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经济管理中现寸若干问题剖析与管理改革建议
[摘 要] 盈余管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本文从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契约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信息不对称与盈余管理的形成三个角度进行了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以期通过探讨对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予以认识和防范,进行必要的约束和监督。
[关键词]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经济学分析
一、盈余管理的基本涵义
盈余管理是近些年来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财务理论界一个热点问题。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误导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经营业绩的理解,在编报财务报告时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寻求对自己有利的财务结果。雪普(KatherineSchipper,1989)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就是旨在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在这一定义中(1)盈余管理限定在对外报告领域,而把管理会计报告以及那些意在影响或改变公认会计原则的活动等排除在外。(2)提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某些私人利益。(3)并没有依赖某一特定的盈利概念,而是基于会计数据作为信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这里的获取私人利益与对外财务报告的中立原则是对立的,盈余管理实际上背离了中立性原则,而中立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之———可靠性的一部分。因此,盈余管理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盈余管理并没有定期提供实际的会计信息。
传统上,人们认为盈余管理是与经济收益(有时也叫真实收益)有关的一个概念。在经济收益观下,有一些数据(譬如经济收益)被盈余管理故意地歪曲了。经济收益之所以会被歪曲而成为会计的报告收益,除了盈余管理外,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也将导致会计数据与真实收益有偏差。当然,经济收益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有意义地加以定义,一般说来,在现实的报告系统中经济收益是看不见的。即使如此,在经济收益观下,人们还是要把看不见的真实收益作为衡量偏差的基准。
在信息观下,盈利仅仅是许多用作决策和判断的信号中的一个。信息观意味着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是其“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盈余管理的信息观假定公司经理拥有私人信息。在一套既定的委托代理契约下,公司经理不仅可以就会计程序做出选择,而且还可以据此程序做出不同的估计。
二、盈余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一)委托代理关系与盈余管理的形成。
委托———代理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基本假设之上:(1)委托人对随机的产出没有直接的贡献;(2)代理人的行为不易直接被委托人观察到。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是指所有者将其拥有的资产根据预先达成的条件委托给经营者经营,所有权仍归出资者所有,出资人按出资额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最终控制权;经营者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按企业法人制度的规则对企业财产行使占有、支配、使用和处置的权力。所有者是委托人,经营者是代理人,双方的责、权、利得到了明确界定,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激励的机制。
按《公司法》规定,中国上市公司都必须是股份公司的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最终分离。股东作为企业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同时也是企业风险的直接承担者,但却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和经理层)则由股东聘任,对企业进行管理,同时获取一定的报酬,在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委托方———股东及代理方———管理层都具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但是在股份公司制度下,管理层(尤其是经理层)对企业剩余没有或只有少量的索取权,他们的努力工作并不能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甚至需要承担较大的成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层在对企业信息披露尤其是关键的盈余信息披露时,将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提供信息披露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的信息量,这里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指个别企业的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但公司的会计信息实际上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信息披露的边际社会收益会大于私人边际收益(主要是由于真实和相关的会计信息能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保护投资者利益,具有外部经济性所致),从而使社会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点时信息披露量应当大于私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信息量。许多信息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应该披露,然而管理层从自身利益出发,只会选择少量披露甚至不披露,从而导致了股东与管理层目标的偏离。为促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事,委托人会通过各种契约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代理成本,当代理成本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时,委托人就会弱化监督,甚至放弃监督,从而导致“内部人控制”①。
在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经济分析中,委托———代理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源,根据“委托经济责任”理论,会计信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衡量经营者的业绩,解除经营者的委托经济责任。在现代股份公司中,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构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为了激励和督促管理人员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大部分上市公司都建立起了对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这种激励和考核机制,也都是建立在利润目标的考核上。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及信息上的优势,运用自身的职业判断,在不违反会计原则的范围内,选择对自身有利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直接干预盈余信息的生成,从而使盈余信息朝着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现有的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虽然根据《公司法》规定普遍设立了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监事会及经理层组成的多级治理结构,但实际情况是董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流于形式,“内部人控制”严重,企业的主要决策还是管理人员说了算。而作为会计数据直接生成者的会计人员,其个人利益完全受管理人员的控制和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员为了自身利益进行盈余管理就没有障碍了。
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派生出三种可能的层次更低的委托代理关系组:(1)股东与管理当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小股东与大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关系。(3)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面,分别从这三个角度对盈余管理产生的内在原因做更深入的分析。
1.从股东与管理当局间的关系分析。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代理人道德风险问题,在委托人无法了解代理人努力程度的情况下,最适宜的契约就是使代理人分担其行动的后果,以此来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于是产生了基于会计盈余数据的管理人员报酬计划。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利益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刚性,加之经济主体的自利性,使代理人有动机为自身利益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委托人隐瞒实情,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由于委托人很难监管和约束代理人,盈余管理作为机会主义行为便得以产生。
2.从大小股东间的关系分析。
在上市公司中,除了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外,大小股东之间也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几乎全部是由以前的国有企业改制形成的,国有股占据绝对的控股地位,中小股东所占比例很小。中小股东相信股东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将监管管理当局的责任委托给大股东,自己不参与对管理当局的监管,而选择“搭便车”的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侵害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的发生。
大股东在上市公司中所占股份比较多,利益与上市公司联系更紧密,自然有动力参与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从中小股东的角度来看,将参与监管的成本和参与监管所获得的效益相比较,更愿意选择“搭便车”的方式,由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中小股东自己不参加监管。公司治理结构中,“搭便车”是指大股东承担对公司经营者行为的监督费用,而相应的收益由所有的股东来分享。显然,也包括对经营者财务决策以及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如果小股东因监督而获得的收益不能弥补他付出的监督成本,小股东便不会实施监督活动,而宁愿享受大股东监督所带来的好处。
下面我们可以运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上市公司大小股东间博弈行动的结果,大小股东间博弈的结果是小股东放弃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导致大股东与管理当局合谋损害中小股利益的行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智猪博弈的过程。
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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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县乡基层的财政困难问题。造成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的原因很多，从根源上看是由于财权事权不对等所导致的，其解决就是寻求县乡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合理配置。
县乡财政困难的现况
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省级之间的财力分配关系。但同时出现许多地方县乡财政困难现象，财政收支矛盾尖锐，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膨胀，这不仅影响了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而目。严重影响了地方的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进而影响经济的高速发展。
因此，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建立一个有效的财政制度，缓解县乡财政的困难，再通过县乡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不仅关系到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财政职能的实现，还牵涉到农村税费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的成败。
县乡财政困难的根源：财权事权不对等
财权上收，县乡政府财源减少。
财力向中央集中是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中央75%，地方25% 的财政分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地方财力通过二次分配上收中央。从结果来看，财力上收的效果明显。地方级财政自给能力由1987年的1.O3降到2015年的O.59，以年均4%的速度下降，其中，省级为 1.6%，地市级为5.1%，县级为3.4%，乡级为4%。从乡镇、县级、地市级到省级，层层需要依靠上级政府转移支付资金 过日子 。这样一来，在县乡财源减少和财权不断上收的双重冲击下，县乡财政困难明显。
事权下放，县乡政府事权负担过重。
县乡财政事权负担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县乡政府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省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负担，如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这些大额支出事项，将这些事权责任都压到县乡财政头上，导致其沉重的负担。由于行政集权体制及人事上的行政任命制， 我国高层级政府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而上下级政府的财政却是相互独立的，上级政府很容易把各种事权责任尽量推诿到下级政府，即 事权下放 。
如中央只给承诺不给钱，将一些政策负担转移到地方政府的身上，形成所谓 中央请客，地方出钱 的情况。我国上级政府诸种 下放事权 的行为大大增加了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对当前的县乡财政困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解决县乡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几点思考
为了解决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必须改革和完善现行财政体制，坚持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从建立公共财政的角度，科学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使每一级政府所拥有的财权与事权相对称，支出与责任相统一，要事随钱走，财力与责任挂钩，从根本上改变上级层层剥夺县乡财力的状况。
完善法治，以法律形式确定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政支出范围。
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各级行政官员只重视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忽视本地民众的实际要求，这必然导致我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内在的稳定性。
因此，应加快推动我国法制化财政的建设步伐，以法制来规范和监督财政。
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使之明确，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改变目前县乡政府集中过多的事权，与其掌握的财权严重不对称的现状，促进财政的法制化发展。界定政府之间的事权，应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为标准，属于全国受益范围的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属于地方受益的公共产品，再按受益范围的大小由相应级次的政府来提供，跨区域的事务由中央协调，与受益地方共同承担。
对于科学合理界定政府间的事权范围，以对义务教育的支出为例，应该实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担的办法，切实减轻基层财政的负担。目前，教育支出是地方财政支出中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对大多数县乡财政而言，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至少在70%。目前，法律规定财政的教育支出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的速度，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实行的是 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 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与其重要地位是不配套的。因此，应该把 以县为主 改为 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 ，这样才能发展事业的同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
保障县乡政府的财力，强化其财源建设。
目前来看，县乡政府通过可以发展民营经济，利用民营经济的优势来增加财源。民营经济因为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强烈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首先，要引导规模企业实现规模发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强强联合，以龙头优势辐射带动民营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从上到下实现以大带小策略。其次，要通过建立新型的农村互助组织，利用县乡政府的信息优势，鼓励支持更多的农户介入务工经商，壮大民营经济群体规模，扩大富裕面。
最后，要激励中小企业在现有基础上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在某一产品、某一环节上做优做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可以利用集体土地产权收益、公共财政催化三种核心力量启动农户自身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机制，促进财源建设的多元化发展。
尽快解决县乡财政债务问题。
首先，要明确县乡的债务规模，只有明确了才能有效控制。对于乡镇、村债务，要认真清理，分清性质，分清责任，不能将所有债务都由县乡财政偿还。对账外的非财政管制原因所造成的隐性债务部分，应该坚持 谁受益、谁负担 的屠-贝0，清查现有政府债务，明确其规模、结构和责任人，落实到具体债务人、责任人等，主动科学地清理财政债权与债务。
其次，要加强对债务的监管，完善县乡财政管理办法。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将乡镇各项债权债务逐 登记报县政府备案，有步骤地减少债务增量、控制债务存量。一是要建立债务预警机制，即不同的县乡及财政部门要根据自身债务承受能力，研究出正常的、可控的、能够承受的负债临界点，对可能出现的政府债务风险及早预警。二是建立债务化解长效机制，要通过深化改革，规范乡镇政府经济行为，坚持实行村务公开，大力推行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和村账乡代管等制度，控制政府和部门经费支出的增长，加快债务化解进程。
做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中的问责，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要加强财政立法和财政监督的力度，保证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杜绝各级官员的不规范行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施对财政体制运行过程的问责。通过问责，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用途进行使用，避免人为因素干扰财政政策措施的运行，维护财政政策措施的准确性、效益性和及时性。
要想使得财权事权真正实现对等，就需要科学合理地界定县乡政府的事权范围，并且以法律形式确定，落实法律政策的实施情况。在落实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问责，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要确保政府行为的规范。对于类似上级政府把各种事权责任推诿到下级政府等违反规定的行为，不仅要发现，更要通过责任追究机制及时纠正，落实到具体部门、具体人员，约束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实现财权与事权的对等。
摘要：
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企业家能否具有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经营所必备的辩证理念、不断创新战略管理，这将对企业发展与竞争取胜起着决定性作用。研究现代企业家新经济经营的辩证理念与 战略管理创新，主要集中在新旧经济融合、知识资本催化、网络商务支撑、集成经营管理、科技市场一体化和新的两权结合等方面站在了发展的前沿，代表了市场竞争的方向，颇有借鉴价值。
关键词：
新经济 理念 管理
进入21世纪，无论是基本的价值观念，还是具体的行为准则，新经济时代的组织运行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工业经济中传统的组织运作模式，它对我们现在企业的生产方式、经营管理乃至领导决策与活动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新经济时代激烈的竞争，呼唤企业要不断进行管理变革和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一、新经济不能取代旧经济，推进产业提升需要寻求“融合发展”
近年来，全球企业新经济发展加快。然而，经济和企业界有识之士认为，旧经济的传统产业仍具有很强的市场生命力，新经济不能取代旧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寻求两者“融合发展”。
新旧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指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作用于传统产业，使得两个以上产业融为一体，逐步发育成长为新的产业。产业融合不是几个产业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相互作用，融为一体，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对此，不少知名企业家认为，即使是新经济潜力惊人，旧经济依然有它的优势。新旧经济不是对立的，新经济应成为改造传统产业的动力，传统产业应成为新经济的市场，新旧经济与产业融合是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我们的企业家们要充分认识到，新旧经济“融合发展”是提升传统产业的必然选择，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深远的战略意义，迫切需要从多方面推进产业融合。要运用技术创新进行“融合发展”，技术创新应成为新旧经济不同产业型企业的共同追求。要加快新科技发明，加快科技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加快技术进步效益增长，实现技术创新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二、树立“人本战略”的理念
人是知识的创造主体，也是知识创造的目的，同时还是知识运行的载体。因此，新经济实际上就是“人本”经济，新经济时代，企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管理，怎样求才、知才、用才、育才是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人本战略”就是“以人为本”的战略管理。这种战略思想既把人视为管理的主体，也把人和人际关系作为重要的管理内容，即人是“经济人”与“社会人”的统一，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中最重要的资源。
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人是社会运作的核心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浑然一体，模糊不分。从社会分工开始，人成为追逐的工具，成为零部件。进入新经济社会，由于追求知识而回归到人本身，因为知识是人脑的创造产物。因此，人、人才成为全社会的第一资本、第一资源。
(2)人是社会运作的目的
人是社会一切知识的创造者，因此，就要以人的脑力、心力、智力的开发为核心。在新经济社会，从人出发进行运作有两层含义：A对内，对企业自身而言要开发人才;B对外，对社会而言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目的就是服务于人。因此，人是社会运作的目的。
(3)新经济社会是人才社会
由于在新经济时代，信息通讯技术十分发达，网络组织遍及各个角落，加之义务教育在全球的普及，这就为成才奠定了物质基础;另外，新经济时代的消费也需要具备一定知识的人(如上岗、智能化、自动化家电等);因此，新经济社会渴望人才、广收人才、遍生人才。新经济时代，得人才、得天下，失人才、失天下。
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将上述三项工作结合起来。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要不断地超越自我，勇于进取，不断学习，永远保持创新的观念和活力。企业要像经营产品一样去“经营”人才，努力培养高素质的员工和创新的企业家，以应对新经济时代的挑战。
三、加强知识管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知识管理是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经济中，管理者在知识分享的文化氛围中运用现代技术，通过员工之间的协调配合，通过对组织内所拥有的知识和组织外部各种知识的利用和管理，以提高组织创造价值的能力的一种手段和过程。它以知识管理为中心，旨在通过知识的获取、共享和应用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反应能力。实施知识管理的目的是加快知识创新的速度和提高知识创新力度，以形成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保持企业旺盛的生命力。我们的时代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体现出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此，现代企业必须加强知识管理，知识管理能为企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首先，知识管理为实现知识的显性化和共享寻找新途径。
未来的知识创新和传播速度将越来越快，当知识量增多时，对知识降低、抑制甚至会阻碍企业创新和知识量的增加。据统计，隐性知识大约占知识总量的90%，经过编码的知识所占比例不足10%。
因此，能否发掘企业中隐含的知识，充分发挥这些知识的作用，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知识管理有助于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进行处理，并把这些知识用一种适合于用户和商业环境的方式表现出来。知识管理应当将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恰当的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做出最好的决策。
其次，知识管理让企业从学习中获得竞争优势。
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必须拥有新知识和创造力的员工，知识管理注重激发员工的学习精神。成功的知识管理将加快员工的学习过程，提高企业员工的整体素质，使员工的再教育成为企业的一种日常活动。实施知识管理，让员工形成“边干边学，在干中学”的终身学习机制，即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员工创造性思维能力而适应起来的一种有机的、扁平的、符合人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组织模式。
总之，新经济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企业过去成功的法则、过去赖以致胜的市场假设、技术和组织形式，如今要重组和再造。这就迫使企业要从战略管理的角度，重新反思它的经营使命、再造经营管理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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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分配是生产的结果和延续，但分配对生产又有重要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分配水平对生产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生产着消费，但消费也生产着生产。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产生紧缩的束缚作用并难以解脱。 收入分配对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有直接影响。鼓励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收入，合理、合法且适度的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也就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相反，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在一个单位内部同工者不能同酬，在全社会收入向少数人倾斜，就会使多数人产生不满情绪，降低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各国研究证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大小与社会治安案件发案率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收入分配差距大则治安案件发案率高，反之则低。分配政策与我们党的宗旨密切相关。我们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讲，就是要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有效调控收入分配差距，会使绝大部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能随着生产的增长而提高。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甚至是两极分化，让极少数人过上奢华的生活，而大部分人的生活却未能改善，将会失去人民群众对党的支持和信任，这是我们党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社会保障制度有着维持社会稳定，调节经济发展等项功能。正如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断言的：“一个想从社会那里得到养老金的人是最安分守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已得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将同样得到证明。社会保障具有十分有效的平衡需求的作用。在经济衰退时期，社会保障通过给失业者、老弱病残者的扶助，增强了这部分人的购买力，抑制了个人收入的减少趋势，消费需求随之增加，社会总需求也相应扩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在消费需求不足的特殊时期，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心理预期，扩大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当经济高涨而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支出相应缩减，社会保障基金因此增大，减少了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最终又使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 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就业是前提，没有就业，就谈不上收入分配，个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保障，积极促进充分就业，通过收入增长的途径，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源头解决社会致贫的根源；收入分配是建立在就业基础之上的，但国家可以通过对制定法规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是最后一道“安全网”，它能够调节由于失业、分配不公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原创论文网yclunwen有论文详细内容，专业的论文老牌网站，信誉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