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其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促进和质量提高的特殊作用,服务贸易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前沿课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服务贸易论文，供大家参考。
服务贸易论文 范文 一：我国企业服务贸易下税收政策论文
一、服务贸易相关产业的税收政策有待完善
(一)旅游业的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规定是2008年修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第五条第二款。明确以全部价款减除可扣除的费用之后作为营业额，适用税率为5%。旅游业相关税收政策存在以下不足。1.旅游涉税政策单一，但影响行业税负因素较多。旅游涉税政策主要就是营业税暂行条例，缺少对整个行业上下游及周边服务行业一起考虑的综合性政策。与旅游相配套的包括吃、住、行、娱、购等各行业，而这些相关行业税负的叠加也将间接带动我国旅游业的税负上升。对以门票收入、代理收入缴纳营业税的企业，因自身业务开展而发生的费用无法在流转税环节扣除，存在重复征税的可能性。2.旅游税收优惠政策较少。对于旅游消费者而言，在境外旅行购物时，一般都会考虑购物的免税或退税政策，而在国内旅游购物税收政策较少，仅为海南省离岛免税政策和上海在世博会期间的世博园区相关政策。对于旅游服务的开发和提供者而言，可以享受到的旅游行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十分有限。
(二)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及其不足
目前，对交通运输业已实施征收营业税向征收增值税改革，税率从营业税3%变为增值税11%(小规模纳税人3%)，交通运输业税收政策不足在于以下两点：1.交通运输相关产业税收优惠政策较少。税收政策对于交通工具装备制造、国际运输服务公司背后的支持或辅助等行业的扶持有限。例如研发费用中，用于营业税项目的原材料消耗进项税额不能扣除;还有对基于互联网商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物流业，其相应的仓储厂房可享受土地使用税、房产税优惠等较少。2.船舶登记政策、船员优惠政策力度较小。船舶购置往往金额巨大，购进时的关税、进口增值税等税收成本较高，对中方所有者的“方便旗”船舶进行单独发文的税收减免力度较小。此外，中方船舶往往青睐于雇佣中籍船员，但我国对于中籍船员的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
(三)与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政策待完善
与企业走出去密切相关的税收政策主要是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及在 财税 [2009]125号文件中详细规定了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此外，尽管已与一百一十多个国家签署税收协定，但也有尚需完善之处。一是需要用实物及配套服务等形式出资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若不具备出口经营权则不能享受增值税免抵退政策。二是对于境外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企业在应对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时，容易遇到资金瓶颈。三是对于国家鼓励支持、或战略需要、以及具有明显贸易创造效应的被投资企业，其经营产品(如矿石、原油等)或服务的进口没有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减免。
二、提升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推进金融、 教育 、 文化 、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需要完善相关税收政策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使增值税进一步扩围到服务贸易相关领域
对服务业课征增值税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目前，我国服务贸易项目中的旅游、建筑、 保险 、金融尚处于应纳营业税范围。今后，对已经适用增值税的服务项目中，需要在退税政策方面予以创新，探索适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免抵退税政策;对于尚未达到条件扩围入增值税范围的如金融、保险等服务应当考虑给予跨境服务减免营业税;探索不限于技术性离岸服务外包的增值税免税政策。
(二)构筑有助于服务业产业链上下游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
从有助于服务业发展出发，针对服务业产业链各环节，构筑和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比如：促进旅游业发展，可参考扶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的优惠政策;给予旅游业企业在品牌推广、服务提升等方面研发支出予以加计扣除。重视如旅游、船运、航空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培养，给予特定职业或岗位个人所得税优惠。为激发旅客购物需求，除机场免税购物以外，可在部分城市试点境外游客购物退税政策，并考虑在合适的旅游景点推广。
(三)进一步完善鼓励企业走出去相关的税收政策
对风险投资型、资源获取型、贸易互补型、实物输出型等不同特征投资形式，针对性地制定优惠政策。如对海外非上市公司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比例的免税额度;被投资企业的当地产品进口时减免对应的关税、增值税;国内企业以实物及相关服务出口投资给予增值税出口退税认定等。考虑到汇率波动对大额交易可能产生的影响，允许企业选择一定时期内最优汇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不以避税为目的企业利润留存给予一定的免税期限，以提高企业在当地再投资和扩大生产经营的能力;用已征收税款建立应对海外投资综合风险的税款资金池，在企业遇到对应风险项目时，给予适当退税帮助。
服务贸易论文范文二：CEPA实施对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CEPA实施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受内地市场准入限制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发展远远滞后于货物贸易[1]。1995年，香港输往内地的港产口占香港外发加工贸易的比重为71.4%，而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仅占香港服务总输出的16.7%。此后，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逐渐出现上升趋势，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更加紧密。至2000年，中国内地首次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的第一大服务贸易输出地和输入地。
在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顺利发展以及香港服务经济与内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背景下，CEPA出台对于加快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促进效应受到广泛关注。CEPA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以及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内地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主要涉及的42个行业，包括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 广告 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及牙医、分销服务、物流、旅游、银行、证券及期货等服务行业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服务行业的开放方式主要为两种：一种是完全开放，即以独资的形式从事特许经营，如物流、零售服务等;另一种是以比世界贸易组织更低的门槛进入内地市场开设分去机构，如银行及保险。2004年CEPA实施以来，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出与输入上升趋势更加显著,特别是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互为双方最大的服务贸易伙伴，且继续保持着上升趋势。2004年以前，香港至内地的服务输入基本处于持平状态;2004年以后，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明显上升。从服务贸易总量分析，2010年，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出额为2305亿港元，是2004年CEPA开始实施时服务输出额的两倍，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28.3%;香港至内地服务输入额为1047亿港元，占香港服务输入总额的26.6%。从服务贸易部门类别分析，香港自内地的服务行业进口基本保持稳定，2004~2007年，香港自内地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运输服务进口额在香港相应行业服务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保持在45%、30%、25%左右。除旅游服务外，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主要是运输贸易和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这两项服务贸易的发展和香港对内地(特别的珠三角地区)的直接投资及由此形成的“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格局密切相关，同时与香港的国际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2]。
实证分析
1理论基础
CEPA虽然没有对外设立统一关税，但其零关税、开放服务贸易等规定同样适用关税同盟理论。维纳提出用“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来衡量关税同盟的效果。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国之间取消了关税，从而引起的在本地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被同盟国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所取代，因而新的贸易在同盟国之间被创造出来。贸易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同盟国之间的关税保护相当于对非同盟国的减税歧视，使得原来来源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同盟国的产品转而向生产成本较高的同盟国转移。
2模型构建和数据采集
巴拉萨模型是研究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典模型。该模型假定：区域贸易合作之前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是固定不变的，区口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创造效应;当区域外贸易合作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小于合作前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则表明存在贸易转移效应。本文试图运用巴拉萨模型对CEPA实施前后香港和内地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进行比较，进而得出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为方便检验CEPA实施前后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在巴拉萨模型中加入虚拟变量D，CEPA实施前D=0,实施后D=1。本文选取1995～2010年的香港服务输入、香港来源于内地服务输入和内地服务总进口值作为样本进行计量分析。其中，香港相关服务贸易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内地服务进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年鉴。因内地按来源服务输入尚未进行统计，本文采用香港政府公布的按目的地划分的至内地服务输出值来代替内地区域内服务进口值。
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Eviews6.0软件对应用的巴拉萨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各回归方程F检验结果显著，拟合优度在0.85以上。从表1可以看出，CEPA对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不同。CEPA实施后，香港的服务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和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CEPA实施前，说明香港存在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但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具体地讲，香港总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0.00294，而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0.003084，说明香港从内地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大于本地生产。区外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了0.005739，表明香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成本低于内地的服务贸易。内地的总服务贸易创造效应明显，但同样不存在维纳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内地总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增加了0.14135，区内进口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了0.004634，说明内地从香港进口的一部分服务产品成本大于本地。CEPA实施后区外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比CEPA实施前高0.019923，所以内地没有以香港的服务贸易来替代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可见，香港与内地仍未充分享受到CEPA的优惠政策。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发展状况和分部门服务业出口竞争力优势的分析表明：香港与内地在交通运输、旅游及金融等服务贸易方面有较强的互补性。在内地有明显比较劣势的交通运输和金融方面，作为国际转口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的香港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在香港有明显比较劣势的旅游领域，内地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服务产业结构上，香港的会展、中介等领域的丰富 经验 、优秀人才及国际标准能够弥补内地的相应不足。因而，CEPA的实施会有利于两地经济的发展。根据数据统计，香港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在逐年增加，服务贸易关系更加紧密。然而通过巴拉萨模型检验发现，香港与内地仅存在总的贸易创造效应，而不存在区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表明CEPA的实施效果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服务贸易领域还未充分体现。香港与内地之间服务贸易受内地市场制度、政府壁垒等因素限制仍需大力推进CEPA的各项政策实施，加快内地与香港在服务业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对接与资源整合。不同社会体制和法律体制、人文环境、语言环境等均会造成两地服务业合作在实际操作中的障碍，例如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等。因此，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做到以下几点：(1)加强对CEPA优惠 措施 的落实，进一步改善内地经济环境，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港商向内地扩展服务贸易的交易成本。(2)虽然CEPA降低了香港服务贸易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但是审批程序的耗时耗力，在操作过程中的不规范大大削弱了CEPA对两地服务贸易的促进效应。(3)作为亚洲金融中心，香_特的金融优势应发挥在服务贸易领域，尽快完善香港人民币清算体系，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消除服务贸易中不同币种的限制。同时，充分发挥香港的金融体系，香港银行应在内地增设营业机构和代表处，为内地企业提供先进的金融服务，加强两地在金融行业的服务贸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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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995 6
由表1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出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出口变动的99.68%。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经济规模对服务出口的净影响为负，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减少130万美元。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或地区的服务生产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需求，而一些服务业发达但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则注重开拓国际市场，这也正是中国香港和比利时－卢森堡出现在服务出口前10名的原因。(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收入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出口就会增加40万美元，其t值仅次于商品出口。这个关系解释了服务出口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的现象。(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出口就增加20万美元，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出口就增加2510万美元。相对而言，服务业增长率对服务出口的影响更为显著，这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迅速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比服务业成熟的国家或地区更倾向于拓展国际市场。(4)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出口对服务出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出口增加1 800万美元。商品出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的变量。由此启示我们，尽管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是两种相对独立的贸易形式，但在货物贸易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巨大机会，发展中国家应当善于主动把握这些机会，实现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共同发展。
由表2可以看到，5个变量与服务进口的关系都很显著，可以解释服务进口变动的99.56%。具体来看：(1)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需求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正向影响，GDP每增加10亿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1000万美元；GNIPC每提高1美元，服务进口就会增加30万美元。GNIPC的t值大于GDP的t值，表明服务的消费需求比生产需求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消费结构服务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国际服务需求也较大。(2)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是双向的，服务业增加值每提高1亿美元，服务进口就增加30万美元，而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服务进口就减少1.148亿美元。这种现象表明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有阶段性。一般地，服务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长速度为负相关，利用样本数据计算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22,p-value为0.000 1。当服务业增加值处于某一临界值以下时，服务业增长较快，快速扩张的国内服务业能够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增加，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负；当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临界值时，服务业增长放缓，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的膨胀，因此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净影响为正。(3)在其他变量得到控制的条件下，商品进口对服务进口有显著的拉动效应，商品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会导致服务进口增加1590万美元。商品进口的t值最大，表明它是5个变量中对服务进口影响最大的变量，再一次揭示出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
综上，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可用图1表示。图中，虚线表示负向影响，实线表示正向影响。
附图
图1 宏观变量对服务贸易的影响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与对策
2000年，中国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为301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2.1%，排在第12位；商业性服务进口总额为359亿美元，占世界商业性服务出口总额的2.5%，排在第10位。可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尽管如此，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并不协调，有明显的滞后。中国服务贸易的实际值远低于按上述回归模型计算的拟合值，尤其是服务出口与拟合值的差距逐步扩大（见图2和图3），表明中国的服务贸易远未达到理想的水平。
附图
图2 服务出口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距
附图
图3 服务进口实际值与拟合值的差距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特点在于：(1)经济规模很大，但专业化分工水平较低，因此对社会化的生产者服务需求不足；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结构仍以实物消费为主，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不足。服务需求不足既抑制了进口需求，也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削弱了服务出口能力。(2)服务业发展滞后，但增长迅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服务业比重偏低，不到GDP的1/3，而且服务业素质较低，不利于服务出口；而根据前面对服务业发展水平对进口的净影响的分析可知，中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对服务进口的影响尚不到转折点。(3)商品进出口规模都较大，但中国企业不注重发掘货物贸易蕴含的服务贸易的机会，因此尽管商品出口规模较大，但没有充分带动服务出口；相反，发达国家善于利用这一机会，在向中国输出商品的同时，也大量输出服务。
加入WTO之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面临的国际竞争将空前激烈，短期内服务出口不太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而服务进口则很可能会有很大的增长，从而加剧服务贸易逆差。为了尽可能减轻这种负面影响，并积极利用国际服务市场，中国今后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进一步推进企业制度改革，深化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形成国内生产者服务的大市场，以需求带动生产，同时，内部服务市场化还可以加强服务市场的竞争，从而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二，顺应消费结构的演变，大力发展消费者服务，使消费者服务多样化、高级化，增强抵御国外竞争的能力；第三，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建设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扶持服务业的发展，尤其要注重改善服务业内部结构，使服务业的发展符合现代化和信息化趋势，在以信息服务为主的新型的服务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最后，鼓励企业在促进货物出口的同时积极寻找配套与派生服务出口的机会，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
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成功地融入国际服务贸易体系的关键在于更多地参与国际服务贸易。开放市场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只有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的服务贸易才能繁荣，中国的服务业也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国际市场上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只要中国的服务企业能正确把握市场脉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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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对外贸易，即发生国际收支行为的服务业经营活动，如国际间运输、保险、金融、旅游、技术等劳务的有偿提供和接受。国际服务贸易是本世纪70年代以来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商品活动领域而迅猛发展的。随着《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签订并生效，国际服务贸易日益得到各国的重视，已成为世界经贸竞争的又一热点。据世界贸易组织1997年12月发表的1997年世界贸易年度报告显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迅速，1996年增长5%，1997年预计增至7%，总额将达2.7万亿美元。纵观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呈现如下趋势：
1、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加大。服务贸易的发展是产业进步的标志。二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分工的深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科技革命加剧以及跨国公司的崛起，促使国际服务贸易以高于货物贸易增长的速度迅速发展。1970年，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只有710亿美元，而到1980年则猛增至3830亿美元，10年间增长5倍多。1980年以后，国际服务贸易依然保持着迅猛增长的势头，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是同期国际货物贸易年平均增长率2.5%的两部。到1993年，世界服务贸易额达到1.03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人们预计，随着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的实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运行，各国将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服务贸易也会随之进一步发展，到本世纪末将会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
2、国际服务贸易的领域不断扩大。目前，国际服务贸易涉及的范围包括：(1)国际运输（海运、空运和陆运）；(2)国际旅游；(3)国际金融服务（包括保险）；(4)国际信息处理和传递软件资料服务；(5)国际咨询服务（包括会计、律师等）；(6)建筑和工程承包等劳务输出；(7)国际电讯服务；(8)广告、设计、会计管理等项目服务；(9)国际租赁服务；(10)商品的维修、保养、技术指导等售后服务；(11)国际视听服务(12)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的国际交流服务；(13)商业批发与零售服务；(14)知识产权（工业产权和版权）服务；(15)国际投资服务；(16)其他官方国际服务等。
3、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不平衡。首先，工业化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一般说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顺差国。据统计资料显示，1986年工业化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为78.6%，其中运输、投资净收益、旅游收入等均占各项目的75%以上。1996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前20名的排名榜上，工业化国家占了15位，美国则以出口额2,026亿美元高居傍首。其次，行业发展不平衡。随着服务贸易业全球市场的迅速扩展，在服务业的行业区别越分越细的同时，行业发展速度则高低不同。传统的全球运输服务业仍在增长，但增速已趋缓，年增长率仅为2%；旅游业则增长了6%，而金融服务、电信服务及专利等的增长率则达到了7%。再次，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势头良好。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处于明显的劣势，除了旅游业和劳务汇回款等个别项目（即基于劳务输出之上的项目）之外，它们在服务贸易上几乎全部是逆差。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其国际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1996年亚洲各国和拉美地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都达到了8%，高于北美和西欧各国。新加坡、韩国、中国、泰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均跨入了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前20名行列。
4、国际服务贸易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由于国际服务贸易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加大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力度，并加强了对国际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特别是自1986年国际服务贸易成为“乌拉圭回合”新议题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和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更成为政府、工商界和学术届关注的热点。许多发达国家政府拨款资助学术届和智囊机构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项研究，分析国际服务贸易的经济学涵义、现实发展状况、争夺世界市场的策略以及各种可能的政策行为等。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对开放金融、保险、运输及商业销售等市场仍持谨慎的保护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开始重视这一领域的研究，力图在这一新的国际经贸领域中真正做 到知己知彼，以便在进入和开放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实践中处于主动地位。
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流通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全球化经营是未来流通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相对于我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流通企业来说，欧美流通企业不容置疑地在国际化经营的道路上走在了前边。分析和借鉴其国际化经营的成功经验，有助于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国际化经营战略。
一、流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内涵
流通是从总体上看的商品交换。流通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则是指企业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程度超出一国的范围，越来越具有国际的性质，它是国际分工和生产社会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流通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应包含以下基本内容：
1、流通企业的经济活动范围不仅局限于国内市场，而且应当有相当大比重的经营活动是面对国外市场或直接在国外进行的，这是流通企业国际化经营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标志。
2、国内流通领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规范与通行于世界经济的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制度规范相一致，这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制度前提。
3、流通企业的动力与约束机制符合参与国际竞争的要求，其行为方式符合国际市场通行的惯例。
4、国内流通企业与外国流通企业在组织、资本和营销活动等方面有相当程度的融合或联合。
5、国内流通领域实现较大程度的对外开放，使国外流通的行为主体能够较自由地到国内进行投资、经营。
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历程已清楚地表明，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间经济交流形态从“商品流”发展到“资本、商品流”，又发展到“资本、商品、技术、人才信息流”，流通层次越来越高，流通渠道也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网络系统。这些都标志着流通国际化程度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流通企业国际化经营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1、宏观管理不得力
我国流通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起步较晚，政府的宏观管理措施与现实存在脱节、相悖现象。1983年1月，国务院虽正式授权由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审批和归口管理境外企业的工作，但实际上还有几个部委也都参与此项管理工作。由于政出多门，不仅企业无所适从，而且至今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长期规划，以致开展跨国经营的流通企业的发展方向、领域和重点都难以确定。同时，管理机构的混乱，亦必然带来监管上的不利。
2、对外投资规模小，实力差的企业占多数。
投资规模较大的企业，容易形成规模经济，经受得住意外冲击；而投资规模小的企业，则生存困难。欧美许多发达国家的跨国流通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均集中于优秀的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其单项投资平均水平已经达到600万美元，而我国企业的平均对外单项投资规模却只有100万美元左右，不能形成集团优势，一致对外，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3、人才匮乏，服务滞后。
跨国流通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条件极高，既要求其管理人员熟悉当地语言、风俗和法律知识，又要求其具备海外企业工作的专业知识、技能和开拓能力，而现实中的若干对外投资流通企业，特别是企业领导层缺乏这种能力。而且，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时，国内相关服务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常常贻误最佳投资时机。
三、欧美企业的成功经验
1.高度集权型组织结构能够保证实现全球资源配置最优化，进一步实现全球战略。
美国的国际流通企业采取的是高度集权型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使整个国际流通企业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援的资源共享体系，母公司可以通过层次性组织有目的、有步骤地展开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有效配置。这种组织结构还由于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迅速作出决策，使经营资源的配置也能迅速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从而更大限度地实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和共享效益，达到企业的终极目标-全球战略。
2.市场机制健全，市场化程度高，市场渠道畅通，法律体系完善。
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市场机制健全，市场化程度高，市场渠道畅通，法律体系完善，因此流通企业在软、硬环境兼备的情况下，实行跨国经营势必管理有序，大而不散，活而不乱。
3.欧美流通企业崇尚外部集中的效率观
欧美流通企业具有强有力的资源配置能力，可以将分布于全球的经营资源集中到所需的地方，有利于发挥资源的规模经济效益，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由于欧美跨国流通企业是通过水平或垂直兼并发展而成的遍布世界的网络，因而欧美企业的传统做法就是通过兼并购买的手段从事经营，促进了经营资源的集中，并且利用这一手段实现了进入多个经营领域的目的，顺应了多角化经营的趋势。
4.欧美流通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上重视契约主义原则、个人主义原则、机能主义原则等。
在上述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跨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与国内一样，对海外人力资源的管理采取短期雇佣制的做法，将工人提供的劳动能力作为一种商品来对待，体现了契约主义的管理思想。
跨国企业的人力资源是国际竞争力的最关键因素。欧美流通企业这种高流动的雇佣制度可以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负担。由于普通职工很容易从各国当地市场上获得，人力资源来源的不同则主要体现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上，美国采取“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即选择一个具有职业经验的人担任子公司的总经理，不考虑其国籍，子公司的经营要完全置于总公司的监督之下。这种模式反映的是“地球中心论”，对于人力资源的来源以能否胜任本职工作为衡量标准，其优势在于有利于培养具有全球战略思想和丰富国际经验的管理人才。
5.欧美国家由于综合国力强，科技水平高，其国际流通企业在发达国家设立子公司时，只有35%的企业采用合资的形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也只有40%采用合资的形式，其余子公司均采用独资的形式。
欧美跨国企业经济实力与技术实力强，市场进入早，公司的成熟度高，尤其是美国企业多信奉“个人能力主义”，不太重视协作，而是注重公司结构的控股和集权。这种做法优点在于可以提高规模经济效益，统一筹措和运用资金资源；便于对子公司实行统一控制，在市场价格、产品差别化和利润方面采取一致行动；减少管理上因为与当地企业的交流而产生的矛盾；有利于经营方针及执行过程中的保密，并可以获得全部利润。
四、我国企业的战略选择
欧美国家的大垄断企业多是拥有从研究开发、生产到销售，乃至银行、金融机构的多分支、多功能的现代工商企业群体，这种国际经营模式以国内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多种经营和企业联营以及严密、完整的组织结构为前提。
我国流通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则刚刚起步，对于经营、发展跨国企业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制度环境。因此，在借鉴欧美成功经验时，应该从本国实践出发，有选择地吸收和利用。
1.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负责制定我国流通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确定对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投资的规模和渠道，并站在政府宏观角度，实行综合管理。
2.确定跨国经营企业身份认证制度，提高境外企业规模、档次，借以增强竞争力。欧美国家的单项投资水平平均为600万美元，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单项投资水平也不应低于450万美元，这样才能经受住意外冲击而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3.进入方式应该以易人和回避风险较强的合资经营方式为主。美国采取独资的经营方式是由于其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强大的综合国力，而我国目前属于资金约束型国家，如果采取合资形式进入国际市场，可以减少资金注入，以有限的资本尽可能地扩大国际投资规模，而且合资有利于弥补我国流通企业跨国经营经验的不足，消除因对当地市场及其他方面不了解而产生的进入障碍，并有利于吸收和利用合资方的管理技术、营销技能、信誉、供销渠道以及同政府、银行的关系等经营资源。
4、区位选择应集中在亚太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和地区，以及贸易保护严格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在1923年，美国西尔斯公司就专门聘请市场研究学者尼尔森担任策划部经理，其任务是将在经济上颇有研究价值的国家细分为可用来实施营销的区域，不但将其在地图上明确标示出来，且详细地记录该地区的统计资料，并长期加以观察和分析。我国企业在从事跨国经营前，也一定要慎重行事，进行详实的论证调研。
5、加快经济立法，为跨国经营的流通企业提供制度保障。欧美流通企业之所以在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下，还能高效率地运营，并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根源在于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保障。任何涉足国际市场的国家和企业概莫能外。
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21世纪将是跨国经营的全盛时期，谁国际化经营搞得成功，谁就能成为经济大国。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速度的日益加快，未来国际贸易的交往将更多地从双边走向多边，全球范围的商品、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的双向和多向流动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全球化经营是未来流通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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