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我国现代教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时有《教育世界》、《直隶教育官报》等杂志译介海外教育理论，国内办新学的风气也一时大盛。在这个时候，创办一份体现国人思想的教育杂志乃是迫切需求。于是，《教育杂志》便在1909年2月15日在上海应运而生了。《教育杂志》的第一任主编是因为《楚报》而遁来沪上避风头的陆费逵。陆费先生是一个热心于学制改革的主编；于是在他任上，除去将这份杂志的办刊方针就固定在“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之外，他还赤膊上阵撰写一批文章以壮声势，如《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创刊号）、《缩短在学年限》（同前）。与商务馆同时期的杂志结构类似，《教育杂志》设有言论、实验、图画、学术、教授管理、教授资料、史传、教育人物、教育法令、章程、文牍、文艺、谈话、杂纂、质疑问答、介绍批评、名家著述、调查等栏目，初期以西方教育思想与各国教育制度为杂志部分主干内容，其教育理论除译介日本教育学心理学等成果外亦就国内教育问题予以分析。《教育杂志》按年分卷，每卷12期，发行共达40年，至1948年12月停刊。除介绍教育内容外，本杂志也刊登文学作品，包天笑所译《馨儿就学记》（从日译《爱的教育》改写）为其中极著名者，此文曾有节选内容入选商务馆小学语文课本。1912年，陆费先生离开商务馆另立门户，《教育杂志》交与朱元善主持；与前任主编有所不同，朱先生为一名老派出版家，在杂志形制上与陆费先生主编时基本相近。不同之处仅在于后者善于从别国杂志中吸取精要。于是朱元善执掌《教育杂志》后，杂志上乃多辟“天民”一笔名，这是杂志社内共用的一个公共笔名。这些具名为“天民”的稿件多数是由朱元善选编并交樊炳清等编译所同人编译。对于这个时期的《教育杂志》，曾在商务馆任职的茅盾如是说；“……它及时介绍欧美新的教育学说，教育改革情况。”由此，其读者“中学或师范学校的老师为多”。1918年9月后，商务印书馆遭《新青年》批评；其中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为《教育杂志》加上“市侩式”杂志的标签。商务亦自觉此为变革契机，于是1922年时主编改为李石岑。李石岑在管理《教育杂志》时，提倡学术独立，并利用自己的学术优势，将柏格森、尼采哲学引了进来。但他手头除去《教育杂志》外，还有《民铎》和《学灯》，于是半年之后，主编便换成了协助他编辑杂志的周予同。1923年初商务馆为扩大知名度，拟让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著名心理学家唐钺担任主编，但唐钺先生在编译所内事务繁忙，结末是勉强编完一期杂志后，1923年15卷第1期《教育杂志》上就刊出一则启事：“……因唐擘黄先生事务繁忙，本刊主编仍为李石岑先生……” 从此开始直至1932年，教育杂志的主编依旧是李、周二人。在他们主编期间，商务馆的几大杂志基本上都被五四后的进步学人所掌握了。叶圣陶的《倪焕之》等一批进步文学作品也发表在了这上面。1929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在云南遇难后，《教育杂志》也率先发起了追悼。一·二八事变彻底改变了商务馆和《教育杂志》的命运。这份杂志直到1934年才恢复发行。复刊后《教育杂志》的第一任主编由何炳松先生担任。何先生是1923年进入商务馆的，他1927年仅编译所后负责过一段《教育杂志》的相关事宜，深感编辑工作对做治学影响颇大。因此一二八后他便举家遁走，专心治学。这次复出，乃是商务馆高层三顾茅庐的结果。何炳松先生担任主编后，即提出要达到四 个目标：打倒文盲（即消除文盲）、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在他担任主编期间，杂志得到最大限度恢复。他深感自己基本达成任务，便辞职去暨南大学。主编交给与黄觉民。黄觉民先生担任本刊主编一年之后抗战爆发，随之而来的是商务馆等一批文化单位在1937年夏季就开始一路向南转移，最后安顿在香港。香港陷落后，《东方杂志》社长兼总编郑允恭叛国投敌，充当伪亚洲文协主席。郑唆使日人诱逼黄觉民出任伪东亚文协教育处处长。黄觉民自然拒绝接受，于是化装成商人，连夜逃往澳门，而后辗转到重庆，继任《教育杂志》主编。两年后，因经费拮据，《教育杂志》编辑部被裁撤，他改任成都商务印书馆经理兼编审员。抗战胜利后，《教育杂志》于1947年复刊，复刊后主编为赵廷为与李季开。该刊于1949年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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