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以民为本的思想进行创作，把“民本思想”的主要思想写下来。
《国家强大，以民为本》
民本思想是儒家的思想的精华，是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
赵威后在会见齐国的使臣的时候，首先关爱的百姓的生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关心百姓，关爱百姓的生活，体恤百姓的疾苦，了解百姓的收入；这些正是领导的风范，是工作的指南。
从这些对话就可以看出，这些对话体现了正面刻画人物的特点。例如：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
因为，“衣、食、住、行”是百姓的基础，百姓是国家的基础，没有百姓就没有国家，没有百姓的生活的安定，就不会有和平的环境；没有衣食的生活就不会有团结的发展。可见，作者通过赵威后与齐使的问答，委婉地批评了齐国政治失当，赞扬了赵威后的“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赵威后又提出了“养民”“息民”“孝敬父母”的工作方法。可见，这些言论，反映了她对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的清醒的认识和对“民本思想”的高度重视。
那么，只要是关心百姓的生活就是“民本思想”吗？就是领导的工作作风吗？在我们的领导集体里，焦裕录就是典型的榜样。
工作中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中去，与百姓穿一样的衣服（这一点是封建制度与现代制度的不同），与群众住一样环境的房屋，与群众肩并肩地走，与群众手拉手地说，与群众乐能乐的事……这样的领导正是群众的贴心人，正是群众的领路人，正是群众生活的带头人。
他们关心群众的生活，了解群众的疾苦，把握群众前进的方向，富裕群众的饭食，饱暖群众的衣着，发展群众的行路，这些党的好干部，贯彻是党的新时代的富民政策；我党的集体需要的是这样的好干部，我国的建设需要的是这样的好领导，这些不正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本思想”的体现吗？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由人的生活研究起的。人首先要吃饭、要生存。而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正是为了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发展生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从总体上讲，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也必须看到，现在一部分群众生活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群众困难确有重视不够的问题，种种现象令人忧虑。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很好，但群众集体上访呈上升之势，省政府大门常常被堵的不是一个地方。上访请愿的人越来越多，批量越来越大，策略也越来越讲究，前几天就有人打着这样的口号：“不反党，不动乱，要工作，要吃饭。”这绝不是没有文化的人写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这些要求。现在全国待业、下岗的职工有1200万，不能按时发工资的大约600万人，共计1800万人，如是三口之家，就等于5000多万人生活受到影响。在农村还有五六千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亟待解决温饱问题。本世纪末完成脱贫任务十分艰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影响改革发展的大局。
对这些群众的生活困难如何解决，应该作为一件大事，深入研究，拿出切实有效的办法。我的观点是，宁可发展速度慢一点，也得首先保证吃饭。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世界上没有什么问题比吃饭更重要。许多事情可以讲百分之几，唯独吃饭问题不能讲百分之几，必须讲百分之百。吃不饱肚子，难以生存，终究会出事。古代是这样，近代是这样，当代也不会例外。只要能吃饱饭，其他事都好商量。这是非常大的事情，万万不可大意。要动员、提醒我们的干部到群众中去，了解一下真实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对最困难的，要千方百计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一切工作才可能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上，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才会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良好环境。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执政的要领是把最困难的人安排好。基层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是一个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稳住群众、稳住人心、稳住全局的关键是稳住最困难的那部分人。各级干部要牢记党和政府的宗旨，多想些群众的冷暖，少想点个人的“政绩”；多搞些“雪中送炭”，少搞点“锦上添花”；多办些具体的必要的事，少讲点空话、废话。要正确处理吃饭和建设、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宁可少上一些项目，放慢一点速度，也要确保群众有饭吃。有关部门要下大功夫研究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之，我们要切实做到认识到位，工作到位，真正把每个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视野之内，纳入工作网络之中。
（一）孟子民本思想的内容
1，民贵君轻，人民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孟子·尽心下》）无土地无以立国，无人民无以存国，无政事无以治国，把人民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更可贵的是，他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在人民、社稷、君主三者之间，人民最为重要。田野之民虽然卑贱，但是得到他们的拥戴就可为天子；天子的地位虽然尊贵，但是得到其赏识也不过为诸侯。如果诸侯君主的行为危及到社稷，就更换之。如果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灵效，也可以变更神位。君主，社稷都可以变置，惟有人民是永存不可以动摇的。变更君主，更换社稷，都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很显然，孟子把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君、臣、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民”凸现到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意味着，他是把“民”作为国家的主体。
2，君主要得民心、顺民意，与民同乐。
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因此如果君主想要保证邦固国宁的话，就必须得民心，顺民意，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借上古先民对周文王和夏桀的态度说明只有与民同乐，人民才能拥护他。文王借助民力修台建池，老百姓却很高兴。王说不急，百姓却更卖力。这是因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而夏桀暴戾，人民诅咒道：“时日害丧，余及女偕亡。”夏桀你何时才能死掉啊，我宁愿和你一起去死。到了“民欲之偕亡”的地步，“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1]（《孟子·梁惠王上》〉
要做到与民同乐。就须顺民意、得民心。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真心爱戴拥护这个君主。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给予人民他们想要得到的，而不是把他们所厌恶的强加给他们，就会得到民心，人们就会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去归依施仁政的君主。所以，孟子概括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1]（《孟子· 梁惠王下》〉
正是基于以上思想，孟子警告统治者在思想上要重民、爱民，军事上要避免战争，安民、救民，在经济上要制民之产，富民、利民。
3， 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主因素。
由于孟子所处的时代条件所限，他的思想不可能超出君主专制的大框架，但他的思想中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因素，而民主思想恰恰是民本思想的最高境界。
第一，君主无道，可以更置。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孟子用类比的方式一步步推进，如果朋友不信则弃之，士师不称职则不用。那么，如果君主不治，当然也可以废之。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1]（《孟子·梁惠王下》）这里面包含一个逻辑关系：君主行仁义之道时方可称作君主，如果不行仁义那也就丧失了作为君主的资格，只是一个“独夫”，他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合法性，那人民讨伐他就是“诛一夫纣”，是合天道的的。这其实是孟子把孔子的正名思想运用为一种革命理论，表现出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
第二，国家政事要征求人民的意见。
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统治者的权利是人民让予的，所以治者的权力要征得被治者的同意。孟子在这方面也有相关论述。他认为举荐贤人，决狱刑罚，必须尊重民意：“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孟子·梁惠王下》）左右、诸大夫代表的只是少数的意见，所以不听。政事必须听取人民的意见，以国人的意见为标准，这是“政出于民”的思想。孟子是提倡“禅让”制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禅让已经不行，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强调举荐贤人要征得人民的同意。所以近人宋恕谓：“儒家宗旨有二：尊尧舜以明君之宜公举也；称汤武以明臣之可废君也。”[3]（p51）
第三，对君主权力的制约。
虽然孟子并没有提出三权分离，相互制衡等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也并不认为君主的权力是无限制的。孟子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天威压制君威，又以民有偷换天有。”[3]统治者自称为天子，即天之子，他的所作所为必须遵守天的命令，其实质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但是，孟子又引用泰誓中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1]（《孟子·万章上》）这就是说，天意是以民意为标准的，天意代表的是民意，那么民意也就是天意。这样一来，君主表面是受天帝制约，而实质上是受民意制约，为民众负责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种‘天子政治’之组织，其所谓天者，恰如立宪国无责任之君主；所谓天子者，则当其责任内阁之领袖。天子对于天负责任，而实际上课其责任者则人民也。”[4]依此推理，如果君主对人民不负责，人民便可以将其罢免。这里隐含着一种思想，即人民实质上有立法权和监督权的。
第四，给予臣下一定的独立权力。
孟子说：“今有璞玉於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於教玉人雕琢玉哉？” [1]（《孟子·梁惠王下》）孟子通过形象的比喻来论证他的学说：比如说现在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必然请专业的玉师雕琢，才能成器。治理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国君臣子说，放弃你的特长，只能按照我的意志去办，这同教玉师按照君主自己的意志去雕琢玉石有何区别？这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国君不仅要选拔和任用各种有专业知识的贤能之士，以各尽其才，完成治理国家的各种任务，而且要尊重人才，使他们能够独立行使权力，而不可任意干预，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主张含有分权的意思。
第五，强调道德对权力的相对独立性。
一方面，孟子强调君臣关系的双向性，强调双方应该互相尊重。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1]（《孟子·离娄下》）。
另一方面，道德尊于权势。孟子主张君臣双方在德与位的关系上是互为主从的。“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1]（《孟子·万章下》）他所说的“何敢与君友”是一种“假惺惺”的自谦，实质上是不屑于与君为友的。他所说的“奚可以与我友”则是一种“骨子里”的自傲，实质上是要为王者师。[3]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局限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民本思想是包含着许多民主因素的，但何以并没有最终发展为民主主义或民主政治呢？除了民主政治的物质基础尚未具备外，我想至少还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孟子的民本思想只强调君主的义务，而不提倡人民的权利。用梁启超的话就是：“儒家仁政民本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4]《孟子》一书多是孟子对诸侯王的说教，劝告诸侯要“为民做主”，而不是倡导人民“当家作主”。很显然，在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君主是施动者，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而民众则是受动者，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那么，如果有幸遇上了圣君贤王就可以安居乐业，而不幸遇上的是昏君暴君，那就只好被被虐待被岢压。虽然孟子有民众可以废君重立的思想，但是那也只是孟子对君主的警告，而不是面向民众的呼吁。而且，废君重立只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状况下的暴力革命手段，是以社会动荡，人民流血牺牲作代价的。在多数情况下，如果国君并不是十恶不赦、无可救药，是难以发起革命改朝换代。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人民并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没有合法的、和平的表达利益的渠道。所以，梁启超说：“夫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之外。此种无参政权之民主，其效几何？”[4]
2，民本主义总是企图假借天威或道德的说教来使专制君主向历史上的圣君看齐，却很少乃至从未考虑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避免政治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天威使人畏惧，但毕竟遥远；虽然道德可以“格君心之非”，但毕竟软弱无力。于是，正如梁漱溟所说，民本“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为一不落实之文化。”[4]没有法律制度的保证，民主理想只能沦为空想。
当然，我们不能离开所处的时代去苛求古人的思想，古人有他们所面对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我们指出孟子的局限性并非是要否定孟子的思想。实际上，在先秦时代孟子能有此宏论，本身就难能可贵，孙中山就曾说过：“依我看，中国进化比较欧美还要先，民权的议论在几千年前就老早有了，不过当时只是见之言论，没有形成事实。”我们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找出他的局限，只不过是要完成今人的任务——实现民主。民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内容，而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灵魂，民本与民主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现代性不能通过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获得，只能通过对传统实行创造性转化而获取。如果我们将民本与民主的区别夸大为对抗，将会斩断民主主义的传统资源，只有从两者的联系发展为会通，才能找到民本主义的现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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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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