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具体如下：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所谓时代精神也就是对一定时代的本质、主题和基本特征等方面的概括。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发展趋向方面的主题、任务及其精神需求，它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指引着无产阶级时代前进，推动文明进步，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自觉地植根于社会实践的丰厚土壤。
不断地从现实生活中吮吸自己的生命之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科学地回答了时代在不同阶段提出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它是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科学。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只有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以实践为基础，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客观依据。
因此，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紧密结合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实际问题为中心，才能加以深刻理解。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主观能动性是人类所特有的，人们应当以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为基础，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自觉想问题、办事情，才能把事情办的更好。
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围绕着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的。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只有以实际问题，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断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思考提高。
扩展资料
论文要求规范：
1、正文
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分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小逻辑段，一个小逻辑段可包含一个或几个自然段，使正文形成若干层次。论文的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五级。
2、参考文献
为了反映文章的科学依据、作者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严肃态度以及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正文之后一般应列出参考文献表。
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所有引用别人的观点或文字，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都必须注明出处或加以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对已有学术成果的介绍、评论、引用和注释，应力求客观、公允、准确。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我国学术界也称为
“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斯大林教条体系”或“传统
体系”等, 从这些提法中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对该体系
的反思和试图冲破它的理论努力。这一切当然是建
立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到底指什么的理
论思考基础上, 但同时, 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 我
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接来源于苏联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这样, 我们对苏联哲学界关于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作一梳理就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了。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
通常人们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斯大林
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原因是: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
造的理论体系, 影响了一整个历史时期。实际上, 斯
大林的思想并不是理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直接来
源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这位被列宁称为“从彻底的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滥调”“的唯一马克
思主义者”[ 1 ] (P31) , 以其《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1895 年)“对辩证唯物主义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
的阐述”,“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
者”[ 2 ] (P67) [ 3 ] (P308) , 他的思想无疑会对后来列宁和斯大
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列汉诺夫是较早的正式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
一科学术语来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哲学家。
他认为, 最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科学
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 因而是唯一彻底的和最先
进的哲学体系。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
界观⋯⋯既包括自然界, 也包括历史。无论在自然界
或是历史方面, 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辨证性的’。
这个形容词不是说明唯物主义的特征, 而只是表明
应用它去解释的那些领域之一。”[ 4 ] (P311) 普列汉诺夫
在其他场合也用其它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这个意思,
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以“宇宙”为出发点的唯物辩
证法在社会学方面的应用。为此, 他强调说“存在的
收稿日期: 2001—06—25
·1·
只是一个‘体系’——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在这个体
系中既有政治经济学, 也有对历史唯物主义过程的
科学解释, 还有别的许多东西”。[ 4 ] (P106) 这样,“辩证
唯物主义”就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
词。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列宁。
1909 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
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过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理论体系, 尤其是它的认识论体系, 列宁指出, 马克
思主义哲学整体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 其中“决
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 不
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 5 ] (P332—335)。1913—1917 年, 列
宁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卡尔
- 马克思》中总结和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清楚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几个组成部
分: 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阶级斗
争。后来在《哲学笔记》中, 列宁提出了一些哲学体系
的纲要, 其中《辩证法的要素》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的雏形。[ 6 ] (P276) 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资
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
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的科
学”。[ 6 ] (P290)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的基本原则——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
识论是“同一个东西”。
可见,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强调了辩证法在整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都把历史唯
物主义看成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应用。不同的是,
前者更强调唯物主义方面, 而后者更强调辩证法方
面。此外, 列宁更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
并没有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直
接称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 而是提出了建立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任务, 并为此作了大量的理论准
备工作。这些都为斯大林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提供了条件。
20 世纪30 年代, 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一书,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上分为
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唯物主义(归纳为三个方
面) 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
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三个部分, 并采
用单调的叙述方法: 一律先叙述基本原理, 然后用具
体的事例对原理加以说明。这本书, 原是作为《苏联
共产党(布) 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后
来因加上上述书名, 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行, 而立即被
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峰”, 以后, 苏联大多数哲
学教科书的编写都以此为蓝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
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此为标志正
式形成。
考察它形成的过程, 尤其是其理论来源——普
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不难发现:
首先,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内容上划分为
三大部分, 即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并
不是斯大林的首创, 列宁在写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及《卡尔- 马克思》等哲学
专著时, 也明显地排列出了: 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次序, 后来的苏联哲学家基本上
沿用了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撰写
了不少有分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专著。斯
大林写于1906 年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就
已经包括三个部分:“辩证方法”、“唯物主义理论”、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从体系上与《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相似的。
其次, 斯大林在分别论述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
征(联系、运动变化、发展和矛盾说) , 也是与列宁对
辩证法的论述思想分不开的, 只是将列宁的“辩证法
是核心”的思想片面地理解为“辩证法是方法”; 而将
唯物主义概括为三个基本特征, 则直接来源于列宁
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前三章, 在这里, 列
宁分别讲了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 物质和意识
何为第一性, 物质的可认识性, 世界的本源。这三个
问题恰恰是斯大林概括的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
的全部内容, 所不同的只是次序的改变。
再次, 在具体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时, 斯大林下了
一个定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
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 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
用与社会生活现象, 应用于社会, 应用于研究社会历
史。”这种“推广说”也是斯大林后来遭到批判的热
点,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这种推广说是来源于普列
汉诺夫和列宁的应用说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
历史观之发展》和《唯物主义史论丛》等书中多次讲
到应用说; 而列宁在1913 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 就明明白白写道:“马克思
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 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
主义哲学, 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
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
的最大成果。”[ 5 ] (P443) 对照斯大林和普列汉诺夫及列
宁的论述, 可见他们之间无多大原则差异, 可见斯大
林对两位前人的继承性。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是, 斯大林直接把马克思主
义哲学体系由“辩证唯物主义”体系演变为“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也是来源于普列汉诺
夫和列宁。因为, 1906 年在写《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
主义?》时, 斯大林还深受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认为:
·2·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体系, ⋯⋯这个哲学体
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为什么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呢? 因为它的方法是辨证的, 而理论是唯物
的。”[ 7 ] (P274) (后面一句话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中的说法相同。) 又由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尤其后者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完整性
(如前所述) , 作为学生辈的斯大林当然就会继承前
人的思想甚至论述的方法, 于是就提供了《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模式: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明确地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
分, 分成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几大块。在
这样的“板块结构”中, 辩证法是方法, 唯物主义是理
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
的推广。
综上所述, 斯大林提供的体系模式的最大特点
是“推广说”和“板块说”, 而这些都是在不同程度上
来源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思想, 只不过, 其中有斯
大林对他们的误读。
实际上, 综观20、30 年代苏联哲学界, 由于机械
论和德波林学派的两次论战, 几乎所有的哲学专著
和教科书都是专题性的, 此时的辩证法、唯物论、历
史唯物主义都是分块论述就不足为奇。从最早的布
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1921 年)、希洛可夫《辩证
唯物主义》(1931 年) , 到米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上册, 1932 年)、罗森塔尔《唯物辩证
法》(1936 年) , 这一时期的苏联哲学家的确都是把
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成独立的研究课
题而著书立说。斯大林1938 年撰写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不受这些专著的影响。后者
只不过把各个组成部分综合在一起, 以完成列宁所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整钢”的理论体系建构任
务, 并揭示“一块整钢”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只
是, 现在看起来, 这个任务完成得并不圆满, 甚至可
以说问题颇多。
二、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演化
我们常以斯大林的体系模式代称苏联体系模
式, 是为了说明它的影响之巨大和深刻。尔后, 几乎
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都是按斯大林体系的
标准来编排的, 而且这种状况并不因为斯大林的逝
世和后期对他的批判而终止。但这正如苏联哲学家
叶夫格拉弗夫在他的《苏联哲学史》中所说,“不能
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实
际上, 在这期间和以后都有许多哲学家, 极具勇气地
指出了斯大林体系的不足和缺陷, 并试图从不同的
方面去建构新的他们认为更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 他们的理论活动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
学体系的演化空间, 如果我们把他们“排除在理论界
限之外, 从历史角度看, 那将是不公正的”。[ 8 ] (P135)
这一演化过程从20 世纪40 年代一直延续到
70、80 年代, 其中能够突破斯大林体系的是以凯德
洛夫和科普宁为代表的“认识论派”。前者从斯大林
的论述方法和具体论述内容出发反对斯大林的体
系; 后者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是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认识论。
早在1947 年, 凯德洛夫就开始反对斯大林的
“原理加例子”式的体系论述方法。1955 年, 他在题
为《论自然科学中的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报告中再
次指出:“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著作的缺点, 在于没
有深刻领会列宁⋯⋯的指示⋯⋯这种例子堆砌的错
误做法不是别的, 正是对待问题的教条主义态
度”。[ 9 ]1977 年, 在题为《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报告中, 他指出, 哲学体系(尤
其是辩证法体系) 的学术方法应该是首先找出其“细
胞”, 然后以这个“细胞”为起点, 研究其最高级、最发
达的形式, 最后形成理论体系。他的这一思想当然遭
到了苏联大部分哲学家的反对, 包括米丁、亚历山大
洛夫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的激烈反对, 他们编著的
一系列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严格按照斯大林所提供的
体系叙述方法, 即先叙述原理, 然后加上例子。但是
在凯德洛夫看来, 这没有严格而彻底的遵循列宁关
于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
所以也就无法完成列宁提出的将唯物辩证法乃至整
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任务。
凯德洛夫还对斯大林体系的具体结构提出了批
评。他说, 应该放弃斯大林的小册子结构, 系统阐述
辩证唯物主义这门科学的书,“绝不能按照先讲辨证
方法的四个特征、后讲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
结构”来安排, 如果这样做, 辩证唯物主义的许多重
要内容和范畴就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如否定之否定
规律的长期被忽视)。他在《“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
中详细论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中
应占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斯大林体系的“板块结
构”的简单性提出了批评, 并试图冲破这种板块, 填
补新的内容。
在对斯大林体系的单调的叙述方法和简单的分
块“体系”结构提出反对意见后, 凯德洛夫进一步指
出, 斯大林体系的严重缺陷还在于: 把辩证法和唯物
主义割裂开来、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以前
的哲学和“过低估计列宁的哲学遗产”, 他认为, 按照
列宁辩证法、逻辑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就意味
着: 不能撇开认识论问题而从纯方法论角度提出哲
学问题, 也不能完全撇开认识方法问题而从认识论
·3·
上提出问题。这就提出了他一贯的观点: 不能否认辩
证法是逻辑和认识论。
凯德洛夫的这一思想得到了科普宁的支持和发
展。1962 年, 科普宁就在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批评了
对科学认识论问题研究甚少的现状; 1971 年, 他在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中, 提出
必须把唯物辩证法看做开放的体系, 适应新的条件
改变其形式。问题不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体
系中做出个别改动, 而在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做出更
基本、更全面的哲学综合, 其结果是发展和丰富唯物
辩证法的全部规律和范畴”, 其中也包括提出新范
畴。他在1973 年出版的《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
法》、《辩证法、逻辑、科学》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
论》就是从分析现代自然科学认识的范畴结构方面
着手, 制定唯物辩证法的体系。他说:“马克思列宁主
义哲学既是世界观、方法也是认识论。”“世界观作为
方法和认识论而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规
律和范畴都是如此, 它们具有客观的内容并作为认
识现实的现象的方法和理论。”“作为世界观、方法的
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 也是认识论”[ 10 ] (P37—38)。科普
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搬到
社会, 也不是相反的把社会的规律搬到自然界⋯⋯
不是把社会规律搬到自然界而成为普遍规律, 而是
社会规律的知识是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
必要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也不是直接地研究存在
及其形式, 而是把它们看做人的感性的、物质的、革
命批判的实践活动的客体, 所以它也是研究社会发
展的规律, 因此它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 它从理论
上论证了作为社会思想的共产主义”。这样, 科普宁
就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看成是同一的东西了, 它们本身是关于存在规律
和形式的学说, 即“大写字母的逻辑”。这显然是对斯
大林体系的“推广说”的突破, 更是对“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重大突破。难怪他的反对者
米丁和康斯坦丁诺夫等人指责他想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只归结为逻辑和认识论; 没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世界观意义。
但是科普宁并没有被他的反对者所吓倒, 他和
凯德洛夫一样, 尽管遭到无情的批判(尤其是在早
期) , 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共同理论旨趣,
二人多次互相支持, 共同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
观点: 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问题(是否是“整
个世界”? 科普宁等持反对态度, 参见凯德洛夫《论
“整个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的这一提法》;
莫斯科1979 年) 以及与之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科普宁等认为如果自然科学
没有给哲学提供必要的材料, 那哲学只能用自己的
手段即抽象的思维去臆造。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
论基础和逻辑基础》莫斯科1974 年, 第387 页)、实
践和认识的问题(科普宁认为实践与认识是统一的,
实践本身是认识的要素, 而认识又是实践的活动的
组成部分, 这就与把实践定义为人类改造周围世界
的物质活动是很不相同的)、人的问题(科普宁是最
早重视研究人的问题的苏联哲学家之一, 他说“世界
观的对象是‘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 它力图解决处
在周围自然界相互关系之中、处在同对自然界运动
的普遍规律的理解的紧密联系中的人的问题”, 世界
观包括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观和历史观, 这些问题
的解决“归根到底服从于人及其存在的问题的解
决”。参见科普宁《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和逻辑基础》第
21、27 页)。
由于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于斯大林体系的回答,
使得凯德洛夫和科普宁被认定为“认识论派”的代表
人物, 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在斯大林体系的演化过
程中, 起着“突破”体系作用的哲学家不只是认识论
派的人物, 如早在60 年代, 鲁特凯维奇就以自己的
观点反对斯大林体系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仅仅
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加, 而后者
是前者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推广说, 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可以做广义的解释, 即它是由各门哲学学科组成
的体系。这一体系包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逻辑、美学、伦理学、科学
无神论和哲学史。到了70、80 年代, 阿列克谢耶夫的
《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结构和职能》(1978 年) 和杰
明娜主编的《作为体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 1981 年) 等, 也都表达了同鲁特凯维奇相似的观
点。哲学家麦柳欣直接说: 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
仅仅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起来。可
以看出他们对体系的理解既不同于斯大林体系, 也
不同于认识论体系。就是那些坚决拥护斯大林体系
的哲学家,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和苏联后期的非斯大
林化运动, 也开始认识到了斯大林体系的弊病, 并作
出程度不同的反应, 如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
物主义》在1953 年出第二版的时候, 在内容和结构
上已比过去有较大改动(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在
历史上的作用等, 体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精神) ;
1958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体系上的
改动更大, 其中把意识论与认识论结合起来, 在辩证
法部分采取先讲范畴、后讲规律, 而规律又分别各用
一章加以论述, 这种结构与斯大林的论述方法是不
同的, 而且全书各章节都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论
·4·
证, 这也是以前所没有的; 1971 年出版的《马克思列
宁主义哲学原理》(仍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 , 则被公
认是70 年代以后苏联的经典哲学教科书和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最新理解, 因为它把现代资产阶
级和社会批判作为单独的一大部分同辩证唯物主
义、历史唯物主义并列论述, 还专门增加了“人的认
识的性质”一章, 关于认识论部分, 开宗明义就提出: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可
见, 苏联哲学界已经开始接受科普宁等人的体系思
想。
此外, 从40、50 年代以后, 尤其是60 年代以后,
哲学界关于认识论问题、实践问题、人的问题(以及
与此相关的异化问题、主体- 客体问题和价值问题
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如系统论等)、全球性问题
等等, 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 丰富了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体系的理解, 有人甚至从各自的研究角度
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比如试图以人
的问题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出新的解
释, 格里高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全部组
成部分的统一中是彻底的和鲜明的人的哲学”。这显
然是与科普宁关于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些都共同构成了苏联模式哲学体系的演化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 有许多的哲学家从不同的方面和
角度对斯大林体系提出了质疑和建构新体系的理论
设想, 但由于现实的政治气候, 使得他们建构新体系
的工作充满了艰辛和曲折。但是还是出现了像凯德
洛夫和科普宁这样的一贯坚持自己观点的理论家,
他们对斯大林体系的突破是意义重大的: 它不仅告
诉我们,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不仅仅指斯大
林体系, 而是有更多的内容; 而且这种突破在一定程
度上奠定了苏联哲学以后的发展思路。
三、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评价
斯大林逝世后, 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 各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斯大林模
式的不足: 德国的哲学家利辛指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之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叙述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
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所以他提出用
“辨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一词代替苏联的“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方法, 以便更确切地
反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可分割
性”; 柯尔施、卢卡奇、列非弗尔、阿尔都塞等西方马
克思主义者则认定苏联哲学体系是教条主义、公式
主义和形而上学, 进而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人道
主义等各方面重新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有人提出了“实践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了“社会
批判”哲学体系、有人提出“人学”体系。可见, 对苏联
哲学体系的评价直接涉及到如何构建新体系的工
作, 于是, 评价苏联哲学体系的问题, 成了理论界的
一个热点。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难点, 因为苏联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苏共领导的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苏联哲学在70 余年间的发展时期里直接
受到政治变动的冲击, 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
系主要就是斯大林体系; 这使得人们在评价苏联模
式时, 长期习惯性地以为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
体系只包括斯大林模式, 而无视苏联哲学家对这一
体系的改良和突破, 仿佛整个苏联哲学体系是一贯
一致, 毫无变化的; 或者即使承认有变化, 也是无足
轻重的, 所以他们在评价苏联哲学模式时, 实际上就
是在评价斯大林模式。这些, 给我们正确评价苏联模
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带来了困难: 要么是一味
的鼓吹它的“首创性”和“体系性”甚至“科学性”, 只
是象征性地指出一些不足和缺陷; 要么彻底将之打
翻在地, 甚至吐上唾沫, 骂得一无是处。这些失之偏
颇的做法使得我们直至今天仍然没有给苏联模式马
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一个理性的认识。而要做到对它
的正确而公允的评价, 就必须对它的形成和演变过
程有一个正确、清楚的认识。
走向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经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时期。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表明，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条件下，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大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新发展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这并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恩格斯在1887年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按照这种观点，恩格斯曾告诫说：“以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是一种“误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7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发展的理论，这是由其本性所决定的：其一，它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实践，特别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它的一切理论观点形成和发展的最深刻源泉和动力，正确的理论必须能够如实、及时地反映实践的发展变化，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另一方面，哲学诚然要解释世界，但更根本的是改造世界，为此，它坚持理论必须不断地被运用于实践，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最终检验。离开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二，它的科学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总结、概括和吸收近现代科学的一切成就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又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不是什么宗教教义，它严格地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先验的概念、原则、公式出发来看待自己的一切理论观点。其三，它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不同，也有别于现代西方一些自命不凡的哲学，它从来都不主张自己已经结束了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有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为后人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留下了无限广阔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特性，决定了它可能而且必然要求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当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不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及其后期，站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所创立的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科学发展和人类历史经验包括以往人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并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些基本观点包括：辩证而又唯物的世界观、方法论；辩证而又唯物的认识论；辩证而又唯物的历史观等等。
这些基本原理之所以有价值，因为它们可以被有效地运用于实际。在后人掌握、运用这些原理的时候，当然必须从他们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因此，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不断地以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人类社会的新经验和新认识来充实和丰富它的内容，否则它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这已为中国和其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在20世纪的发展实际所证明。
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必须反对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认为中国的国情是如此的“特殊”，以致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理论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科学分析证明，这种“中国特殊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指导
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中国的国情又的确有自己的特点。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中国历史和现实时，必须充分注意这种特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生根，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才能彻底驳倒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乎中国国情的论调。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党内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教条主义。30年代初，此种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挫折。为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带头研究哲学，写下了诸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杰出著作。他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特别地提升到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仅使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
问题在于，革命胜利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是否仍然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特点？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思潮，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从某种“本本”出发，从抽象的公式、概念出发，超阶段地提出建设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教条主义，邓小平积极支持并引导了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结合，使我们党不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且形成了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而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它把握、理解和解决时代重大课题的程度和水平。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抓住世纪之交乃至下个世纪人类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对时代重大问题的灵敏反映、准确把握和科学解答中，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列宁说：“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它就不能不反映出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那么，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出现了哪些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所不得不格外重视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向人们提出了哪些必须研究或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呢？
1.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现象。
人们列举了资本的“全球化”的种种表现：跨国公司、跨国资本、跨国经济组织的急剧增加，使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出现了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出现了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得到发展，资本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结构，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标准化的市场和消费模式的指数不断增长，社会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新价值体系开始创立并得到实际运用。经济全球化还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秩序中，由于取消了社会和资本之间的界限，资本自身变成社会性，从而一切用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都已直接被资本吸收，资本的控制呈现出普遍化和迅速扩散的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集中封闭在一个地区；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流动，对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经济全球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的跨国公司其职能也已发生变化，它不再为一个国家服务，而是有它自己的联盟，为它自己的公司服务，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一切都以它的资本增值和再生产为转移。总之，经济全球化表明，资本的控制真正达到了国际化的程度。有鉴于此，一些人士断言：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与国家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应该区别三种意义上的“全球化”：一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客观发展状况或趋势的全球化；二是对现实的全球化现象所作的理论探讨；三是一些大国传媒与资本共谋而进行的“炒作”。对于第一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地研究，揭示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对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全球化”，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于一些严肃认真的理论探讨之中的“全球化”理论、思潮，马克思主义者要认真对待，将其中所提出的问题加以批判地分析，转化为自身的研究课题，尽可能说出一些新的道理来；对于第三种意义上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以足够的警觉。
人们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段话是许多讨论全球化现象的学者（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经常加以引用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国外一些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甚至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能够写下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文字，对于他们那个时代而言是显得奇怪的。
其实，马克思在上述文字里所表述的思想在稍早一些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清楚地阐发过。马克思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尚处在幼年的时候就对其做出了今天还令世人惊奇的预测，归根到底，源于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源于他对资本的本质的科学把握。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是天生的国际派，由于它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造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造成了交往的普遍化，个人的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被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所代替。人们在惊讶于马克思的天才预测的同时，可能会感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思想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注意，这是造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某种简单化、庸俗化和片面化理解的重要原因，因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有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再认识再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毕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个时代所不曾具有的变化，毕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变化、新的问题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而不能简单复述经典作家的原有见解。
譬如，经济全球化是否将导致民族、国家的消失呢？这个问题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应该看到，整体化是以分化为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对立的民族为前提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各民族之间的普遍交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不断加深并未消融各民族不同的特征、价值追求的差别，毋宁说是以这种差别为前提的。因此，各民族在普遍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并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规定。因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民族、国家是不可能消亡的。取消了各民族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的一体化“同质世界”本身是一个单调的世界，是不会得到大家认同的。事实上，在主要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唱主角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家在推动资本的扩张，在维护本民族利益方面始终承担着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民族、国家间的不平等现象。当然，民族、国家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研究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向，特别是造成这些变化的社会物质条件，我们能够进一步丰富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社会共同体，关于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理论。
再如，经济全球化使得对现代化问题的反思格外地突出出来。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兴起一股对现代化的批判浪潮，后现代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这种反思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后殖民理论等思潮进而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西方现代化理论包含着合理的因素，但也存在着明显的误导。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并不构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拒绝追求现代化的美好生活、加速现代化建设的理由。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全面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在这里，问题只可能转化为对西方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批判性反思：这种现代化发展道路真的具有普适性吗？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民族怎样独立自主地选择适
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发展问题能否归结为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如果不能，怎样科学地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本身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将会促使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
还有，经济全球化是否消除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呢？笔者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使这一矛盾具有了新的更加普遍化的形式。全球化既然从本质上是资本的国际化，那么它就必然地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异化形式。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担负的一个重大历史使命，是深入研究、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特征、新趋势，并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丰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2.科学总结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据以展望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是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对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与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100年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 在世界上广大的地域内成为现实。但是有三个必须引起注意的历史现象。其一是社会主义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那样，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诞生。它诞生的地方倒是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国家。其二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能长期保持。其三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些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繁重任务。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产生的问题，当然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首先在那里崩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明白无误地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须，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要否定，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而一种社会制度，在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是不会立即被否定的；另一方面，革命的实际发生，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急剧尖锐化以外，还有赖于现实的革命条件，而这些条件并不是人们事先所能完全预料、设计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生前多次拒绝了对一些国家是否或者什么时候爆发革命进行预测的请求。
恩格斯逝世后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和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即使被认为是处于稳定发展的战后阶段，资本主义造成的地区冲突、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也是接连不断。所有的历史事实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又表明，资本主义的大厦并不是到处都很容易被冲塌的。
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很不发达的国家，因而，这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能不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虽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别，困难的程度各异，但造成困难的原因多少都与这些国家原有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而导致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可惜，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能自动地带来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把这种制度搞得更“纯”一些。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后半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发生的改革，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归根到底要能适合该国的实际，要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努力探索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中间制度层次，而这就需要改革。人们有理由相信，也有理由希望，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改革经验能够被提升到更加系统、成熟的理论形态，从而大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所遭遇到的最大的挫折。只要不抱偏见，就会承认，这一挫折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失败”，但这一重大挫折也的确表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远未达到成熟的形态。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挫折，往往孕育着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新发展的契机，能否把握好这种契机，关键在于是否科学地总结和消化历史经验。应该说，人类在20世纪确实积累了丰富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
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突出现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所以重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以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为其坚实的基础；其二，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说，20世纪的面貌是大大地改观了。本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标志着科学新时代的到来。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70年代以来，以微电子学、网络技术、新的生物技术和生命复制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为主体的高科技群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创造了以往不能想象的宽广的可能性。知识经济的兴起更是大大缩短了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之间的“时间差”，科学研究本身，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拓宽和深化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劳动组织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使人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认识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研究这些新的变化、新的影响，利用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的新认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可以说，脱离当代科学技术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了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给即将走向新世纪的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由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构成的全球性问题；由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中出现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科学合理性与技术合理性问题；由社会的信息化所导致的文明危机与文化冲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发展本身不能完全解决的。毫无疑问，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三、世界普遍交往时代的哲学
社会生活条件异常剧烈的变化，当代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从而，出现各式各样的哲学文化思潮是毫不奇怪的。我们看到，与现实生活的复杂多变交相辉映，诸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思潮、新文化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如何科学地对待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在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个半世纪以前只是少数先进的人们所遵循的世界观成长为今天世界性的哲学思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不是那种狭隘的宗派哲学，而是始终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抱着一种博大的开放胸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的开放性并不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持一种折衷主义的立场，它在批判谬误、捍卫和发展真理上的原则立场是有目共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问题在于，要斗争就必须讲究斗争的艺术，要批判错误的东西，就必须有正确的方法。恩格斯在评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时深刻地指出：“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恩格斯在这里所揭示的方法，是我们对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时，必须把批判、探索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把错误思潮颠倒化地处理的问题转化为正面研究的对象，做出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解答，同时，批判地吸收其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成分。应该看到，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所以产生并得以传播开来，总是表明它所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以往不曾熟悉，或不曾重视的问题，将这些问题真正梳理清楚，不仅可以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而且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所必不可少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勇于参加世界范围内的百家争鸣，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阔自己的眼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意义是通过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艰苦努力才获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新发展同样要靠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扎实工作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而且能够在21世纪拥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