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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摘要]：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以及相应的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紧张，先后产生了不同乃至对立的看法：或主张新闻学吸取传播学来完善自身，或倡导用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或批评传播学统治了新闻教育。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缺乏深入的体认。本文在回顾有关讨论演进轨迹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研究层面或学理层面、学术立场或学术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主要是大众传播学）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异质性与关联性相互交织，我们应当更加理性地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互动与吸取，使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而使新闻学与传播学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必人为轩轾，制造“你死我活”的无谓争论。
[关键词]：新闻学 传播学 学科关系
一、讨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关系的历史回顾
自1978年开始引进、介绍西方传播学以来，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就逐渐呈现在国人的学术视域中。这是因为，要阐述什么是传播学，就牵涉到与新闻学的关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断言：“传播学重视理论研究，而新闻学重视业务研究；传播学以‘学理’为重点，新闻学以‘术’为重点。”[1] 显然，这样的比较已涉及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
进入90年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讨论的学科建设问题。1992年，王泽华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之比较》一文中比较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异同，提出“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不同层次和分支，但传播学又不能代替新闻学。” [2] 从此，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特别是传播学能否取代新闻学，就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1996年，喻权域《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调研随记》写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作者利用会议空隙“与来自各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和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学者专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接触过的所有学者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3] 作者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开展调研，且强调“不能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显然包含了一个前提性问题，那就是学界已经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观点。
检索有关文献，不难发现90年代中期确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看法。1994年，明安香在《新闻学向传播学的历史性发展》一文中写道，随着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新闻学’这一传统概念和术语同其所研究的众多媒介对象、庞杂的传播实践相比，就像恐龙蛋同其破壳而出迅速为庞然大物的恐龙一样，极不相衬、极不适应。”因此，“当前世界上新闻学正在向传播学发展”，这是一种“历史性趋势”。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已确定无疑进入了大众传播阶段。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我国新闻学研究及时转入到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为主的研究，已经势在必行。”[4] 尽管明安香没用“取代”一词，但文章内容特别是结论确乎有“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意味。1995年，邵培仁在《新闻传播学》一书中则明确提出：传统新闻学“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老，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给新闻学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进新的方法，是新闻学获得新生的唯一出路”[5] 。因此，“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这实在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趋势，历史的必然，并不以那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左右它、阻挡它。”[6] 其后，邵培仁在一篇论文中又重申：“用‘新闻传播’取代‘新闻报道’、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乃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7] 邵培仁的说法是“用新闻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不过他又说“再以传播学替换新闻传播学”，将其观点概括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似乎不成问题。与邵培仁的主观设想不同，裘正义则从事实上判定传播学已开始取代新闻学。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学科的发展即意味着否定。传播学通过自身的研究已部分地取代了新闻学。”[8]
新闻学专业论文参考文献
现如今，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新闻学专业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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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创新”作为一个提倡的概念，变得流行了，从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看，它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具有推进意义的，因为我国处于进入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许多思想观念需要创新。如果说新闻学和传播学也要创新，那主要应表现在总体观念的更新和研究的深化上，要防止将“创新”解释为添加几个新名词、添加几个“新闻××学或××新闻学”、“传播××学或××传播学”，这种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有所抬头，我们不能为此捧常
现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而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凡是打着“最新”、“高级”、“核心”名义的论著，几乎都是不新也不高级的东西，无法读下去。这种风气研究生中也有所表现，本来有一点思想火花，但一炒作就成了完全的泡沫。最近几年关于网络的研究，一轰而起，虽然有所成绩，但泡沫也太多了，惊人的预见、过分完美的想象、IT产业的广告宣传替代了严肃的研究，普及知识被抬高到学术研究的份上。鉴于这种情形，我认为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就是我们学科的创新。创新就在于深化研究，而不在于统计又增添了几个“学”和几个新名词。
就新闻学而言，原来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例如新闻、新闻价值、客观性、新闻真实、新闻媒介的职能、新闻法、新闻职业道德等等，虽然还有些论文谈到，但这方面的文章逐年减少，好象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即使是世纪之交出版的新的新闻理论的教材，虽然努力想加些新东西，但新的毕竟不多。原因在于我们对传统新闻理论的系统研究跟不上。有些新的研究领域确实取得了成绩，但也有为数不少的这方面的“研究”，能否成立都成问题，但是“新就是好”的观念（这个话并没有说出来）走红，管它呢！结果，出来的东西不过就是把新闻学常识重新组装一遍。
深化新闻学，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近年虽然这方面的文章减少了，但是从已发表的看，多数是有深度的，由于文章较为分散，发表的时间也不集中，尚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新闻真实，业界把它概括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样一句比喻，现在它几乎成了套话。如果学界也停留在用比喻做学问的水平上，那是不能原谅的。如果学界将新闻真实停留在“报道人物、事件、思想观点，不仅言语和细节上要准确可靠，而且发生事实的原因和对事实的解释也必须以事实为准绳”等等这样的要求上，这不是研究。新闻真实与时效相关，与记者的认识能力和个人观点相关，与媒体制度和新闻运作模式相关，与即时的政治氛围和文化氛围、民族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联系，与新闻源和受众接受时的误读也有关，对真假的判断与价值判断、利益关系也紧密相关，这些绝不是使用一二个比喻，例如正面的“生命”比喻或负面的“妖魔化”比喻就能说清楚的。如果每个新闻学的基本范畴都能有几本确实深入研究的专著，那么我们的新闻理论教材在“新闻真实”的章节上，才能真地说出几条让人看了感到若有所悟的认识。
我们现在是把新闻理论的地犁了多遍，但缺少的是在地里的一个点上挖下去，掘一口井，涌出水来，然后再向四面扩散。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这是学科进步的一个标志。
把我们司空见惯的新闻现象看透，这才是创新。例如新闻为什么同质化、礼仪化，研究一下不断变化的新闻内容和基本不变的报道模式，仔细想想，原来它给予人们的主要不是新鲜的东西，其实质是不断加固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既定看法。这是现代新闻生产组织的标准化造成的。而这种标准化在不同的国家和意识形态下，表现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这方面，只有个别文章谈到，深化研究也没提上日程。
《文汇报》去年7月18日发表一篇文章《“势利眼新闻”》（张金铃），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批评媒体只用几十个字报道一堵墙倒下砸死三个民工，而却用半个版报道一个海归博士在深圳遭毒打。8月24日该报另一篇文章《新闻眼并非势利眼》（周靖竹），则用新闻价值的基本理念为媒体的正常报道作了辩护。其实，这个问题就可以成为深化新闻价值研究的一个起点。
关于传播学研究的深化，除了及时引进最新的研究成果外，重点也在于研究已有的传播学基本范畴。有两方面我觉得应该深化：
第一，深化研究人家能够得出这论那论、这模式或那模式的方法和视角。我们太不看重研究过程，这方面的译著也很少，倒是教材性的书出了一大堆。这种书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带来一种意料外的不好的后果，这就是人们接触到的全是结论，如何得出的结论不清楚，当然也就会看轻研究过程了，大学生知道结论就够了，但仅仅知道结论不利于研究生养成理论思维的习惯。现在正在组织翻译一批传播学经典著作，我想，这对于改变人们重结论轻过程，可能会产生作用。
第二，侧重研究已经被西方传播学界的多数承认的各种假设，何种程度上能运用到我国的环境中。真理多迈出一步就是谬误，何况各种传播学的“模式”和“论”均是理论假设，谈不上真理不真理的。我们现在的文章，相当多的结构是：传播学的某“论”说了什么，然后就作为依据论述中国大众传播方面有一个怎样的问题和应该怎样，较少考虑这这些理论假设提出的环境、时代背景与中国的差异。
例如我们常用的“议程设置论”，其环境背景是各种新闻媒体可以自由报道任何话题，自行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择所报道的事实，因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结果，公众也有较多的横向信息的比较。如果媒体的议程设置很大程度上是非自然的，公众只能看到某一类信息源而另一类信息源被封锁，那么根据人家在那种环境下得出的某些论点，分析这种情况下的媒体议程设置，就要对结论作出许多条件的限制。如果一种客观的观察媒体活动特点的假设，被用于主观的宣传目的，颇有些悲剧的意味。
再如“沉默的螺旋理论”，它确实说明了某种大众传播中的舆论现象，依据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用于什么目的，存在着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差别。提出这一理论的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参加过纳粹党的活动，她的理论带有对纳粹经验总结的成份。作者的这一背景被揭露后，曾引起传播学界的很大震动。应当承认，她对传播学－舆论学的研究是有贡献的，但也要指出她的理论中含有驱逐少数人意见的成份。对于有过纳粹宣传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宣传经验的中国，需要特别提醒人们警惕，防止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对人民进行戈培尔式的宣传。引导舆论存在着引导伦理问题，愚弄舆论最终是要受到惩罚的。
就眼前要做的事情而言，我感到较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需要尽快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在我国的环境中借鉴，例如“第三人传播效果理论”、“议程融合论”等等。
就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诸如“健康传播”，在我国刚刚起步，目前我只看到一篇文章，希望能够成为新形势下传播学的一个多少被人关注的课题。健康传播、大众传播与儿童、大众传播与性别等等研究课题，具有全球的共通性，现在后两个课题在我国有已有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但是并没有得到传播学界的普遍关注。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要走向世界，这些课题的研究对人类的贡献可能很大，得到世界关注的可能性也很大。而基础理论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尚无法与别人在世界上竞争。鉴于这种情况，传播学研究我想得分为两个活动空间，一个是加强国内的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提高我们总体研究水平的基础；一个是加强能够与世界对话的具体课题的研究，诸如刚才提到的几个全球共同关心的课题。
传播学研究在中国能否研究出几个“论”或“模式”，这是人们很早就企盼的。但是学术研究不是生产工业产品，研究需要一定的相对纯粹的实验环境，而我们缺乏这种环境，因而可能总结出一些尽可能尊重新闻工作特点的传播经验，可以通过具体的量化调查得出某些我国体制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和受众特点，但研究出多少带有普遍性的传播现象的理论假设是较为困难的。
现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这是可喜的事情。我只是提醒一下，欧美批判学派深刻思考的对象，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得过于成熟而面临的问题；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处于起步阶段，他们的思考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但不宜直接用来批判这批判那。我国大众媒介的发展，总体上不是市场经济成份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立足于大众传播业的市场化建设（包括法治和职业道德建设），辅以批判，侧重点不要发生偏差。但是，批判学派的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方法，现在对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来说是缺乏的，我们现在简单的逻辑推理式的文章较多，给人以深刻思想的东西较少。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思维现在很有市场，我们确实需要一些这方面的分析性文章，但不能都是这些东西。特别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多一些批判学派的思维方法加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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