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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思考
林正平①
摘 要：美国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冲击。在此背景下，审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状况，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现阶段，坚持改革开放，
稳定国内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等举措，都
将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改革开放；新兴市场国家；政策主导
中图分类号：F8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4768(2008)12-0017-05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
经济环境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告诫全党增强忧
患意识，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最近美国经历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对国际市场造成的严重冲击和对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忧虑。我们要以国际视
野和战略眼光，审视这场危机的起因、过程、负面效益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冷静观察，认真
应对，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在应对危机中着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同
时，负责任地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我们应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
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践行科学发展，坚持改革开发，继续推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症结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具体包括贸
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和投资跨国化、金融全球化，其中贸易、生产的全球自由化是全球化的基
收稿日期：2008-10-11
作者简介：林正平，男，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经济师。
国际金融危机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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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由于经济运行日益以金融活动为中心，以金融关系为纽带，所以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
核心，并成为全球化新的主导动力；也因此金融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三者之中
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特定的新国际环境中，美国为挽救经济推行了一种借钱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
利用美元霸主权地位和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滥用金融衍生品。在无力监管的情况下，通过
各种金融工具诱导人性的贪婪与投机，在消费模式上，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
础的储蓄模式转变，不断扩大消费信贷，带来了大量的透支消费和高负债；金融职业道德上，高
薪激励离开了合理边界，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无限制地放大，大搞金融冒险，设计的金融
产品无限延长了信用链，不断升高虚拟性，信用关系高度复杂化，产权关系越来越模糊，可控性
越来越低，风险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危机已经开始扩散，如花旗、美林、瑞银等大型金融机构出
现巨亏，市场流动性骤减，还继续推出金融资产违约保险。所谓“信用违约互换”（CDS），这个产
品说是保险，但担保对象不透明，已经看不到其价值所在，不能定价，也不能很好地在市场上交易，
实际已经异化为买卖双方的对赌行为。最后风险爆发，根本不能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
二、透过危机看中国经济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二战以后全球经济最好时期。这个时期全球经济的特点，基本是美国凭借其相
对发达的金融体系和先进技术，依托资产价格泡沫的财富效应，支撑了亚洲制造圈的迅速扩张，
进而带动了中东能源及国际大宗商品供应国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最终造成全球经
济增长潜力的过度消耗。国际收支表现上基本是东亚国家输出实体商品，资源国家输出资源，美
国输出美元及金融产品以换取商品和资源。在这场全球产业大转移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既求
生存，又求发展，以政策性开放为主导，选择了国家主导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以渐进式区域开
放为经济转型的主线，实现了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使整个经济向开放型转变。这个阶段中国
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付出资源环境代价，依赖扩
大出口来平衡国内储蓄，通过商品输出消化吸收国内过剩的储蓄资源，从而迅速提升了国家工业
化水平，也壮大了整体经济规模，为继续发展打下了结实基础。无疑这是一个必然而成功的选择。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实现了从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开放，进出口贸易增长104 倍，在世界
贸易中的位次从32 位到2004 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8 年的不
到1%提高到2007 年的8%；从1993 年起，连续15 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到
2007 年底，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以年均20.1%的速度增长。
近几年全球经济从不平衡到平衡的发展循环，是建立在支持经济平衡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不
平衡的基础上。我国的政策性开放的发展路子得到了利益也带不少问题：首先，世界出现了以美
国为代表的资产膨胀型的过度消费模式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的结构
失衡。那些过度消费模式的欧美国家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条件下，长期奉行低利率政策，货币
过度发行，加剧了金融体系乃至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而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口，推进了
投资，压抑了本国消费，加剧了经济结构不平衡。改革开放的开始年份，我国投资与消费的拉动
作用基本交替变化，其规律是出口增长快、经济高速增长年份，投资对经济增长率贡献高于消费；
经济比较正常年份，消费贡献率则高于投资。但2001-2006 年消费增长拉动力明显减弱，进出口
对任务贡献率在1999 年前呈起伏不定，往后年平均在7%左右，2005 年开始稳定在20%到24%
之间。而消费率却低于50%，有的年份只40%左右，一般要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 个百分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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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由于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我国进入世界资源型产品的最大生产国、
最大需求国和最大消费国的行列。2007 年以来虽然重要矿种对外依存度有所下降，但如原油、铁
矿石等仍在50%以上，已出现大量的资源环境问题。第三，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不仅总量规模快
速增长，而且已出现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为特征的势头，2000-2007 年国际收
支总顺差逐年扩大，2007 年达4453 亿美元，年均增长53%，顺差占同期GDP 的比例越来越高，
平衡状态偏离度在逐步扩大，给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带来越来越大压力。
现在我们处于更加开放和伟大变革的时代，我国出口已占 GDP 的37%，而美国这个比例不
足10%。这种结构已被世界各国走过的历程证明，非常容易受外国经济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不
断深入，世界范围内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还在继续延伸，而全球市场是一种零和博弈，市场变
化最终都表现为财富和资产的转移，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改革开放，把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平台。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改革开放是
中国发展的永恒动力，根据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我们应该用发展创新思维来转变引导社会
的思维定式，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始终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突出实践特色，继续
解放思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立足自身是应对危机最重要的有效手段，也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一）认识自己，增强信心，抓住机遇，积极应对
这场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最终释放的必然结果，风险前所未有，机
遇前所未有，我们要在困难中发现机遇，在风险中寻求发展。目前金融危机继续向实体经济转移，
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外部风险加剧。虽然目前我国各项经济指标都很健康稳定，我国金融市
场体系相对独立，受到这场危机的直接冲击要好于欧洲等其他国家，但要看到我国经济的负面问
题，已经越来越表现为经济下行的风险。欧美需求减缓，由于价格成本和改革开放时间的长短，
以及认识深化等原因，我国的外部需求减缓程度可能更甚于全球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目前中央已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作为科学发展的首要目标，着力扩大消费需求，
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的
问题是：（1）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受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资产财富缩水、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尚待时日、农村改革发展需要一个过程等因素的制约；（2）我们在践行科学发展中，要重新
定位和纠正过去那种牺牲劳动者利益、损害环境、滥用土地、削弱经济自主性等行为，必然要推
高劳动成本、环保成本，甚至必要时提高农产品价格；（3）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可避免要
经受一个与国际价格体系接轨的长期痛苦的通货膨胀。
美国是黄金储备大国、石油储备大国和农产品出口大国，从次贷危机看，不否认美国通过降
低美元利率的预期，促使大宗商品暴涨，从中获得巨大利益。美元今后会不会再次走弱和大宗商
品阶段性上涨，如何判断美元走势，已成为我国外汇增值以及与外汇有直接间接关系的产业、企
业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之一。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当前我国国内能源、土地矿产资源等重要资源紧
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相互叠加，给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造成巨大
的压力，进而给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币值稳定及国际收支平衡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目前
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有条件、有能力抵御外部冲击。但是目前我国还是依赖出口和外资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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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模式，近年来我国每年10%左右的GDP 增长中有2~3 个百分点来自外需贡献，国家统计局初
步测算，今年前三季度增速回落2.3 个百分点，其中有1.2 个百分点来自出口减速。财政收入8
月份增速还能坚持两位数，9 月份回落到3.1%，而财政支出压力在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也出现异
常现象，9 月份新增214 亿美元，低于FDI 和外贸顺差之和，一反过去高于而且有的月份高很多
的现象。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在全球化和遭遇全球性危机的冲击，还显得比较脆弱。所以，发展仍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速增长仍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当前首先要减少、消除危机
冲击的损失，进而利用危机削弱竞争对手的机遇，建立巩固国家和民族资本对国内市场的主导，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调整，各国经济增长模式都应不同发展阶
段的经济背景条件变化和要素约束而变化。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条件，要把发展理念、措施、
政策引导到真正的经济增长上来，不断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不能无限的增加投入。经济工作
要保发展、保民生、保稳定，在推动经济三大轮子中，坚持“三架马车”均衡拉动，三大产业协
调运行。在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投资与出口以及利用外资方面都不能偏废，着重点在加快
结构调整。投资仍是目前保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资本/劳动力比率还远低于美国、日本水平，城
市化率不仅低于韩国，也低于菲律宾。同时铁路、公路等大项基础设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可以
总结1998 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允许财政收入有稳定来源、财
政盈余稳定的省市发行地方建设国债，增加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房地产业在投资中的
比重约1/4-1/5 之间，涉及50 多个行业，对于保增长和劳动就业有许多积极作用，仍要作为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重在结构调整。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目前仍处于重要地位，至今我国作为
全球重要制造业的基本地位没有改变，出口的比较优势还没有消退。现在贸易政策上应有战略作
为，要着力于通过政策制定培育我国经济的竞争优势，稳定出口，同时加强外贸产品和区域的结构
调整。据海关统计数据，1996-2007 年我国与欧盟15 国的贸易增长还超过中美贸易增长，亚欧之间
经济上互有需求是增长合作的主要动力所在，同时要大力开拓拉美、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
（二）坚持发挥政府调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这场危机给世界各国一个重要警示，那种认为政府对经济“无为”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英美模
式再次接受检验而适当淡化，中国模式引人注目。市场确实具有高效、自我平衡和自愈功能，但
自由市场经济引发的道德风险在这次危机中得到全面彻底暴露。充分说明市场功能还不足以与市
场自身的问题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相抗衡，政府管制是必须的，宏观调控更需要贯穿市场经济的
全过程。改革三十年来我国选择政策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不改变国家的控制和管理，由国家主
导工业化和管理资源、能源产业，政府是强大的经济组织力量，体现了国家经济的控制力和政府
管理的主导性作用，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同时也要看到近几年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
外部环境，发达国家基本吸纳了我国由于日益增长的、庞大的国内储蓄，通过庞大的投资活动而
形成日益增长的产能所产出的剩余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外部失衡掩盖了内部失衡。今天我们要
从战略上解决现阶段生产过剩的矛盾，不能长期用价格管制和政策性补贴的方法应该理顺价格市
场形成机制。不然，扭曲了市场，扭曲了企业利润，还扭曲了许多问题，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
越积越多。
（三）深化金融改革，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和行业风险的逐步暴露，流动性风险将越显突出。前一段物价上涨，
某种意义上是价格形成机制逐步成熟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效果要好于周
边国家，统计数据已出现CPI 连续五个月的减缓趋势。虽然目前还不能因此对物价控制放松，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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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信心是第一位，在实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中，应该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保证金融体系
尤其是银行的流动性。预计短期内我国仍然保持负利率时代，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在进一
步完善流动性管理，商业银行应顺应宏观调控政策，履行社会责任，实行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
增加流动性有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现在的难点在于既要考虑货币的波动，更要考虑由此带来
的信心散失问题，这就是宏观调控科学性所在。
这场危机暴露了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后变成祸害社会的“洪水猛兽”。我国
今天则完全不同，虚拟经济整体还处于浅层次阶段，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总体还有较大的距离。虚
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不但可以使经济社会中投资与金融商品的货币需求量增加，推动储蓄转化为
投资，还可以吸收过多的流动性，而且可通过金融产品发现价格和定价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益，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开放条件下，在一个国际化环境中，一流
的企业更需要一流的金融服务。目前当务之急要深化金融改革，建设多层次、能适应各种所有制、
行业、企业金融需求的金融体系，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目前应该解除一些不必要的
金融管制，解决金融压抑问题，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体系，否则，只能成为金融风险的被动
承担者。当然，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有一个稳定关系，不能无限延升信用链和过高的杠杆比率，
假使过多的脱离实体经济，必然要造成庞大的泡沫。金融业要炼好内功，尤其要完善治理结构，
明晰产权关系，加强内控机制，使每个从业人员都具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同时让所有市场参与者
承担风险，并在承担风险中得到应有的回报。
（四）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新国际金融货币体系而努力
由于全球化的深化，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在不断加深。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上
升，我国将在全球的经济、汇率、环境乃至防病卫生等方面负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面对
这场危机，我们同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应对这场危机作出经济努力，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维
护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当前国际和国内都是一个转折点，都要关注美国这样一种债务帝国
的发展方式能不能持续下去，美元的世界主导地位是否会动摇，美国的霸权地位走势如何，美元
能否回归现实，等等。目前这些问题还难以回答，但必须看清其大体走势，从长期看必须呼唤公
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公平合理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从现阶
段看要同世界各国一道关注国际资金在全球流动的监管，同时从中发现蕴藏着的发展机会，并维
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这些方面的努力是长期的，也是艰苦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我国已达1.4万亿的出口市场立刻受到严重影响，预期增速同比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近期将出台涉及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的的振兴规划。我认为，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自我国80年代末以来撤消了冶金部、机械部等政府产业部门之后，第一次把产业发展规划重新放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将对我国这十大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从已经出台的振兴规划草案来看，还有两处硬伤：
一是十大产业规划中的“轻工产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按照“一轻”、“二轻”的行政式行业划分来规划产业振兴政策，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中，快速消费品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轻工”分类来做新时期的产业规划呢？
二是产业“振兴规划”中“振兴”两字太土太旧，不能反映新时期、现阶段的产业规划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国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过相当系统、有效的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法律。我国的产业振兴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那么近日再提产业“振兴”，与以往有何不同？标题中关键词的简单重复，显然意味着规划者还没能真正掌握今日规划与往日规划的不同之要诣。
我认为，今日产业规划，必须用“产业主导权”来统领。我国企业的产业主导权孱弱，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刚刚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只能进行“三来一补”等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当时还没有产业主导权的概念，或者说还无暇顾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从以打火机、纺织品为主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为主过渡。在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开始“亲身”感受到全球产业主导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低层次，还是企业平均利润的越来越低，都可以归结为“产业主导权”的缺失。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限制于低利润的市场或渠道；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没有获得金融支持和资本运作的机会；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技术标准，购买国外企业的专利……虽然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却未能相应的高利润，一旦外部需求萎缩，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国的企业。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明了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是我国产业发展的软肋。
长城所长期关注着产业主导权问题。我认为，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这三方面内容。其中市场主导权包括工业产品的价格主导权与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包括货币主导权、资本运作的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转移、技术联盟等方面的内容。而技术主导权又决定着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获取，它是产业主导权核心内容。
我认为，这次推出的产业规划应把核心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建立在“获取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主导权”上来。以全球产业主导权争夺为核心，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引：
首先，这次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什么。在这十大产业的当前基础上，简单的扩大市场需求，是不可能达到“振兴”的目的的。只有转变当前的产业发展路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领导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十大产业。
其次，产业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将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率不断下滑为目的，那只能起到短期效应，也无法从长期上促进这十大产业的振兴。在振兴方向上，我们应该遵循温总理与2008年12月27日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的“三结合”，并作为制定振兴规划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难同保持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
再次，出产业振兴的主体应该是谁。十大产业中，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相当集中的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不应演变为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在规划中，应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其产业比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争夺产业主导权。
最后，产业振兴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已经讲了多年的“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研发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拿出来再讲一遍，恐怕对产业的振兴和企业的操作不会有何实质性的促进。振兴规划公布前，应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企业争夺全球产业主导权创造良好的氛围。
具体的来讲，振兴规划必须着眼于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从技术主导权入手，推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办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操作的企业间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联盟，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主导权获取。
同时，要通过四维价值链分析，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领域推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商品价格、品牌建设等领域保护和扶持重点企业的发展，从而争夺国际市场主导权。
第三，要继续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不能因短时间的出口受阻就压低人民币汇率，要从货币主导权的高度稳定人民币的远期预期，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建立企业的资本主导权。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对并购对象的详细调研和成本、价值分析。
摘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3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1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1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1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1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1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1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1定的,而当1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1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1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1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1步扭曲和放大。
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其他的资料：
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
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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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金融危机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
过去十年间，对于全球经济危害最大的事件既不是战争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在这十年间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有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的土耳其金融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
十年来的几次金融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们大多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自身宏观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比较早地进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完成资本项目下的本国货币可自由兑换。尽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普遍认为允许资本在各个国家间无限制地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于债务国和世界经济有益，但大量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了投机性外汇交易和银行危机。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的背景下，一旦本国货币被国际炒家狙击，往往首先汇率失守，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然后银行业遭遇危机，大量中小银行倒闭，危机扩散到整个社会，导致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出现倒退，多年成果毁于一旦，在印度尼西亚和阿根廷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
中国政府在1996年年底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时，曾经承诺2000年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正是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不可自由兑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而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惨状也令中国政府深为戒备。因此，从1998年开始，加强金融监管、清理整顿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金融行业的主题。其中比较大的动作包括救助四大国有银行、整个信托业的推倒重来、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清理整顿、农村“三会一部”的清理撤销等等。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金融业逐步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将逐步实现可自由兑换。这个时候，在未来若干年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发生了金融危机如何应对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将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和挑战。2001年，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和黄海洲在递交到最高层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未来十年内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差不多是100％！
除了中国身边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以外，对于过去十年间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再到阿根廷金融危机，并没有引起国内各界太多的关注。学术界到政府官员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是分析为什么创造“东亚奇迹”的东南亚国家会发生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能否避免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传染。亚洲金融危机一结束，国内的金融问题以及金融改革便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对于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如何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不再引人关注。在很多人看来，只要中国加快金融改革，金融危机距离中国很遥远。其实，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任何来自外部的风吹草动都将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大的影响，而中国自身的金融体系现状也无法回避金融危机的风险。因此，深入研究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研究金融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了解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于中国在未来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幸运的是，国内最新出版的两本关于金融危机的杰作《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让·梯若尔著）和《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巴瑞·易臣格瑞著）对于过去十年的金融危机以及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应对措施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经验介绍。
面对过去十年间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众多宏观经济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都在思考以下这些问题：金融危机是不是完全资本账户自由化所带来的令人不快而又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世界各国应当演进到一个共同治理的模式，其中的解决方案是经常性的非危机事件，还是一个地方自治债券模式，其中很少发生不履约事件？一个较好的秩序（即国外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自由化以及在短期资本流动自由化发生之前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谨慎地监督金融中介）能否防止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否应当对短期资本流施加暂时的或永久的限制？所有这些措施如何与汇率体制的选择相适应？这些危机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处置？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是否应当改革，应当怎样改革？经济学大师让·梯若尔教授在《金融危机、流动性与国际货币体制》中试图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有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危机的理论分析一直缺乏明确的分析框架，而梯若尔试图在这本书中用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又译公司财务）中的“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理论来建立金融危机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梯若尔首先分析了关于金融危机以及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观点。他认为，大多数的改革建议只注重表象而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并且无法协调建立有效的融资限制条件与确保借款国自行改革之间的目标冲突。他强调指出，正确识别市场失灵对于重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标责任是十分必要的。然后，他将公司金融、流动性供给以及公司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个体国家的借款问题。建立在“双重代理”和“共同代理”的基本分析框架之上，他重新审视了通常建议的政策，并且考虑了多边组织如何帮助债务国在开放本国资本账户的同时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从事国际金融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感兴趣的学者而言，这本薄薄的小书带来的是丰厚的收益。
对于政府金融主管部门的官员和相关的政策研究人士而言，如何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汲取经验，从而学习防范和管理金融危机的方法，是他们更加感兴趣的话题。对于这些人而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的《金融危机的防范与管理》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
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的易臣格瑞对于过去十年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大量的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各国对于金融危机采取的防范措施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应对措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措施，并且对众多的学者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了分析。对于金融危机的防范，他从增强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遵循国际组织确立的标准、加强对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对汇率进行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防范危机的官方努力应当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市场纪律和审慎监管。他具体分析了在阿根廷和土耳其金融危机中各方所采取的措施产生的教训和带来的影响。对于政府官员和政策研究人士而言，易臣格瑞的介绍和分析都充满了有用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