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影视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能欣赏到比以往任何时代的影视作品.文化的发展和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促使观众不再只是简单的掏钱去看电影,而是去更多去享受一顿文化盛宴. 同时日趋商业化的电影运作使追求高票房高效益成为电影制造商的目标,而如何达到这一预期却非只是影片的形式,大众认识欣赏眼光使他们更多关注影片的内涵.这个内涵就是源于影片的文化底蕴和积淀.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的主题影响:
文化的差异导致对于电影的认识和欣赏角度和观点产生差异.为什么外国人不太容易看懂中国电影,同样我们也不太明白外国电影的主题表达?这就有个文化的根基差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诠释是不同的.《英雄》中的恢弘的战国争雄的场面，万箭齐发、鼓声隆隆，美国人肯定也会惊叹叫绝，但他们不一定能看得懂残剑与秦王的对话。
中国的大片，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大多都在描写一种“大义”，这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力宣扬的一个很核心的主题之一。而西方的大片，也以历史题材为比较，《特洛伊》中王子为了爱情可以不惜以两国的战争为代价，为了维护自己对于美人和爱的占有，战争的价值是值得的。这个例子正好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于个性、个人解放的追求，在西方文化基础下，人的价值是最重要的，实现自我的个性张扬就是让上帝知道自己。作为上帝之子，人就应该在上帝的眼皮底下表现自己。
还是以《英雄》为例，无名最后明白了残剑给他留下的剑道，“天下”二字一下字将整个影片主题深化。放弃个人复仇的“小义”，追求“天下”的“大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剑客。个人的英雄在整个民族的统一之间是应该在第二位的，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相反，西方的大片更重视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着力突出个人在集体面前的力量.如流行的《蝙蝠侠》,《亚历山大帝》等.
另一个中西的差别在于主旨上的层面不同,中国电影,不论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都不同程度的去表达一种精神的力量.比如《七剑》,导演徐克就说出他认为”剑”是”一种精神,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他拍摄此片也就是要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剑文化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十面埋伏》也是一个商业操作做得很出色的电影,精彩的画面背后也诠释着导演对于”爱”和”和平”主题的表达.而西方电影大多有一种”拯救”的意味在其中,电影中也多是描绘人类在与大自然与宇宙的斗争中人类所面临的困境.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传统文化对电影表现手法的影响
中国的电影在表现手法上有含蓄.多铺垫的显著特点.首先表现在电影所创造的意境方面,中国电影总试图在意境上营造独特的文化氛围,比如说随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环境的变化,主人公悲伤,天色就显得阴沉压抑,或者干脆就用对比手法来反衬所要表达的人物和情景.《卧虎藏龙》中的竹林.绿海等美仑美幻的风景就是作者的意境手法.其次在某些文化现象方面,突出在两性文化的表达上.中国的电影在性的表达上是适可而止,创造在意境上的遐想而不裸露表现,或者用转移的手法将人的两性的冲突表现在动物或其他形象事物上.再次,中国电影善于做铺垫,用”埋伏”的手法.而在抖包袱的过程中去微显中国人内心的微妙张力.所以故事的曲折和展转是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前一结果不断成为后一发生的原因,从而推动情节发展,而最后必然会是”峰回路转”的”柳暗花明”.而西方则相比较就很直接,并且主题的表达集中.
中国电影明显的表现出比西方重视人伦关系,重视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各种变化.冲突.摩擦等隐性层面的解读.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尤为突出.中国 人很重视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行业关系等等.电影是生活的缩影,它反映也就是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所以中国电影在描写和表达人伦关系上很是着力,好的电影要引起观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来自与观众对于电影中人伦关系刻画的认同和默许.在这一点上,西方则更注重人与人的契约,重视社会的规则.所以西方电影的人伦色彩较淡,而相对的器物层次.技术层面和法治色彩要多一些,这些区别的根源就来自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差异.
另外一个值得去发现的现象就是中西方电影在形象刻画上的差异.早期的中国电影表现得更明显.中国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差别很大,正面角色一般会高大.光鲜,而反面则猥琐,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人们的心里感受和非理性.而西方则在这方面差异不大,较为客观.
我们能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追求日韩的风潮很流行,我认为日韩电影的流行正是反映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我们对于日韩文化的认同感较西方强取决于文化差异的大小.追本溯源,日韩文化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们有很多现代因素,但其核心的思想还是来源与古老的中华文明.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为什么输送血液的中国传统文化今天却在遇到她的衍生文化的时候势力显得弱小?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电影崛起要解决的问题.
从《刮痧》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电影《刮痧》讲述的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八年的中国家庭，因为孩子的一次意外发烧，刚来美国，不懂英文的爷爷用了中国传统的刮痧治疗方法为小孙子治病，但在医院里被护士发现了因刮痧而留下的血痕，怀疑是其家人虐待孩子所致。于是，儿童福利院便把孩子的父亲许大同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许大同因为无法解析刮痧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治疗法，又因为律师的曲意刁难，许大同最终被判决与孩子隔离，并且搞得失去了工作、朋友和与妻子分居，幸亏许大同的朋友去了一趟中国，知道了刮痧是一种治疗方法，为其作证，故事也就有了完满结局。 许大同一家在美国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华人在外国生活的种种不适，而这些不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有隔阂，对立与冲突。首先是医学领域的认识差异。刮痧是故事冲突引发的导火索，刮痧疗法在中国民间很常见，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确实能够治愈一些常见病。但是，这种疗法搬到美国，就成了大同对孩子施以暴力的罪证。 二是法律观念的不同。在西方社会里，法律存在于每一个角落，每一种纠纷都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每一件事实都是要讲求证据的。如美国的法庭及儿童福利院虽被大同的满腔激情，真挚而忘情的诉说所震慑，却仍要求有“爱的证据”，以供法庭判决。而中国人比较看重的是人情冷暖，尤其是对于亲情特别看重。 三是对尊重的理解不同。在故事开头，许大同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向老板的儿子道歉，便用手打了自己儿子一下，老板看了觉得不可思议，许大同对约翰解释这一举动说：“我为什么打我儿子，那是出于我对你的尊重，那是我给你面子。”这样的解释让这个典型的西方人迷惑不已，他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东方小伙子的这一耳光竟然是出于这样的逻辑，作为西方人的约翰，他是无法理解这个东方爸爸打他儿子时的那种复杂心情的，他只知道，打人是违法的，这是对人权的不尊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由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形成的观念上的差异，在相互交织、碰撞中必然发生尖锐的冲突。四是对爱，对家庭的理解的差别。这也是《刮痧》中冲突的本质所在。许大同对付美国社会的生活和工作都游刃有余，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成长中濡染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就已经烟消云散。在许大同的心里，家庭也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幸福与团圆。三世同堂，其乐融融，是他奋斗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为了爷爷能在美国拿到绿卡，他还把给孩子刮痧这事称是自己刮的；为了儿子能回家宁愿分居；为了爷爷能看一眼孙子，偷偷把儿子从福利院了带出来；在法庭上，许大同爱子心切，甚至和对方辩护打了起来；为了给孩子送圣诞礼物，不顾危险爬到九层，完全有可能“坠楼而亡”…… 爱就是付出和负责任，可能会表现为严厉，表现为分居，甚至表现为欺骗，表现为劫持……正是这种爱把孩子和父亲以及这个家和二为一体，这种爱超越了其自己的尊严，平等，自由和选择自身幸福的权利。 而在西方人眼里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犯法的！ 这部《刮痧》，让我们意识到了中西方文化差异是如此之大，若不在了解双方的文化前提下，引出的问题确实令人头疼。看来世界的大同文化要经历长时间的碰撞，相互交织，尖锐的冲突，磨合，才能融合与发展的。
文化差异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当他们相遇之时会产生冲击、竞争及失落等反应。 文化差异可能由于宗教界别、种族群体、语言能力、政治立场、社会阶级、性别、民族主义、年龄代沟、文学修养、艺术认知、教育程度等之不同，而产生文化差异。
那么，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究竟应该怎样来表示呢？霍夫斯坦特从其调查数据的分析中，得出了以下描述各种文化差异的指标：
（一）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即在一个组织当中，权力的集中程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一种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必然会从该社会内权力大小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例如，美国是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美国员工倾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所以在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进步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中国相对而言，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在这里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大地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这些特点显然不利于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创造和员工在企业中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因而要在中国的企业当中采纳“构建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以及“为员工在工作当中提供学习的机会，使他们不断进步”这两项人本主义政策，管理者有必要在实践当中有意识地减小企业内部权力之间的距离，才会更好地实现管理目标。
（二）不确定性避免(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面对的是一种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止。防止的方法很多，例如提供更大的职业稳定性，订立更多的正规条令，不允许出现越轨的思想和行为，追求绝对真实的东西，努力获得专门的知识等等。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防止不确定性的迫切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当中，人们普遍有一种安全感，倾向于放松的生活态度和鼓励冒险的倾向。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当中，人们则普遍有一种高度的紧迫感和进取心，因而易形成一种努力工作的内心冲动。
例如，日本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日本，“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员工广泛参与的管理形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终身雇佣制”也得到了很好的推行。与此相反，美国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同样的人本主义政策在美国企业中则不一定行得通，比如在日本推行良好的“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却几乎没有成效。中国与日本相似，也属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社会，因而在中国推行员工参与管理和增加职业稳定性的人本主义政策，应该是适合的并且是有效的。此外，不确定性避免程度低的社会，人们较容易接受生活中固有的不确定性，能够接受更多的意见，上级对下属的授权被执行得更为彻底，员工倾向于自主管理和独立的工作。而在不确定性避免程度高的社会，上级倾向于对下属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清晰的指示。
（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个人主义”是指一种结合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每个人重视自身的价值与需要，依靠个人的努力来为自己谋取利益。“集体主义”则指一种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其中的人往往以“在群体之内”和“在群体之外”来区分，他们期望得到“群体之内”的人员的照顾，但同时也以对该群体保持绝对的忠诚作为回报。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强调个性自由及个人的成就，因而开展员工之间个人竞争，并对个人表现进行奖励，是有效的人本主义激励政策。中国和日本都是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员工对组织有一种感情依赖，应该容易构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和谐的关系。
（四）男性度与女性度(masculine versus feminality)
男性度与女性度即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对于男性社会而言，居于统治地位的是男性气概，如自信武断，进取好胜，对于金钱的索取，执着而坦然；而女性社会则完全与之相反。有趣的是，一个社会对“男子气概”的评价越高，其男子与女子之间的价值观差异也就越大。美国是男性度较强的国家，企业当中重大决策通常由高层做出，员工由于频繁地变换工作，对企业缺乏认同感，因而员工通常不会积极地参与管理。中国是一个女性度的社会，注重和谐和道德伦理，崇尚积极入世的精神。正如我们上面的叙述，让员工积极参与管理的人本主义政策是可行的。
通过对上述文化四维度调查数据的分析，霍夫斯坦特证实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很难轻易被改变。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所产生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从霍氏的各文化维度指标值中，可得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在同为东方文化圈的中国大陆、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也是较明显的。就如中日两国文化都是一种集体主义导向，但两种集体主义却有较大的不同。此外，除了民族、地域文化差异之外，不可否认，还有投资合作伙伴“公司文化”的风格差异。可以说，公司内文化差距越大，产生文化冲突与困惑的可能性与强度就会越来越大。
当然，文化差异的指标不会只有四个。但即使只考虑这四个文化差异指标，且认为每个指标也都只有两种情况，按照排列组合来分析，也可能有68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类型。霍夫斯坦特的研究方法，和企业文化类型的多样性相兼容。
（五）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long vs short term orientation）
第五个维度从对于世界各地的23个国家的学生的研究中得出。这项研究使用的是由中国学者设计的调查问卷，可以说是注重德行而不是真理。长期取向的价值观注重节约与坚定；短期取向的价值观尊重传统，履行社会责任，并爱‘面子’。这一维度的积极与消极的价值取向都可以在孔子的教义中找到，他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家，生活于公元前500年；然而这一维度也适用于没有儒家传统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