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翟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20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5月10日由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
1922年1月创办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此期他多次撰文，对封建旧文学进行批判。
1924年出版《俄国文学史略》。五卅惨案后与叶绍钧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同年参与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
1927年2月，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1927年5月旅居巴黎。同年出版《文学大纲》。1929年初归国，在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并编辑《文学》杂志。
1932年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4年出版《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1935年春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主编《世界文库》丛书。
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1938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
抗战期间，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逊等，并编著《中国版画史图录》5辑24册。抗战胜利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主编《民主》周刊。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等国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扩展资料：
郑振铎的成就：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郑振铎
郝明义（笔名马利），系1956年出生在韩国的华侨。1974年来台就读台大商学系国际贸易组，毕业后，进入他从小就排斥的出版业工作。这段经过他曾经写于自己的著作《工作DNA》之中。郝明义于1978年进入出版业，最先在长桥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以及编辑再编辑主任，后到《2001》杂志担任总编辑、《生产力》杂志担任总编辑，其后进入中国时报集团，于1988年就任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郝明义在时报出版公司八年任内，创造了许多纪录，令人耳熟能详的有：引介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卡尔维诺到台湾，出版《脑筋急转弯》系列、《Next》系列，并于1996年承办台北国际书展的时候，把台北国际书展的规模显著扩大。郝明义在离开时报之后，先后创立大块文化与“网络与书”网站，也曾经同时担任过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总编辑，更因为一封致函中国时报的公开信，而让出版界、新闻局重视台北国际书展的重要性，他也是财团法人台北书展基金会的创办人。1989年以笔名马利担任编剧，与国际知名漫画家郑问合作《阿鼻剑》漫画，连载星期漫画期刊。2008年开始在个人网站连载《阿鼻剑前传》小说。简历明细时报出版公司总经理 (1988年─1996年)大块文化创办人暨董事长 (1996年秋季─)台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 (1997年─1999年)“网络与书”发行人暨董事长 (2001年─)财团法人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 (2004年─2007年)
民国7年（1918年），黄觉民考入福州青年会中学，因成绩优异，高中毕业后即留校任教。民国9年，他被推荐到上海青年会专科学校进修两年，回闽后继续任教。任教期间，他与几位同学、同事在福州郊区募款筹创一所专教渔民子弟的义务学校，自任校长。为了鼓励贫苦渔民青少年求学，他破例规定星期日照常上课，不放暑假，改放农忙假，可以不穿鞋袜、赤脚入课堂上课，凡买不起教科书的学生可免费入学。黄觉民原是基督教徒。在上海进修期间，他受“科学救国”的思潮影响，回闽后，放弃宗教信仰，毅然辞去该校教职，应聘任厦门市云梯中学校长。这所中学是著名的华侨实业家林珠光创办的，该校经费充足，化学、物理实验设备齐全，只因前任校长不善于办学，学校名声不振。黄觉民就任校长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就改变学校面貌，成绩卓著，极受董事长林珠光赏识。董事会资助他前往菲律宾大学留学四年，获得教育学士及硕士学位。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经申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奖学金，遂于民国20年离菲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民国22年夏，获教育心理学专家证书。民国22年（1933年）秋，黄觉民学成回国，任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2年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同商务印书馆迁往香港。民国30年（1941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允恭叛国投敌，充当伪亚洲文协主席。郑唆使日本文职官员诱逼黄觉民出任伪东亚文协教育处处长。黄觉民拒绝接受，遂化装成商人，连夜逃往澳门，而后辗转到重庆，继任《教育杂志》主编。民国32年（1943年），因经费拮据，《教育杂志》停刊，他改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审员。在成都期间，先后兼任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黄觉民回到福州，担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1949年，福州解放，他以院长身份兼任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1年，创建福建省教育心理学会，他任理事长。他还先后当选为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教育工会副主席、省革命大学政训班主任、省科学联合会宣传部长。1956年11月20日，黄觉民因患癌症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嘱将遗体献给医院，作病理解剖之用。
郭沫若
原来招牌上的“商务印书馆”5个字，是曾任1912—1913、1916—1924年商务董事会主席郑孝胥写的。郑孝胥在清朝曾任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伪满溥仪傀儡皇帝的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是大汉奸、大卖国贼。郑孝胥所写的招牌，过去挂在琉璃厂门口时，人们每天进进出出，熟视无睹。但当在东总布胡同10号一挂出，就引起了注意，并受到了指责。商务领导如梦初醒，想请当代书法家郭沫若重写。金长佑原是五十年代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公私合营时入时代，又转入商务。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时，与郭沫若相识，抗战时在重庆，建国后在北京，两人过从甚密。金长佑受委托后，不几天拿回了郭沫若亲笔手书，便做成新招牌换上。“文化大革命”中，商务印书馆成了“宣扬封资修、大洋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窝点”，在1967年1月造反派全面夺权的批斗会上，主斗了两个人：商务头号“走资派”陈翰伯、二号“走资派”陈锋（分管党务和人事的副经理），都挂了大牌子；陪斗的是科级以上干部。在批斗中，摘下了郭沫若所写的招牌，用斧子当场劈碎砸烂，然后换上了“东方红出版社”的牌子。造反派列数走资派的罪状，其中一条就是当年讲商务馆史，搞馆史展览，是为资本家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粉碎“四人帮”后，商务印书馆的馆名得以恢复，郭沫若所写的招牌重新挂在大门口，今天印在书脊上、信纸信封上的馆名，就是郭老所书写的。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其中《别了，我爱的中国》是散文集《离别》中的一篇，后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猫》入选人教版初中教材第七年级第二学期第26课。诗篇：《我们是少年》和《燕子》等。
[编辑本段]个人履历
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俄国文学史略》(1924)是中国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对介绍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起过积极作用。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太戈尔传》(1925)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评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专著。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过大的影响。
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组织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规划宏伟。虽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现原计划，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成果。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上海沦陷前后，他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战胜利后,他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他主编《民主》周刊。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号召作家为人民、为民主而写作，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社会评价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青年时代曾回故乡
首先，要探索的是，郑振铎在青年时代是否回过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树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热情接待故乡学子
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乡情深厚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乡情流露在作品中
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山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的确像《真鸟仔》这样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郑振铎因为懂得福州地区方言，才能够把原意译出。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他撷取了赴欧途中的一个生活片断，写了《海燕》。他凭借对故乡的了解，用工笔的手法描绘家乡在万物峥嵘、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来的逗人喜爱的小燕子，任情地横掠斜飞，飞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旧巢安身。他写道：“燕子归来寻旧垒”，“这便是我们故乡的小燕子，可爱活泼的小燕子。”在“离家是几千里，离国是几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却见着我们的小燕子”。他从内心抒发了浪迹天涯的游子对祖国和故乡魂牵梦萦的思念之情。
因此，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从其家庭长辈接受了影响，还因为他和闽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之后，得到该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的赏识，并于1923年与其小女高君箴（蕴华）结婚，感情十分融洽。高梦旦（1870~1936年），原名凤谦，常用笔名崇有，籍贯也是福建长乐，他是26岁才离开故乡的，老家就在与郑氏祖居地首占一田之隔的龙门乡，这样，郑振铎的一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梦旦学识丰富，谙熟闽中民间文学、方言和风土人情，也使郑振铎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获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以具体的事实，生动地说明了祖国在总路线照耀下四年来各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郑振铎的爱情故事
郑振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铁路学校学生领袖，1919年，与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11月，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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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的初恋并不顺利，那时，他正在北京读书，北京的福建同学组织抗日联合会，经常聚会。他自然是每会必到，到则必慷慨陈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府——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中，就有3个是福建籍。其中，有一个叫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遗憾的是，由于黄世瑛的犹豫和她父母的反对，郑振铎长时间处于无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经沈雁冰介绍，郑振铎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务之外，他还到商务出资办的神州女中兼课。这时，他的学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先生的小女儿高君箴，闯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编的《儿童世界》上发表了高君箴译述的童话《怪戒指》。她非常兴奋地对他说，今后还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恋的失败，使他变得格外谨慎。同事郑心南与他和高梦旦都是福建老乡，郑心南便找高梦旦去探探底。高梦旦一听心南的话，立即就高兴地同意了，还说，只怕自己的女儿配不上他。什么“门当户对”，什么亲戚议论，他老先生一概不管。梦旦早就看中了郑振铎人品好，有才华，认为如果有这样的东床佳婿，将是自己和女儿的幸福。高梦旦很快把君箴叫来，问了她的想法，并嘱咐她多与郑振铎接触，谈谈书，谈谈文学。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1923年4月，梦旦又让女儿与他一起去杭州旅游，好好谈谈。 结婚
经过一段时间后，郑振铎与高君箴的爱情成熟了，他们的婚礼定在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一品香饭店举行。
这时郑振铎的母亲和祖母，已搬到上海来了，母亲多么希望她惟一的儿子早点成家啊。然而，在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忽然想起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这可怎么办？因为按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上必须盖上男女双方家长、介绍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图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亲的章是万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马上请人送信给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来了，带来秋白的一张便条。打开一看，上题“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件，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为秋白这个“润格”是表示实在太忙，无空刻。
怎么办呢？哦。对了，请雁冰刻吧，雁冰也会一手的。那时已是举行婚礼的前夕，雁冰便连夜赶刻起来。
第二天一早，雁冰将新刻的图章送到郑振铎家时，忽然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上面大书“贺仪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这样重的礼呢�”郑振铎正在说，雁冰便将那纸包打开了。一看，哈哈，却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振铎母亲的，另外两个一对，是郑振铎与君箴的。
郑振铎与君箴的对章上分别刻有边款“长”“乐”各一字。这真是巧意双关，一是祝他们白首偕老百年长乐，二是他们两家都是福建长乐人。雁冰和他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这个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庆气氛。自然，雁冰便将自己刻的那方图章“藏拙”了，因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国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市民抗议大会，郑振铎不但参加了聚会和游行，还与胡愈之等人联合写了一封给国民党的抗议信。在信中他们悲愤地说：“党国大计，纷纭万端，非弟等所愿过问。惟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弟等诚不忍见闸北数十万居民于遭李宝章、毕庶澄残杀之余，复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军队之屠戮，望先生等鉴而谅之。”最后署名，郑振铎是领衔者。
此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很大，反动当局恼羞成怒，通知浙江军阀按名搜捕。4月28日，郑振铎最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残酷杀害。在这种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作为岳父的梦旦先生，坚决要他出国避难，妻子、母亲和祖母，虽然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外飘泊，但在家实在太危险，她们竟都装出很高兴样子，反而鼓励他出国，要他在外读书。
1927年5月，他离妻别子，远赴法国。
在国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记简单的日记，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这简单的原始日记，改写成详细、生动的日记，寄给妻子君箴。他后来出版的《欧行日记》就是其中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还从事译著工作。从1928年3月号起，《小说月报》开始每期连载他的《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恋爱故事》。
分离
家庭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此后，郑振铎与高君箴与整个民族一起又经历了许多风雨沧桑，终于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两人永诀的一天。
这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将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时一样，匆匆记了前一天的日记。随后，又匆忙给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写信，他说：“我就要动身到阿富汗去访问。先到莫斯科，再转塔什干，然后换机直飞喀布尔。麻烦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带齐。虽只有三天的旅程，却似整整地过一年…… ”
紧接着，为赶时间，他便大口大口地吃着早餐，吃完，跟家里人说他要走了，便由儿子陪着赶往机场。因天气不好，航班暂停，又与儿子一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飞的通知，便又跟母亲、妻子告别：“我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别的话，竟成谶语。
10月20日清晨，人们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惊悉：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客机失事，我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等同志不幸遇难。
[编辑本段]梁羽生谈郑振铎
（选自梁羽生《笔·剑·书》，“郑振铎与商务”）
第一个因飞机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志摩，第二个是郑振铎。谈徐志摩的甚多，我来谈谈郑振铎吧。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担任“中国文化团”团长，往阿富汗与阿联访问，飞机在苏联境内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
“五四”时期，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生极大影响的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组成的“创造社”；另一个就是郑振铎、沈雁冰（茅盾）、耿济之、叶绍钧等人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前者着重在创作与文艺思潮的介绍，后者着重在文学名著的介绍、研究与古典文学的整理，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可说是各有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