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有别于在中世纪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 范文 ，希望你们喜欢。
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阵地
1、先秦 哲学 研究
首先，通过出土 文献 的研究，对先秦思想史上的许多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探讨。
“性与天道”的 问题 。此问题属儒家的“形而上”思想，传世的先秦儒家文献虽有之，但为孔子所“罕言”，一般认为至宋明 理学 才把这一问题突出出来。但郭店楚简中的《五行》、《性自命出》等篇，集中论述的就是“性与天道”。因此，学界对此问题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性与情”的关系。郭店楚简中的“性与天道”思想重视“情”，《上博简(一)》将《性自命出》改名为《性情论》。对“情”以及对“乐”之作用的重视，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与 社会 生活和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这与宋明理学的重“性”贬“情”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因此，“理性与情感”遂成为先秦儒学以及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儒学与经学的关系。儒家的“六经”体系以前一般认为至汉代才形成，但郭店楚简中的《六德》和《语丛一》已将《诗》、《书》、《礼》、《乐》、《易》、《春秋》并列。郭店简文中频繁地引《诗》、《书》，有的是引所谓“《古文尚书》”的 内容 ，几篇文献与《礼记》(包括《大学》与《中庸》)有密切关系，《上博简(一)》中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这些都使学界更为重视对先秦儒学与经学关系的重新认识。
儒学与治道的问题。郭店简《唐虞之道》篇集中论述“禅而不传”的思想，认为君位的继承若不是“禅让”而是“传子”，则不能“化民”。《上博简(二)》中的《子羔》和《容成氏》也是主张“禅而不传”，大意是说“至于禹而德衰”，这与孟子所说禅让与传子“其义一也”以及荀子否认“禅让”说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于儒学的民本主义与君主制“家天下”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新的认识。另外，郭店儒家文献强调君主自身要率先做到“忠信”，君对臣应该“忠敬”，父子关系高于君臣关系，这对于重新认识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和君臣关系 理论 也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其次，近年来一些出土文献的发现有可能改写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在郭店楚简中，道家文献有竹简本《老子》和《太一生水》，前者的字数只占传世本《老子》的2/5，后者为前所未见。儒家文献有《缁衣》、《五行》，以及前所未见的《性自命出》、《唐虞之道》、《穷达以时》、《六德》、《忠信之道》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已出四册，第一册有前所未见的《孔子诗论》和见于郭店楚简的《缁衣》、《性自命出》等，第二册有内容见于《礼记·孔子闲居》的《民之父母》和前所未见的《从政》、《子羔》、《容成氏》等，第三册有迄今发现最早的古本《周易》和前所未见的《中弓》、《恒先》、《彭祖》等，第四册有前所未见的《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这些文献的成书年代及其与传世本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不一，而不同的认识便涉及先秦哲学的学术谱系。
如竹简本《老子》与帛书本、传世本《老子》的关系问题，学界形成几种不同的认识，这就把一直有争论的“孔老先后”问题 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关于儒、道关系问题的新探讨，也必然涉及如何判定竹简本《老子》的性质。这些问题 目前 还不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近期已有多篇关于如何认识竹简本《老子》的学术综述，这反映了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可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能有所进展。《上博简(二)》中的《民之父母》有“无声之乐，
无体之礼，无服之丧”的表述，其内容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以前认为这是儒家受到道家“无”之本体论 影响 的结果，但《民之父母》的出现，使学者们重新考虑儒家自身的“形而上”思想。郭店楚简的几篇儒家文献，学界一般认为其成书年代在“孔孟之间”，但也有不同观点。因这些文献与孔门七十二子、子思、孟子、《礼记》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先秦儒家的学术谱系也是学界需要解决而正在深入探讨的问题。
2、秦汉思想史研究
秦汉 时代 的思想、制度、 文化 转型奠定了此后两千年 中国 历史 的格局，因此探讨秦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颇具重要意义。近年来，由于 现代 新儒家的“三期发展说”略过了秦汉，遂使秦汉思想的研究处于相对比较沉寂的状态。不过，即使在新儒家内部对于秦汉思想的历史地位也有不同看法，如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便给予了两汉思想以极高的历史评价。此外，钱穆先生的西汉今古文经学的研究，特别是《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基本上澄清了清代以来关于汉代经学的误解。近年来，在 台湾 关于历代经学文献的研究逐渐盛行，林庆彰曾主持编集了经学的研究资料，同时 组织了多次经学讨论会。另外，近年来关于汉代思想整体的研究，台湾的龚鹏程曾撰有《汉代思潮》一书。
在大陆，关于汉代经学的研究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所重视。如陈苏镇曾就汉代春秋学与汉代 政治 的关系，撰有《汉代春秋学与政治》一书，着重于探讨汉代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与汉代政治格局的关系。在汉代经学系统的研究上，王葆玹成果突出，他曾出版了《西汉经学源流》一书，对西汉经学的系统和文献源流进行细密的考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扩展为《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成为近年来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汉代思想的显著特色是对先秦时期诸家思想的整理和综合，经学便是儒家采纳道、法、墨、阴阳等家思想，而融贯成的新的儒家思想体系。同样，在汉代同时还发生着从其他思想立场出发的综合融会 工作，《淮南子》一书便是这种工作的代表，即所谓杂家。对于杂家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将其作为先秦思想的集成，而从中爬梳追溯先秦思想的材料及其在秦汉时期的变化，而另一方面则可以为我们理解汉代对先秦思想的 总结 和综合的整体面貌及其气度，提供经学之外的另一条路径。陈静的《淮南子》研究是汉代杂家研究的最新进展，她的新著《自由与秩序的困惑》一书填补了汉代杂家特别是《淮南子》研究的空白。
3、魏晋思想研究
魏晋玄学研究自汤用彤先生开辟以来，一直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与佛学之传入和中国化之关系，其与宋明道学之兴起的内在思想史逻辑，都曾是前辈学者反复致思之所在。90年代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曾经出现了一次不小的研究高峰。王葆玹在90年代出版了《玄学通论》一书，将此前他对正始玄学的研究扩充到整个玄学系统的研究。最近他又 计划在以前的玄学研究基础上继续扩展，完成《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与玄学》一书。2004年底，余敦康先生出版了总结其多年玄学研究成果的精心之作《魏晋玄学史》，该书兼重玄学的思想系统和历史发展，是近年来玄学研究的代表作。
4、宋元明清思想研究
宋元明清时期，据日本学者的历史分期，称之为中国的近世，或中国的前近代。唐宋文化转型后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础，因此，其在思想史和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以往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研究，习惯上宋、明连续，这主要是出于将宋明理学作为一个完整而连续的系统来对待，清代思想史则被视为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近年来，由于对宋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大致打破了仅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因此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北宋思想史的地位日益重要，这意味着宋学而非仅宋明理学成为了研究宋代思想史的出发点。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理学或道学的重要性降低，而是更关注于道学兴起的历史动因及其政治文化功能。近年，余敦康著《内圣外王的贯通》、卢国龙著《宋儒微言》等，都是对宋学中几种不同话语与北宋政治的关系加以研究，基本上将宋学作为不同政治论纲的思想来看待。李存山关于范仲淹与宋代儒学复兴的研究，也是着眼于对宋学兴起的动因及对宋学整体和道学之精神实质的理解。在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在大陆出版以后，李存山 发表《宋学与〈宋论〉》一文，除了对余英时把道学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相 联系的主要观点给予肯定之外，还对王夫之和余英时有关宋学的某些论说进行了商榷。
二是明清思想史的连续性得到了重视，钱穆和余英时的清代思想史研究着眼于清代思想与道学的内在关联，把清代的考证学取向作为道学逻辑中对“道问学”的强调来看待，以有别于明代王学的“尊德性”。鉴于宋元明清时期思想史的重要性，大陆已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思想史称之为近世思想史，如陈来即把其专论此一时期思想史的论著命名为《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在宋元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复杂变换之中，坚持道学研究的传统仍然是主流。陈来最近出版了研究王船山道学思想的大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重新将王船山放置在宋明道学思想的谱系中来加以定位，是王船山研究的重要新成果。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勾画了晚明心学的整体图景，是近年来晚明心学研究的重要著作。马晓英的颜钧和泰州学派研究，也填补了晚明思想史研究的空白。
5、道家和道教研究
90年代以来的道家、道教研究，具有道家与道教合流的趋势，出现了“道学”的提法。这方面的代表有胡孚琛、吴光、宫哲兵等学者。同时在道家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两种趋向：一是西方学者对道家的生态哲学关注很多，试图从道家思想中发展出一种一般的生态哲学;二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新道学”，将其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普世性的思想系统，胡孚琛在《道学通论》等著述中对此有多种论述。关于运用“道学”或“新道学”来描述在现代社会中展开道家思想的努力是否恰当，学界仍有争论。董光璧、陈鼓应、冯达文等都主张运用“新道家”的提法。
在道教研究方面，养生学日渐受到重视。在美国的波士顿成立了养生学中心，德国慕尼黑正在筹办养生学的国际研讨会。与此相联系，内丹学研究也渐成为国际道教研究的 热点 ，内丹学中的身心哲学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同时也出现了“身体哲学”的提法，“可思维的身体”观取消了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将身体视作是物质与精神的中间层次。在这些方面，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胡孚琛的研究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近年来，道家道教研究的一个基础工程是编修了《中华道藏》。该项目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科院道家道教研究中心和华夏出版社共同发起，随后又得到了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正式批复，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小组的鼓励，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3年，煌煌49册的《中华道藏》终于完成。
6、佛教思想史 研究
中国 的佛学研究从民国时期 现代 学术建立以来即从属于中国 哲学 史或思想史研究，当然在佛教内部也一仍旧贯，始终延续了其教义教理的研究。值得 反思 的是，在民国佛教复兴运动中兴起的支那内学院的佛学研究(吕澄先生特称之为“院学”)，却不是以上两种研究框架所能容纳涵盖的，而这种研究却由于1952年支那内学院的解体而不复存在。无论是支那内学院的所谓“院学”，还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佛学研究，以及佛教内部的教理教义研究，严格说来都与近代欧洲兴起而 影响 至日本的佛教学不同。在检讨近期以来的佛学研究时，我们发现随着佛教研究的逐步恢复和 发展 ，学界关于佛教研究 方法 及旨趣的思考也在逐步展开。其中的一个主要潮流是集中思考如何在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与欧美日本佛教学研究接轨的佛教学研究。当然，在此潮流当中也发生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即为确定中国自己的佛教研究的特色，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与这种反思意识配合，中国佛学研究界的一些青年学者开始关注日本佛教学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批判佛教”思潮，借用日本佛教学内部对于自身研究局限的思考来重新为我们自身的佛学研究定位。
汤用彤先生的佛教史研究一直是典范之作，在这一典范的影响下，佛教学界形成以史学意识为主的佛教史学研究。这一史学意识在建国后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方法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佛教研究，并形成了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佛教史》一书。90年代以后，参与该书撰写的专家都纷纷转入更为精深的 历史 研究，开展出众多佛教宗派研究的新局面。其中，禅宗史研究是重中之重，杜继文和杨曾文分别撰写了两部禅宗史。此外，洪修平和魏道儒的禅宗史和华严宗史研究也颇具代表性。最近，龚隽和徐文明的禅宗史研究是这方面的新成果。近年来，唯识宗和天台宗研究逐渐兴盛，涌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专著。在唯识学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徐绍强、程恭让、张志强、魏德东、周贵华等学者。天台学方面则以张风雷、李四龙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方广锠的藏外 文献 和佛教经录研究，是佛教教史和教理研究的基础，且为编撰新的佛藏准备了前提。方立天近年出版的几部佛教研究专著，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史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近年来，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成为 热点，在这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的是楼宇烈，他的近代佛教人物研究将学界的注意力引向了近现代佛教，太虚、欧阳竟无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佛教思想都成为近代佛教研究的重心。在这方面，麻天祥、李向平的近代佛教思潮研究，程恭让的欧阳竟无研究也具有代表性。
在诸多研究当中，还出现了一种强调佛教与中国思想史脉络之间有机关联的研究倾向，这一倾向力图将佛教研究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使佛教研究成为透视中国思想史的一个视角。张志强 目前 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二十世纪佛学思潮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换”便是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并且已完成和 发表了《哲学、史学与量论》一文。
7、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在近十多年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果颇为显著。方克立主持的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开创了使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显学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郑家栋出版了《现代新儒学概论》等多种专著，其他如黄克剑的《挣扎中的儒学：论海峡彼岸的新儒学思想》、方克立的《现代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陈来的《人文主义的视界》、颜炳罡的《当代新儒学引论》等都很有研究深度，力图对新儒家思想作出反省和超越。在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中，人物研究系列的郭齐勇著《熊十力思想研究》、曹耀明著《梁漱溟思想研究》、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宋志明著《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吕希晨和陈莹著《张君劢思想研究》等，以及 专题研究系列的陈少明著《儒学的现代转折》、韩强著《现代新儒学心性思想研究》、武东生著《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研究》、李毅著《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赵德志著《现代新儒家与西方哲学》、施忠连著《现代新儒学在美国》、卢升法著《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等，都是研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成果。2005年在武汉大学召开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一百多位中外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儒学、当代
新儒学与当代世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此次会议标志着当代新儒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对以新儒家为代表的 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也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心所在。如徐素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西、马”互动中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张利民在自由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方面开始较早，积累深厚，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李存山对于儒家思想的近现代转型，特别是对于张岱年在三四十年代的新唯物论思想，也有比较深入的研究。2005年在吉林大学召开第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会议主题之一是“中西马”对话与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张岱年、冯契的哲学思想在马哲论坛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思想在京沪两地也曾举行专题会议进行研讨。
8、中国哲学学科发展趋势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作为哲学 理论 研究一个分支的学科。因此，它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即所谓“内在理路”的发展 规律 之外，它还要面对 时代 的现实 问题 而进行反思，不断地与时俱进。随着我国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 经济 实力的日益提升，“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 科学 发展观”、“以邻为善”和“和谐世界”等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面对全球化给人类造成的一些全球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研究更多地 联系现实问题，弘扬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应对时代现实问题的挑战，使中国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更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即“德力俱足”、“硬实力”与“软实力”俱足的国家，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天人和谐，作出自己的贡献，此为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努力方向。
近年来，关于文明对话中儒家传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关于儒家的“和谐”“民本”思想、儒家与宗教、儒家与生态、儒家与全球伦理等问题的讨论，以及2005年学术界举办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朱子学与和谐社会”、“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 自然 ·和谐·发展———弘扬老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都昭示了中国哲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民族复兴、文明对话和人类共同进步的现实价值。(2005年郭沂发表的《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张利民发表的《不断丰富、发展传统美德内涵》、李存山发表的《“人本”与“民本”》《忠恕之道与世界和平及 环境保护》，都注重阐发了儒学的现实意义。)
时代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能有的要求，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在世界历史的“轴心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哲学突破”的一种类型，其后果是产生了与西方和印度不同的中国文明类型。这种“哲学突破”而形成的文明类型主导了以后中国历史演化的方向和性格。因此，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实际上便是对中国文明类型的因素、原理和观念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我们不仅要知道中国文明的独特价值，更要知道这种独特价值是如何塑造着中国的历史、安顿着中国人的生命、 组织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因此，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精神、结构和原理及其历史形成的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历史逻辑，以应对今天中国的文化处境，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研究需要不断地回溯到轴心时代。因此，先秦、秦汉的哲学研究一直是显学，其重要性由于近年出土文献的发现和整理而更加突出，在今后仍然会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
其次，中国文化从先秦诸子到汉初的“独尊儒术”，此后形成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行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不仅贯穿中国的历史，而且影响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因此，对于汉代的儒道互补，两汉经学与魏晋玄学，儒、释、道三教哲学的研究，以前是、今后也将是中国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以及形成这种关系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根源的研究，以及对于儒、释、道三教与____、伊斯兰教的比较，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意蕴，而且有助于探讨今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多元互补”“和而不同”的发展途径。
第三，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儒门淡薄”之后，北宋时期儒学呈现复兴之势，道学或 理学 兴起，历史学家谓之“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语)，现代新儒家称此为“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宋元明清哲学作为中国前近代的“近世”哲学，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中国近代哲学所由以出发的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实现近现代转型的思想观念的前提。对于宋代儒学复兴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条件，宋明理学与佛道二教的关系，宋明理学的“内圣”与“外王”、道义与功利、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宋明理学的理本论、气本论和心本论等派系的关系，宋元明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或宋学与汉学)的关系，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宋明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将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热点。
第四，在经历了“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对于中国哲学理论的宏观研究有可能继续。关于中国哲学的世界普遍性和民族特殊性，中、西、印哲学的比较，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与“形式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天人关系、人性论与价值观、“尊德性”与“道问学”、 政治 哲学、历史哲学和生态哲学等等，都可能在今后有更深入的研讨。
第五，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在近代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文化和哲学都处于近现代的转型之中。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近一百多年的挫折、屈辱和奋斗之后，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在本世纪之初呈现民族复兴之势。于此形势下，反思中国 传统文化 与现代性的关系，回顾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发展历程，检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潮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在“中、西、马”哲学的对话与良性互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探讨弘扬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进一步中国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以及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这些都将使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呈现新的局面，其学术地位和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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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文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性的系统知识，自觉学习和运用这些知识，可以使人精神充实，心灵净化，视野开阔，提高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能力。
其次，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关怀人生，塑造健全人格的功能。人文社会科学以创造和阐释人文社会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为目标，具有社会启蒙作用，可以帮助人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滋润心灵，启迪心智，提升精神境界，丰富精神生活。
再次，人文社会科学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作用。依靠理论的力量，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全方位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鉴别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兴起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逐渐建立了系统的理论结构,形成了独立的学科体系。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社会科学客观性
社会科学是从传统的人文科学中分化出来的，它至今还带有人文学科的痕迹。但是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它的形成与发展受到自然科学的极大鼓舞，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及人类行为也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由“科学”来研究;其根本任务是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袁方，1995：14)。由于社会现象的特殊性，这项任务往往成为一个难题。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维过程，也是一种 文化 和意识现象，它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伴随着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客观性问题就成为一个始终萦绕的问题，问题纠缠的大部分源于对“客观性”的不同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认识。
一、基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研究对象上说，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中的现象，是没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一种物态性的实体存在，客观实在性、可重复显现性和历史发展性是它的根本属性(李文华，2006)。社会科学通常是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庞大知识体系。社会世界的现象是有人直接参与的现象，即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本身(王忠武，1999)。这个差异似乎一目了然，其实它隐藏着更深刻的分歧，甚至可以说，它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 其它 方面呈现差异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在客观性方面呈现争论的源泉。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是以人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为研究对象，而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二者在客观性程度上的差别是显然的。有人否定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社会生活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社会现象本身多系主观性所为，因而缺乏客观性。这种观点是把客观性的含义看做那种无人介入的、纯自然的客观性。但是，笔者认为，客观性包括“那些存在于人活动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联系”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侧重于研究客观性的社会现象与社会规律，其社会功能集中表现在改善社会管理和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自身的客观性。总体而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程度可以说处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键的中介地位上。且对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均具有主导、规范、协调和控制作用。
二、基于社会科学的知识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从实证主义和 经验 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可以表现为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因果决定论和普遍性等几个特性(袁方，1995：14-16)。具体而言，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系指社会科学的目的是系统地说明和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而这种说明也像自然科学那样依据一定的逻辑法则。社会科学知识的因果决定论是指，社会科学家也像自然科学那样假定，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每一个事物都是由在它之前的某些事物所决定。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指，要从多种因素中找出最主要的、对所有人都有影响的因素，并把这种普通的、简化的因果说明应用于任何人，任何时间、地点，包含了不同文化价值下的人对同一种知识的理解和接受。
从以上罗列出的几个社会科学知识的性质，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在形式和内容上追求像 自然科学知识 那样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与自然科学相比，由于社会现象的不确定因素更多，偶然性和独特性也更大;社会科学所研究的现象比较复杂、异质性较大，而且更多地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这使得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性不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不严谨，往往难以达到对社会现象的客观、准确和系统的认识，社会科学知识也更容易受研究者本人的世界观、政治信仰、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而与所要反映的社会现象存在偏差。因此，从社会科学知识这个维度来说，目前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仅仅是一种“准客观性”，亦或说是一种类客观性，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
三、基于社会科学的 方法 论对其客观性的认识
早期社会科学由于受机械物理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科学的深度影响，坚持将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视作不同主张的分水岭，主观性与“心理的、有价值的”等同。“心理的”具有私人性(袁继红，2008)。孔德、迪尔凯姆等人推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排斥任何心理的因素，探索事物之间重复出现的社会规律，追求普遍的唯一的本，即方法论上的实证主义。因而，孔德等人将“心理的”对立面视为“客观的”，并主张用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方和比较法等研究社会现象。此外，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将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置于人类社会现象特有的价值上，人类自由意志赋予社会现象独有的价值。一切自然的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因而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的课题具有私人性、独特性，只能采用“表意的”方法，把握主观的对象。“客观性”在此作为主观性的对立面被拒斥在外。然而，这两类主张由于都固守着明确的界限，无法克服本身的局限性，前者固守在价值无涉的自然领域，一味寻求社会科学的客观性，而不顾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后者则强调社会科学属于价值领域，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客观性，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实际上，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介于实证主义与主观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其中，韦伯的方法论思想最具代表性，他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韦伯认为，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有本质的不同，后者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也就是说，“社会事实最终归结为可理解的事实”。此外，韦伯指出，由于人的社会行为是有意义、有目的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加油研究。为此，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和“价值中立”两个核心概念，也确保社会科学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客观性，同时也能很好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
四、 总结 ：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
科学研究的客观性是指任何研究者，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哪个党派，信仰哪一宗教，只要他们采用同样的科学方法，就能够得出同样的研究结论(袁方，1995：16)。社会科学由于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机制，如研究对象比较复杂、异质性、偶然性和独特性较大;易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等，同时也难以摆脱与价值的亲和性关系。因此，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是在价值关联基础上获得的认识被价值立场下的人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的社会事实。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没有与任何文化价值相关联，那么任何处于价值立场下的人对于研究认识就难以理解和接受，也就因此取消了客观性的可能性实现，从这一点说价值关联是客观性的基础。
社会科学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是一个在动态中近似实现的过程，是一个从文化意义上对历史因果分析的不断认识，是一个追求知识对具体实在的经验有效性和对这种经验有效性不断在文化价值上重新界定的过程(赖金良，1996)。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表现是：这种研究由于实现了文化价值所界定的针对经验实在的有效性而被文化的人类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基础是文化价值和价值关联，这种研究的客观性来源则是这种研究所赖以获取的手段是被普遍理解和可接受到的，这种手段就是各种不同的理想类型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而这种手段的客观性基础是理想类型的开放性、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纵然如此，但是要想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并被其他学科所认可，其道路还是很艰难，需要社会科学研究者付出巨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袁继红，基于方法的社会科学客观性何以可能[J]四川工农学报，2008(5)
[3]王忠武，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三位一体关系[J]，科学学研究,1999(3)
[4]李文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五个差异――兼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意义[J]科学学研究,2006(6)
[5]赖金良，什么是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客观性[J]哲学研究，1996(6)
社会科学类论文参考范文篇2
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摘要：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形态，让人们更具体地认识社会。之所以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为了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这样提到：马克思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个是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剩余价值。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门政治科学。
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哲学是起点，经济学是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终点。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指导我们党和国家实践活动的一门首要科学，必须将其贯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将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新实践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现方法是统筹兼顾，具体办法就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内在要求，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针对当前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满足中国今后长期发展需要。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发展规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在要求，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和重要的影响。
一、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继承和拓展，是当代社会发展形势的必然
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社会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了新的理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求发展，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念，这就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它的提出推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
(二)解答了一个重大问题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在探讨当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则科学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依靠人民。内容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的建设，使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都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掌控全局，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大关系。
(三)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科学发展观在继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有所发展，并没有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在发展过程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的观点。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始终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石。
2.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
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可以用16个字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这16个字中，最重要的就是“求真务实”，胡锦涛指出：求真务实，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P
3.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思想和理论”，?Q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立足点。
4.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结构
党的十七大 报告 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R14只有坚持了这几点，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落实。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符合中国国情
(一)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研究的重点，把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作为文明进步程度的一个主要标志。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就是人们自身的力量。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坚持”，这是马克思有关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反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
(二)唯物史观社会发展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方位开放、互通有无、互补互利从而使各种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话配置的经济，是一种以国内社会政治稳定、世界不发生大的战争为前提的全球化的经济。这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支撑，为求稳定，不得不给社会劣势群体以福利保障，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扶贫助弱的政策，这并非完全处于富人的善心，而是处于发展的客观需要。
如今，想保持党员的先进性，重要第一条，就是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创造出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并且在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三)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理念：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标志着党在政治、思想路线、执政能力等方面已日趋成熟，也进一步补充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同志总结了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观，大大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延伸，又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把科学发展观付诸实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要义，表明我们党开始把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科学发展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一)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二者不能等同也不能割裂，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在价值取向、目标任务、根本要求等方面是统一的，“以人为本”、“五个统筹”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二者在一定 社会实践 基础上还可以互相转化，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
(二)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是是以人为本，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力量源泉。
就当前我国的国情来看，生产力水平还有待提高。离开发展片面追求和谐，或者离开和谐片面追求发展，就无法协调，无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与和谐有机统一，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要坚持的正确原则。
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宏伟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这要求领导干部联系实际、统筹兼顾、运用发展的观点、坚持创新的思路不断开拓和谐社会建设的新格局。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需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1.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要务是发展
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它使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在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所有国家都在谋求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及精神实质，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了指导作用。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正实现这一目的。
2.“坚持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和核心，是党的宗旨和使命。这就是要求我们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3.“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义。“全面”就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发展，“协调”就是指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即协调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只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才能走上全面提高的文明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科学发展观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使社会主义的建设步入正轨，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注释：
?P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教育 读本.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267.
?Q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35.
?R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版信息不详.
[2]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信息不详.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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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建院30周年、各级领导、各界校友重返聚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特殊日子。古人云：三十而立。对于一所高等学府来说，30年虽然并不算长，就象人类一样，到“而立之年”，经过30年的积淀，不仅积累相对丰富、宝贵的经验，而且总还会有不少的人生感触和领悟。本人是通过现身说法，讲述本人是如何通过在研究生院的教育体制下经过6年学习和在社科院的3年工作，最后逐步演变成为现代化的“两栖动物”的真实故事。
1990年硕士毕业工作在不同的战线，中断8-9年学习之后再度上学考博，源于如下的几点原因：一方面是在商海闯荡8-9年，自己已经32岁了，经过1992-1998年市场经济的洗礼，明显感到90年之前学习的原先的知识结构明显老化，跟不上时代的需求，虽然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但是，感觉缺乏系统，显得乏力、后劲不足，需要进一步“充电”，完善自己，为下一步冲刺打好基础；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当初硕士毕业时候急于就业而中断、尚未连续冲刺实现的进一步深造的愿望。第三点原因就是我的前岳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张仁德先生的鼓励。他鼓励我继续深造，对个人将来的发展定有帮助。张先生是80年代留学前南斯拉夫回国的经济学博士，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世界经济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分之产权经济学领域，不仅著书多部，而是在某些领域研究深入，发表过具有较大影响的专业文章，很有建树。1997-8年与其女儿结婚之后，经常与他一起探讨上述领域感兴趣的问题，不仅深受到他的启发，而且还产生一些共鸣。
实际上，从1998年起，我考博考了两次：1998年与1999年。第一次考博时候，按照历年的考题、题型准备，虽然时隔8年，某些理论有些生疏了，但是，还可以，在世界经济专业科和英语科考试都不错，特别是英语考试，成绩超过了有些去过美国进修在美国所工作的某位评上助研的考生，后者因为试题没有做完而中途放弃。但是，在经济学原理科考试，我一见题型就知道与前些年的不一样，因此，结果是该科的成绩不理想而没有被录取。事后，据说是经济学原理漏题事件而学校突然改变题型，客观上打乱了我原来在该科上的应试准备。我没有气馁，而是准备第二年再考。
失败是成功之母。1999年，我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全面准备考试。当然主要是上一次失败的经济学原理。此次考试的成功之处还有，我在外企工作多年，我的英语因为经常使用，不用再复习。这给我留出了较多的时间去复习经济学原理和专业课。因此，三门考试的成绩名列前三，理所当然顺利进入复试，即面试。接到面试的通知，我就知道，该是我显身手的时候了，因为我不光理论功底扎实，而是活学活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通过悬殊、激烈的招生比例，在不用复习英语、边工作边自己复习就参加考试的前提下，顺利战胜许多在校生，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攻读世界经济的博士学位。在规定使用英语交流的面试过程中，我表现非常突出。对于考官的一系列的提问，我都做了如实的问答，理论联系实际，而且对于一个难以把握、不好回答的难题与来进一步学习的目的结合起来回答，非常巧妙，既体现我的坦诚，又显示出我的求学愿望，令在场的所有参考人士折服。当时担任主考官、英国牛精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所长余永定给与我很高的评价。最后，他说，我的英语水平是：“more than enough”。并且在开学典礼之后，号召其他同学向我学习。
另外一名来自湖北的非经济学专业的考生，虽然笔试成绩也进入了前三名，进入面试阶段，可是，在先于我的面试的过程中，因为他没有表现出扎实的基本功，而被淘汰。
这说明，考生具有实际工作经验非常重要，虽然某些在校生站在象牙塔里考博士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理论学习没有间断，笔试成绩容易得高分。但是，也有一些缺陷。比如，由于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较差，遇到紧急问题的回答和处理相对弱些。我的经验说明，读完大学时候，并不一定要硕博连读。中间是可以间歇、通过工作来调整自己、积累经验的。好处多多。个人心态更加趋于平和，看问题更加理性。由于具有了实际工作经验，非在校生对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理解会透彻，当然，遇到紧急问题的回答、抗压和处理能力也要强些。
这些年，随着扩招、80后新一代的那些硕博连读，养尊处优、缺少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和工作经验体会的毕业生，最后被迫进入市场经济挑战的社会时遇到的各种问题时表现出来的解压、抗压能力十分薄弱，是易显而见的。不少学校的学生出现郁闷、心理障碍，某些出现自杀等极端情况，一方面说明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出现某些弊端、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代考生对于个人时候接受这样的教育制度、如何选择和接受不同的教育等需要进行自我调整，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适者生存的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在社科院学习和工作的最大收获：在研究生院独特、灵活、先进的教育体制下，我找到更加开阔眼界，练就基本功，走向国际化的自由发挥空间
就象第一节所述，研究生院建立后，曾经历过一个长达八年靠租借校舍办学的“草创游牧”时期。1985年定居下来后至1987年9月我们入学报到，虽然先后为党和国家培养出了大批栋梁之材和学界、政界、商界骨干与精英，但狭小的校园和落后的办学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妨碍了研究生院作为国家最高专门人才培养基地这一神圣使命的履行。1987年9月，入学报到之后，我们新生仍然感觉到研究生院的基本办公、学习和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薄弱，有诸多不便，比如，学习和生活的活动半径非常狭小，包括接受发送邮件包裹都去到大山子邮局。但是，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诸多好处。因为学校占地比较小，活动半径比较小，离闹市区较远，环境相对比较封闭，非常有利于静下心来潜心学习和专研。
对于我们来说，上研究生院，是一个目标和眼界更高、使命更远、自主性更强、自我约束和管理更强、吸收知识更多的大舞台。
研究生院探索出了一条科研机构举办研究生教育的成功发展之路。这是一条不同于普通高等院校的办学道路，也是一种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不尽相同的办学模式。研究生院的办学模式，用一句话说，就是“集中办院、按所设系、分片教学、统一管理”。通过研究生相对集中地学习公共课和专业基础课，通过各教学部和教学系分别组织专业课和导师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这样一种两段式培养，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共同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特色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和机制。这种培养方式和培养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师生比例极高，总体上看不足1：1，是一种典型的“师徒式”精英培养方式。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普通高校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点：一是学生有较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和时间集中力量做自己喜欢做的学术研究，倾力开发和发展自己的专业兴趣；二是直接参与或参加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从研究生学业开始之初就能够进入学术研究的最新领域、了解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接触学术发展的最新理论和前沿观点；三是较高的导师/学生比例，为学生更多地得到导师的精心指导和言传身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由于当时的招生人数较少，200人左右，学校将一届的学生安排经济片、政法国际和文史哲三片，宿舍相对集中，划分管理。每周除了在研究生院驻地上必修的公共课以外，就是要到各自的研究所里见自己的导师，就自己所喜欢的课题与导师协商，接受导师的“师徒式”指点。这个相对狭小和固定的人文小环境对于培养研究生的独立思考、潜心专研自己所喜欢的课题是非常有好处的。毕竟，研究生教育已经不象一般的本科教育了。
这种“师徒式”的教育具有许多优越于现代工厂化教育（例如，中学、大学本科教育、某些大学大规模扩招之后的研究生教育）的优点：指导老师的言传身教、与学生的零距离接触，既可以打破迷信，又对于学生个人的专业能力、品德素质、意志品质的培养和形成，是终生享用的。我后来的积极正派人生、严谨专研学术、谦虚、平和、为人低调、乐观处世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我的两任指导教师：美国研究所的陈宝森先生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戎殿新先生密切相关。就象如下所述，我的另一位校外导师：南开大学的张仁德教授在我1997-2002年考、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上述方面也同样发挥了致关重要的作用或者影响。
非常难能可贵的教育安排就是，不同专业、系别的学生能够在上公共课或者听外来的讲座时碰在一起，非常有利于跨专业、混合专业的比较、了解，通过相互介绍和讨论，有时候可以找到共同的交叉的话题，做到相互补充，结交跨专业的朋友。比如，当时研究生院里还有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加州大学洛山基分校联合举办的英语语言培训中心，主要由美国加州大学洛山基分校派美国的英语老师来授课，基本采用英语教材。因为英语是学校规定的必修课，大部分学生都参加了培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改变当时外语教学普遍不高的局面是具有相当大的作用的，尤其是对于从事国际片研究的学生来，熟练地掌握英语、进行国际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工具之一。
而且，在经常与来自北大、清华、人大、中科大等众多来自全国各地大学的同学、校友交往、接触过程中，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多少过人、高人之处。大家的起点基本相同，相处融洽，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和相同的情况，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平等、平凡的接触过程中，也就是说，当时的普遍感觉，作为北师大的人，与北大、清华相比，同样平等的、是骄傲的，没有多少差距的。在社科院这个新的平台，大家都融合了，有了新的归属感，认同感，再也分不出彼此来自何方。
最让我们最开阔眼界的就是，除了研究所里经常聘请国内外某些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来研究所里做学术交流、讲课、做讲座。研究生院还聘请国内外某些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来研究生院做学术交流、讲课、做讲座。大家随时听。记得1988年，学校通过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浦山的关系，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教授来学校做有关世界经济的讲座，教室高棚满座，我们第一次亲眼目睹和聆听了这样世界著名的人物来给我们做讲座，不管是否听懂、他是否讲的好，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见过名人、崇拜名人的学生来说，那当然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荣幸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研究生院对我的特殊人文关怀，对于我后来的人生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正如学校总结的那样，研究生院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到既教书又育人。她始终把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培养的人干什么问题始终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记得刚入学，作为团支书，我就在团委的领导下组织同学讨论有关党建、党风的问题。特别是争论关于在思想上入党还是组织上入党谁更重要的问题讨论，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激烈争论。由于我在大学学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济学非常熟悉，包括阅读不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选等经典原著、文章等，某些可以到达熟练掌握、背诵的地步，因此，从思想信仰来说，我始终认为并且坚信在思想上入党比在组织上入党更为重要。由于在思想上、理论上完全弄清共产主义的信仰的来弄去脉，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作到，因此，对于普通的党员，只要他们具有朴素的感情，在组织上入党就足够，而思想上不能要求太高。同时，对于某些人来说，在思想上入党，并不一定要求在组织上也入党。我一直留在党外，作为非党员，同样可以做到在组织上入党所起到的作用，有些时候，效果可能还会更好。
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教育和培养机制，我院培养的研究生才具有很多不同于一般院校培养的研究生特殊能力，从而才使他们具有较高的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操作的能力。我的某些亲身经历证明了当时学校领导对学生的开明态度和人文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