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中的人物一经定型,本身即是一个具有生命的自足自在的系统,因此本文所论《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一般不涉及 历史 事实层面的人物原型。
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以致郑振铎先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虽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诸葛亮集杰出智慧和传统美德于一身,最终却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诗)的悲剧结局,实在令人痛惜。可以说,诸葛亮是《三国演义》充满历史感的悲怆陈说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
对于诸葛亮形象的悲剧,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有的归因于他事必躬亲的作风,有的归因于他的几次用人失误,有的归因于他的穷兵黩武,有的归因于敌对势力过于强大,还有学者认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表现了儒家精神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格信念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这些观点无疑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诸葛亮形象悲剧的某些方面,但无形之中忽略了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性。
笔者以为诸葛亮形象既是世代累积堆垛的结果,对其悲剧的 分析 也应充分考虑这一形象塑造过程中的某些特点。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民间心理所 影响 的审美趣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智慧和斗争经验因而具有惊人的谋略和绝世的才能,几乎成为智谋的化身和代名词,因此诸葛亮形象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智谋”。作为民间广为流传的智谋的符号其悲剧在本质上也应该是谋略的悲剧。
诸葛亮的智谋悲剧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矛盾冲突:最外层是出处选择时人谋和“天时”的矛盾它规定着诸葛亮人谋的性质和施展方向;中间一层是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后人谋与刘关张“义气”的矛盾,它昭示着智慧与忠义的背离;而最内层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其自身性格中智谋和忠义的矛盾这一层在白帝城托孤后尤其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出来。三个层面环环相扣,上演了一幕千古“智绝”的人谋悲剧。
一
按照《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逻辑,诸葛亮正处于“由治入乱”之时,汉朝的灭亡是“数之所在,理不得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强之”,这就是小说中时时提到的“天数”、“天意”、“天时”。出山之前的诸葛亮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人生格言,居于高山流水、柴木修竹的幽雅之处,与书琴相伴,与古淡高超、旷逸清韵者交游,一派闲云野鹤、仙风道骨的风采。他与司马徽、崔州平一样,深知“天时”不利,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群雄割据争战的混乱中,作为智者,他选择了隐居,这是他认识到天下大势不可逆转后合乎逻辑的选择。“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他以世外高人的姿态冷静地洞察着天下局势。此时的诸葛亮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冷静清醒的智者形象。
“顺天者逸,逆天者劳”,诸葛亮很清楚人力与天意相抗的结局。当得知徐庶把自己推荐给刘备后,诸葛亮“作色而言曰:‘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拂袖而入”,使得徐庶“满脸羞惭,不辞而退”。诸葛亮之所以把“出山”比作祭祀用的“牺牲”,是因为他深知出山的最终结果极有可能是去作道德祭坛上的牺牲品。
“三顾茅庐”历来被传为佳话,人们一般只称颂刘备求贤若渴的美德,而忽视了诸葛亮内心或出或处的痛苦抉择。刘备“一顾”时不遇诸葛亮,固然是机缘不巧;“二顾”之前,童子已经告诉诸葛亮刘备专访一事,他为何又与崔州平外出闲游?况且崔州平已知道刘备专访一事,为何相邀同游?“三顾”之始,诸葛亮卧于草堂之上,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可以说,诸葛亮待刘备三顾茅庐而后出,既是对刘备惜才、爱贤之心的试探,也是他内心犹豫不决的表现。“三顾”一段文字背后应当有诸葛亮对自身命运的深入思考和进退两难处境的痛苦抉择。一方面刘备的三顾之恩与仁义风范最终感动并征服了他,另一方面,“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本来就是历来谋略之士的不二选择,如果不遇明主,满腹奇谋大略也只有消失于山林草泽之中。儒家的仁爱忠义之心和入世情怀让他踌躇再三后终于答应出山。“非为天时,抑亦人谋”,诸葛亮带着一丝豪情和满怀悲壮开始了一场以自己的“人谋”“斡旋天地,补缀乾坤”的征程。
诸葛亮的出山是儒家道义感战胜智慧判断的结果,一方面他让自己一开始就置身于“人谋”与“天时”之间固结莫解的矛盾中,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智谋有了挥洒的舞台,从而得以完成“智绝”的形象,同时也正是在这智慧挥洒过程中,展示着与“天时”相抵触的智谋的结局。随着诸葛亮的出山,表现为或出或处的智谋与“天时”的矛盾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一矛盾事实上规定并限制着诸葛亮出山后几乎所有智谋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那就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心力和智慧,在艰难困苦中维持处于弱势的刘备集团的生存并使其尽可能得到 发展 。“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这一矛盾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一般,诸葛亮用尽自己所有的智谋和心血,最终并未能从其中跳出。正如他的老师司马徽认为的那样:“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诸葛亮出山只不过是徒费心力,是一场“人谋”与“天时”相抗衡而以失败告终的悲剧。
二
感于刘备恩义和仁德的诸葛亮终于出山了,他想以自己的“人谋”“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按照隆中决策决定的战略方针,得到刘备信任的诸葛亮处处料敌先机,神机妙算,令敌人闻其名而心胆皆裂。从荆州到益州,在诸葛亮和刘关张的良好配合之下,隆中谋划的蓝图逐渐变为了现实,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割据局面。这似乎为诸葛亮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理想的实现平添了几分希望。
其实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隆中决策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自己一方在大的战略方面不能犯错误,犹如走钢丝般不能走错一步,同时等待敌人出“昏招”并充分地加以利用。可以说,这多少是带有侥幸意味的。正当诸葛亮一步步施展其智慧并获得成功之时,不期然而又是必然地遭遇到了蜀汉集团内部刘关张的“义气”这一靠智慧也无法绕过去的巨大障碍。蜀汉的“昏招”也恰恰产生于刘关张的“义气”之中,诸葛亮的智谋于此也无能为力。
刘关张本来就是以在桃园结“义”而起家。在《三国演义》的价值建构中,“义”是最核心的伦理原则,具有超越一切的地位。“忠”与“义”尽管具有相等的地位,但在实践中是“义”先于“忠”的,因为“‘忠’的实现是建立在‘义’的人际道义关系基础上的”。诸葛亮出于“忠”而竭心尽智地辅佐刘备,却没有理由反对刘备出于“义”而作出的选择和决断。这样,在诸葛亮的智谋和刘关张的义气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关系。这一点似乎是想以“人谋”“斡旋天地,补缀乾坤”的诸葛亮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刘关张的“义气”与诸葛亮智谋之间的矛盾在三顾茅庐时就已经初见端倪了。“三顾”时,张飞不耐烦,“要用麻绳缚将他来”、“去屋后放一把火”,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尊敬的义兄受到了侮辱。诸葛亮出山之初,关张依仗结义的特殊地位,对诸葛亮也经常心怀不满。好在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用兄长的身份和义气约束关张听从安排,排除了干扰,才确保了诸葛亮充分展示出他的智慧,从而取得一次次胜利。在这一阶段,诸葛亮的智慧所遭遇到的只是刘关张“义气”的外层部分而非硬核部分,其智慧的施展阻力不大,甚至以诸葛亮的智慧为主导,与刘关张“义气”形成了良好的配合。两方面统一协调,诸葛亮的天才智慧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随着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刘关张逐渐志得意满起来,尤其是刘关张之间从“义气”出发的一系列举动更是与诸葛亮智慧主导下的“兴复汉室”战略格格不入。“关羽失荆州”是蜀汉衰落的开始,而为失荆州种下祸根的正是刘关张之间的“义气”。荆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曹操南下的首要目标是要夺取荆州,孙策为争夺荆州而战死,可见其地位极端重要。诸葛亮也将占据荆州看作是统一中原的前提,极为重视,智取荆州后亲自坐镇。当西川吃紧时,诸葛亮不得不离开此地。刘备派关平送来信件,要求把荆州交给关羽镇守。诸葛亮尽管素知关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不是镇守荆州的合适人选,但在刘关张“义气”面前,只好执行了这一错误决定。尽管他也试图作出一些挽回,在交付荆州大印的时候,提醒关羽,嘱咐其“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可是“刚而自矜”的关羽很快将诸葛亮的话抛之脑后,不近情理地拒绝了东吴提亲,使吴蜀反目成仇,自己也败走麦城、身死人手。
刘备得知关羽遇害消息后,完全丧失了理智,决定举倾国之兵伐吴,为关羽报仇。紧接着张飞也因怒虐部下而被暗杀,刘备原本已经怒不可遏,听到这一噩耗后更加气急败坏,“义”令智昏,坚决要除灭东吴而后快。赵云劝谏刘备“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希望刘备“以天下为重”,刘备不听。学士秦宓劝谏刘备不要“徇小义”而致国家颠覆,刘备命武士将他推出斩首。诸葛亮闻知,即上表救秦宓。表中说:“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先主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无得再谏!”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刘备根本就听不进任何劝阻,认为这是他们兄弟的家务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过问,把兄弟间的义气完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面对刘关张之间“义气”的硬核,诸葛亮的智慧一无所用,只能哀叹:“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
刘备“义”令智昏,决意伐吴,这一“昏招”使蜀汉元气大伤,既破坏了诸葛亮早已制定的战略方针,自己也败死白帝城。《孙子兵法》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作为一名智者,为个人 计算 ,如果无法劝阻刘备,诸葛亮本可效法范增等历代谋臣,选择归隐或另投明主,以终止个人蹈入无可挽回的悲剧;但是作为骨子里都充溢着忠诚的臣子,道义感却让他觉得这样有失为臣之德。道德和智慧在他的心灵深处激烈地斗争,诸葛亮置身于道德和智慧不能兼顾的两难窘境。诸葛亮出于忠义选择以人谋辅佐刘备逆天兴汉,刘备也是出于对忠义的践行举全国之力为关张报仇,使诸葛亮谋略智慧的心血付之东流。从同一伦理原则出发,效果却背道而驰,其中充满着悖谬。这还不算,忠义之绳索又将诸葛亮牢牢束缚于刘备谋臣兼丞相的位置上,让他眼睁睁地看着用自己的智慧和将士们的鲜血打拼出来的蜀汉政权走向了衰落,只能在成功的希望破灭之后继续着自己夸父逐日式的悲剧英雄的无望努力。
三
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嘱咐:“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不论刘备说的这番话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刘备对刘禅继承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能力并没有信心,知子莫若父。原本已十分渺茫的统一希望进一步破灭,再加上后主的昏庸愚昧,世事更不可为。
但是诸葛亮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他费尽智慧和心力,“安居平五路”,苦心孤诣地支撑着危局,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庸碌无能的后主。七擒孟获后,蜀汉边境得以巩固,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实现自己在隆中所定的战略计划,诸葛亮决定北伐中原。
北伐之前,诸葛亮谆谆告诫后主“诚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要“亲贤臣,远小人”,并做好了各方面的周密部署。但对于战争的结果,他没有任何把握,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去做,或者可以说北伐只是他受忠义驱使的一种惯性行为,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在这场不计成败利弊的北伐之路上,诸葛亮的智慧形象越来越模糊,而其道德形象却越来越鲜明高大,北伐的军事意义也越来越被道德意义所掩盖。如果说刘备托孤前,诸葛亮的形象以智慧为主而兼以忠义的话,那么,托孤之后,诸葛亮的形象则纯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形象,其智慧的形象则似有而若无了。
尽管如此,诸葛亮所效忠的后主却并不领情,不但没有为他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甚至还在北伐的紧要关头,听信谗言猜忌他,以“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召回,一无他事”的混账理由把诸葛亮从前线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在“正欲建功”与忠义的两难中,他选择了忠义,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
诸葛亮最终在五丈原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人生道路,死前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他忠实地实践了自己受刘备之托时许下的“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让人痛惜,发人深思。刘备举兵伐吴为关张报仇之时,已经显示出诸葛亮的智谋和忠义的矛盾,但彼时这一组矛盾尚存在兼容性的一面,因为这毕竟无损于甚至恰恰体现出刘备作为一个仁义之君的形象,刘备仍然值得诸葛亮依之为明主,继续施展其个人智谋。刘备出于“义气”这一 社会 通行的伦理原则为结义兄弟复仇,这虽然从清醒理性的角度上讲不可取,从道义角度上讲则无可厚非。但刘禅是一个仁、德、义、才诸方面毫无可取之处的昏君,诸葛亮将自己的智谋和忠义移情到这“扶不起的阿斗”的身上,立刻就显露出其智谋和忠义之间的荒谬和背离,前期尚有合理性的“忠义”立刻变味为愚忠,蔽翳了按照智慧逻辑应作出的个人的判断。以理智眼光看,合理的选择应该在大的方面于统一事业有所助益;从个人方面说,则应回避个人的悲剧性结局。据前者,诸葛亮应当“自为成都之主”,取刘禅而代之,无所羁绊地发挥自己的智慧,继续完成恩主刘备未竟的统一事业。据后者,诸葛亮应该抽身退步,急流勇退。但是,已经将儒家伦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诸葛亮无法按照智慧的逻辑进行抉择,道德中的忠义的要求使他的选择偏离了智慧的方向。
以智慧和忠义为突出特征的诸葛亮最终只能以自己悲剧英雄的色彩让后人唏嘘感叹。他所坚持的忠义尽管未能施行于天下,然对个人而言,求忠义而得忠义之名,也算得其所求。但以谋略智慧而言,其本质的指向应该是事业的成功和理想目标的实现,诸葛亮以超绝的智慧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牺牲精神追求的事业最终趋向失败,这无论如何应该是一场智谋的悲剧。悲剧既起于智谋和 历史 发展 趋势的逆向,也起于乱世之中智慧和忠义的悖离。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承载着一代代的文化积淀,对其悲剧性质的探讨也就格外地具有文化意义。当诸葛亮的智慧和忠义这两方面按照民间趣味各自被层层堆垛而沿着自身的逻辑方向被大力强化时,人们却忽略了人物性格被二者间过大的张力所分裂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