关系一样，美的哲学亦复如此。正如现代设计这一艺术形式同样与现代科技密不可分，形成了高科技化的发展方向。
实用工艺品设计是现代设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实用工艺品，顾名思义首先应当考虑具有实用性，美学的审美性应当寓于实用性之中。因此在设计创作时，都应当围绕着实际使用的要求来考虑和设计，从材料的选择、外部造型、色彩装饰等多方面，都要结合实用要求来考虑艺术处理和加工等问题。甚至设计作为观赏用的特种工艺品也不例外，因为它们同样具有实用目的，即美化人们的生活环境，所以也需要在设计中考虑到适应环境和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实用工艺品应当适用、经济、美观。就是要在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同时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在具有实用功能的同时也具有审美的功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不仅希望日常生活用品坚固适用,而且希望这些用品精致美观,甚至把美观放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所以,未来设计的范围和领域正在不断扩大。工业设计将技术和艺术统一起来,努力使各项产品都达到适用、经济、美观的要求。
纯艺术和设计在所要达到的目的上是统一的，纯艺术是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力把他的生活经验用某种艺术形式展现给艺术欣赏者。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人以精神上的美感，使观众感受到艺术家的心声。而设计艺术是设计者通过对人们生活的方式和习惯结合美学因素而创作的，它给人们带来实用和美观结合的产品，给使用者带来愉悦。然而它们在所运用的原理和工作的方式上又是对立的，设计主要考虑的是实用性原理，其次才考虑美学的因素，所谓设计出的作品可以是不美的但一定要是有用的。而研究纯艺术的艺术家们可以不考虑作品的实用性而专门研究美学因素和个人风格，它所表现的内容可以是抽象的，设计作品却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内容。每一个设计师都应该明白自己的作品中实用性和美观性的主次,了解自己创作的目的。
了解了艺术和设计的对立和统一后，我们就应该学习运用这一特质好好为我们的设计创作服务，避免在设计过程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纯艺术可以脱离科技而继续存在，远古时代的洞窟中所发现的岩壁画在今天看来一样是十分的具有美学价值，而把远古时代的洞窟作为居室设计的话我想没有那些现代人愿意居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分清设计和纯艺术的界限，艺术就是艺术、设计就是设计。我们学习的是设计,设计也将是我们未来的职业,所以如何把美学运用在设计作品中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立统一是一切事物的共同特质,如何解决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事艺术的人解决了艺术在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就可以成为杰出的艺术家;设计师解决了实用和美学的矛盾就可以成为伟大的设计家。在实用中创造美,运用现代和未来一切可以运用的科技来美化人们的生活必将是现代设计的发展趋势。/
艺术需要哲学,设计更需要哲学,不懂哲学的艺术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 不懂哲学的设计师更不是真正的设计师。对于我们学习设计的人就更需要学习哲学, 运用可以运用的科技来美化人们的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设计家
传统、全球化，以及影响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几个问题
--------感受旅美文化战略学家赵晓明教授学术报告会
（本报华盛顿讯）据华语国际通讯社记者戚音茵2007年5月25日华盛顿报道，美国亚洲文化保存委员会副主席、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校董会主席，著名文化战略学家、收藏家赵晓明教授当天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大楼会议中心作了一场题为“传统、全球化，以及影响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几个问题”的专题学术报告。来自美国、加拿大和部分亚洲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音乐团体、画廊等机构的近百余位专家、教授、画家、音乐家、评论家、批评家、收藏家和访问学者出席了报告会。
演讲从大卫.克拉克的观点为前提展开，从历史的角度看待现代美欧艺术与前现代东方艺术相交汇的切入点。介绍许多西方艺术家受到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案例，来说明在当今西方博物馆的收藏中随处可见的东方艺术作品、特别是中国的传统书法艺术对西方许多画家创作抽象形式的作品所提供的思想借鉴，这种借鉴以及由此而来的具有东方色彩的艺术作品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形象。 同时亚裔艺术家及中国文化诠释者在美国的持续努力也促进了这种交汇。
但是美欧对中国艺术及东方思想的简单化认识主宰了过去的全部艺术史，美欧艺术界基本缺乏对现存中国文化的兴趣与接触。西方的大师们对于现代艺术历史的叙述是他们觉得从当代中国艺术中无所可学，尽管还会有少数艺术家继续会寻找与前现代东方艺术和思想的交汇处。尽管今天世界已是全球化时代，文化间的旅行和信息高速流通十分便捷，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存在的东西方文化认知上的非对称性今天依然存在，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家了解他们的美欧同行在做什么，而反之则不然。
从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美国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兴趣开始增长，但这种兴趣的动力是源于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日益融合，是源于策展商人，而不是源于美国艺术家，而且这种动力常常需要从美国商业艺术展卖会上去体验，而非美国艺术家们的创作中心和大学。当然也有少数有影响力的学术性活动及展览已在美国开始。比如《国会山上展艺术》、《为未来记录今天》：由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民俗中心共同主办的。这些交流活动和展示可以称为是一种进步，原有的东西方的文化力量在这里发生微妙变化，但是赵晓明教授认为这远远不够。他认同当代中国艺术在不远的未来还可以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视野中放射光芒这种观点。尽管目前，大卫.克拉克的观点仍认定中国当代艺术对西方来讲是一个暂时的新鲜玩意，或是被视为一种欣慰，即这个越来越像西方的东方世界正在学说西方的“艺术”语言。比如王广义的作品，颠覆了文革时代的肖像画法，以调侃共产主义，让步于资本主义的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支持资本主义价值的人而言是易读的。这样的解读使得这些作品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瓦解的意识形态完全一致，这种意识形态曾经指导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的外交政策。作品中存在的其它东西仅仅被认为是地域色彩，即使图案中有些清晰的政治痕迹也是安全可控的，对美国价值或者国家体系不构成任何挑战，对西方现状没有影响。这在前苏联解体之前，一些前苏联的前卫艺术家作品在美国备受追捧，这些作品被美欧收藏家视为“在极权高压下，少数人发出的真实声音。” 但当前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真实反映人们生活的写实主义作品在前苏联蔚为大观，这使美欧藏家对社会主义生活形态的臆想破灭，那些曾经天价的画也跌到了地上。而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中国当代画家王易罡，其散播艺术自由的东方价值观，在自由美国并非理所当然。过去的三个月里，当美国亚洲文化学院为他举办的美国画展活动期间，美国的公众和美国的美术馆，曾经为了他的艺术自由和政治原因讨论其在美国展览的某些作品，在大学、在美术馆和在媒体上持续发出两组尖锐的对抗的声音，他是反战还是反美？然而正是这种对抗，为王易罡和中国当代艺术赢得了可贵的话语权和显眼的历史痕迹。
推动交流对于提高中国艺术在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地位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交流可以凸显产生艺术的社会文化背景。在中国当代艺术出现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出现在美国国家民俗中心、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和史密苏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这类美国文化艺术殿堂时，加快了中国艺术在西方世界声誉的建立，但是今天中国艺术界重度商业化拜金的阴影使得这类学术层面的努力受到威胁。原因之一是，几乎没有中国商业型策展人能全面了解美国，因此鲜有能力去“发现”相对来说不为国人所知的美国艺术交流平台。中国艺术往往在跨越国际的展览中是孤立的，西方在理解中国本土所强调的问题时有其自身的固有框架，而中国当代艺术人在这个框架中却并未感到不自在的。这是一个必须迅速改变的现状。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策展人将中国当代艺术带给了西方观众，但他们给予世界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产生背景的形象却是十分散乱的，所以提供这一背景阅读的重任应该是中国艺术史家。然而迄今为止，艺术历史已经证明在展现中国艺术的成就方面艺术史界远非商业策划界拿手，如果中国艺术历史界要充分面对这个时代挑战尚需很多改变，但赵晓明教授随之介绍说他已经开始注意这个领域的变化，作为中美两国机构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王文章院长和马里兰大学美术学院John Ruppert院长是这种力量的推动者和先行者。
除了在中国艺术历史研究的领域之外，在艺术历史与艺术批评之间亦存在一道令人遗憾的鸿沟。艺术批评家和策展人一样在把当代中国艺术介绍给更为广泛的观众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并未能完整地提供所需的丰富的背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西方观众通常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中国当代艺术是在历史的真空中发展的。如果要避免以一种浮浅的西方接纳方式来框定当代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学界就必需全面准确地向西方来展示有力量的方法。完全废黜对艺术现代性的唯西方中心的思维与论述。
在这个演讲中，赵晓明教授显然不是要简单而广泛涵盖在此前世界艺术历史文献中边缘化了的中国现、当代艺术，而是要在整个艺术史中打开新的视角来消解现存的西方霸权。只有当这些全新多样的视角通过对话的方式出现，而不是事先就赋予这些视角优先权，学术界才可以说艺术历史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门学科。而全球化需要洞察到地域意义的本性和排除居高临下大一统的观点。
当今在美国大学、文化机构中工作的海外裔成员扮演了重要角色，引起人们注意到少数族裔为美国所做出的文化贡献。同样华裔人数在美国不断激增，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也有了与日俱增的政治上的自我意识，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对此也给予了回应，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大博物馆愿意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办展的原因之一。
现在重要的是向世界彰显中国艺术成长的地域背景，在这一背景意义中，中国当代艺术扮演了一个积极而特定的文化角色。当然不是说艺术只能在其原生地才有意义，也不是指背景是理解作品的唯一方式。强调地域，不是争辩地域背景比其它内容更为真实具体，亦非否定全球化的力量在文化方面的存在。地域概念并非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残余文化空间。这个概念是视地域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背景，全球化的力量在其中周旋。就这一问题赵晓明教授在演讲中特别列举了二零零七年四月在美国一年一度的庆祝“亚裔月”期间，中国上海音乐学院艺术歌曲演唱家邱曙苇在华盛顿大受欢迎的独唱音乐会来证明跨文化交流中的地域力量。
在谈到美国当代艺术时，赵教授介绍说，美国建国以来的艺术历史一直被认为没有走出欧洲艺术的阴影，而从安迪•沃霍尔这一代起，美国艺术不仅具有自成一体的艺术面貌，也形成了以艺术史批评、艺术馆展示、艺术商业和艺术基金构成的完整的现代艺术体系，从而使二战后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不仅如此，它在六、七十年代创造的波普艺术、概念艺术、大地艺术、极少主义以及Video艺术等，事实上在艺术思潮和美学上反过来影响欧洲艺术。
美国艺术创造的奇迹，以及由此建立的世界艺术中心的地位，一方面跟美国在战后确立的帝国综合国力有直接的关系。这表现在美国的经济实力使得一大批美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大量收藏仅有十年不到时间的当代艺术品，各种州立和私立的的美术馆、基金会以及画廊大量涌现，这在客观上为美国艺术的崛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在战后超国家的帝国结构、以及发达成熟的商业和都市文化体系的形成使美国人的世界观和自我情感世界具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具有的新特质，这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新艺术提供了新的情感资源和思想背景。另外，美国在战后建立起来全球传媒体系和大学精英文化研究体系也在客观上为美国艺术的理论总结和全球传播提供了推动力。
当然如果仅仅认为美国只是依靠发达的经济实力和帝国的综合优势就能使纽约成为取代巴黎的世界艺术中心，这就太简单化了。事实上，日本在八十年代经济起飞阶段也曾拆巨资大量购买西方艺术品，但并没有成为艺术中心，甚至也未能成为亚洲艺术中心。美国艺术的崛起，本质上无疑是由于涌现了像安迪•沃霍尔、勒维特、史密森、瑙曼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的确改变了或至少怀疑了长期以来有欧洲艺术建构起来的艺术本质，在对艺术概念本身、艺术和商业、艺术和大众文化、艺术和美术馆、艺术和哲学、艺术和电子影像、艺术和抽象视觉等广泛的方面都进行了重大突破，而反过来看二战后的欧洲现代艺术，除了像波依斯，的确没有像美国那样取得现代艺术本质方面的前卫性突破。
现代艺术起源于巴黎和欧洲等地的现代主义时期，在二战前，从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苏俄的构成主义、到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美国基本上只有学习的份。但二战后，轮到欧洲老大哥向美国弟弟学习了。
二战后的五十年代，美国的上层阶级像洛克菲勒家族和艺术界人士像批评家格林伯格等开始酝酿推动具有美国艺术风格的当代艺术，由于文化冷战的契机，以纽约现代美术馆为代表的美国右翼资产阶级和中央情报局联手推动以波洛克、德库宁为代表的抽象表现主义艺术作为美国战后标榜非意识形态化的纯粹艺术的文化形象，以对抗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艺术。抽象艺术虽然仍然来自欧洲的现代传统，但格林伯格强调了它的自由奔放的现代美国的“牛仔”特色。抽象表现主义实际上是美国艺术具有膨胀的自我意识和主动强调非欧洲化的萌芽时期，但实质上并没有脱离欧洲现代绘画的基本性质。
随即赵晓明教授指出，在艺术教科书中，常常是结论性地认为，抽象绘画是西方艺术家的原创；从蒙德里安(1872～1944年，荷兰画家)，到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再到美国的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的历史，被定格在当代的100多年的时空中。但是，在赵教授的理解中，抽象绘画的内在精神和表现元素，更是根植于中国艺术的传统之中，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400年晋代绘画，甚至可以回归到中国象形文字的起源和书法艺术的传统之中。赵晓明认为，抽象绘画艺术的源头，在东方而不在西方。东方的绘画艺术，诗歌艺术，以及哲学传统，其中的一个相通之处，就是追求“意境”，强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空灵境界。而当代西方艺术家对于抽象艺术的贡献，主要在于把西方绘画艺术中的油画表现方法，特别是对“色彩”和“光感”的应用，融合到“写意”的抽象绘画的表现元素之中，于是自成一格，形成一个西方现代绘画艺术流派。这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后绽放出新的艺术生命的一个绝佳的例子。但是，如果把抽象绘画理解成西方艺术家的原创，则是本末倒置。赵教授还认为，由于理性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现代抽象绘画所表达的，是从物象世界中抽离出一种形式，因此是一种“形式表现主义”，或“形式抽象主义”。这种“形式主义”缺乏生命的力度和深度，缺乏与物象世界的有机结合，最后，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崛起于一时，却难以后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抽象绘画艺术，“从形式到形式”，只走了100多年就成了无源之水了。抽象绘画艺术只有回到东方的审美传统，把生命的情绪体验作为艺术的诉说对象，才能永葆艺术生命之青春，在这一领域，赵晓明教授特别例举了中国当代抽象派画家吴少清。
美国艺术真正的非欧洲化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安迪•沃霍尔首先开始了对美国商业文化和流行视觉的自我认同，他的大量言论、艺术作品和生活方式都在强调艺术的商业化、流行酷文化、艺术家的明星化和对物质主义的认同没有什么不对的。这种对商业“我喜欢故我在”的自我方式在同时期的欧洲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但事实上，美国的其它艺术家也没有完全像安迪•沃霍尔那样强调与商业一起糜烂和艺术的资本化。七十年代更多的优秀艺术思潮实际上是反商业和反体制的，像大地艺术家史密森在尤它州盐湖上1,500英尺长的的螺旋形岸堤；海因兹在内华达州创作的一个1500英尺长、50英尺深、30英尺宽的巨大裂口，共爆破了24万吨岩石；德•玛丽娅利用自然雷电的在野外树立了几千个金属杆的“闪电场”作品。这些艺术家长期在没有人烟的荒野进行无法收藏的艺术创作，大地艺术也突破了美术馆围墙的艺术概念。
勒维特的概念艺术也打破了美国艺术没有哲学思想的偏见，概念艺术几乎达到自欧洲现代艺术以来自我颠覆的一个极致，也奠定了后来风靡世界的观念艺术思潮的思想基础。勒维特本人思想严密，他的认为艺术首先是观念的思想是观念艺术从杜尚以来最严密的理论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基础在战后虽然如日中天，但实际上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三十年内，进行先锋探索的艺术家都处于经济极端艰难的时期。大部分美国民众、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实际上并不认同和理解这些后来为美国赢得世界影响和帝国形象的先锋艺术。五十年代的波洛克几乎穷困潦倒；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一开始在六十年代无人问津，十年后才开始大量销售；而像海因兹等人在荒野几乎过着流浪艺术家的生活，却从未放弃对艺术的无限追求。
演讲中赵教授说他前不久读到一篇刘骐鸣名为“艺术和金钱：中国当代艺术的锦绣‘钱’程”的文章，文章是这样开场的：“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俯瞰外滩的上海新视角餐厅酒廊的一间贵宾房里，胡椒生牛肉片，煎黑鲈，一道道西式菜点骆绎上桌，席间响起喧闹的劝酒声和清脆的干杯声。坐中的不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或者官宦贵人，而是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曾梵志等二十多位中国当代很有名气的先锋艺术家，还有他们的宾客。
他们在此聚会，当然不只是为了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们从北京等地专程来此，是为了参加方兴未艾的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另一位新秀——曾浩的个人新作展览。来自上海的艺术家周铁海啜了口智利红酒，抿抿嘴说道：这样的宴会之前就有过的了，但是最近特别的多。这次宴会选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一座建于1916年的历史建筑——外滩3号中。外滩3号的屋檐下，同时容纳了阿玛妮旗舰店和和沪申画廊，似乎也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锦绣‘钱’程”。对这种报道性文章所描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现实骄傲，赵教授却未按惯例就其推崇的艺术家普世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价值观和追求真理的道德力量角度来作任何评论与分析。
演讲的最后部分，赵晓明教授介绍了美国对于文化艺术赞助的体系和方法，他说：根据2003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Arts)的预算，美国政府为文化艺术事业提供1.5亿美元的拨款。国家艺术基金会是美国政府赞助艺术家和学者的最大公共资金来源。据估计，美国公共资金和民间资金每年为文化艺术提供的赞助总额为120亿美元。这两个数字相差悬殊，但这正说明美国采取分散的、基本以自愿为原则的、具有高度活力的机制扶持文化事业。尽管美国的机制与某些国家集中管理的机制不同，但这个机制深深扎根于美国历史，受到美国人民广泛的支持。
相对而言，美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实行分权制度的国家。在美国，许多在其他地区由国家提供的服务由各州和各地方或通过支援组织提供。大多数美国人喜欢称国家为联邦(federal)，不用中央政府这个名称。联邦政府为维护生气勃勃的文化环境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的个人、公司和其他民间组织则提供大部份资金。这个体制的优越性在于活力充沛：门类繁多和不断变化的文化艺术有数以千计的资金来源为后盾，几乎每一个州都有一些提供赞助的渠道。
在欧洲集中赞助文化艺术的模式发源于皇室和贵族扶持文化艺术的传统，后来被现代国家所继承。相形之下，美国历来没有皇室和世袭贵族。美国高举个人自由的旗帜为文化艺术提供赞助，建立了充份依靠民间慈善事业并由政府提供补充赞助和鼓励民间捐款的体制。
联邦政府大约为文化艺术提供2%的所需资金，各州和各地方机构提供约8%。但是政府赞助往往可以产生"种子"(seed)和"乘数"(multiplier)效应。新建的组织即使只得到较少的联邦赞助，也具有很大的意义。某个艺术家或艺术机构一旦得到联邦政府的认可，往往会在民间赞助方眼中获得一定的地位。据最大的联邦赞助来源国家艺术基金会估计，政府赞助的每一个美元可帮助受益机构吸引7至8美元的民间赞助和收入。
既然很多赞助决策不由华盛顿做主，在美国艺术家们就不必那么积极地向政府官员证明自己工作的价值，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可以对美国的文化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从不利用拥有的资源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美国艺术界。与此同时，美国的慈善事业规模庞大，大量各类文化艺术活动都能得到可靠的赞助。美国有1,500个专业剧场、1,200个交响乐团和大约120个歌剧院团。在这样一个幅员横跨美洲大陆的国家，很多人居住在距离大城市文化中心很远的地方，所以分散化的政策有助于文化艺术更贴近人民。
美国的联邦政府对文化艺术的最大贡献可以说是慈善捐款的税收减免，大多数美国人可从应缴的收入税中扣除为合格的非营利组织捐款的部份。即使没有这项税收优惠，美国人仍然愿意赞助文化艺术。美国民间慈善捐助的风气远远早于收入税的诞生。但是由于有了税收减免，民间捐助的数额大大超过联邦的直接赞助。据估算，2003年民间资金为艺术家和艺术团体提供的赞助总额为120亿美元，全美人均捐款42美元，其中约一半来自个人捐款，三分之一来自基金会，其余来自公司企业。
美国对文化艺术的赞助并不限于捐款。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文化团体更多地依靠门票收入。例如，美国管弦乐团的收入有40%音乐会门票，德国管弦乐乐团从政府直接获得的赞助可能占80%。美国的体制有助于每一个人以个人的娱乐开支为自己喜爱的音乐、戏剧和文学提供赞助。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曾捐赠3.5亿美元，其中部份款项用于建立了3,000个公共图书馆和一所大学。卡内基曾经说道：“我决定停止聚敛，着手明智分配财产这个更严肃和更艰难的任务。”其他建立基金会的工商巨头有亨利·福特、约翰·洛克菲勒等。今天还有很多人继续为文化艺术提供赞助。如果不了解美国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交相辉应的关键作用，就无法对美国文化艺术事业进行完整的考察。
世界各国都希望以符合本身特定价值观和历史积淀的方式赞助文化艺术，创造丰富的艺术和文化生活。美国通过一个灵活的机制扶持文化艺术，以公共资金为杠杆，同时鼓励民间捐款，发扬个人的自主性。
在一个半小时的精彩演讲尾声时，赵晓明教授用一句“艺术的力量能触动心灵，开阔思想。” 来结束全场演讲。
这篇文章是我在网上找的资料东拼西凑而做的读书笔记。仅有关于画面细节部分繁体字是我自己所写。
毕加索【格尔尼卡】赏析
这是毕加索于1937年创作的油画，名叫【格尔尼卡】（Guernica），是毕加索最著名的绘画作品之一。当时西班牙内战中纳粹德国受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之邀对西班牙共和国所辖的格尔尼卡城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地毯式轰炸。死伤数千名无辜的市民，其中多为妇孺。当时毕加索受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委托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区绘一幅装饰性的画，愤怒的毕加索以此为契机，创作出这幅伟大的立体派艺术作品。作品描绘了经受炸弹蹂躏之后的格尔尼卡城。所以它不是一副简简单单的画，它记录下了一段历史。
这幅画仅使用了黑色和白色，和广泛的灰色油漆。画的中央是一只死去的马和一位拿着灯的妇女，中央下方是一位死去的战士，手里握着断剑和一支鲜花。左边是着火的房子和尖叫的女人。右边是一只公牛，一位仰天嚎啕大哭的妇女还有她死去的儿子。这幅画以蜡烛光为顶点，以深浅色块边界形成画面中央明色三角区的，画的核心是痛苦嘶吼的马、那死去的战士还有那顶点的灯。
我们看一看画面中一些细节。仰天哭泣的母亲，眼睛像泪水一样垂落。怀抱里失去生命的孩子，鼻子像损坏了的机器零件一样耷拉著，毫无生气。母亲口中的舌头和画面中央马匹的舌头一样，呈尖锐的三角形，让人彷佛听见直刺云霄的尖叫。这一切，让人感到无比的痛楚。
这幅《格尔尼卡》到底表现了什么呢？里面没有飞机、炸弹、坦克、枪炮，只有牛、马、女人、灯……等物体，然而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表象。毕加索把象征性的战争悲剧投入蓝色调中，那浅青、浅灰在黑色调的对照中表现正义的极点，它聚集了残暴、痛苦、绝望、恐怖的全部意义。这木然屹立的公牛、濒死嘶鸣的马、仰天狂叫的求救者、断臂倒地的士兵、抱着死婴号啕大哭的母亲、吓得发呆的见证人……到底表现了什么呢？
毕加索对于他的作品经常保持沉默，希望给予观赏者自由的体验空间，但是对于《格尔尼卡》这幅作品他曾解释道画作中的牛、马和以生气勃勃的线条绘出的手的涵义，以及西班牙神话中那些象征的起源的涵义。他说：“……牛代表残暴，马则代表人民。不错，我在那画里用了象征主义，但并不是在其他画里都这样做……。”“那幅画是存心向人民呼吁，是有意识的宣传……”因为在西班牙一般人心目中，斗牛场上出现的公牛，往往代表着妖怪、恶魔等黑暗势力之文化因素下，所以毕加索会以牛来代表着无视人民疾苦的残暴政权。同时，在斗牛场上的斗牛士攻击下，公牛终难以逃脱死亡的命运之西班牙斗牛文化下，这匹马乃为象征着面对公牛咆哮不屈服的人民，他们是对抗暴政的主力军。战士虽然已经倒下，但他仍然紧紧地握着那柄剑与象征着生生不息的精神花朵，表达了人民的复仇的决心和决战到底的精神。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
另外，全画从右至左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比喻了在战斗中最无辜的百姓，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在其之下，是一位妇女，她朝着自由女神走去，象征着人们渴望和平和自由；而在第四段，那个躺在地上的男子，象征着战斗中不屈的战士，他手那拿一支剑，最妙的是他剑上的小花，赞颂了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
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
因为这幅巨画是毕加索为以进步和平为主题的巴黎万国博览会之西班牙馆所绘制，并且曾到英国、美国等其它国家巡回展览，引发了全世界热爱自由、拥护民主人士的共鸣，同时在画家声明要将该画捐赠给结束佛朗哥政权后的西班牙祖国之种种动作下，使得该画的意义很快就超出了单纯事件的抗议范畴，而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文化示威，甚至成为文化对暴力的一种对抗。 就其意义来说，这幅作品超过了这桩偶然事件，而正好是通过绘画技巧起了象征启示、重要契机的作用。这是由一个触目惊心的、狂暴的、尤其是缺乏色彩的形体所构成的画面；这色彩是指光影和立体感，也正是由於缺乏这一点，它就象征着死亡。这死亡不仅是轰炸受难者的死亡，而且也是文明的死亡。
二次大战德军占领巴黎期间，毕加索在画室内闭门作画，当年冬天，天气严寒，德国大使送他一批燃料，却被他拒绝，并回答：“西班牙人是永远不会感到冷的。”临走前大使看到一张格尔尼卡的照片，问毕加索：“这是你画的？”毕加索回答：“不，是你们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