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战略联盟是有效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新思维,然而因为多种原因,战略联盟的失败率却相当高。文章从剖析战略联盟失败背后存在的一些障碍性问题入手,对寻求解决办法进行系统性思考,通过清晰认识战略联盟基础性问题,合理完善战略联盟构建全过程,有效实现六个层面的整合,以此明确基本原则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相应的具体策略,以找到克服障碍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战略联盟 发展障碍 解决方法1
【Title】Obstacles Of Strategical Alliance And Systematic Solutions
【Abstract】 Strategical alliance is a new strategical thinking that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corpor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However,due to verying reasons,the failure rate of strategical alliance is very high.This paper tries to seek solutions through systematic thinking by first analyzing obstacles behind strategical alliance failures.Then by realizing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strategical alliance,improv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and integrating the six aspects,it identifi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als.On the foundation of these analyses,this paper develops some specific strategies to find effective solutions to overcome these obstacles.
【Key words】strategical alliances ;obstacles ;solutions
【文献综述】
一、论文研究目的及意义
当今企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但企业在相互竞争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基于这种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战略联盟体现了既竞争又合作,以合作促发展的思想,它对于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有着深远的意义[1]。然而战略联盟的构建具有极大的风险性,诸多障碍性问题的存在,使其失败率相当之高,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障碍性问题,成功构建并维持战略联盟,成为关乎企业未来发展的大事。众所周知,任何问题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因素所构成的网络,事物的发展都处在一个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之中[2],因此对解决障碍性问题办法的思考绝不能局限于对几种简单策略的寻求,而必须以系统的思维方法,从整体上对影响战略联盟正常运作的诸多因素进行把握,从而实现战略联盟障碍性问题的有效解决,这也就是该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所在,即以系统性思维模式寻求解决战略联盟障碍性问题的方法,促使战略联盟成功运作,发挥其对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重大作用。
二、理论研究动态
对企业战略联盟的研究基本属于战略管理范围。
其概念由美国DEC公司前总裁简?霍普兰德(J.Hopland)和管理学家罗杰?奈格儿(R.Nigel)最早提出。至今,并没有一个关于战略联盟的明确意义。事实上,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其内容和形式都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目前,在英文文献中,主要使用的概念有:Strategic Alliance, Strategic linkage, Strategic partnering等等[3]。综合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意见,可以对战略联盟的基本概念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一般把其界定为:战略联盟是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着对等实力或者互补资源的企业之间,出于对整个市场的预期和企业总体经营目标的考虑,为达到共同拥有市场,合作研究与开发,共享资源和增强竞争力等目的,通过各种协议而结成的优势相长,风险共担的松散型合作竞争组织[4]。
战略联盟的演进经历了传统战略联盟、现代战略联盟、新兴战略联盟三个发展形态。最早的战略联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工业化初期的卡特尔形式,至今有百余年历史。早期的联盟主要是指价格联盟,因为工业化初期,产品差异不明显,产品竞争在市场上主要表现为产品价格之间的竞争。但这种联盟,被认为是共谋获取垄断的手段,违背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一般国家均有立法予以限制。二战后,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逐渐由卖方市场过渡到买方市场,商品极大丰富,企业开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与欲望,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多变,风险无处不在,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以自身的资源往往无法达到战略目标,选择合作联盟成为必然,此时的战略联盟基本上是以产品为中心,包括合作研究与开发联盟,联合生产联盟,市场开拓与发展联盟三种。而此后出现的新兴的企业战略则是指知识经济到来的知识联盟以及相似的联盟形式。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知识取代了资本成为最重要且最稀缺的要素,企业通过联盟,可以使知识的交流在一种半内部化的状态下完成,解决企业无法高效获得自身稀缺知识资源的状态,并与其他组织合作也可以创造出新的能力。目前知识联盟主要有虚拟企业联盟、动态联盟等形式[5]。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随着战略联盟的发展,其具体形式也越来越多,一些学者开始对其设立标准,进行合理界定。Yashino和Rangan(1995)给出了战略联盟三个必要和充分的特征条件[3]:
(1)两个或多个企业联合致力于一系列目标,并在联盟后保持独立性;
(2)合作企业分享联盟的收益并控制特定业务的绩效,这可能是联盟难以管理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3)合作企业在一个或多个关键战略领域如技术、产品等方面持续作出贡献。
按照这一标准,兼并、接管、收购、跨国公司的海外分部这些形式都不算是联盟。我们认为,这一限制对战略联盟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可以澄清在联盟概念上的含混不清的问题。战略联盟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市场的契约安排方面主要包括联合研究与开发、联合产品研制、长期供货合约、合作生产、联合营销、共享分销渠道和服务、标准检验;另一方面是产权安排,这又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形成新的实体,这包括小股权投资或参股和交换股权,另一部分则是新建企业[3]。
以上是针对战略联盟概念、演进过程、具体形式界定多数学者研究得出的较为统一的认识。然而由于视角不同,对战略联盟形成的机制至今说法不一,存在很多的理论,这里举出国外专家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四个理论以作简单的了解:
1、价值链理论[7]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1988)一书中创建了价值链理论。波特将企业看作是一个综合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些活动波特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一个企业的价值链蕴藏于范围更广的一连串活动中即价值系统中。它提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主要指最终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潜在来源是因为各企业的价值链互不相同,即企业在价值链各环节中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可以使合作各方一起协调或合用价值链,以扩展企业价值链的有效范围,从而共同获得竞争优势。波特定义的战略联盟为企业之间的长期协议,既超出了正常的市场交易,但又未达到合并的程度,它包括技术许可证、供应协定、销售协定和合资经营等形式。不同企业价值链中的合作与互补(如生产与营销方面的合资经营)为横向联盟。而发生于波特称之为纵向联系的企业价值链与供应厂商、销售渠道的价值链之间的联盟(如供货协定)为纵向联盟。两种形式,两种联系,结果都是通过协调和合作获得最优化及竞争优势[8]。
2、企业能力理论[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能力理论得到瞩目,企业能力理论实际上是一系列具有特定密切联系的理论的结合体。包括“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动力能力论”和“企业知识基础论”,这些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能力、资源和知识的积累,是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和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正由于企业之间存在着资源互补性,为使其在价值活动中创造更大的价值,企业通过组建战略联盟,在价值链各环节上相互合作,以获取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资产,扩大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边界。理论分析具体如下:
(1)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沃纳菲尔特、格兰特、巴尔奈等学者的研究促成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新流派——资源基础理论的产生。这一理论认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共同构成企业的潜在能力。但各企业的资源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同时也不能完全流动,所以战略联盟的构建成为一种需要。战略联盟可以使资源运筹的范围从企业内部扩展到外部,在更大范围内促进资源的合理配制,从而带来资源的节约并提高其使用效率。
(2)企业能力理论认为,最终产品的竞争只是表面现象,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在于企业核心能力之争。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核心能力具有独特难以模仿性,只有通过联盟合作关系才能相互学习与相互补充,从而形成更大的竞争合力,这便导致了企业广泛通过建立战略联盟来实现核心能力的创建。
(3)帕维特、纳尔森、福斯和格兰特等人提出的企业知识理论认为,生产的关键投入和企业价值最重要的来源是知识,社会生产是在知识的引导下进行的。以进行知识转移和共同创建新知识为目的的结盟通常被称为知识联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上的学习和交流成为企业合作的核心。博格、顿肯和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80年代初期,50%的联盟企业在合作过程中是为了对方知识,因此把这种为了转移和学习知识的联盟称之为知识联盟。
3、交易费用理论[9]
交易费用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总是伴随着交易而进行的,而交易过程又是有成本的,交易费用理论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研究经济组织和各种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战略联盟被认为是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顺应了企业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需要,通过建立较为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稳定双立交易,减少签约费用并降低覆约风险。80年代以来,专业化和分工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市场交易增加,引致了越来越高的交易费用,是80年代后期以来战略联盟蓬勃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战略联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有效避免市场不完全带来的过高交易成本的自主模式。
4、合作竞争理论[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面对不断变化的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开始对企业竞争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即从对立竞争转向大规模的合作竞争,形成了一种新的竞争观——合作竞争观。合作竞争理论认为,竞争并不排除合作,有时,合作更有利于提高竞争效率。战略管理研究因而在90年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即研究的重点从竞争转向合作。现代合作过程中产生了新型竞争者,构筑了新的行业体系,创造了新的竞争类型。战略联盟就是这样一种新型合作竞争团体,当共同创建一个市场时表现为合作,当进行市场分配时表现为竞争。战略联盟各方旨在创造并分享一个不断成长的更大市场的目标正是这一新竞争观的体现。
由于战略联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近年来才传入我国,因此对它的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还是遵循国外一些知名学者的思路,不过在一些实际操作中,许多专家也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如在对战略联盟的负效应分析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王方华、赵昌平、葛卫华老师提出了战略联盟存在路径依赖性的问题[10],而具体有关这方面理论的阐述将在正文中进行。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创新观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对战略联盟发展障碍解决方法的思考,不是从某个点着手,而是着眼于系统性分析。首先明确战略联盟的真正含义,在对基本性问题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把对解决问题方法的寻求放到整个联盟构建过程中去,通过完善构建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实现联盟的优化,并且提出六个层面的整合,以进一步明确基本原则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应对策略,从而通过这一系列系统的分析和实践找到克服战略联盟发展障碍的方法。而本文最大的创新就体现在这一系统性的思考过程中。一般出现问题后,人们都急于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性方法,而缺乏对问题的整体认识和对过程的系统性思考,而本文克服了这一点,以系统思想指导全文。此外,本文还对一些知识点的内容作了增补以求更为全面,如在战略、战术、操作、人际关系、文化整合中创造性地加入了组织整合这一因素,构成六大层面的整合[2]。此外,在文章许多地方本人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此就不详述。以下来介绍本文大致框架,以求得对其结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文章总体架构分为五大部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依次为:
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六种影响战略联盟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它包括:路径依赖性的形成及其引发的负效应;不合作行为的产生;组织管理的滞后性;文化冲突的发生;联盟内部缺乏相互信任和足够的沟通;联盟建设时间的难以掌控。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战略联盟对提升企业竞争实力的重大意义,指出尽管发展战略联盟困难重重,但是仍必须坚持这一组织创新,指出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战略联盟的基本问题,包括其定义和分类的界定,为进一步深入剖析奠定理论基础。
第四部分:主要从战略联盟的构建过程中探询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并且提出战略、战术、操作、组织、人际关系、文化六大层面的整合,不仅用它指导业务,也用它指导思想。
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克服障碍的六种具体对策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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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当今世界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单独的企业已很难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市场中去慢慢积累各种成功的要素,于是企业从战略的角度通过各种方式联合起来,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构建起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这已形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大联合的时代潮流。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战略联盟的失败率很高。据估计战略联盟的失败率超过了60%〔1〕。当然导致战略联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种高失败率背后所隐藏的问题我们绝不能忽视。随着战略联盟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如何发掘出这些问题,并且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解决将是构建好战略联盟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
一、战略联盟的发展障碍分析
(一)联盟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性,引发负效应
企业在结成战略联盟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固化的关系,形成路径依赖性。所谓路径依赖性是指与决策和成果相关的承诺,它通常是以高变化成本为特性的,路径依赖性能放大那些管理者所熟知的具有潜在危险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位置锁定性偏袒和逐步增长的承诺效应[1]。前者指的是企业的决策制定者们通常倾向坚持当前的战略而不选择更有吸引力的战略的现象。这是因为采用新的战略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同时也会使机会成本增加。身为决策制定者的高层管理者人员为了减少自己可能承担的责任,降低推行新战略所冒的风险并且减少其工作量,一般倾向于维持现状,坚持现有的战略。而后者是指管理者在面对负反馈时,通常会感到一种证实投入到联盟中的时间和资金是明智的需要。当企业和别的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高层管理者为了证实联盟决策的正确性,往往会支持现有联盟并给予其资源上的保障,即便有更好的战略出现,高层管理者一般也不会放弃这种思路,仍执着于现有的战略联盟。战略联盟建立后在运行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路径依赖性,而一旦形成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负效应。比如,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战略的柔性和灵活性,不能适应外在动态环境的发展变化,或使企业放弃与最佳战略伙伴合作的机会等等,从而使战略联盟失败的概率大大增加。
(二)战略联盟容易引发不合作行为
战略联盟一般是以联盟各方企业签署的共同协议为基础,要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联盟成员应当在战略与行动上都要合作,然而联盟本身的松散性,成员之间在战略、组织、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性决定了不合作行为在战略联盟中极容易产生,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联盟各方竞争地位的失衡导致联盟不合作的产生[2]。企业竞争地位的平衡是维持联盟的一个关键要素,当联盟开展后,随着各方在技术、资源等方面的交流,可能会造成某一方竞争实力提高,而另一方相对竞争位势下降,平衡被打破,自然就容易造成不合作。
2.联盟各方收益的不完全对称破坏企业的平等合作[2]。由于联盟所得收益构成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联盟企业共享,另一部分按照各企业对联盟贡献的大小等指标加以分配。从而有的企业受短期利益影响,不惜损害共同利益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视联盟的整体利益,从而破坏联盟的融洽,造成对方不满。
3.联盟企业为保护自身的核心能力设置障碍,影响整个联盟的合作关系[1]。事实上,在战略联盟的执行过程中,一方面要利用各自的核心能力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又为防止核心知识不被联盟伙伴窃取而设置种种障碍,这种行为很容易引发彼此间一系列的不信任与不合作。
4.联盟伙伴的不同层次的管理者对联盟认识不同也容易引发不合作行为[1]。这是因为往往高层管理者认识到了联盟的好处与重要性,而中下层管理者从本部门出发,并不认同这一点,从而联盟的执行仅停留在战略层次,而中下层管理者并不合作。
5.战略联盟伙伴具有文化、组织、战略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导致联盟运行中冲突的出现。
总的来说,造成企业间不合作行为的因素是相当多的,而不合作本身就对联盟有着致命的打击,一旦产生而没有得到有效而及时的解决,将会使联盟走向解体或至少不能取得预期的效应而归于失败。
(三)战略联盟增加了组织管理上的难度,使得一般的管理很难跟上
联盟是一种非股权式的松散的合作体,其运作存在着行政与市场的双重机制,由于它不能单纯以行政命令来解决各方的利益与冲突,所以要求按市场规律建立并运行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来维持组织的正常运作[2]。这对于单一企业来说,难度是相当大的。有不少联盟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组织管理没有跟上联盟发展的需要,在一些战略规划、执行协调等重大问题上由于缺乏组织保证而出现失误,从而导致联盟的失败。
(四)战略联盟容易引发文化的冲突
战略联盟不仅是业务上的联合,也存在文化上的融合与交流。然而不同组织的文化融合是很难的。由于各个企业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会转化为经营管理上的差异,从而加大战略联盟的管理难度。当联盟企业各方的文化出现冲突而文化的交流并不能使它们有效融合在一起时,可能会弱化企业文化,降低联盟伙伴的文化凝聚力。并且如果文化上的冲突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则会引发矛盾冲突的升级,威胁联盟的稳定。
(五)联盟内部往往缺乏相互信任
战略联盟通常以目标、任务、观念、经济以及文化的共同协议为基础,它要求联盟成员应当在战略联盟与行动上积极合作,然而由于战略联盟伙伴是独立实体,他们习惯于以自己的文化、组织、战略目标来理解和看待联盟问题,从而容易对对方企业的行为不理解或者不信任。另一方面,联盟各方在参与合作中,担心由于联盟而将企业机密暴露给对方,往往会采取一些保护和防范措施,有保留地进行合作,导致联盟各方信任与亲密程度降低,使联盟的效果受到极大的抑制。
(六)战略联盟构建的时间难以掌握
Spekman在1996年的调查表明大型复杂的联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建立其信任,通常联盟的建立与运转之间所耗时间为三年到四年[1]。这不仅因为单纯组织关系上的建设就耗费大量的时间,高层管理者建立起私人的关系网,联盟的信任等各方面的建设也需要更长的时间。长的时间周期虽有利于管理者有充分时间来解决联盟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它也同时延长了战略决策的时间,在快速变动的企业经营环境中,过长的时间会使战略归于失败。或者丧失一些良好的机会。所以不能合理的掌控时间,也会对联盟发展构成相当的威胁。
由此可见,战略联盟的构建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困难重重,但是否因此就放弃它呢?对这个问题,通过下一个部分的分析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
二、战略联盟发展重要性分析
pp战略联盟是许多谋求更多发展机会的企业所不可回避的,因为这种战略上的新思维对企业经营有着广泛而重要的意义。
pp从根本上说,战略联盟的意义在于帮助企业适应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不断加强和发展其核心能力,保持和获取竞争优势[2]。这是因为在动态环境条件下的企业竞争必须更多的依托于企业自身独特的资源和能力,即核心能力,以及建立在这种能力基础上的竞争优势。然而核心能力具有独特难以模仿性。单靠企业自身发展和逐渐培养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能迅速有效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将直接关系到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位势。这就要求企业能够正确地识别和选择符合企业竞争战略原则的资源和能力,并且对这些资源和能力加以充分利用和发挥,并且要利用各种方式不断加强投入,学习和积累,通过创新和整合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而构建战略联盟正是企业为培育核心能力,获取竞争优势而开辟渠道,创建环境,学习积累的路径之一。它能通过企业间相互学习和相互补充快速实现企业实力的增强和竞争位势的提升。现在以资源互补或风险共担等为基础的产品联盟正逐渐向新型的知识联盟转变。这种知识联盟以向战略伙伴学习为主要目的,通过建立战略联盟获得新知识,同时将其与自身的核心能力连接,加速自身核心能力的开发与提升以创造价值。它在组织资源的运作形式上以松散的网络型为特征,又以长期互惠性为联结,赋予了企业相互学习的机会,从而为企业在识别新的市场机会,增大企业的组织资本上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有利于核心能力发育和提升的环境与条件。归根结底,战略联盟的意义最终就是体现在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的创建上,作为组织创新,它成为了一种最重要的竞争战略手段[3]。
若从具体的方面看,战略联盟在意义表现得更为突出鲜明,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获取先进技术或实现技术资源的共享
并非所有的公司都拥有相同的优势,所以许多公司寻求建立联盟是为了找
到具有互补性技术优势的合作伙伴,通过联合,两家或更多的公司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质量向市场推出先进的产品,实现技术资源的共享。此外对于本身技术实力比较薄弱的企业而言,通过与存在某些技术优势的企业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可以在不断的协作中学习和掌握对方优势的技术和技能,加快自己技术进步的速度,避免自己开发的极大风险与成本代价[4]。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就已采取了许多积极的行动,在电信,汽车,机械等行业就与许多外国企业建立了密切的技术合作关系[5]。
2.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实现风险共担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经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如果企业本身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缺乏国际经营的经验,无疑会增大这种风险。战略联盟的建立将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通过合作,企业可以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外部资源,而且可以相互交流信息,传递技术,通过提高企业自身实力以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4]。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可以有效的分散风险,因为联盟各方共同承担风险,从而减小了意外情况造成的不良后果对其中任一参与企业的冲击。
3.拓展新的市场
任何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都有自己一套比较完善的销售网络,当它们计划拓展自己的市场时,都面临针对新市场建立一个销售网络的问题。如果相关企业能在竞争基础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利用对手已有的销售网络进行市场拓展,则可以避免销售网络的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销售竞争,而且还可分担彼此的固定成本。这尤其在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时用的比较多。我国优秀的企业大都拥有比较完善的国内销售网络,如果其产品想打入国际市场,却缺乏足够的营销力量,则可以寻找一家同样拥有优质产品当缺乏中国市场销售渠道的国外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利用国内过剩的销售能力换取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6]。
4.实现规模经济
通过汇集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的资源,战略联盟通常可以提供从事一种特定经营的最有效的规模。如果能有效实现联盟的组合及整合,往往还能使企业发挥出整体大于个别企业加总的巨大协同效应。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意义使尤其重大的。中小公司可以联合起来成功的与大型全球公司相竞争。试想,如果不联合组成商用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的一些欧洲公司中,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投资水平以实现与波音公司进行同等规模和实力的竞争。即使像GE这样的世界最大的公司也与其他公司携手,以便更有效的生产产品。
所以尽管实施战略联盟具有很大的风险,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性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放弃
上市公司经济管理中现寸若干问题剖析与管理改革建议
[摘 要] 盈余管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契约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信息不对称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三个角度进行了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以期通过探讨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予以认识和防范,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
[关键词]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经济学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
盈余管理是近些年来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理论界一个热点问题。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报财务报告时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财务结果。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在这一定义中(1)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等排除在外。(2)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3)并没有依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获取私人利益与对外财务报告的中立原则是对立的,盈余管理实际上背离了中立性原则,而中立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可靠性的一部分。因此,盈余管理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盈余管理并没有定期提供实际的会计信息。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一般说来,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
二、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一)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
委托———代理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之上:(1)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2)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所有权仍归出资者所有,出资人按出资额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则对企业财产行使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力。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双方的责、权、利得到了明确界定,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机制。
按《公司法》规定,中国上市公司都必须是股份公司的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最终分离。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同时也是企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但却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和经理层)则由股东聘任,对企业进行管理,同时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委托方———股东及代理方———管理层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管理层(尤其是经理层)对企业剩余没有或只有少量的索取权,他们的努力工作并不能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甚至需要承担较大的成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层在对企业信息披露尤其是关键的盈余信息披露时,将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提供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这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指个别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但公司的会计信息实际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披露的边际社会收益会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主要是由于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能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外部经济性所致),从而使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时信息披露量应当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信息量。许多信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然而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层目标的偏离。为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事,委托人会通过各种契约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委托人就会弱化监督,甚至放弃监督,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①。
在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分析中,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根据“委托经济责任”理论,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解除经营者的委托经济责任。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了激励和督促管理人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起了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和考核机制,也都是建立在利润目标的考核上。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信息上的优势,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范围内,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直接干预盈余信息的生成,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虽然根据《公司法》规定普遍设立了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组成的多级治理结构,但实际情况是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的主要决策还是管理人员说了算。而作为会计数据直接生成者的会计人员,其个人利益完全受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就没有障碍了。
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派生出三种可能的层次更低的委托代理关系组:(1)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小股东与大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面,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内在原因做更深入的分析。
1.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的关系分析。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最适宜的契约就是使代理人分担其行动的后果,以此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于是产生了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管理人员报酬计划。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加之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使代理人有动机为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委托人隐瞒实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由于委托人很难监管和约束代理人,盈余管理作为机会主义行为便得以产生。
2.从大小股东间的关系分析。
在上市公司中,除了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外,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由以前的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国有股占据绝对的控股地位,中小股东所占比例很小。中小股东相信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将监管管理当局的责任委托给大股东,自己不参与对管理当局的监管,而选择“搭便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的发生。
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比较多,利益与上市公司联系更紧密,自然有动力参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从中小股东的角度来看,将参与监管的成本和参与监管所获得的效益相比较,更愿意选择“搭便车”的方式,由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中小股东自己不参加监管。公司治理结构中,“搭便车”是指大股东承担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监督费用,而相应的收益由所有的股东来分享。显然,也包括对经营者财务决策以及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如果小股东因监督而获得的收益不能弥补他付出的监督成本,小股东便不会实施监督活动,而宁愿享受大股东监督所带来的好处。
下面我们可以运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博弈行动的结果,大小股东间博弈的结果是小股东放弃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导致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损害中小股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智猪博弈的过程。
当前国企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供你参考吧)
〔内容提要〕: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开发、考评、选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在于树立新的人力资源管理观念,建立实施新的机制,完善相关法规体系,采用新的科学手段实现依法管理。
〔关键词〕: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考评, 人员选用
我国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还处在起步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与发达国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实践中还亟待完善。下面就几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 关于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1、开发形式单一。
培训、交流等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可靠途径,我国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必须顺应转轨时期知识经济发展的潮流,在形式上有所创新,不应只局限于有限的几种开发手段。以培训为例,我国现有国有企业人员培训方式较为单调,各类培训班通常遵循讲授、讨论加活动的模式运作,缺乏必要的实验、锻炼等其他科学的培训手段;培训过程中忽视素质锻炼和能力提高的教育环节,更不重视心理训练。由于培训形式枯燥单调,重理论不重实践,忽视国有企业人员的年龄、心理特征,造成培训低效。
2、 开发管理未科学化。
国有企业未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未认识人力资源开发投资在国有企业的重要意义。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资金投入上,往往未进行合理性分析与评估,资金使用未做到以节俭、实效为原则,未做到科学化。另外,培训人员往往理论与实践脱节,不能很好地联系国企管理实际。
3、 评估未社会化。
现行国有企业人员管理制度中并未明确国有企业人员培训的评估事项,只是规定:培训机构通过结业考试评定受训者学习情况,有关部门颁发相应的培训证书,作为任职、晋升等依据。这种培训评估模式极易导致形式主义。开发评估应该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实行公众评估。
(二)国有企业人员考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考评标准不规范。
由于我国目前国有企业职位分类线条过粗,国有企业制定的考核标准各不相同,致使考核标准不规范、未量化,实际考评难以操作,考评结果准确度不高,考评客观上流于形式。
2、 考评方法单一。
在国有企业人员考评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很多单位没有将考评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而是采取了单一的考评方法。很多国有企业忽视了对国企人员的平时考评或群众考评。这种单一的以领导考核为主的考评方法,有可能促成下属人员只知"唯上"的坏作风,只愿求得上级领导的赏识,只做领导能看得到表面文章,而忽视同事和群众的要求,不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3、忽视定量考评。
国有企业人员考核只注重了定性考核,忽视定量考核。具体表现为很多国有企业考评标准未量化,忽视了贡献与能力的考评,导致吃"大锅饭"在国有企业内部盛行。
4、考评结果与使用脱钩。
目前很多国有企业对获优秀等次与称职等次的国有企业人员在奖金、晋级增资、晋升职务方面没有拉开档次,极大地削弱了优秀等次对国企人员的吸引力;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国有企业不能实事求是地确认"不称职"等次,致使近90%的国有企业人员同处于称职一个等次,未能真正发挥考核的激励作用。
(三) 、国有企业人员选用中存在的问题。
1、 国有企业人员选用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公开民主机制,很大程度上停留
在神秘化和封闭式的状态。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用人体制不仅造成信息不畅,视野不宽,透明度差,渠道狭窄,难以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和使用每一个同志,而且容易产生任人唯亲的弊端。
2、国有企业人员选用仍然主要靠领导相马制。人才能否被发现和使用主要取决于是否被领导者相中,这种被动状态遏制了广大人才自我发现、自我评价、自我推荐、自我展示的主动进取精神,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资源闲置和浪费。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既堵塞才路,又影响事业发展。
3、国有企业人员选用受论资排辈、迁就照顾等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事设职,因职择人,而是因人设岗,因人设事;国企人员的升迁主要不是以实绩为准绳,而是以领导人的主观评价为依据,这就很难做到客观和公正,从而造成良莠不分,甚至颠倒黑白,优劣错位,严重挫伤广大国企人员的积极性。
4、国有企业人员选用基本上仍在人治的轨道上运行。缺乏法制化规范和科学操作程序。以用人标准而言,从理论上讲应当是德才兼备,缺一不可;客观依据应当是一重业绩,二重公论。而在实际选用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规程,往往因领导人的素质而大相径庭。有的重德轻才,以德代才,以"好人"为标准,用了不少庸人;有的重才轻德,以才代德,以"能人"为标准,用了不少小人和坏人。
二、解决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对策。
(一)、解决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对策。
1、 采购开发承担机构,实行购买培训。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时,应向开发承担机构招标,与开发承担机构通过采购制建立起一种契约关系,直接影响、限制开发承担机构的行为,使开发服务质量受到强制性约束。购买培训的引入,使国有企业成为开发承担机构竞争投标的受益者。
2、 加强内部交流,提高岗位转移能力。一是国有企业内部交流应拓展到一般的国有企业人员。二是交流范围不妨扩大,规定一定期限内应达的交流面。
3、实行开发费用责任制,确保开发实效。对实行培训的国企人员在培训之前订立费用责任书,确定责任负担方式,将培训效果划分为不同档次,对于培训效果不佳、考核不合格者,应采取费用自负的形式,以示警戒。
4、开放开发过程,接受社会评估。要加强对培训结果的公众评估,国有企业人员工作质量是否提高是社会评价效果的标准。
5、建立学习型组织,促进持续开发。在国有企业内建立学习型组织,就是要实现个人开发、组织开发的结合。即既要考虑到国有企业人员个人的发展意志,让其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又要从整体的利益出发来考虑和观察问题,形成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培养国企人员的系统思考习惯,实现组织的开发。
(二)、解决国有企业人员考评问题的对策。
1、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国企人员考评中,应把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贡献考评和能力考评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国企人员考评的内容和标准可以进行统一,真正把国企人员素质、智能和工作实绩等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减少人员考评的主观影响,增加考评的客观性,提高考评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2、切实提高各级国企领导对人员考评的重视程度。要依照规定对所有国有企业人员进行全面考评。将考评结果与使用挂钩,依据考评结果按照有关规定对被考评人员实施奖惩、培训、辞退以及调整职务、级别和工资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国企人员重视考评,真正发挥考评应有的作用。
3、全面提高考评者的素质。考评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高度的负责精神、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丰富的人事管理与行政管理以及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和稳定的性格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考评结果的客观公正。
4、进一步完善国企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 必须真正建立起国有企业人员考评的有效制约监督机制,制定《国有企业人员考核监督条例》以及其他配套制度,对考核机构、考核人执行情况予以有效监督,切实从根本上、制度上保障国企人员考评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考评结果的可靠性。
(三)、解决国有企业人员选用问题的对策。
1、 依制度进行管理,实现选人用人的法治化。首先,国有企业领导者要树立依制度管干部的观念,克服在人事工作中随心所欲的状态,一切人事工作都必须按规定办事。其次,加强用人失误的责任追究,落实选人用人责任制。
2、 改变用人权力高度集中弊端,废止"暗箱操作",促进选人用人的公开化、民主化。一是国有企业领导班子选人用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这一制度有利于集思广益,减少用人上的失误,有利于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二是充分走群众路线,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这样,不仅能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而且堵住了任人唯亲的门径。
3、 树立新观念,建立新体制,运用新手段,实现国企人力资源管理的现代化。
一是树立人力和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二是建立新体制,变大锅饭机制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变"相马制"为"赛马制",让优秀人才有用武之地。三是采用新方式,运用新手段。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要从手工劳动转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上来。
参考文献:
孟华转轨时期中国公务员制度开发机制的完善理论学刊2000.2
李红艳国家公务员考评问题及对策理论学刊2000.2
田广清王智瞳关键在于造就一个新的用人机制理论探讨2000.2
西方就业理论演进剖析
就业这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就业问题的长期研究和探索,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就业理论。如古典经济学派的就业理论,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等。
(一)古典学派的就业理论
萨伊定律是古典经济学派就业理论的基石,其基本内涵是供给创造需求。该学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有马歇尔、庇古等,他们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认为市场上产品价格和货币工资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发调整。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相互作用决定实际工资和就业水平,供求平衡时的就业量就是充分就业水平。进而认为,只要不存在工资刚性,工资率可以自由伸缩,市场机制能自由的发挥调节作用,可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就业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然失业不可能存在,存在的只是自愿失业和短期性摩擦性失业。
他们认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货币工资的刚性,使货币工资能够随市场的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古典学派将自由竞争作为前提条件,主张市场调节平衡就业,否定了失业问题的普遍性。但换个角度理解失业的产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业问题正是竞争不充分所导致的结果,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就应该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不充分问题。
(二)凯恩斯的就业理论
凯恩斯就业理论是以有效需求原则为核心,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失业之所以持续不断,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情况均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不足,由此造成较多的社会失业,即不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促进就业理论实际上主张降低工资,即在不降低名义工资的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但前提是扩大总需求,因为总需求的扩大,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工人名义工资不变,但实际工资相对减少。为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必须摒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依靠国家干预,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从而达到促进生产,增加就业的目的。
(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就业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陷入“滞胀”的困境,凯恩斯理论失灵了。因而以托宾、杜生贝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经济学家提出“结构性失业问题”,力图用市场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发症,认为是微观市场的不完全性和结构变化引起滞胀。得出结构性失业是因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调,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必然引起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由于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易涨不易跌,所以尽管社会上存在着失业,但货币工资却不下降,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于是,失业与工作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货币工资上涨并存,进而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症。该理论主张从就业内容或就业结构角度来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政府要指导收入政策,即政府要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胀;注重完善劳动力市场,缓和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变化造成的失业;适当修改完善失业补助金制度,激励失业者就业。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工资粘性就业理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理论主要包括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两方面。名义工资粘性是由于长期劳动合同的存在和交错调整工资所致,工资通常是由于工会与企业通过谈判订立的合同而固定下来的。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工资不能随市场供求行情而调整。即使没有工会组织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企业,因受有合同的企业粘性工资的影响,工资也不会轻易变动。隐性合同理论认为,雇员与雇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之间会形成某种稳定收入的非正式契约,从而使工资具有粘性。隐性合同导致失业的原因是由于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厂商和工人因信息有限,决定了均衡合同出现无效率的非充分就业,因而通常会解除工人。效率工资论则说明了雇主会主动付给员工高工资,以提高雇员的生产积极性,提高跳槽和偷懒的机会成本同时吸引有能力及高技术人才。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则指出,内部人由于受到劳动转换成本的保护,在工资决定上有着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具有较强的就业优势和地位。致使工资调整主要取决于在职人员而不是失业者,于是,便可能出现非自愿性失业。因而解决失业问题政府就要干预工资合同,要减少工资粘性,增加工资弹性,使工资能够适时适度灵活调整。
(五)反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
“反古典”学派主张放弃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借鉴日本的经济模式及行政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就业问题上,强调在保证企业自由用人和求职者自主择业的前提下,在保持企业活力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国家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同时建立稳定就业,劳动力流动平缓、劳资合同和工资差距较小的劳动力模式。
罗牛山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 要
农业发展是我国民生之本,历来一直维系着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稳定,是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我国农业的上市公司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发展现代农业技术产业化的重要先驱,龙头企业更是我国农业生产中先进技术生产力的典型代表。而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个区域型的综合性农业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对于深入研究我国农业的上市公司结构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本文主要选取以我国农业发展的有限公司龙头企业、农业先进技术生产力的企业为代表的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作为其研究的对象,重在于研究罗牛山融资结构可能存在的不足,不足的主要原因以及其相应的融资管理对策,为有利于我国的农业企业优化的融资结构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济实践的重要借鉴和参考。
在实践中,企业的实际融资结构和成本通常实际上会受企业实际融资结构和融资方式等因素影响。一般来说企业的实际融资方式和结构越合理,企业实际融资的成本越低,这主要是由于合理的企业融资的结构和成本能够达到促使罗牛山能够实现投资价值收益最大化的长期发展目标。同时,合理的企业实际融资方式和结构也是罗牛山能够成功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根基。因此,罗牛山非常的有必要通过规范和优化企业的融资行为和融资结构,从而能够达到规范和优化企业融资方式和结构的长期发展目标。
本文以2014-2018年罗牛山的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统计数据为基础,采用比较分析法将罗牛山与融资行业财务均值及自身五年财务均值的对比做了横向、纵向的对比,并通过系统性地阅读、分析大量的文献资料,借鉴国内外各种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融资结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依靠罗牛山的融资优序理论对其存在的融资优序倾向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进行了评价,发现了以下问题:(1)内源融资占比例较低,向上增长的趋势不稳定;(2)偏好外源融资,股权融资规模较小;(3)资产负债率偏低;(4)长期债务融资比重大,且仍持续上涨。然后从企业盈利能力的因素、投资行为的因素、融资的门槛和风险因素、融资成本及企业管理层对决策的影响因素等几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这些问题可能产生的原因。从而探索制定出与罗牛山公司本身融资结构相匹配的合理的企业融资结构策略,并有效平衡其与公司的债权人、股东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具体措施如下:(1)提高盈利能力;(2)规范投资行为;(3)提高资产负债率,重视发展多渠道融资方式(4)健全债券市场,推动金融工具的创新。以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结构的普遍与特殊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建议,为我国其他农业公司优化融资结构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罗牛山;融资结构;内源融资;外源融资
目录
1 绪论
1.1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农业作为现代我国第一产业,一直以来,农业以农林牧副渔为主要的生产经营内容,涉及到了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各个方方面面,维护着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保障着人民的生活幸福,是保障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健康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四十余年,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在交易管理、监管体制、法律体系等方面也逐渐走向成熟。在这一成熟的融资环境下,资本和市场更容易为目前农业类未上市的公司有效地筹集、融通到大量的资金,这也就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农业类上市公司和企业也可以有效地利用其资本和市场的优势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以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规模和经营范围,从而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和规避经营风险。目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存在许多不合理的融资行为,许多企业的融资结构也都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一定程度背离了融资优序理论。除此之外,还逐渐出现了一些过分地追求短期的利益,只想尽快向市场投资者圈钱,而完全忽视了长期健康发展的中小型企业,这也就直接导致许多目前农业类上市公司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财务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以罗牛山为代表的一批我国农业类类上市公司既将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市场发展机遇,又可能还会同时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目前我国的农业类类上市公司与其他国际大企业上市公司相比,明显在规模、影响力、业绩以及抵抗风险的能力都处于弱势地位。这也使得国内众多农业上市公司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之中。若想进一步增加我国以罗牛山为代表的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改善融资结构使其得到优化。
1.1.2研究目的与意义
融资方式以及结构的合理优化会使得其企业的生产和融资能力、偿债的能力和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杠杆的流动性能力得以大幅提升,从而达到降低其成本,提高其经营的业绩,增加其企业资产价值的目的。因此,本文依据国内外具有较高质量和权威性的文献资料来研究罗牛山融资优序结构目前可能存在的融资倾向问题,并主要是依靠罗牛山的融资优序理论对其存在的融资优序倾向和解决问题的必要性进行了评价,探索各种适用改善于罗牛山融资优序结构的方法和措施,为其他农业类上市公司经营者降低融资的成本、获得更大的利润和融资发展空间,增强其综合的竞争力发展提供了参考。
本文研究有助于其他农业生产类上市公司的融资经营者可以根据行业的不同和上市公司融资优序结构的差异等相关影响因素,制定和设计出与公司本身融资结构相匹配的合理的企业融资结构策略,并有效平衡其与公司的债权人、股东之间的关系和利益冲突。在对融资理论的研究上具有非常重大的学术性和现实意义,并同时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的优化和合理配置,促进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的增长,推动社会资本和市场的完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外文献综述
(1)关于融资结构理论的文献回顾
20世纪初我国开始出现关于我国投融资结构优化理论的研究和探索,这一研究方面国外的学者率先对这一研究领域也开展了许多密切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美国著名经济学者David Durand(1952年)总结了美国的企业资本结构理论,将其资本结构分为净经营收益理论、净收益理论以及美国的折衷经济理论收益法三类。其中,净经营收益理论收益法认为当企业的债务清偿成本和企业权益成本固定保持不变时,企业的负债成本占比越大,其资产附加值越高。而净经营收益理论则持另一个观点,认为企业自身的价值并不直接受企业财务成本杠杆的影响。不久后,美国的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年)先后提出了著名的MM权衡理论,其观点就是指出在企业资本市场有效且无税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资本结构和其融资方式与企业的市场经济价值基本无关。随后,在MM理论的影响下,企业融资的方式与影响公司经营绩效的理论又一次有了新的研究发展Robichek(1967年)、Rubinmstein(1973年)、Kraus(1973年)、Scott(1976年)、Mayers(1984年)先后提出了权衡的理论。该权衡理论的观点是认为资本市场结构的最理想状态下的平衡应该就是通过税盾的效应与企业的财务费用和企业的代理成本之间达到平衡。
我国学者在企业融资的结构理论上的深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国外专家学者研究企业融资情况的成果进行评述或介绍和完善,还没有新融资结构理论的研究成果出现。张维迎(1995年)对国外的激励管理模型、控制模型和国内的信号传递管理模型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吴冲锋、范晓虎和陈很荣(2000年)分三个阶段对国外的企业融资结构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成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评述。
(2)关于企业融资选择理论的研究
国外关于企业控制权融资方式选择的控制权理论主要分为融资优序理论和控制权理论。关于控制权的理论,Jensen和外源理论Mcekling(1976年)指出,在上市公司的多数股权在大股东控制的实际情况下,大小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更多地表现为代理问题。关于融资优序理论,Myers(1984年)提出了企业融资选择优序控制权理论,即我们认为通过内源企业融资更多地具有降低企业融资的成本,提高企业投资收益和效率的重要作用,因此企业在正确选择融资的方式时,应先内源后选择外源。以企业信息不对称为理论基础,Majluf和Myers(1984年)通过研究构建了企业信息非对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投资决策模型,证实了(1)在企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东与公司管理层与市场投资者之间相比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取更多非公开的直接影响其预期投资收益的外源融资相关数据和信息,从而使股东达到"自利";(2)对比外源融资,内源融资具有成本和风险比较低的优势。
我国的学者们在国外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宝贵经验基础上,结合了中国实际的情况,提出了以下的结论:程书萍(2001年)指出现在上市公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的不断增加主要是受上市公司的股权偏好的直接影响,且对上市公司股权的融资偏好主要是对低廉的股权融资管理成本、低效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对失衡的股权融资管理体系的一种理性融资选择。
(3)关于融资结构影响因素的文献回顾
国外已经有许多的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的方法对企业融资结构盈利水平影响杠杆率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研究,Friend、Mehran(1992年)等国家的学者在研究中发现管理者对企业持股的比例与企业债权的多少负是正相关的。zingales与mehrajan(1995年)的研究发现企业盈利杠杆率的水平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中是与该国家企业的债权和杠杆比率的多少呈现正负相关。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在对融资结构理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了我国的国情,主要是运用理论和实证的手段对于我国上市企业公司进行融资结构以及影响融资决策因素的研究展开了深入研究。黄泰岩,侯利(2001年)等人认为融资成本、风险和收益的控制权,制度经济环境变量和其他宏观经济环境变量等因素会影响我国企业进行融资和决策。王玉荣(2005年)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与其主营业务获利的能力、非债权税盾、收入的波动性等因素呈负相关,而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成长性、有形资产的比率、非流通股的比率等因素呈正相关。
姚琼(2003年)实证验证了企业的规模、经营风险、资产的实质性是影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最主要因素,次要影响因素是则是企业的成长性、盈利性以及对行业发展。在此研究验证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田洪红,欧瑞秋(2017年)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公司法人股比例、国家股比例、董事会会议的出席次数与对股权管理者融资的偏好显著正相关;而第一大股东与法人持股的比例、大股东的投资联盟与对股权融资的偏好显著性呈负相关。
(4)关于融资结构现状及优化的文献回顾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在对融资结构选择理论以及对企业股本和融资结构选择理论的研究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发展现状,并对此提出了一些融资结构优化的建议。孙世敏,徐亮(2004年)和曹卫华(2004年都发现)目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与西方现代中国企业管理关于资本结构的理论并不一致,表现出较强的债权和股权融资偏好的现象,这种情况可能直接导致企业资本结构的扭曲。葛永波(2007年)国外学者发现尽管我国的农业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选择行为基本吻合西方企业融资啄食构选择理论的"内源融资—债权融资—股权融资"两种偏好的顺序,但是企业融资的偏好与企业融资的结构特征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背离偏好现象。
在此次课题的研究基础上,温军,杨斌,李湛(2007年)的研究发现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和结构发生了由“股”到“债”的转变,并进一步指出未来中国的银行应进一步加快和发展直接向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企业股票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融资的规模和比重,以有效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债权风险,实现中小企业多渠道直接融资。
1.2.2 文献评述
通过以上国内和国外的相关文献对比和综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我国较发达国家在对融资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发达国家的研究已经步入了成熟期,而实际上我国目前只是进一步借鉴和研究完善国外比较成熟的融资相关研究理论。国内外学者对于融资影响因素方面都运用了实证等研究的方法对其进行验证,并且对结构的宏观影响因素和对企业内部经济影响因素的综合考虑做得比较全面。在对优化融资结构方面,国外的研究学者发现严格遵循对融资优序的理论有利于对企业进一步调整和改善内部融资结构。
国内的研究多是探讨如何从股权和债权融资入手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本文以这些丰富的学术文献和资源的综合研究基础,结合近年来关于我国的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和结构的发展现状,将为本文深入研究的农业类上市的公司关于企业融资方式和结构如何优化的研究工作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科学方法的指导。
1.3论文内容及框架
论文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章,绪论。这一章主要是介绍了罗牛山农业行业的背景以及罗牛山的发展历程,研究这一内容的重要意义、国内外有关文献的综述、研究的框架、研究的方法和本文研究创新的特点。
第二章为具体的融资基本的理论,详细地介绍了企业融资的方式、融资的结构以及融资成本等基本融资理论。
第三章重点分析了罗牛山公司经营和融资的现状、造成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它导致结构性问题的原因。其中,从罗牛山的融资结构及其股权结构和负债结构对罗牛山的公司融资结构现状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四章提出改善罗牛山融资渠道的对策。这一章中,以当前罗牛山公司融资结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基础,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给出了改良措施。
第五章,结论与展望。对于文章全文内容进行了分析总结,并就此项目进行未来的战略展望。
1.4 研究方法
1.4.1文献研究法
借鉴了农业类上司股份有限公司的与融资结构相关的理论以及对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的研究,为本文的深入研究分析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1.4.2 案例分析法
全文以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美的集团定向增发这一融资行为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结构进行分析并试图找出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
1.4.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利用图标工具进行分析,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5论文的创新点
本文主要是在业内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对特定的一家农业企业的融资结构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描述性的统计和分析,在进这一过程中,首先分析和描述了罗牛山的融资现状及结构特点,然后再分别分析了融资结构在股权结构中的股份融资性质和负债结构时间性质中的表现,探讨了罗牛山融资优序结构目前可能存在的融资偏好问题,探讨了罗牛山融资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并推究其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比较有针对性地对罗牛山优化融资结构的研究优化发展提出了改进措施和方法,为其他农业上市公司经营者优化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优化农业类融资型负债结构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理论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实践研究价值。
2 融资基本理论
2.1 融资方式
2.1.1 内源融资与外源融资
融资的方式按照其资金来源和途径的不同可以大致分为传统的外源融资与传统的内源融资。内源主要指的是企业自身在生产活动中积累的资金,而外源融资主要是指所融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外部的其他社会经济主体,也就是说资金来自社会闲散资金。折旧和留存收益共同构成了企业内源融资。向企业外部主体融资的外源融资会产生一定的融资成本,企业存在偿还压力。外源融资的融资成本和风险都要高于内源融资。但企业的规模和收益的积累能力都会限制内源融资的规模。因此,当企业内源融资规模不足以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往往会搭配外源融资实现资金的融通。
2.1.2 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
融资方式按照资金来源途径的不同可以分为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其中外源融资是指所需的资金来自于企业外部的其他经济主体,也就是说从社会获得的资金。内源融资主要是企业自己拥有的资金和正常投入产出运营过程中的资金积累部分。留存收益与计提的折旧是内源融资的主要构成成分。折旧是为维持企业简单再生产用来重置损耗固定资产价值,而留存收益由未分配利润和盈余公积构成,所以,留存收益是企业内源融资的主要渠道。外源融资会发生一些成本费用,并存在支付危机,所以其与内源融资相比融资成本较高、融资风险较大。内源融资规模的大小会受到企业本身积累能力有限性的约束,因此,当其不能满足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时,企业会根据本身的经营状况选择相应的方式实行外源融资。
2.2 融资结构
融资结构即资金的来源结构,是指企业的生产要素来自不同渠道所形成的结构情况。它是由资产负债表右半部分构成的,即所有者权益、短期和长期负债等会计科目中各自数额的占比情况。融资结构特征的表示方法会随融资方式划分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融资方式分成外源融资和内源融资时,此时公司的融资结构会以资金来源途径结构的形式来表示。当以时间长短来划分融资资金时,此时公司的融资结构就会以资金的期限结构来表示。融资结构本质上代表着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它决定企业的权力分配结构。
2.3 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是资金使用者使用提供者提供的资金必须付出的代价和支付的报酬。公司的融资成本由资金使用费和融资费用构成。融资费用就是发生在公司筹集资金过程中的各种交易费用。资金使用费就是公司获得资金使用权支付的费用。一般情况下,公司会以成本最小的原则进行融资决策,从而影响融资结构。
3 罗牛山公司融资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3.1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简介及行业融资结构现状
3.1.1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7年在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000735),是我国第一家“菜篮子”股份制企业。公司注册资本8.8亿元,总资产20多亿元。2002年,公司被评定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时间,罗牛山逐渐成为海南省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备、实力最雄厚的畜牧龙头企业。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种猪育种基地和文昌鸡育种基地建有海南省最大的“菜篮子”工程基地、种苗繁殖供应基地、商品猪生产基地和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生产基地,逐步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十大配套体系。公司在畜牧业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食品加工、市场与物流、教育与科研推广、房地产等业务。
罗牛山2013、2014、2015年度连续三年进入海南省企业百强榜的前30名。目前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了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种植和农业加工、高科技产业、旅游项目、工贸文化项目,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招商投资咨询等等。截至2018年罗牛山主营业务包括三大业务板块:大农业、房地产业务、教育业务,其中以大农业为主,以房地产业务、教育产业为辅。
3.1.2 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现状
表1 2014-2018年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现状的比较分析
我们由表1可知,农业上市公司的内源融资占比五年均值是53.21%,占总融资额的一半以上,略高于外源融资占比的五年均值46.79%。所以目前为止,内源融资在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融资总规模中占重要地位。五年以来,股权融资在外源融资比重一直高于债务融资,留存收益比重也一直高于折旧融资,且留存收益比重均远远高于债权和股权融资比重。由此可见,2014-2018年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实施的融资战略是符合融资优序理论提出的内源后外源的原则。
3.3 罗牛山融资结构存在的问题
3.3.1 内源融资规模小,偏好债务融资
(1)内源融资占比例较低,向上增长的趋势不稳定
表6 2014-2018罗牛山融资结构情况表(单位:%)
内源融资作为一种成本最低,且风险较小的融资方式,绝大多数企业都会优先选择的融资方式。然而在实践中往往并非如此,由表2和表6我们可以看到2014-2018年五年的内源融资比例大约都在20%-40%,相对于超过65%的外源融资占比而言实在是过少了。
一方面罗牛山由于折旧的不稳定增长导致的内源融资规模小,另一方面,罗牛山经营效益的不稳定增长,也导致企业留存收益不能稳定增长这都导致可利用的内部资金数量少。从而导致罗牛山虽希望使用内部资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内源融资占比在2014-2016年处于一个下降期,从2014年的30.04%下降到2018年的20.37%。2016-2018年一直处在上升期,从2016年的20.37%上升到2018年的34.05%,因此这几年罗牛山的融资结构得到了较好的改善。但其内源融资占比仍与行业均值53.21%有较大的差距,这种外源融资比例大大超过内源融资比例的状况不利于公司健康的发展。
表7 2014-2018罗牛山重要指标分析分析(单位:%)
表8 2014-2018年内源融资增长率比较分析(单位:%)
由表7可知,通过对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至2018年公司股票成长性指标以及盈利性指标的研究发现,从整体趋势来看,罗牛山的净利润显著增加、每股收益以及净资产收益率都有小幅度增长,营业收入在2014年、2015年和2018年都出现了负增长。由表7和表8可知,罗牛山的留存收益增长率与其净利润增长率相匹配,2014-2016年内源融资呈负增长趋势,2017年和2018年逐渐上升。
(2)偏好外源融资,股权融资规模较小
西方许多发达案国家的实践已经验证了内部资金应该是企业最优先考虑的融资方式,外部资金应该作为内部资金不足时的备选。
由表2可以知道,外源融资的构成中,股权融资比例的均值是7.63%,债务融资比例的均值为92.37%,这说明以债务方式获取资金是外源融资来源的主要途径。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比重远低于债务融资,且仍有下降的趋势。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14-2015年债务融资比例从69.96%上升到72.79%,2016年下降至49.23%,2017-2018年债务融资比例先上升至65.88%,后又下降到56.11%。而股权融资比例除了2016年为30.39%,其余年份均为0,这说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融资一直以来的规模外源都与债务融资规模相差悬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的结构并不合理。
3.3.2 债务融资结构不合理
(1)资产负债率偏低
图1 2014-2018罗牛山负债情况分析(单位:%)
当前学者们普遍认为50%-60%是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为合理的区间。而罗牛山五年间只有2014、2015年资产负债率处于这个区间,五年均值为47.05%,财务杠杆水平较低,不利于产生杠杆收益和税盾收益。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长期稳定在一种比较低的状态。
(2)长期债务融资比重大,且仍持续上涨
由表4可知,在债务融资结构中,长期债务融资比例在2014-2016年逐渐下降,但在之后持续上涨;短期债务融资占比则在2016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16年,短期债务融资比例为25.59%,短期融资占债务融资的比例为51.98%。
但到了2018年短期融资占比、短期融资占债务融资比例分别下降到了23.33%、41.58%,另一方面,长期债务融资比例升到32.78%,长期债务融资占债务融资比例上升到58.42%。这说明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这几年在债务融资方面越来越依赖长期债务融资,短期债务融资在总债务中重要性越来越低。
在实践中,短期融资能省利息费用,但是如果大环境内经济衰退,公司的短期融资会给公司带来很大的现金流压力,或者更严重一点,可能导致重大的亏损或破产。因此,农业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中长期融资比例较大也有一定优势。但目前这种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失衡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加剧,有可能会引发收支性财务风险。
3.4 罗牛山导致问题的原因
3.4.1 盈利能力因素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内源融资比例本身就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其留存收益的占内源融资的比例也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这说明罗牛山自身的盈利能力较弱,没有充足的内部资金来满足公司的业务需要。
农业本身的弱质性具体表现为盈利能力较低,极易受季节和政策变化的影响。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产业是畜牧业,自然也受其影响。除此之外,这几年国际市场谷物饲料的成本上升,罗牛山饲养成本也随之上升,。而近几年国内猪瘟频发,罗牛山的生猪产量也受到影响,产量降低,这导致罗牛山主营业务收入减少,这导致主营业务的利润减少。这共同导致了净利润大幅降低。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没能得到改善,将会导致罗牛山积极发展“副业”以增加企业的收入,并给股东以满意的业绩。
2016年以后罗牛山的内源融资比例及留存收益占内源融资的比例虽有提高,但企业留存收益还是太少,与行业仍有较大差距。由此可见罗牛山难以获得足够的内部融资,所以促使企业更多选择外源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