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是通过有性生殖过程实现的，作为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转基因技术已经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面是我整理的关于转基因技术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一：《试谈转基因技术》
【摘要】
作为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转基因技术已经逐渐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应用领域不断开拓，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效益衰减等重大问题上显示出日益重要的作用, 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现代生物技术产业。然而，由于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是否存在潜在风险尚无定论，故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成为全球的 热点 问题，并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许多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转基因技术;发展现状;争议;生物安全管理
1 转基因技术简介
转基因技术(Transgene technology)是指根据人们的意愿，利用分子生物学 方法 ， 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中，由于导入基因的表达，引起生物体的性状的可遗传的修饰。人们常说的"遗传工程"、"基因工程"、"遗传转化"均为转基因的 同义词 。经转基因技术修饰的生物体在媒体上常被称为"遗传修饰过的生物体"(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简称GMO)。
转基因技术的优越性体现在：首先，转基因技术突破了传统技术的某些局限，其所转移的基因不受生物体间亲缘关系的限制，比如将人类的胰岛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体内，跨越了物种之间的界限。其次，转基因技术所操作和转移的一般是经过明确定义的基因，功能清楚，后代表现可准确预期。因此，转基因技术对传统的育种技术进行了广泛的发展和比较完美的补充。
2 转基因技术方法
2.1 植物转基因方法。
转基因植物是指利用重组DNA技术将克隆的优良目的基因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中，并使其得以表达，从而获得的具有新的遗传性状的植物。方法有如下几种：
农杆菌介导法：农杆菌中有一种致瘤的环型DNA，称为Ti质粒。被农杆菌感染的植物之所以长瘤正是由于T―DNA插入了植物染色体。从此，人们便利用这种天然的转化体系向植物转基因。
基因枪：利用火药爆炸或高压气体加速(这一加速设备被称为基因枪)，将包裹了带目的基因的DNA溶液的高速微弹直接送入完整的植物组织和细胞中，然后通过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再生出植株，选出其中转基因阳性植株即为转基因植株。主要优点是不受受体植物范围的限制。而且其载体质粒的构建也相对简单，因此也是目前转基因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方法。
花粉管通道法：在授粉后向子房注射含目的基因的DNA溶液，利用植物在开花、受精过程中形成的花粉管通道，将外源DNA导入受精卵细胞，并进一步地被整合到受体细胞的基因组中，随着受精卵的发育而成为带转基因的新个体。该法的最大优点是不依赖组织培养人工再生植株，技术简单，不需要装备精良的实验室，常规育种工作者易于掌握。
2.2 动物转基因方法。
转基因动物是通过人工实验方法，将别的基因导入动物细胞，与动物本身的基因整合在一起，并随细胞的分裂而繁殖，并且能够将别的基因信息遗传给后代，严格意义上说，转基因动物是人工创造的新动物。
转基因动物接受外来基因的细胞一般是受精卵。主要的转基因动物技术包括有：
核显微注射法：是动物转基因技术中最常用的方法。它是在显微镜下将外源基因注射到受精卵细胞的原核内，注射的外源基因与胚胎基因组融合，然后进行体外培养，最后移植到受体母畜子宫内发育，这样分娩的动物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含有新的DNA片段。它可以直接获得纯系，实验周期短。
逆转录病毒载体法：指将目的基因重组到逆转录病毒载体上，制成高浓度的病毒颗粒，人为感染着床前或着床后的胚胎，也可以直接将胚胎与能释放逆转录病毒的单层培养细胞共孵育以达到感染的目的，通过病毒将外源目的基因插入整合到宿主基因组DNA中去。此法优点在于无需要重排，可在整合点整合转移基因的单个拷贝;将胚胎置于高浓度病毒容器中，或者与被感染的细胞体外共同培养，或微注射鸡胚盘里，整合有逆转录病毒的DNA的胚胎率高。
胚胎干细胞介导法：是将基因导入胚胎于细胞;然后将转基因的胚胎干细胞注射于动物囊胚后可参与宿主的胚胎构成，形成嵌合体，直至达到种系嵌合。其优点是：在将胚胎干细胞植入胚胎前，可以在体外选择一个特殊的基因型，用外源DNA转染以后，胚胎干细胞可以被克隆，继而可以筛选含有整合外源DNA的细胞用于细胞融合，由此可以得到很多遗传上相同的转基因动物。
3 转基因技术发展现状
目前，国际上获得的转基因植物已达100种以上。转基因作物已在美国、阿根廷及加拿大等国大面积 种植 ，在所有转基因作物中，转基因的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的种植面积占99%以上。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生物技术的研究，中国正在研发的转基因作物和林木有47种，涉及的基因种类超过100种。以转基因山羊、奶牛生产LAt-PA，以转基因猪生产人血红蛋白等，这些基因产品具有高效、优质、廉价与相应的人体蛋白具有同样的生物活性，且多随乳汁分泌，便于分离纯化。
4 转基因技术的争议
随着转基因问题日益成为热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转基因。科学家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初衷是想利用该技术造福人类，既可加快农作物和家畜品种的改良速度，提高人类食物的品质，又可以生产珍贵的药用蛋白，为患病者带来福音。
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是否会造成潜在的尚不可能预知的危险?由于一系列的争论，联合国也公开言论试图说明转基因产品是无害安全的，国际经合组织1993年提出了食品安全性评价的实质等同性原则，如果转基因动植物生产的产品与传统产品具有实质等同性，则可以认为是安全的。然而各国政府对于转基因的态度却转向两个方向。一方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宽松政策，认为只要在科学上无法证明转基因产品的危害性都不应该限制。另一方以欧盟为代表的则认为只要不能否定其危害性就应该限定。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问题，200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我国越来越重视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并且密切关注国际上有关管理法规的动向。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二：《试论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
摘要：在基因工程技术开展的影响下，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研发也在不时放慢，而转基因食品的呈现随同着食品平安成绩，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信任度并不高，为了使人们可以对转基因食品停止自主选择，各个国度与组织机构要求企业对消费的转基因产品停止标识，这也对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引见了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的内容，讨论其研讨进程，并对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的将来开展停止了瞻望。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基因工程
20世纪70年代重组DNA技术的问世将生物技术带进基因工程时代，农业生物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转基因动物在全球范围内失掉普遍种植，随之而来的转基因食品也迅猛开展。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普遍使用和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转基因食品的平安性成绩也已惹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与剖析检测技术
我国在2015年对叶食品平安法曳的修订中有明白的指示，企业对转基因食品必需依照规则停止标识。目前国际中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次要分为强迫性标识与自愿性标识2种。在我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有着较为严厉的法律制度，关于企业消费与运营的产品直达基因食品含量超越阈值必需停止标识。而在一些欧美国度对转基因食品标识没有严厉的要求，只关于存有过敏要素的转基因食品停止标志。而在我国产品出口时需求停止严厉的剖析检测，关于合格的转基因食品同意出口并停止转基因标识，其也是产品流通的关键。由此可见标识的重要性[1]。而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需求经过剖析检测来完成，故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是转基因食品的重要标签。实践检测才能决议标识制度的树立，定性和定量剖析检测技术所到达的检测限为标识制度提供迷信根据;但是在实践检验检疫任务中标识制度是经过检测技术来完成的。因而，标识制度与剖析检测技术的关系非常亲密，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作用[2]。
二、、转基因食品成绩现状
2.1转基因食品概述
在基因工程中，应用DNA重组技术将外源性基因转移到其他生物体中，使生物体显现出特殊的遗传特征与生物性状，失掉新的基因重组的生物体就是转基因的内容。而所谓转基因食品则是使用这些特殊的生物体停止加工而成的食品。转基因在某种水平上只是应用外源性基因放慢生物体的生出息程，在基因工程中，转基因食品次要是为了延长作物生长周期尧添加作物产量尧添加抗病虫害才能，从而无效降低消费本钱，进步作物的消费效益。在目前的转基因研讨中，并没有发现食品中含有少量的毒素。但是由于转基因食品属于人工制造的外来生物体而非自然选择生成的物种，在基因漂流的进程中发生的基因序列的改动无法完全地停止掌握，外源性基因在与DNA停止重组时存在着不可控制的性状，因此对转基因食品的平安性也无法停止确切的定论[3]。
2.2转基因食品存在的成绩
转基因食品自呈现开端便成了一种十分具有争议的食品，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流入市场与媒体的发酵使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平安性有了很大的质疑。而在转基因食品平安的成绩上，目前还没有严谨的迷信结论与研讨 报告 对其平安性给出确切的证据结论，其存在的成绩次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转基因食品是由基因植入及基因重组构成的新的生物体，其本来具有的构造与成分能否发作了变化;第二，转基因食品不是自然界生成的产物，食用转基因食品能否会对人体发生负面影响，临时食用能否会有毒素的积聚，对人体的发育生长有什麼影响;第三，转基因作物不是在自然选择下呈现的产物，其能否会对生物链有影响，能否会毁坏生态均衡;第四，转基因作物是基因活动下的产物，这种状况下能否会呈现基因净化的状况，涉及到其他自然界的作物，使其基因发作改动[4]。由于上述这些成绩并没有失掉无效的处理，因此才迫切需求完好尧精确尧严谨的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对其平安性停止保证，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监管方面的迷信标准。
2.3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的内容和分类
目前，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平安性次要依托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来停止测定。而在转基因食品的剖析检测进程中，次要是对DNA尧蛋白质及核酸这3类物质停止测定，可以依据这3类物质分红3个品种的检测办法，在实践状况中可以依据需求停止检测办法的联用。由于蛋白质程度检测办法仅适用于未停止加工的食品检测和新颖食品范围，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现阶段外源基因测定办法的运用范围较为普遍[5]。
三、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的研讨
3.1蛋白质印迹检测技术
蛋白质印迹检测次要是应用聚丙烯酰氨凝胶电泳对转基因食品外源蛋白质停止别离，并与显色酶反响停止结合，从而使外源蛋白质可以无效地停止别离检测。这种检测办法次要是对转基因食品中不可溶蛋白质停止剖析，检测在转基因食品中的蛋白质含量，并与蛋白质预定限值停止比对。
3.2复合扩增PCR检测技术
目前在转基因食品检测中多重PCR检测技术是一种被普遍运用的检测手腕。PCR渊聚合酶链式反响冤普通只能对1个DNA片段停止缩小扩增检测。为了能在转基因食品检测中取得更片面的基因序列信息，在停止基因检测时应用PCR反响原理停止多重检测，由此构成了复合扩增PCR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这种检测技术的使用可以无效提升检测效率，并且可以对基因序列多个靶位点同时停止检测，完成转基因食品检测的精确性与牢靠性[6]。
3.3外源DNA检测技术
转基因食品次要是将外源DNA导入生物体中，而对外源DNA的检测次要是对植入的DNA片段停止转基因食品基因序列特征的检测，以转基因食品DNA序列作为检测目的，转基因食品核酸程度检测作为最次要的转基因产品检测技术，其次要检测启动子尧基因和终止子，便于检测转基因食品。
3.4基因芯片检测技术
基因芯片是对转基因生物体的基因组序列停止测定，经过将转基因食品的DNA有规律排布在硅片或是玻片上构成微距阵。经过对基因芯片上的基因序列停止计算机软件的计算处置，从而取得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特征与生物信息，这种办法可以精确无效地对转基因生物体的基因表达特征停止检测[7-9]。
3.5LAMP检测技术
LAMP渊环介导等温扩增冤技术是众多核苷酸扩增技术中的一种，这种技术在运用时没有特定的环境条件要求，只需求在恒温形态下就可以停止检测实验，操作技术较为复杂。LAMP检测技术次要是应用显色反响对转基因生物体停止察看，并且应用浊度仪对其在反响进程中发生的沉淀物停止检测判别，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检测技术。
3.6联用检测技术
联用检测技术次要是集合多种检测技术的优点对转基因食品停止无效的剖析检测，这样可以起到扬长避短的作用。在基因检测中，现有的联用检测技术有PCR技术与酶联免疫吸附法的结合运用等办法[10-11]。
四、结语
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次要是对转基因食品的平安停止评价。目前，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有多种，由于转基因食品的基因片段不同，因此采用的检测技术也需求根据实践需求停止选择，确保检测技术的无效性。在将来市场上会呈现越来越多的转基因食品，剖析检测技术作为其中重要的检测手腕也肯定会有新的开展。
转基因技术论文篇三：《浅议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制度》
[摘 要]转基因食品消费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及食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消费者的普遍关注，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助于转基因食品的理性消费和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
因此，应借鉴美国和欧盟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主要制度，从标识制度、安全评价和检测制度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构建和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
二十世纪末以来，转基因食品在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
所谓转基因，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生物物种中去，使其出现原物种不具有的性状或产物，以转基因生物为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但另一方面，随着转基因技术日益普遍的运用，这一技术对人类健康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也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转基因食品已经生产并上市的情况下，消费者的知情权具有正当性，应当予以保护。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内涵。
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标明转基因食品及其相关服务的真实成份、所用原料、来源。如果食品含有转基因成份、所用原料为转基因产品、直接来自于转基因方法培育的作物、所提供的餐饮服务中涉及转基因食品等等，则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在出售转基因食品或提供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服务时，予以标明。消费者有权在交易过程中，就所售食品或所提供服务进行询问和了解，经营者应该耐心、细致地予以回答和说明。经营者在提供转基因食品或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服务时，无论食品或服务的优、缺点均应向消费者如实介绍。
二、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制度的意义。
(一)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是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方面。
由于转基因作物能更好地防治病虫害，抵御干旱，提高产量，营养成分高，因此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专家们也强调，发展转基因食品必须有严格监督、科学检验、加强立法和管理，以避免它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损害。[1]而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法律制度，有助于通过消费者监督，促使食品生产者在转基因技术的运用上更加慎重，避免有害健康的食品进入消费领域，因而是食品安全保障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二)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是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体现。
知情权作为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必要和结果，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基本人身权利。消费者作为特定的民事主体，其享有知情权是政治领域的民主原则扩展到经济生活的必然要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做出了明确规定。特别是消费者的知情权，还是其行使选择权的前提条件，消费者有权决定是否购买转基因食品。因而知情权对食品消费者的基本权益的全面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就目前我国转基因食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等方面而言，消费者所应享有的知情权与社会现实有着极大差距，现行法律对此方面规定亦不完善。这种情况不利于对消费者基本权益的保护，也对转基因食品的规范管理造成负面影响。
三、国外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现状。
转基因食品信息公开，保障消费者充分享有知情权，是目前世界各国自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到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生产销售过程中所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此有着较为完善的立法和管理体系。国外先进的信息透明化管理模式以及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法律制度的研究与实践对我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其主要可归纳为三大模式：
(一)以欧盟为代表的严格限制型模式。
欧盟对转基因食品的认定根据过程而非最终产品。为保证消费者对食品拥有充分知情权，欧盟设立了专门机构，即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EFSA)，负责评估与整个食物链相关的风险，不受其他机构管辖，独立开展工作。[2]并建立专门网站向公众提示食品风险问题，充分公开转基因食品自研发到销售的各环节信息。
在对消费者知情权法律保护方面，欧盟以《通用食品法》为主体，辅以大量食品标签法令和 广告 法令，构成高低有序，结构严谨的转基因食品信息公开制度。2003 年第 1829 号法令和1830 号法令规定：无论源自转基因生物的 DNA或蛋白质是否存在，只要食品包含转基因生物或由转基因生物制成，都要有特别标签加以标明。法令细化到标签规格制式，转基因含量限制等，种类扩展到数十类百余种。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宽松鼓励型模式。
美国对于转基因食品管理遵循的是“可靠性科学原则”，采取宽松式管理模式，奉行自律管制。但其仍十分注重公众知情权的法律保护，强调转基因技术研发、实践、生产、推广的透明性，并建立了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定时发布转基因食品检测信息，在网络发布转基因食品名录、食品安全资源信息等，使食品安全信息最大限度予以公开。[3]美国《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草案》、《公共健康卫生法》、《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现代化法》规定了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申请流程，并将对公众公开相关技术资料等，作为取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合法执照的必要条件。
(三)以日本为代表的折中模式日本对转基因食品采取的是在严格管制的同时加以鼓励的原则。为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日本政府颁布《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对主要原料为已通过安全评价的转基因农产品，加工后仍残留重组 DNA或其编码的蛋白质食品，制定具体的标识办法。同时，由日本科学技术厅、农林水产省和厚生省共同管理转基因技术事项，定期公布转基因食品研发资料以及市场流通转基因食品名录。
国外转基因食品管理模式，不管其对转基因技术产品是否持谨慎态度，都将信息透明化、保证消费者充分知情权置于立法及管理优先考虑的方面，值得我国相关立法执法机构借鉴。
四、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现状。
我国政府高度关注现代生物技术，支持和鼓励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研究。我国于 2000 年 8 月 8 日签署《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第 23 条规定：各缔约方应按其各自的法律规章，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在不违反关于机密资料的情况下，向公众通报;缔约方应力求使公众知悉可通过何种方式公开获得生物安全资料。[4]2001 年 5月 23 日，国务院发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安全评价制度，标志管理制度，生产许可制度，经营许可制度和安全审批制度。作为迄今为止我国级别最高、最全面的转基因技术管理条例，信息公开制度和知情权保护制度均未列入其中。
我国在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方面在立法上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如缺少专门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立法层次不高，研究、生产、销售等转基因技术重要阶段信息公开出现“真空管理”，[5]造成信息公开制度和知情同意制度严重缺失。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是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最重要的手段，但随着转基因技术迅速发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所规定标识种类未进行更新补充，标识管理未向烟酒等进行细化规范，造成标识混乱，透露信息极为有限，对消费者充分行使知情权造成巨大阻碍。
五、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制度 措施 。
我国学术界在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法律保护方面，也做了较多的研究。具体来说，完善我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制度，应加强以下三个工作重点：
第一，加强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管理。虽然转基因标识制度已经实施多年， 但在转基因食品标识上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 还有众多转基因食品没有进行标识;另一方面， 现有的进行了标识的转基因食品，其所作的标识多数不符合规范。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在今后加强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监管工作。
第二，强调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公众对所消费的食品应拥有知情权和选择权， 公众只有充分地获得知情权， 才能享有选择权， 并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权益。在目前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和危害尚不明确的情况下， 消费者对其选择有些茫然难以避免。因此， 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提高转基因相关信息透明性和安全管理的公众可参与性， 比如在批准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和商业化生产时增加公众听证的程序。
第三，健全转基因食品检测、评估体系。首先， 建立独立的权威检测机构， 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严格的检测， 保证其质量和安全性， 并逐渐形成一个覆盖全国的农业生物技术管理监督与监测网络体系。定时发布转基因食品名录供消费者参考。其次，严格控制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加工、贮运、销售直到进出口各环节， 使安全风险降至最低。[6]结合我国实际， 研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体系， 将转基因食品置于规范化的管理和监控之中， 使消费者能放心地消费转基因食品。第三， 要加大执法力度。对未经申报审批而进行商业化生产的， 对不执行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单位和个人，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保证转基因食品市场健康发展。
六、结语。
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合理性分析
摘要：概括分析了鼓励式的、禁止式的、允许式的、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特征；结合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与收益评价，探讨了各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得出：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考虑基因作物的收益，无视其存在的环境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禁止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防范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时，把其收益也完全放弃了，是过犹不及的；允许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没有意识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特殊性，不能事后补救；预警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在有效应对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同时，取得转基因作物收益，能够兼顾风险与收益。由此，鼓励式的、禁止式的、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不合理的，而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合理的。
关键词：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模式；风险；收益；合理性
罗伯特L帕尔伯格对美国、欧盟、中国等1999年-2000年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可分为四种政策模式：鼓励式的（promotional）、禁止式的(preventive)、允许式的(permissive)、预警式的（precautionary）。[1]p9-10这四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合理性如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目的是为国家制定恰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一、鼓励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潜存较大的风险
这种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它建立了比较低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没有生物安全标准，对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或者仅仅采取象征性的检查。所谓象征性的检查就是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
这种模式的政策合理性关键在于：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不产生风险或只产生少量的、微弱的风险，如果在其它国家得到安全性检验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能得到保证，则该政策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事实上，转基因作物的田间释放是可能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的：“转基因逃逸”（花粉的传播）引起的“基因污染”，会诱发害虫和野草的抗性问题，诱发基因转移跨越物种屏障而造成自然生物种群的改变以及食物链的破坏；转基因作物作为外来品种进入自然生态系统，往往具有较强的“选择优势”，其本身可能会演化为“超级杂草”，淘汰原来栖息地上的物种，影响植物基因库的遗传结构，致使物种呈现单一化趋势，造成生物物种数量剧减, 甚至会使原有一些物种灭绝，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对此，中科院院士朱作言指出：“缺乏生物多样性的话，单一的品种抵御病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病害一旦发作起来往往是全军覆没。”[2]
不仅如此，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也可能存在着潜在的风险：导入的基因并非原来亲本动植物所有，该外源基因及其表达产物是否具有毒性？如果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毒素，对人体产生毒害作用；导入基因的来源及其表达的蛋白氨基酸序列与已知的致敏原是否具有同源性甚至是否产生新的致敏原？如果具有，则可能使转基因食品含有已知或未知的过敏原，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目前在基因工程中选用的载体大多数为抗生素抗性标记。抗生素抗性通过转移或遗留转入食品而进入食物链，是否可能使进入人和动物体内外的微生物，产生耐药性的细菌或病毒？如果可能，则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性。转基因食品中的主要营养成分、微量营养素及抗营养因子的变化，是否会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使其营养结构失衡？转基因生物所引入的外源基因往往可以表达出蛋白质，是否可能会引起生物的代谢发生变化，造成该生物营养成分的改变？如果这些是可能的，则会导致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降或造成体内营养素紊乱。
不可否认，以上概括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只是理论上的论述，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当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足够的和充分的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但是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比如，在转基因作物杂草化问题上，国外已有相关的报道：“近几年,在美国中北部地区,随着转基因抗性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自生的转基因抗性向日葵、玉米和油菜已成为后茬作物大豆田的主要杂草；在加拿大西部,自生的转基因抗性油菜发生率已达11%,转基因抗性春小麦种子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活5年,在后茬作物田平均密度可达5.2株/m2,这是始料未及的问题。”[3]。在转基因作物影响生物多样性上，“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国和品种资源的中心，2001年9月18日墨西哥政府公布了墨西哥玉米已受基因污染的研究报告，2002年1月23日墨西哥政府提供了新的信息，完善了2001年9月的研究数据，确认墨西哥玉米受转基因污染的事实，2003年4月23日墨西哥政府再次确认了本土玉米品种受转基因污染这一事实。其国家生态研究所所长Ezcurra指出，污染率平均是8％，有的地方甚至超过10％。”[4]在我国，也有一些转基因抗虫棉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报道。同样地，转基因作物的健康风险也存在着现实化的可能性。比如有报道称，美国孟三都公司生产的抗除草剂大豆含有一种类似雌激素的化学物质，人食用后会对人体荷尔蒙有一定影响，导致生殖器官异常和免疫系统障碍；菲律宾的儿童食品中含有转基因大豆成分，部分婴儿对其中的一些蛋白质产生了不良反应[5]。
至于对那些已在其它国家得到认可的作物都给予生物安全认可，作象征性的检查，也是不可行的。主要原因在于：
（1）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存在局限性
从目前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主题看，涉及基因工程，“毕竟基因工程研究是新领域，对于转基因生物出现的新组合、新性状及潜在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预见性。”[6]而且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很复杂，存在知识差异和数据缺乏，“知识差异和缺失的数据（质化和量化）就像是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些缺失的数据可以通过研究产生，其他的可能会因为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出现潜在负面影响的时间框架或者这些影响的间接特性等而很难获得。”[7]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评价方法看，有关评价的原则和一般模式在生物安全领域内已经取得一致，而有关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的具体方法尚处于初级阶段，评估手段多为定性描述，很难进行定量衡量。“由于缺少适当的方法学、基本的知识及关于效果的清晰的基本资料，环境的研究通常很难进行。”[8]
从评价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的水平看，“21世纪之初，世界科学的水平还不可能完全精确地预测一个基因在一定的新遗传背景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而且转基因生物是过去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和遇到过的新鲜事物，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转基因作物在环境中的行为、边界条件、影响过程和机制、各种因果关系等都是很不清楚或难以界定的。”[9]p.128，148“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转基因作物的环境安全性还没有一致的结论，特别是缺乏田间试验结果，尚不能作出精确的评价。”[10]
从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看，学者们已经对第一代转基因生物的一些未知风险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是，还有更多的风险没有讨论，其中包括基因水平转移（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11]。而且，当前使用的抽样和探测方法可能无法探测食品和饲料中的转基因材料[12]，这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如能及时地被探测到，便于采取有意义的预防行动。[13]
所有这些表明，对于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有很多领域的研究被遗漏，并且还缺乏足够的资料对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进行准确评价，有些潜在的影响还无法预测。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既不是直接可感知的风险，也不是能够被科学完全认识到的风险，而是科学不知道的或科学不能完全知道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确定和达成一致认识的风险。也就是说，科学在认识转基因生物环境风险上具有不确定性。那些在目前还没有鉴定为产生环境风险的转基因生物，可能在今后的商业化应用过程中产生环境风险。鉴此，被他国经过转基因生物安全鉴定而被认可的转基因作物，其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仍然应该保持警惕，而不应该像鼓励式的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对此失去警惕，加以认定，仅作象征性的检查。
（2）别国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检测并非完全可靠
现在对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检验普遍采用的是“实质等同性原则”，即“如果一种新的食品或成分与一种传统的食品或成分‘实质等同’，即它们的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经过比照而认为实质相等的，则该种食品或成分就可以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14]而现实的情况是“由于现有科学研究和知识的限制以及时间的限制，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危害呢？一时还难以断定，需要充分的科学依据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需要时间来检验。”[15]
就拿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来说，一是很难收集、建立适用于所有可能的基因改造作物的数据库，因此也就很难把需要检测的作物的基因成分检测出来；二是还未能给出精确的检测手段，这就使得这一检测原则实际上成为一种模糊性原则，对不断出现的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的检测是无能为力的；三是没有大量的经费来建立作物安全认证和安全追踪体系，不能进行全面、深入、长期、复杂的检测操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所谓的“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并无不同’，转基因作物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比常规作物经过更加全面的科学测试，因此应当更加安全，”只是在有限的经费支撑下和一种局部的、短期的、表面的、不确定的操作下认定的，是有很多漏洞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其目的一是利用这种貌似正确实则错误的原则，避免进行昂贵、耗时的长期检验，节约成本；二是为在短时间内取信于人，推销他们的转基因作物以获取利益。
从逻辑上看，只有当一种转基因食品与另外一种传统的食品所含有的所有分子、成分与营养等数据都实质等同时，才能将该种食品或成分视为与传统品种同样安全。目前世界上的任何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对别的国家或生物技术公司根据这样的安全检测原则而给予生物安全认可的转基因作物，是不能不加怀疑地给予相应的生物安全认可的。
（3）作物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
即使不考虑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局限性，而认定某些生物技术公司或检测机构对某种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认定是确定的，即某种转基因生物是安全的，我们仍然不能就认定它是安全的。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安全与否是相对于具体的生态环境而言的，“一些植物物种在一个环境中（特殊的生活环境、气候带或者地理区域）可能被看作是严重的杂草，而在另一个环境中则被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生态学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物种、一种令人喜欢的‘野花’或者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鉴于此，一种作物在某个国家获得了生物安全认可，这只是表明它们在这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中是安全的，而这样的作物在别的国家的生态环境中也许就成了富有侵略性的和破坏性的外来物种，是不安全的。就此而言，对别国所给予的生物安全认可的作物也给予同样的生物安全认可，是不可行的。
总之，转基因作物风险存在着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而一旦这样的风险成为现实，那么将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性影响。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无视这些方面，盲目地引进并种植转基因作物，其结果很可能招致巨大的环境代价，使其所获得的收益失去意义。因此，鼓励式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只关注收益不关注风险，潜存着较大的风险，是不合理的。
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过犹不及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导向是，政府可能完全阻塞和禁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在这种政策下，要么是由于可证实的风险，要么是由于尚待证实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新的转基因作物品种不进行生物安全检查，而仅仅基于转基因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1]p.24这种政策是另一种极端，仅仅为了保障生物安全而完全放弃发展转基因作物技术的应用。
这种模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存在欠缺的。表现之一是它没有区分各种转基因作物的风险水平，虽然从目前科学研究领域对转基因作物认识水平来看，还很难定量地评估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但是，在评估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时，可以依据评估程序，在遵循科学性（Science-based）原则、熟悉性（Familiarity）原则、逐步评估（Step by Step）原则和个案评估（Case- by -Case）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确保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以识别风险的种类，推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所产生的潜在危害程度和风险水平（限于篇幅，具体内容不再详述）。各种转基因作物释放所引致的风险情况是不同的，我们应该在进行坚实的风险评估基础上，确定相应的对策，决定是否禁止某种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或使用，而不应该像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那样，仅仅基于转基因农作物的新颖性就简单地拒绝所有转基因农作物的种植和进入市场。因为，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是有一定收益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较大的经济效益
由于通过转基因技术把优良的基因转入到了转基因作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品性，提高了其产量，减少了生产成本，所以转基因作物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据ISAAA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种植转基因作物9000万公顷，直接的农业收益大约是50亿美元，如果再加上阿根廷种植的第二熟大豆所产生的收益，那么收益将增加到56亿美元。
（2）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在过去，种植传统的作物，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这就给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严重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而抗虫、耐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降低了环境影响指数 ，从而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据ISAAA的统计，从1996年开始，种植转基因作物的那些耕地用于农作物的农药总量减少了7％，环境影响净减少了15.3％。自1996年开始，由于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栽培植物，除草剂的使用量减少了4.1％，环境影响减少了20％。从1996年开始，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相比于种植传统的棉花，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了19％，环境影响减少了24％。[18]p.xi-xii
因此，转基因作物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很明显的，如果一国放弃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及其产生的效益，将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3）有利于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健康
以改善作物的营养成分、消除过敏原和抗营养因子的转基因作物为代表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将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使消费者直接受益。比如，人体无法自己合成色氨酸，而植物性食品中的色氨酸含量少，人们只能从动物性食品中获得，而美国培育的转基因玉米，其色氨酸——人体必须的营养素之一的含量比普通玉米多20%。这种转基因玉米可以大大提高现代人的饮食质量，而且也给素食主义者带来福音。 [19]再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每年全球大约有50万儿童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英国科学家新开发出的一种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转基因稻米有助于改善儿童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等情况。因为人体能够将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所以长期食用这种新型转基因稻米可以使儿童避免维生素A缺乏和因此导致的失明。[20]
转基因作物不仅对消费者的健康有益，而且也可以维护生产者的健康。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可以减少农药的喷洒量，这就可以减少农民在喷药过程中的中毒现象。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博士在1999年至2001年对中国华北和长江流域棉区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其中1999年对283户棉农的调查表明，种植Bt转基因棉花的棉农农药中毒现象比例为5％，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高达22％，2000年所调查的407户棉农中，种植Bt转基因棉花农户农药中毒比例仅7％，而种植常规棉花的农户农药中毒比例达29％。[21]
（4）为保障粮食安全作贡献
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提高粮食产量。而提高粮食产量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扩大耕地，二是提高单产。对于第一条途径，是行不通的，因为各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用了大量的耕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减少了大量耕地，这使得各国未来耕地面积不可能增加，最多和现在持平（通过努力开垦更多新的耕地）。对于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使用大量的肥料、农药和运用传统的植物培育技术（比如通过杂交来培育新的优良品种）提高单产，这在“绿色革命”中确实发挥了很大的功效，解决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但发展到现在，出现了很大的“瓶颈”，很难再有大的突破。[22]
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诉诸新的现代科技力量。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缕曙光，因为它在提高粮食单产上很有潜力。
综合上面的论述，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实际上抹杀了各种转基因作物风险的多样性和差别，而将之统一认定为具有高风险水平的、高发生概率的和严重危害程度的，这是不科学的。而且，如果一旦实行了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就会仅仅因为转基因作物可能存在的风险而不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应用，虽然这可以将风险系数降到了零，但同时其各种收益也被完全放弃了，显然这是不恰当的。因此，实行禁止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是顾此失彼的，过犹不及的，不合理的。
三、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事后补救不可行
这种应对转基因技术的生物安全政策的取向是中立的，既不打算加速也不打算放慢其在一国范围内的应用。这种模式的政策，第一，建立了比较高的生物安全标准，运用标准化的试验进行个案分析(case-by-case)、检测新的品种的转基因作物的风险；第二，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检测只是基于产品本身（product-based）或产品的预期用处，而没有考虑到产品的生产过程，即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新颖性。所以不会认为转基因作物由于其独特的特性而比传统农作物具有更多的、固有的、新类型的风险；第三，对转基因作物风险的认定采取“可靠科学”(sound science)原则[23]，即认为在当前的科学水平下，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而不会考虑那些推测性的、不确定的风险；第四，没有专门针对转基因作物的法规和管理机构，而是把转基因作物同传统作物一样看待，用传统的方法加以管制。采取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国家，比较典型的是美国。因此，有些学者也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美国模式。
根据允许式的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内涵，这种模式的政策依据有三点：一是转基因技术无新颖性；二是转基因作物没有特殊的风险；三是没有发现风险就是不存在风险。
深入考察，以上三点依据都是不牢靠的。
（1）转基因技术具有新颖性
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提取（或合成）不同生物的遗传物质，在体外切割，再和一定的载体拼接重组，然后把重组的DNA分子引入细胞或生物体内，使这种外源DNA（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进行复制与表达，按人们的需要繁殖扩增基因或生产不同的产物或定向地创造生物的新性状，并能稳定地遗传给下代。”[24]据此，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是不同的，虽然它们都是进行基因重组或转基因，但是，后者所进行的基因重组一般在自然界中也可以发生，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然发生，但这样的基因转移仍局限于近缘种属。“而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可以在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跨界相互转移，甚至可以将人工设计合成的基因导入植物体中实现表达。”[9]p.128如此打破了物种界限，扩大了作物基因的来源，产生了在自然状态下完全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这种新颖性，可能致使转基因作物产生不同于传统农作物的特殊性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于传统农作物的风险检测技术、方法以及相关法规和管制机构都已经不适合转基因作物的风险评价和管理了。
（2）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具有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典型地体现在其环境风险的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上。
转基因作物具有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能够在生态环境中定居、建群和繁衍，这就致使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断地积累，从而发生级联效应，即前一次影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反应，而后者又将前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转基因作物能够侵入非农作物栖息地上的物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区域植物组成的改变，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甚至使原来的物种遭到灭绝，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一些物种种群数目下降，继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链式反应，还会影响到原先以植物为食物的昆虫，以这些昆虫为食物的鸟类或其它食物，以及那些依赖于被取代植物的微生物分布。[25] 也就是说，“转基因作物除了本身直接的生态学效应外，还会引起间接生态学效应，即它们进入自然界（如农业生态系统）后可能会导致‘小环境’的变化（田间管理，如除草剂和杀虫剂使用措施的改变），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他生物的种群动态。”[26]
而且，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影响还具有扩张增殖性。“生物繁殖的本质就是基因复制。天然生物种中被强制掺入的人工重组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27]正是由于转基因作物的这种扩张增殖性，使之产生的危险性不易控制。Paul Lycett在《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一文中比较了核裂变和基因工程的危险性，指出“人类可以直接控制核裂变副产品（放射性废物）的产生，甚至一些所谓的核事故也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中。拆掉核设施，不再使用核材料就会使核污染的影响逐渐消失。但基因工程不同于核裂变，因为一旦基因被导入生物体内就会自我复制，我们又无法对其加以控制，而且这个基因还会从 ‘工程’生物体自由地转移到亲缘关系相近的物种中（比如有机的非基因工程农作物）。”[28]
（3）没有发现的风险仍然可能存在
如前所述，从目前科学发展的水平看，即使存在某些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科学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是有限的和不确定的，这给转基因作物的环境风险的增大和扩张创造了条件。而且从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本身的表现看，它又具有时滞性。所谓时滞性，就是转基因作物一开始往往没有任何迹象，也没有任何预兆表明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在短期内很难监测到转基因作物所引起的生态系统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基因作物潜在的安全性问题就会逐渐暴露出来。“转基因作物的要害就是，它会引起生态环境的蠕变，即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人为干扰和胁迫之后，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缓慢的悄悄变化；当人们察觉和认知之时，自然生态环境已在组成、结构、机制和功能上变得无法或很难修复，已成为不可逆的演化和变异。”[9]p.113
正是由于转基因技术的新颖性、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时滞性、级联性、扩张增殖性，以及科学研究领域认识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有限性，需要我们将转基因作物及其风险与传统作物及其风险加以区别对待，制定相应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以防止严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但是，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的制定没有考虑到这些，坚持在科学证明转基因作物及其释放有害物之前，其就是安全的，从而不采取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而要等到有害的事件发生了，或有了确定性的证据表明有害事件即将发生之后，才会采取保护行动，予以干预、调整。这是事后补救式的，有可能导致剧烈、广大、不可逆的环境风险的发生。而一旦这样的风险现实化了，就当前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很难寻找到有效措施来应对的，要想减弱、消除这些风险就会困难重重，甚至不能实现。因此，在转基因作物环境风险的处理上，允许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是不合理的。
四、预警式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政策：兼顾风险与收益
考虑到转基因的生物安全，该模式政策的制定是打算放慢转基因农作物技术的发展，但并没有完全禁止这种技术的应用。现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转基因技术的应用问题上，都持谨慎态度，采取了这种预警式的政策。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因此也有学者把这种政策模式称为欧盟模式。从这种政策的内涵看，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由于篇幅限制）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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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
人们对于转基因生物和转基因食品的忧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害，一是对生态环境是否构成潜在威胁。
对于人体，基因的某种转移也许会产生新的毒素和过敏原，引起意想不到的中毒或过敏反应。例如，一些科学家发现，转基因食品可令肝脏发大；英国科学家普斯陶伊实验，连续喂食老鼠基因改良土豆，发现部分老鼠的肾、脾。大脑等器官收缩或发育不正常，免疫系统变弱，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领域中基因工程技术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通过生物遗传信息的人为操作进行转移，使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生物特性进行改变，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这各种可以打破生物种属间的自然隔离屏障进行人为转移，新的遗传工程体正源源不断问世。这一新的发展势态，一方面展示出先进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巨大的应用前景，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可能带来人体其他键康和对生态环境引发不利影响。基于这种目的，在生物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相应地加强基因工程工作的安全性管理，既是十分必要的，又是非常紧迫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的总原则是，既要有利于促进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又积极致力于保障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安全。为此农业部自1994年6月至10月邀请了数十位著名教授、专家意见，终于完成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起草任务。经农业部常务会议审通过，于1996年7月以部长令签发，11月8日正式公布施行，截止1998年5月共受理了基因工程安全评价申请书86份，经安全性评审后，审批公布。从而使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工作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农业系统和非农业系统的有关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实施安全性管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贯彻执行，对于国产农业生物基因工程体及其产品的进入国际市场加强了信誉感。专家号召建立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估中心和相关技术体系，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