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1]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出版社，1999.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Z].台湾，1981：2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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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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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 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 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 》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 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 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 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 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 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 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 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 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 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 ：‘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 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 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 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 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 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 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 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 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 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 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 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 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 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 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 ;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 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 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 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 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 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 ，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 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 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 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 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 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 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 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 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 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 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 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 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 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 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 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 。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 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 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 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 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 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 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 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 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 视的一件大事。
三 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 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 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 “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 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 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 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 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 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 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 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 ，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 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 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 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 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 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 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 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 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 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 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 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 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 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 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 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 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 。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资政治世,承担着 教育 道德的功能。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历史学的论文范文篇1
浅论历史学教育专业创新教学目标
知识经济呼唤创新教育，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知识经济的战略共识。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千千万万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一个国家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创新能力的形成，离不开丰富的人力资源的蓄积与合理运用，只有在人力资源充分涌现、得到持续开发与合理运用的基础上，创新精神的增长和创新能力的形成才能落到实处。笔者就历史教学培育学生创新精神的教育目标进行论述，认为明确创新的教学目标是开展创新教育的出发点。
一、历史学教育专业开展创新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创新不仅作为一种微观层面上获得经济效益的工具性行动的效应越来越突出，而且其作为一种宏观层面上当代世界之本质特征的演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整个世界的发展已进入创新的热潮之中。创新是当代人综合素质的体现，是一种积极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人的本质特征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历史学是一门社会功能很强的学科，学习它不仅可以丰富人的知识结构，提高 文化 素养，还能提高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历史教学培养创新精神要立足于学科优势，从培育综合素质高的人才的高度出发，着重培养学生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运用历史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塑造健全的品格，增强实践能力。
二、明晰历史学教育专业创新教育目标
1.培养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学生学会学习
在信息社会里，知识总量成倍增长，人们接受知识的能力显得相对不足，预测一个人潜在成就的高低，不只是看他拥有多少知识量，而更重要的是看他获取与处理新知识的能力有多高。历史学知识浩如烟海，内容包罗万象，一个人倾其毕生精力也难遍览无遗。因此，历史教学要把主要教学目标放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上，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学习包括学会阅读、学会记忆、学会检索、学会考证、学会分析综合和学会归纳对比，即掌握获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这一能力是学生成长的基石，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前提。
2.培养学生运用历史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学会思考
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创新人才最常见的思维特征。培养创新精神的关键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即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又不为现成的结论所束缚，敢于质疑，敢于提出不同见解。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史书、史论汗牛充栋，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史学家眼里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评价。历史教学必须教会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这是历史教学最突出的学科优势。如果说辩证思维是教会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看待事物，历史思维则是引导人们从不同的时空立体地观察世界，它使得学生的思维领域更为宽泛、思维角度更为全面、思维层次更为清晰、思维质量更为精深。
3.让学生形成健康的心理，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创新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能力，还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勇于创新的人普遍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顽强的意志，它们像火箭燃料舱中的催化剂，能促使人的创新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历史教学应挖掘教材中丰富的情感因素，以质朴的情感感染学生，以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英雄 事迹 激励学生，使学生的思路与世界历史的走势、中华民族的发展需要相吻合，保持健康向上的心理状态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进而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
4.塑造健全的个性品格，使学生学会做人
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人，首先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崇高的理想抱负、炽热的爱国热情、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拼搏的精神，这些都是创新成功的必备条件。青年时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教学生学会做人尤其重要。人们通常说的历史学教育是公民教育、人世教育，是说历史学能培养青年人的立身处世之本。因此，历史学的创新教育目标始终要坚持强化人格教育。当代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洲教授认为，创新个性品格主要表现在好奇心与怀疑精神、自信心与谦逊精神、进取心与献身精神等方面。一个人个性品格的形成来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 社会实践 活动，历史教学在帮助学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客观事物、分辨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社会现象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多姿多彩的历史人物和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是学生形成创新品格的重要激励因素。
5.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使创新精神与创新技能结合起来
学校的创新教育，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来实现的。我们过去培养的学生有高分低能、眼高手低的通病，关键在于我们对学生实践活动的重视不够。学以致用永远是教育教学的终极目标。
就历史学教育专业而言，要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就要有目的、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深入大众之中，了解和关注社会的发展，做必要的专题调查研究，写出调查 报告 或历史论文;要经常组织不同院校、不同学科的学生进行专题讨论、 辩论 、历史知识竞赛，在知识的交流和思维的碰撞中，激发学生创新的紧迫感和敏锐性;利用历史教学技能课组织学生制作教学课件、教具、绘制历史地图，要求准教师上讲台展示创新风范，增长创新技能。这样使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创新技术、创新能力统一起来，使创新成为一种品格、一种思路，成为一种欲罢不能的驱动力。
三、小结
创新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突破口，历史学教育专业的创新教学目标应建立在创新性思维、实践能力、自主学习、创新开拓意识等基本素质教育的基础上，综合素质教育是创新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二者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推进以创新教育为突破口的素质教育，是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和抓住历史机遇的战略性需求，是培养千千万万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求，是世界历史发展和民族繁荣振兴的需求，是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历史学的论文范文篇2
浅论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影响
摘 要：由于与心智史学、心态史学、历史心理学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并且在已有的相关着作中，暴露出理论基础不牢固，对史料地运用不够科学，分析问题过于简单化、片面化等缺陷，心理史学一度处于较为混乱的发展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心理史学在增强历史生动性，扩大历史研究领域，加深对历史地理解及丰富史学理论和 方法 等方面，对历史学做出了杰出贡献。对心理史学地完善，需要做到：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研究者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心理史学;精神分析;历史学
1910年，弗洛伊德(S.Freud)出版了《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这是现代心理史学的开山之作，此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现如今心理史学已经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为首的新一代心理史学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
要探寻心理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首先需要对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有清晰的认识。胡波对此有专文探究，在他看来，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个体与群体的心理活动”;研究目的和任务是“研究历史主体的心理活动以及对探索历史或撰写历史所必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使研究之范围获得了一定的规范化。”研究方法的实质与特征，“即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研究过去时代人们的心理及其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指明它是心理学与历史学内在的有机结合，而不是某些外加的标志[1]。笔者认为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还应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民族心理和变态心理，这两种心理在历史变动期和部分地区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非常显著，
心理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历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历史研究的生动性，融合了史学的学术性和通俗性，扩大了史学的传播范围，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历史是由成千上万的事件构成的，每件事情又是由气质性格各异的人物怀着不同的愿望和心态来进行的，历史本来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美好画卷，这些历史的原本面貌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一定程度上甚至受到了压抑。心理史学深入人物内心深处，注重对其心理动机和愿望心态的探究，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此外，通过对剖析、比较、描述不同群体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便于人们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它们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第二，在广度上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化丰富历史研究。传统的历史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方面，而心理史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人的情绪、性格、意志及其对历史行为产生的影响。开创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建立一种全面的历史，也加强了历史研究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相 互间的整合性，弥补了传统史学的不足。
第三，在深度上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心理史学方法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解释，它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心理分析，能够进入到历史主体深层结构中去，挖掘历史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对心理动因的把握，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可以更深刻地说明“是什么”，而且能够回答“为什么”。心理史学对历史个体心理的研究，可以揭示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人物个性更加鲜明，从而避免了研究的简单化和 脸谱 化。此外，心理史对史学中的宗教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专门史的深入研究亦不乏益处。
第四，心理史学对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助于史学理论的丰富和史学方法的充实完善。历史心理学以它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把视角转向历史主体心理深层，这不仅使我们对历史主体心理变化规律、结构特征、功能作用等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而且以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如作品分析法、投射法、社会测量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传统史学那种注重抽象概括、逻辑论证方法所带来的主观性色彩)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偶然因素、个人作用等等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个人与群体各自在社会变革中的地位与作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认识法则。
除此之外，还有论者提出“心理史学的开创者和实践者的 想象力 和开创精神，是历史研究，也是一切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值得我们学习”[2]。
二、心理史学的缺陷及其应对 措施
弗洛伊德发表《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后，震惊了学界，由最初的广受赞扬到后来的饱受诟病历史，心理史学的命运也同它的逐步开山之作一样，历经坎坷，一直以来学界对它的质疑之声都未曾间断。大卫·斯坦纳德在集中批判心理史学的《退缩的历史》一书中将困扰心理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种：理论的难以检验、论据不足、逻辑倒错和忽视文化背景[3]。学者们，特别是历史学家们对心理史学的怀疑主要是认为多数心理史学家和心理史学著作都片面地抬高精神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而往往忽视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关系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直接矛盾的。事实上，在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H.Erikson)出版《青年路德》一书后，这一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当然，心理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暴露了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其理论基础不牢固，这一点造成了心理史学在运用心理学相关知识时缺少融合，有生搬硬套之嫌。心理学领域自身的混乱局面是形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虽然精神分析理论在心理历史学中比较成熟，各派心理史学家也用其各自的理论对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在众多的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得到公认，这样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在理论上是各取所需。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没有受过系统的心理学专业训练，对心理学不够了解也是形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 第二，史料不足，说服力不强，缺乏对历史人物的全方位立体研究。心理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而历史研究却不能实验，而且往往一个人十岁以前的资料是极少的，史料的不完全往往导致理论分析的缺陷，也导致循环论证。许多史学家对人物的研究是从成年的政治活动推测他童年的经历和个性，然后又以此来证明这个人成年的活动。
第三，许多人在研究之前抱有很强的目的性，对史料只取其所需，根据预先设定好的理论和观点，选取符合相关条件的史料，这就必然会造成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后果。
第四，对民族史、文明史的解释往往趋于简单化，忽视了阶级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综合分析。如把童年的经历简单地看成一个人以后成功和失败的直接原因，这点在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弗洛伊德在《达·芬奇》一书中论述可谓是罪恶之源。
第五，导致了“历史碎化”现象的出现。部分心理史学的作品一味迎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对奇闻轶事、服饰礼节、历史人物的野史传闻等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处津津乐道，使得历史研究的结果成了一个个忽隐忽现的碎片，缺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性。
上述问题主要是针对以历史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而言的，以心理学专业为基础的研究者人数较少，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最大的不足就是对史料的运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如忽视对史料的真实性的考证，以论代史等。
这些问题早就引起了从事心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提出相应地解决措施，如林泽荣探究了心理史学在历史人物研究当中应注意的几点，包括注意心理同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人物个性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了解个体心理的稳定性和可变性和注重群体心理的分析等四个方面[4]。黄夏玉认为，进行心理史学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综合性;第二，在资料的使用上要具有心理史学的特点;第三，在研究对象上侧重点要注意变化;第四，在研究上要有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
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研究者的心理学理论学习，及时借鉴学习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种真正的历史心理学，只有通过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明确地协商，才有可能获得一致。”[5]在美国，心理史学的研究者大多具有历史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学术背景，目前国内在这方面与西方还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没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其研究成果自然很容易遭到学界同仁的怀疑。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心理学理论的吸收要有所选择，有所重点，其选取标准以实际研究过程的需要为准。
第二，注意搜集充分的有关历史人物个体心理的材料，并要保证这些材料的客观真实性，从中追踪和探索历史人物的心理轨迹。包括能运用反映当时人心态的第一手资料如论著、笔记、回忆、 日记 、书信、诗文等等，从中找出有用之物。经过分析、鉴别和取舍，对该历史人物进行科学的心理分析。在这方面，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是极好的研究典范。
第三，注意那些变动的心理、生理因素对人物行为的影响，即处理好个性心理的稳定性和变化性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在不同生理体质发育阶段或病变阶段，人物心理都会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影响人物的行为。由于这些历史人物通常处于位高权重的领导阶层，因此完全可能进而影响到历史的进程。
第四，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主义。要分析过去人们的心理，就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要分析其心理形成的基础，分析他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状况、家庭状况、个人阅历、以及生理健康状况等，从而弄清人们的心理形成、发生的基础及原因，进而正确地认识历史上人们的心理。
第五，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还要注意自身心理对研究行为的影响。史学家在揭示过去人们心理时还要对自己的心理有所把握，自我应尽量把对客体即历史心理的心理因素置于对客体的正确认识之上，主体史学家的心理应自觉接受理性认识的自我调控。
参考文献：
[1]胡波.试论历史心理学及其瓦坪究对象[C]//学习与探索，1988，(2).
[2]张文生.认识人类活动的新视角——心理史学评估[J].内蒙古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5，(4).
[3]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心理史学的破产[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44-45.
[4]林泽荣.心理史学与历史人物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0，(4).
[5]费弗尔.历史与心理学——一个总的看法[C]//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49.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