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子的管理思想老子在诸子百家中可谓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别人都在劳碌，他在悠闲；别人都在疾呼，他在沉默；别人在哭，他在笑；别人都在尘世奔走，他在他的大道之境中御风遨游。他在用他的独特的管理艺术来影响他在的那个世界，也在影响着几千年以后的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老子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四，“有生于无”的思想。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一，“道”的管理思想“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也是老子管理思想的中心。“从管理来说，道是管理的最理想的中心目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老子心目中，“道”有两种：虚体的道和实体的道。这一观点反映在管理思想上就是要求管理者既要重视“可道” 的、可以名状的实体管理，又要重视“不可道”、“非常道”的，很难用言辞名状的管理或尚未完全达到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的管理。而且，这种“不可道”的管理，其作用要远比“可道”、“可名”的管理价值大，这种“不可道”、“非常道”的管理，一旦被人们认识并被挖掘出来之后，就会使企业管理水平迅速提高，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带领下属在求索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同社会交往中，在努力寻找“可道”之“道”的同时，还应该深入地探寻那个“非常道” 之“道”，即企业的内在精髓一“企业文化”。二，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道德自然”的观点，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就是要求管理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决策，减少对决策执行活动的干预，反对瞎指挥，鼓励下属按管理规律办事。这是“道法自然”的观点在管理思想上的反映。他说：“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他所理想的君主，并不是给老百姓办许多好事，叫大家歌功颂德，而是有他等于没有他“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而誉之”最好的君主是大家简直不知道有这个君主，至于大家亲之誉之，歌功颂德，那倒已经是第二等的君主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大家都生活得好好的，那还有什么功德可颂呢?坏就坏在“有为”上。“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这显然表示出老子对于当时统治者那种胡作非为的深切反感。可是，老子的无为，并不简单是不满现状的一种消极反抗，也不简单是返淳还朴的一种天真幻想，他这里面的确还有他自己的一套奥妙。老子相信一切事物都有发展的自然规律，人们只可随顺它，决不可用人为力量加以干扰，这叫做“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并不是“不为”，而是含有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的意思。“无为而无不为”，这里的“无为”乃是一种立身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无不为”是指不妄为所产生的效果。万事万物均有其自身规律，只能顺应规律、顺应时代的潮流促进前进，不能违背规律，否则就是“有为”。“有为”即乱为、妄为。可见，老予并不反对人类的积极努“为而不恃”、“为而不争”，就是鼓励人们去“为”、去做，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管理应尊重事物运行的客观性，反对各种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不合理的干预和压迫政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要求统治者“无为”。(2)要求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的管理政策，大力减轻对社会的压榨和干预。(3)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尽力“无为”以保持一种稳定平和的生活气氛。“无为而治”不仅是对统治者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它要求全社会的人们都能通过“无为”保持清静协和、质朴安定的社会环境，做到以不争对争，以知足寡欲对争名夺利，以安分守己对尔虞我诈，以重道守德对失道动乱，保持一种互不干扰的清静生活。老子主张无为，不是消极无为，恰恰是透过无为，不干扰、不强制、不苛求、不勉强他人，而让所有万物能够顺乎自然，因势利导，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无不为。而管理的实质是“通过他人完成任务”，管理和管理者都有其特定的职能。现代管理并不意味着管理者应该什么都管，无所不为。而应当分清哪些该“为”，哪些应该“无为”，而最后又能达到“无不为”。因而，作为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是深刻的。三，矛盾和转化的管理思想老子根据矛盾的普通性和相互转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矛盾、争取胜利的战略战术。他根据对当时现实矛盾斗争的深入体察和分析，提出了各种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的趋势的论断。其总的原则是，表面上处于劣势和不利地位的一方最终能够战胜貌似强大处于优势的一方。要求管理者要认识和掌握事物矛盾转化的基本趋势，增强取胜的信心和勇气。“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老子以静应变的思想，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要求统治者的治国政策保持清静安定。要通过减少对社会的压榨，推行顺应民心、反映民意的政策，求得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的稳定。他认为，减少对社会干预更有利于国家的繁荣。二是要求人们对待事物的变化应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像道那样稳如泰山，这就是要有一种持之以恒、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在老子看来，祸福和胜败本来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识到这种事物转化的必然性，就会有比较全面的思想准备，既不会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会因暂时失败而悲观失望。四，“有生于无”的思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植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段话意思是，三十根辐条集中到一个毂里，有了车毂的中空处，车才产生作用。揉陶土坯制成器皿，有了器皿的中空处，器皿才起作用。开凿门窗建房屋，有了门窗四壁的中空处，才有房屋作用的存在。所以“有”给人以便利，而“无”却为“有”提供作用。这就是老子的有无观。老子的有无观反映在管理思想上有以下几层意义：一是管理者看问题应该全面，不仅要看到车辐、车毂，还要看到间于车辐、车毂的空隙部分，要重视“有”，还要重视“无”，重视一时尚不见之于现实的东西；二是管理者做工作办事情，要善于把自己放置于“无”的境界中，以超脱和豁然的态度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如此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才能从纷纭复杂、琐碎撩人的简单事务中，从暂时的不利因素或困扰中摆脱出来，才能气定神闲、冷静理智地面对问题，合理考虑事业发展的方向，明确进取目标，制定科学的战略计划。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其管理的创新可以从老子的“有生于无”的思想中获得深刻的启发，那就是企业应该本着“有生于无”的思想去实施创新，应通过努力使“无”的裂变，促使“有”的产生。五，谨慎治国的管理思想老子认为，治理大国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内要注意保持政策的稳定，要稳中求变，变中求稳。“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治理国家，就像煮小鱼一样，只能将调味、火候放的适中，文火烹煮不急不躁，不急于翻动，煮出的食物色鲜味美；若火候不对，下锅后经常翻动，最后煮出来一塌糊涂，谈不上色香味美。老子主张以谨慎小心的态度处理国家的各种事务，尊重事物的稳定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反对不顾事物的变化规律，主观急燥，盲目冒进，朝令夕改，翻云覆雨。他特别强调，对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法则，要遵而不违，持而不放。老子认为，保持清静和安定是治国的重要方略。它是战胜各种因头脑发热、主观盲目造成的失误从而实现天下大治的有力武器。“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在对外关系上，老子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平等谦让，以礼相待，友好相处，反对以强凌弱的霸权行径。特别是大国更应遵循这一原则，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深得天下的拥护，否则最终是失败的。要保证一个社会的平安和繁荣，治理者必须小心谨慎，认真严肃，清静无为，不扰害百姓，否则灾祸就要降临。如果为政者以个人的主观意愿，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忽东忽西，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接着就是人心大乱，社会动荡。相反，如果为政者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坚定不移、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就会国富民强。 上面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老子的管理思想，这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老子，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可否认的是老子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和局限性。比如其反对干预，放任自流，再比如其复古保守，求静止变，这都是现代我们应该摒弃的东西。但是其积极成分则是我们现代人应该学习和留传的。毕竟无论如何，他描述的社会都是我们的理想和向往。他的管理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和宝藏。
在粗略读完《庄子》一书之后，颇有感触。依我自己尚肤浅的认识而总结出来的对《庄子》一书的评价，主要有四点：
1、作为百家争鸣时代产生的作品，《庄子》首要的特点就在于其内饱含道家深邃的思想。
众所周知，《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为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其外涉及政治、处世、养生、世界起源论和本质论、唯物辩证法等各个方面。它既是道家用以认识世界的工具，更是其劝人律己的道德手段。“道”最重要的，也是贯穿《庄子》一文始终的观点是“顺天”和“无为”。虽然各篇内容各异，思想浩繁，但我们多多少少都能体会到作者希冀的任天为之，不加外物束缚的自由境界。“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境界何等雄浑!
然而，一些消极避世、过分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观点，显然是不足取的。
2、正因为庄子本人的思想超脱万物、穿越古今，必然要求文章中想象和虚构奇特磅礴，恣意汪洋。
写大物，有扶摇而上九万里的鲲鹏，有荫蔽千头牛的栎社树，有中央之帝混沌;写奇人，有乘云气游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山神人，有御风而行的列子，有用五十头牛做鱼饵的任公子;写怪事，有周梦蝶、魍魉问影、骷髅论道;写隐士，有狂人接舆、贤人肩吾、悟道者南郭子纂——总之，所绘之人、事、屋、物、景，皆使作者思想得以曲折地展现。
3、想象和思想通过特定的创作方法表现出来——“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卮言即出于心、自然流露之语言;重言为借尊者、名人之口，说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寓言是虚拟地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
其中，寓言是最有名的，通览全书，无一篇不涉及寓言故事的创作，而无一个语言故事不是独出心裁，着意为之。《庄子》的许多思想艰深抽象，而语言却化虚为实，将理论变得真切自然。重言也是随处可见，尤其是借孔子之口道出道家观点。这一点作者是矛盾的：道家避世自修的态度显然对儒墨等积极人世的行为表示不屑;而当时儒墨并盛，孔子为名人，为了使自己的主张为他人所接受，庄子又不得不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为曼衍”，层出不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这一点其实在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中都存在。这里将其提出，庄子是想证明：自己的语言皆从内心自然涌出，言为心声，不能为外界功利目的而矫揉造作。
4、语言跌宕起伏，句式错综复杂，论辩性强。
庄子擅用尖新奇特之词，大段排比、反问、疑问的句式去论辩，读之或铿锵有力，或发想无端，或尖锐辛辣。当然，正是因为作者不直接表明态度，而是叙议结合地让读者去领悟其中的道理，加之作者思维跳跃较大，逻辑上往往会有疏漏，常常是开篇的寓言与后文衔接不上，最为突出的表现是《齐物论》和《寓言》。另外，篇末附及的一些寓言让人感觉过于重复拖沓，没有存在的必要。
在写以下文字之前，我需要先来解释一下何谓“诸子百家”，虽然这样做显然有点多余，不过为了能更好的表达我的文意，我只好给它下个个论了。
诸子百家应该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士”阶层。所谓“士”，他们的身份尽管各有不同，但活动的基本目的大都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可是“士”阶层中，大多是统治阶层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有的本身也出身贫贱，因此和人民还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的。他们对历史的动向、社会的矛盾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多多少少看到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和人民的力量的强大，因此在他们的言论和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要求。他们代表着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提出许多中心问题，例如统治者与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把社会引向何方的问题等等，开展了热烈的争辩。他们游说诸侯，提出各种政治主张；著书立说，总结社会斗争经验，相互辩论，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相互攻击中，由于不同学术思想的相辅相成、相生相长，共同促成了各种学说的发展。殷周古文再也不能完成记录这样复杂的学术思想的任务了。为了更好的表达这种复杂的学术思想，使她更具有说服力，文学语言在水到渠成下迅速发展……
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条件下，学术思想勃兴，诸子的散文有了突飞猛进的蜕变。
由于时代久远，现今流传下来的著作似乎不多，远远没有百家之说。就我所知有：《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其中又以《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具有代表性。（老子的学说《老子》以及以吕不韦为首的《吕氏春秋》我不是很熟悉，不敢妄论。就算以上六部著作，我也仅仅敢对前三部频频乱点，至于后三部只是窥猎而已。）
《论语》的作者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尊崇至今的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第一个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仁”。（对此，好象现今的知识份子是褒贬不一的）他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说：“仁者，人也。”樊迟问仁，他答以“爱人”。又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但他又把这“仁”具体化到体现君臣、人伦关系的“礼”上去，因而又有了极大的局限性。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后学者记录孔子的言行片段。内容几乎无所不涉，包括哲学、政治、教育、时事等各个方面。《论语》当作理论文看，是一种萌芽；作为语录看，又是一种典范。《论语》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上。它的风格雍容和顺，简练含蓄，没有战国时代文章的锋芒。这是由于孔子的时候，还没有战国时代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著书辩论的风气。所以说，文化与时代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论语》的语言特点是多方面的，成功的原因也较复杂。首先，由于孔子丰富的社会实践，多方面的文化修养，使他在《论语》中留下了不少形象而具体的格言。这些格言，含义丰富，概括了很多宝贵的生活经验。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当仁不让于师。”“共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速则不达。”等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确实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才使人觉得亲切具体，对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论语》语言口语化，有幽默风趣，富于启发性。表现了孔子循循善诱的长者风范。对于同一个问题，因为问的人不同，时间场合不同，孔子往往从各个角度，作出不同的回答，因人施教，实在是做的很出色的。（这点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否定的）
孔子非常注重语言的修养，最善于运用语气词。《论语》中不少语句，富有诗意。常常能用一两句话概括极为复杂丰富的内容，意味深长，能引起人对现实的联想。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子罕》），短短一句，正是对坚强性格的颂扬，给人以进取力量和美的感受。后来中国的诗画常取松柏作题材，寄托诗人不向现实妥协的感情，这是多少受了《论语》的影响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更具有诗的意境。读来不免扩大了眼界，开阔了胸襟，引起我们很多对古往今来人生世界的联想，也表达了孔子对现实生活的热爱。
另外，《论语》里还有一些极为简单的小故事，以生动的对话和行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鲜明精确，费笔不多，却耐人寻味。如《子路、会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不过二百多字，描写了五个人物，各人有各人的性格和修养。（很难想象现在要我用不到两百的篇幅来如此生动的描写这样五个截然不同的人物）
至于孔子在文化上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与文章立意不符，我也不赘言。
接着谈谈《孟子》。孟子名柯，字子舆，战国时邹人。是孔子后的一个儒家大师。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思想主张都比孔子积极鲜明，富于战斗性。《孟子》文章的风格，锋芒毕露，感情强烈，有战国时纵横家的气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仍处于理论文的发展阶段，基本上还是对话语录体。
孟子的时代，正是“秦用商君，富国疆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这么一个列国间混战最激烈的时代。当时贫富极为悬殊，所谓“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就是当时两种生活的对比。统治阶级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为达到他们的所谓：“大欲”，进行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孟子此时就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了，自比周孔。他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锋芒盛极一时。他从政的热情很高，不苟同世俗，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格。但在政治上，他和孔子一样是失败的，其原因亦同司马迁所说的“迂阔而远于事情”，所谓“持方柄而欲内圆凿，岂能入乎？”（我个人对孟子其人不是很赞赏，他有很多思想的局限性和落后的成分很明显，如：“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都是。他强调性善，企图从爱出发来建立唯心哲学体系，模糊了阶级对立的实质，后来被统治阶级用来欺骗人民，起了反动作用。）
《孟子》七篇是他政治理想不得实现时，和学生一起写成的，所以文章充满感情，愤世疾俗，嬉笑怒骂，大有山摧河决不可阻挡的气势。《孟子》文章的特点约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感情激烈，有强烈的战斗性和巨大的讽刺力量。对于所厌恶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挖苦，毫不留情，如：“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梁惠王》）寥寥几句，梁襄王的愚蠢可憎、孟子的厌恶心理都表达的非常真切。
构成《孟子》散文气势的又一特征，是他灵活多样的辩论方法。他往往能根据行文中思想感情及逻辑的发展，揣摩对方情况，控制主动，把握辩论方向。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或虚设实击，先擒后纵；或先来个小小的迂回，造成蓄势，然后展开攻击，紧迫不已，表现了孟子的机敏和智慧。（也可以理解为孟子其人心胸狭隘，得理不饶人）如“王顾左右而言他”就是被他生逼出来的。常说行文如用兵，孟子的文章，确实体现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道理。
其次，善于运用比喻，巧妙、确切而有趣，使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增强读者的印象，加深读者的理解。例如：“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都已经是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语句了。
《孟子》中，也有些寓言故事，善于刻画人物，可以看作是后来小说的萌芽。如齐人有一妻一妾、陈仲子哇鹅肉、宋人拨苗助长等，不论是说明一个道理，揭发批判一种现象，都很深刻，有认识价值，也有美学意义。其中，对人物行为，心理的描写很细致传神。
孟子文章对话体较多，但于对话当中，往往顺别写一下人物行动，使文章变的灵活起来，从而加深了读者对文章的理解。而《孟子》的语言，不但有气势磅礴的一面，也有诙谐风趣的一面。
最后一点，是孟子语言的鼓动性，很容易煽动人们的情绪。可以说，孟子是个文人，更是个政治家，纵横家，哲人，但他是用“理”而非“利”去说明问题的。
孟子的社会地位不及孔子，但散文影响却比《论语》大的多，尤其是在气势和战斗性这一点上。唐以后的古文家就我看来，几乎无不喜爱学习《孟子》散文。
庄子名周，宋国人。（我个人最偏爱的古人之一）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内篇七篇大体上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系庄子的门人或或学所作。整部《庄子》的思想和文章的风格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庄子出生在一个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时代，他自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亲身经受了暴君宋康王的统治。庄子愤世疾俗，对现实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他说：“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备，奚可得邪？”（《山木》）“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人间世》）他还尖锐的指出：“窃钩者诛，而窃国者为诸侯。”（《人间世》）真是一语道破了社会的实质。而他对于世俗之徒，追逐富贵权势之辈，也加以无情的嘲骂。对于趋势应世的学问，庄子也加以讽刺，特别是对于“俗儒”、“贱儒”的揭露，更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我认为都该给予肯定。
但他的思想也有消极的一面。他一方面对现实极为不满，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寻求内心的调和和自我麻醉。他以为以道观之，无所谓生死、存亡、荣辱、是非、善恶之分，幻想一种超原始的“混沌”，和最朴鄙的“同与禽兽居的生活。这些思想虽然为很多人以及世俗所批判，但我个人并不觉得有什么过激，毕竟他这些思想源出己身，回归己身，不会对他人造成什么伤害和影响。说白了，你可以就当他有点书呆子气，或是精神幻想症，但他绝对不值得人民大众对他批判。（呵呵，好象离题了）
《庄子》的论说文学真有“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之威，其论辩罕以逻辑力量取胜，而是以高妙奇特、汪洋恣肆、变化多端的议论取胜。他的论说文字有巨大的力量，使人读了赞叹不已，就连对手也不得不自惭形秽，屈服在其天才之下。《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就是最好的例子。庄子是有意用寓言故事来作文章的。他善于把各种事物人格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了代他立言的乌有先生。《庄子》寓言的特色是想象的奇幻和无比的丰满。而庄子的寓言故事，幽默、辛辣、有巨大的讽刺力量。
《庄子》中脍炙人口的寓言很多，如西施病心、庖丁解牛、井蛙海龟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庄子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和想象力的丰富。
庄子之驾驭语言，逸笔妙致，姿态横生，可谓无往而不胜。
《庄子》比喻总是十分大胆而富于创造性，如：“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逍遥游》）《庄子》文章流畅、有节奏感、骈句很多，又用的很极好。
后世隐逸诗人，山水田园诗人都颇受他的影响。在我看来，《庄子》实在不亚于当时任何一部散文著作。
以下三人及其作品，因涉猎未深，只好匆匆带过。
墨子，鲁国人，生当孔子之后和孟子之前。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礼乐而信鬼神，是但是和儒家思想对立的一大学派。墨家重质，而否定了形式的作用，但他们的文章在理论文的发展中，却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开辩论文之先河。
《墨子》一书是墨子及其弟子、后学所作。其文章逻辑性及说服力都很强，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说理，如《公输》、《兼爱》、《非攻》等篇。他的文章是从实用的争论进而到概括性的辩难，代表了说理文的一个进展，不过墨家学说，汉以后好象就逐渐消失，其影响也不算大。
荀子名况，战国赵人，活了好象有百岁上下，一生从事政治教育活动和著书工作。荀子是战国末年最大的儒者。他也主张尊王道，举贤能，这和孟子相同；但他又兼称霸力，法后王，提倡性恶论，又和孟子相反。他的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组织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喻及辞藻丰富多彩，语言简练明确，如《劝学》便是很好的代表。不过从说理文来讲，不论语言、结构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展。
韩非，荀子的学生（为荀子另一个学生秦国的李斯所杀），天生口吃，但善于著书。有爱国思想。曾屡劝韩王行法、术，不听，愤而著书十余万言，结果大受秦王赏识。他的思想集中地反映了统一的要求，摆脱了一切旧思想的束缚，把刑名、法、术、势四种思想结合起来，构成统一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的文章风格，严崤峻刻，干脆犀利，体现了法家的特点。他是先秦诸子说理文的集大成者，理论文到韩非，可以说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像《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几篇，其辩论的方法，别家倒也有用过的，但是，绝对没有人能像韩非这样有气魄的，你能想象整篇都用这一种形式“或曰”“或曰”地讲下去是什么效果吗？他不但不让人觉得单调，而且说理性很强，这也是说理文的一种发展。
总之，春秋战国的诸子散文不仅本身有着巨大的成就，而且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历史家、古文家、诗人等，其源远流长，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渊海。
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与中国文化述论(一)
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与中国文化述论(二)
一起的两篇文章,两篇加起来的文字大约5万左右
文章太长,只发出了其中一部分
参考资料后面的网址是论文网站搜索出来与“先秦诸子”有关的文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公元1883-----1969年）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他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则提出“哲学的突破”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就是时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后了层次之高乃是从未有过的，人类精神的文化基础由此而得以奠定。
对于中国来说，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期日益普遍出现的“礼崩乐坏”现象标志着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解体了，章学诚所谓古代王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不再能统一、整合、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与“政出多门”的社会现实相适应，思想文化领域涌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型“士”人，出现了《庄子·天下篇》所述的古之“无乎不在”的“道术”分散为诸子百家的现象。诸子百家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帕森思所谓“哲学的突破”，他们的学说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仍具价值，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重要启迪。
诸子兴起与百家争鸣
“士”本处于西周宗法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大改组，将之从沉重的宗法制枷锁中解脱出来，在社会身份上获得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专门文化知识并以脑力劳动为特点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群英荟萃。其间，有思想家孔丘、老聃、庄周、墨翟、孟轲、邹衍、荀况……他们深邃的哲理思考表明这时的中国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质已经有了理性的认识，他们的智慧之光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程；又有政治家管仲、晏婴、子产、商鞅，军事家吴起、白起、孙武、孙膑，外交家苏秦、张仪、蔺相如，教育家少正卯、孔丘、邓析，史学家左丘明，文学家庄周、屈原、宋玉，论辩家惠施、公孙龙，还有医学家扁鹊，农学家许行，水利学家李冰、郑国，天文学家甘德、石申，……他们多方面的成就辉耀千古。
春秋战国时期，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议、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而活跃于天地翻覆的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志，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群体人格。如其具有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志于道”（《论语·里仁》）的儒家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自不待说，道、墨、法、阴阳“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由是观之，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绝非迂腐书生的口出狂言，而应看作士群体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的自白。
正是在文化知识广泛传播、士阶层队伍不断扩大并发生着日益重要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如墨子出入儒门而别创一宗，其学与儒学针锋相对：儒家主“尊尊”，他就倡“兼爱”；儒家重“义”，他就尚“利”；儒家讲究礼乐文饰，他就宣扬“非礼”“非乐”；……于是，在春秋、战国之际便出现了孔子、墨子相继而起，“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吕氏春秋·有度》）的现象。儒、墨两家纷争不已，“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成为“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并且，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学术中心，如各派的著名学者都汇聚于齐国稷下学宫，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骄、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
“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是我们描述先秦时期思想界的状况时，最习惯的用语。但是在运用它时，很少有人会去质疑：到底有哪“百家”？在当前思想史的研究、写作中，司马谈的“六家”、刘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是真正用来描述、把握先秦时期思想界的基础“话语”。不过，中国哲学史的开山者胡适，曾经反对这种做法，其后，任继愈有《先秦哲学无“六家”》之文，指出“先秦有的只是老子学派、庄子学派、公孙龙学派，等”，承认有很多学派，但是这个观点也没有贯穿到他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之中。但是，冯友兰先生有专门的文章《论“六家”》，认为司马谈和刘歆所分的“六家”或“九家”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认为在先秦事实上是有这些派别……第一，在先秦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本来有各种的人，他们自称，或者被称为某种人，或者某种专家。第二，这些某种人或某种专家，在他的思想中间，确有一些自己的中心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因此他们成为哲学上一个流派。每一个流派，都围绕着自己的中心思想，同别的流派进行斗争……在先秦的典籍里，我们常看见有“儒”或“儒者”、“墨者”、“隐者”、“辩者”、“法术之士”、“轻物重生之士”等名称。这些名称都专指一种人……这些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发展成为体系，就成为各种学术流派。这些流派是本来有的，司马谈和刘歆在记录中把他们明确起来，给以相当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是沿用原来有的名称，例如儒家和墨家，有些是他们给的新名称，例如名家、法家、阴阳家、道家。而胡适先生的书中，恰恰也列有“公孙龙及其他辩者”一节，似乎冯先生说得比胡先生有道理。冯友兰先生的影响很大，众多哲学史、思想史论著多有受冯氏影响印迹。我们翻开各种论述到先秦学术史、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包括[日]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东京：岩波书店，1953年），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增订版），吴怡：《中国哲学发展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第七版），臧广恩：《中国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二版），以及《剑桥中国先秦史》第11章《经典哲学著作》英文本）]，即便在总述的部分提到有“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但在下面写的时候却是儒、墨、道、法等不到十个部派及其不同时段的代表人物一个个来写，譬如在儒家，先列孔子，次列曾、思、孟，再列荀子等小节；或者这种分家分派并不完全行之于章节结构，研究者按照时间先后分述诸子，依次写老子、孔子、墨子等，但讨论到诸子的学术性质时，“道家”、“法家”等称呼还是存在。各种讨论到“百家争鸣”的文章，也似乎多是说说而已，要不就搬出儒、墨、道、法等家。于是，名义上的“百家”，变成了几家、十几家。也有学者认识到“六家”、“九流”之说不足，但认为可以沿用，甚至英国学者鲁惟一已经认识到刘向歆父子的“九流十家”是书目，划分有许多问题，却仍因袭..........................
还有很多没发完 至少2万字
下面的是一起的两篇文章,两篇加起来的文字大约5万左右
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与中国文化述论(二)
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老子》与郭店三科竹简《老子》的出土，揭开了近代老学研究的新课题与新热潮。就帛书《老子》而言，有别于传世索紞本与王弼本《老子》，它们不但钞写在绢帛上，而且有两种本子，一以隶体钞写，一以篆体钞写。这两种钞本《老子》不体钞写字体不同，而且从内容看来，还是各自根据不同钞本钞写的，而非隶、篆不同字体相钞。两种钞本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又不分章。学者们认为，或是《老子》书之原样；或是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在它们的前后，各自都有四篇古佚书相伴随。在隶体《老子》文前的四篇古佚文献，甚至被认定为极有可能就是亡佚已久，汉志却有载录的黄老道家之作《黄帝四经》。再加上这三号汉墓的墓葬年代是在黄老治术盛行的汉文帝年间，这隶体《老子》及其卷前古佚书因此被推称为“黄老合卷”。黄老之学是《老子》学说的外王统御之用，两种“德经”在前的帛本《老子》因此也就被推定为法家传本的《老子》，因为《韩非子‧解老》也是以“上德不德……”的诠解为开始。此外，它和严君平的《老子指归》所呈现的状况也一致。其所引《老子》次第与帛本《老子》正相合。其内容相较於传世本，不但多用假借字，而且章次、文字也多和传本不同。其多用假借字的现象，是近代出土战国楚文献的普遍现象；其相异于传本的章次、文字，正可以校订传本之谬误。而根据原本的字数，“道经”部分共2426字，“德经”部分为3041字。至于1993年的郭店简本《老子》，不但章序和传世本与通行本完全不相同，既不分章，也无“道经”、“德经”的区分，它们同时是分别钞写在三种形制不同的竹简上，其内容除第一种与第三种有相当於传本《老子》第十章的几十字雷同外，俱不相重。学者多称之为甲本、乙本、丙本。甲本共1090字，乙本389字，丙本270字，都是残而不完的不足本。而与帛本《老子》虽有不同；但相较之下，与传世本关系更远。学者据帛本以补其残，甲本仍可补16字、乙本46字、丙本20字。甲本钞写属于帛本“德经”的有十一章，属于“道经”的有九章；乙本共钞写《老子》九章；丙本仅钞写《老子》五章。学者甚至认为竹简《老子》严格说来，只能视作其后《老子》编辑的原始资料，却又不是太完善的文本，因为其中误字、脱文仍然不少。竹简《老子》的出现，说明了（1）《老子》的原始资料至少在战国初期已经以不定型的方式在流传，而有了不同的钞本；（2）竹简《老子》和帛本《老子》尽管编定形态不一，但可能钞自同一来源的资料，因此，它的内容表现出与帛本《老子》较多的相同。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与隶体帛书《老子》合置在一起的，有被唐兰指称为《黄帝四经》的四卷黄老帛书，依它们各自原本的篇题，称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经法》全篇充满了道、法、刑名理论；《十大经》依托黄帝与其臣力黑（牧）、太山稽等人之答问，论述阴阳刑德政论；《称》是充满道法色彩的格言集锦；《道原》460多字，论述“道”的体貌、性征与功能，和《淮南子‧原道》的表述有相当的类似处。这四篇文献的出土，由於和隶体《老子》合钞，该墓下葬於汉文帝时代，因此被认定为“黄老合卷”，亦即西汉初年黄老治术的理论内容。这些文献理论的发现，不但揭开了西汉黄老治术的神秘面纱，了解“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背后，支挣、运作这个治术的真正内容原来是一ÖÖ以刑名为核心，道、法结合的政术，也因而掀起了治身、治国一体通贯的黄老之学研究的热潮。辐射所及，带动了黄老相关理论所记载的传世典籍如《管子》四篇、《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某些道家理论研究的热潮。以上是相关于治国部份的思想研究。至于治身部份，则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多种古医书、房中养生书。在出土的600多枚竹木简中，至少就有三分之一、约220枚为古医书，它们包括《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多种经脉书等十五种古医书。拿它们和西汉有名医典《黄帝内经》或甚至是《老子河上公章句》、《老子想尔注》、《太平经》中的养生理论相参研，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先秦两汉方技之学与贵族养生术的大致内容，以及如何由黄老养生术转化为道教养生术的重要理论。
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三组内容是道家学说，整理者以传世本《老子》为参照，将这三组竹简分为四篇：简长32.3cm、两端修成梯形的39枚为“《老子》甲” ，简长30．6cm、两端平齐的18枚为“《老子》乙”，简长26．5cm、两端平齐的28枚为“《老子》丙” 和《太一生水》。 “《老子》丙” 和《太一生水》划分的依据仍然是传世本《老子》：文字见于传世本《老子》的划为“《老子》丙”，文字不见于传世本《老子》的划为《太一生水》 。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正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其中最受重视的是“楚简《老子》”，美国达慕思大学专门召开了“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国内学者也纷纷撰文讨论楚简《老子》与传世本《老子》之间的关系。郭店楚简道家作品三册是传世本《老子》成书之前就存在的有关道家思想的著述。《绝智弃辩》（老子甲）、《治人事天》（老子乙）主要论述以道治国、言道家之用，其中无传世本《老子》反映战国时代道家思想的语词，应是春秋道家原创者思想的表述，其作者似可能分别是老子、老莱子，拟或是老子、老莱子的弟子对老子、老莱子思想的表述。《大一生水》（含老子丙）似为关尹子所作，其“大一”理论与《庄子·天下》所记述的关尹“主之以太一” 的思想相一致。
1973年，与马王堆三号汉墓文献出土几乎同时或稍前，在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亦即西汉宣帝时代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被发现了。该墓葬于西汉宣帝五凤三年（西元前55年），内中277片，约共2790字的止火残简《文子》再一次引起世界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的发现至少可以证明先秦时代真有《文子》一书，《文子》非伪书。1981年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发表了工作简报，正式宣布发现了竹简《文子》。1995年12月，《文物》杂志发表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所作的竹简《文子》释文，据整理小组介绍，八角廊竹简中初步被认定为是《文子》的竹简有277枚，2790字。现据今本《文子》，可看出其中属《道德篇》的竹简有87枚，1000余字。另有少量竹简文字与今本《文子》中《道原》、《精诚》、《微明》、《自然》等篇的内容相似，余者皆是今本《文子》中找不到的佚文。竹简中虽未发现篇题，但有“《文子·上经》”及“□经》者，圣知之道也”之语，另有“百一十八字”的标注，所以竹简《文子》很可能是分为上、下经的。竹简本与今本在某些思想上的一致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也有相当距离。竹简《文子》的抄录年代不会很晚，中山怀王也不可能抄录有残缺的《文子》作陪葬品。班固生活的年代（公元32-92年）和怀王下葬的年代（前55年）相去不远，且班固作《汉志》系本刘歆《七略》而来，刘歆生活的年代（？-公元23年）距怀王更近。刘歆及班固所见《文子》为九篇，都为问答体，当和古本《文子》差异不大。班固时，古本《文子》即使有残缺也不会很严重。故而今本《文子》的出现不会早于东汉前期。
我们不仿再具体看看郭店楚简所反映的战国早期儒家思想。众所周知，韩非子所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说语焉不详。以今考之，孔子的学生中学问成就最高，从而成为大宗师者有三人：一为子.........................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子路出言不逊质疑老师求官心切吃相不雅。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派别的总称。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
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