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有的已在地下长眠，可是他们的英雄事迹却永记在人们的心中。
统一六国的秦始皇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他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近百年来，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每个人都持着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秦始皇的功大于过，虽然秦始皇是皇帝，可是皇帝也是人，不是神，是人都会犯错误，都是有缺点的。
一、政治
1.提高帝王尊严：嬴政自以为功过“三皇”、德兼“五帝”，故兼采古代共主之尊号而合为“皇帝”，用作天子之专称。从此中国历史上之君主便称为“皇帝”，赢政则被叫做秦始皇。此外，又用一系列专门名称来显示全国最高统治者之无上权威，如皇帝自称“朕”，其命令叫“制”或“诏”，其用印则曰“玺”。
2.厉行中央集权：丞相等各自向皇帝负责，一切听命于皇帝。另废除世卿世禄制，自中央至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任免，无权世袭。
百日维新历史论文（题目自拟，可以从中摘抄800左右非常简单）
1898年（夏历戊戌年）中国维新派在清光绪帝支持下推行的革新运动。又称戊戌维新、戊戌变法。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希望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不要以为我打错了，没错，是“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等“六君子”被杀害。新政全部取消，“百日维新”失败。
百日维新
[编辑本段]详细介绍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嘘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180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 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1.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2.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渝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 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渝令，包括如下内容:1.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3.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4.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5.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6.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拼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2.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梁启超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但是，百日维新期间变法法令最大的缺陷却是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对此，人们大多将其原因归结为光绪帝不愿使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其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次要方面，最主要的还在于康有为变法思想、策略的变化：即由倡导民权变法演变为君权变法。
1888年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上书由国子监祭酒盛是转交翁同龢，恳请代递，遭拒绝，康有为十分沮丧，“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1895年5月6日，继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两次上书，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其中第三次上书终于送达光绪手中，引起重视，维新派开始得到光绪帝的支持。梁启超也在其《变法通议》中大声疾呼“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呼吁“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
随着变法实践活动的逐步开展，康有为认识逐步趋于现实，“变法看似简单，其实成功太难”，认识到顽固势力的强大，维新派的软弱，要照搬英美而直接开国会，设议院，是非常艰难的，比较实际的只有依靠皇帝权威，“乾纲独断”，才有可能“变成法”，达到富强。
康有为第四次上书中即已明显转变了政治策略：“会议之士，仍取上裁，不过达聪明目，集思广益，稍输下情，以便筹饷，用人之权，本不属是，乃使上德之宣，何有上权之损哉？”以消除光绪顾虑。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光绪“条陈所见”诏，第六次上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①明定国是，②“立制度局总其纲”，作为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局是皇帝主持设立的，对皇权有强化作用，与民选产生的国会有本质区别。此后，康有为向光绪进呈了所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亡记》等书，供光绪阅览参考，这是康有为从民权变法到君权变法的全面调整。
1898年3月12日，康有为第七次上书光绪，明确提出变法最好以彼得为榜样，以俄国为样板，进行变法，“考之地球，富乐莫如美，而民主之制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君民共主之制乃与中国少异，惟俄国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然其与君权变法，转弱为强，化衰为盛之速者，莫如俄前主大彼得，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
在此情形之下，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已是顺理成章，再奢谈“君主立宪”反而是不识时务了。总之，笔者认为，“百日维新”不提开国会、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内容，根本原因，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把改革成败的希望寄托在光绪帝身上，因而改变“民权变法”之初衷，走上了“君权变法”之路，不但不希望削弱君权，而且希望强化君权。
客观原因：光绪帝本身是个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其支持变法的直接目的就是夺取实权，岂容再兴民权削弱君权？其次，改革本身是一项庞大、复杂、漫长的系统工程，康有为所极力推荐的彼得一世改革根本就没有国会议院一说，明治维新也是先从幕府将军手中夺取政权，确立天皇权威，在天皇主持下进行改革，在改革中逐步确立议会机构及地位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内阁对天皇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英国实行君主立宪，从1640年开始革命至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确立君主立宪制，也经历了半个世纪。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传统的封建帝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仅凭一纸法令是根本不可能的，也说明康、梁在这个要害问题上还算“明智”，要在政治、经济基本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骤开国会，显然缺乏应有的组织、思想准备，社会物质条件。一句话，“百日维新”太短暂，过早夭折，君主立宪还来不及孕育出台，就胎死腹中。
首先区分一下概念
西欧封建等级制度：
西欧封建等级制度是以土地关系为纽带，通过层层分封而形成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维护封建主内部的利益，更有效地统治下层人民，其基本特征是封主和与附庸的臣属关系的建立。由于土地是层层分封的，附庸只承认自己直接受封的人为封主，对自己封主的封主则没有臣属关系。所以，在西欧出现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现象。这种情形使封建等级制度复杂而混乱。如封建主甲可以是乙的封主，而乙的封臣又可以是甲的封君，往往一个封建主有多个封臣，从而加剧了封建主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出现割据混战局面。
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最初是查理.马特在担任法兰克王国宫相时（735年左右）实施的，将土地及当地农民一起作为采邑制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骑兵役为条件，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含有赏赐的意思。
到了查理·马特的儿子时，把大部分土地当作采邑制分封给臣下，查理大帝也把通过战争夺来的土地分封给有功将领，这样使得采邑制遍及全国。英国则从威廉一世开始也实行采邑制，规定每个骑士采邑供养一名骑士，为国王服役。此后，国王下面的大封建主也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自己的下属，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这样领主既要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而下属也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
采邑制这种形式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
一）、形成西欧封建制度的诸因素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其基础来自三个方面：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②基督教的传统，③日耳曼人的社会模式．换句话说，西欧封建制度是由罗马封建因素，日耳曼因素，通过基督教会对二者的不断结合而形成的．
⒈罗马封建因素
随着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中止，帝国的经济在公元三世纪已发生严重危机：人口锐减，城市败落，一些大土地所有者便退居乡村，建立了以隶农为主要生产者的、实行租佃分散经营的田庄制，形成自然经济，政治上则形成独立王国．如此在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商品经济已经过渡到隶农制自然经济．另外，罗马很早以来就存在一种保护关系，一些人因败落而寻求富有的庇护人的保护，成为他们保护下的平民或附庸，帝国衰落后，这种保护关系更为扩大，成为日后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之一．
⒉基督教会
与经济的变化相适应，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变化，原来的罗马古典文化开始让位于普通人民群众的大众文化，这就是基督教文化．在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从崇奉奥林匹斯诸神：朱庇特，宙斯，阿波罗，转奉能解脱个人罪恶，能使个人得到拯救的基督教．因为前者虽然气势磅礴，给人力量，但却不能给人安慰；人是伟大的，但人不能总是显示伟大，人还需要安慰，尤其是在危机时代，人们需要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在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这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经过百般曲折，四世纪以后罗马终于成为基督教国家，教会组织普遍建立，受罗马制度的影响，教会的法律、制度，组织结构都建立起来．正是基督教会，在日益加深的混乱状态中起到了维护秩序的稳定性作用，并且成为日后教化日耳曼蛮族，把罗马古典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的承担者．
另外，教会所建立的修道院制度，也对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修士最初一般都是西欧最优秀的农民，他们开垦荒地，排干沼泽，改良土壤，推广三圃制，对恢复和发展西欧农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还保存了罗马人的一些建筑技能，发展了木刻、金属制造，纺织、玻璃、酿酒等工艺．
⒊日耳曼因素
日耳曼人刚从原始社会走出，为陷如绝境的西欧社会带来了活力和生机．
与罗马法律相比，耳耳曼法律是习惯法，粗犷、迷信、采用神裁法，但对日后西欧封建政治仍有重大影响．日耳曼法律产生于人类古老的习俗，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志，所以法律超越王权，没有一个国王可绝对专制，这种王权有限制度是中世纪西欧政治发展的一个特点．所以有人说，民主起源于日耳曼丛林之中．
日耳曼人的亲兵队制度，建立了首领和亲兵相互间契约关系的观念，直接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
日耳曼人还带来了农村公社制度（其特点之一是自治），它对西欧城市的形成、行会制度、以至于议会制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耳曼因素对西欧社会影响之大，以至于全球通史的作者认为：正是日耳曼人的到来，毁灭了西欧的古典文明，从而为西欧新文明的开端，扫清了道路．在中国，在印度，昔日的文明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并得以保存，但这仅是旧生命的延续．而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他并且认为，这是西方历史的独特性之所在．
西方史学界在西欧封建制度形成问题上主要分为两派，日耳曼派和罗马派，以后又形成综合派．
（二）、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过程
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具有两条相辅相成的线索，一是封主封臣制和封土制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一是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我们把这两个过程称之为封建化过程．
⒈西欧封建化过程的起点——萨利克法典
法兰克人五世纪时分为两支，一支迁莱茵河中游，称河滨一里普阿尔人，一支进入北高卢，称海滨一萨利克人，即克洛维为王的那一支．
萨利克法典是萨利克人的习惯法汇编，形成于六世纪初， 511 年前后．它反映了五、六世纪法兰克人在进入高卢以后的社会生活状况，既包含了日耳曼人的社会因素，也反映了一些高卢一罗马人的社会因素．西欧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就以此为出发点．
克洛维进入高卢后，把所占领的无人居住的土地交给法兰克人的农村公社，他自己占有罗马皇室的土地，并把一部分赏赐给贵族和亲兵，形成日耳曼大土地所有制，对高卢一罗马地主和教会的大地产，则很少侵犯．所以法典反映的土地所有制就有三种：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王室土地所有制，贵族地主土地所有制．
一般认为，农村公社是从氏族公社发展而来的自由农民的社会组织，特点是土地公有私耕，行政自治．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在中世纪地主庄园内重新形成的．
⒉自由农民的农奴化
最初，法兰克自由农民都是公社成员，有权利和义务参加战争，分取占利品，使用公社土地，参加社员大会．到六世纪下半叶，国王希尔伯利克（ 561 ～ 584 年）颁布一道修改萨利克法典的敕令，规定死者如无子嗣，土地由其女儿继承，而不再交还公社．这样，公社的耕地逐渐变为可以买卖的自主地．这时的公社称作马尔克．公社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加剧．
但是，法兰克农民农奴化的主要原由，并不是经济分化的结果，因为当时系自然经济，经济分化缓慢，而主要是外部暴力所造成．外部暴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俗贵族地主利用特权强力兼并公社农民的自主地，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投靠大地主，逐渐变成农奴．二是 6 ～ 10 世纪战争兵役频繁，对外扩张，外族入侵，社会不安定，豪强官吏勒索，这一切使自由农民无法进行正常的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军事制度也有变化，从原来的步兵或轻装骑兵发展成为重装骑兵，战斗力加强，但费用开支也大大增加．据估计，当时四家小农方能装备一名骑兵．这种状况，使许多农民干脆就近寻找一教俗贵族保护，把土地交给贵族而由自己耕种，只向此贵族一人纳税服役，既避免了官府沉重的军役、捐税，也避免了他人的勒索和盗匪的抢劫，此称为“委身式”，也叫“投托”．久之，这些农民就变成了农奴．他们在法国被称为“维兰”．
在法国，还有一些农奴称为“塞尔夫”（ serf ） , 他们大多是奴隶的子孙，地位比维兰更低．维兰实际是永久性佃农，份地世袭，劳役有一定传统标准．塞尔夫则由主人任意剥削，并可随土地一并买卖．一般来说，维兰比自由农、佃农的境遇往往要好．
八世纪前半期查理·马特采邑制改革以后，法兰克农民农奴化进程加速．
847 年，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的墨尔森法令规定，“任何自由人都必须选择一主人，或是国王，或是国王的臣属”．
自由农民的农奴化过程一直延续到 11 世纪．
⒊封主封臣制与封土制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阶段：墨洛温王朝时期，六、七世纪，国王采取赐地封土的办法给其官员，封地与公职相联系，这种土地分封是无条件的，久而久之，大贵族势力上升，国王军事经济实力削弱．
第二阶段：到八世纪查理·马特任宫相时，进行采邑制改革，将封地与附庸制度结合起来，从而向西欧封建制度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采邑制改革的另一契机是军事制度发生变化．西欧在与阿拉伯人的接触中，学会了使用马蹬，马蹬的出现，使骑兵从轻装发展为重装，铠甲及贵族族徽都随之出现．更重要的，是由此需要专职作战的骑士，普通法兰克农民既难以负担，也无此技艺，而骑士则需要土地和农民来养活．这样，马蹬→军制改革→社会制度（采邑制）改革．
中国明末时传教士铸造的西洋火炮为何不能引起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顾准这样提出了问题．
马特没收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大量地产，分封给他的附庸骑士．受封者，即封臣则以服骑兵役为条件，并向封主宣誓效忠，这种军事封地称为采邑．受封者若不能履行封臣的职责，封主有权收回采邑．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双方的，是一种契约关系，封主也要保护封臣，不能欺侮他的妻女，若违反，封臣也可另找封主．西欧封建制度的特征就是它的相互性，在封建制度下，没有人是权力无限的统治者．若上面对下面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反抗的，那就不是西欧封建制度，而是绝对君主制了．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概念大不相同．
查理·马特的采邑制改革，到加洛林王朝的矮子丕平和查理曼时继续实行，因为即使查理曼当时也无足够财力搞职业军队．而各级领主，也有自己的附庸骑士，形成层层分封．打仗时，这些附庸的附庸在王室军队中参加其直接领主指挥的军队，并且只是单线联系，形成“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采邑制的广泛推行，导致以下后果：①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大小封建主竟相争夺劳动力，把自由农民变成农奴；②巩固了中小封建主的地位，奠定了骑士制度的基础，排除了农民当兵的权利；③形成了金字塔式的、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度．
每一骑士都靠自己采邑的农民的赋税和劳役生活，这一骑士对自己的采邑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管理权．国王有时还把一些豁免权赐给一些大领主和教会贵族，豁免权也叫特恩权，指这些领主的领地可不受国王代理人或官员管辖．这样一来，就使采邑领地具有独立王国的趋势．
第三阶段：采邑原本是终身的，封臣死亡，采邑交还封主，不得世袭．封臣的继承者若要继续从前的关系，要重搞受封仪式．到九世纪，采邑逐渐变成了世袭领地． 877 年西法兰克的秃头查理颁布克尔西敕令，承认采邑和特权世袭．
查理曼死后，王权的分散，无休止的内战，外族的入侵，使原本有序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统治走向混乱．原来的封疆大吏一一伯爵，以自己的附庸为后盾，从王室官员演变为独立的地方王公。从本质上说，政治分裂是封建制度最正常、最普遍的社会状态。对王权而言，封建制度的兴盛正是王权的阴暗时代。
（三）、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标志
国内史学界一般认为，西欧封建制度确立的时间是九、十世纪，主要根据是 877 年的克尔西敕令．
确立的标志：封臣制（附庸制）与封土制（采邑制）相结合，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结合，大贵族在其世袭领地内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力，而王权衰落．
u 但注意，并不是西欧所有的农民都变成了农奴，也并非西欧所有地方都形成了封建制度；这里只是说，封建制度和农奴制从此在西欧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以法国最为典型。
四、西欧封建制度形成时期的基督教会
基督教最初没有教皇，教皇一词的本意是ραρα，是对所有主教的尊称．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由于罗马主教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其拥有较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帝国政府迁拉文那，实际把罗马的管理权交罗马主教，使其地位提高．进入中世纪教皇一词逐渐为罗马主教所专有．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主教区为基本单位的教区系统依然存在，并从败落的城镇向广大农村发展．八世纪以后，西欧广大乡村教区开始形成．教皇的传教团在异教地区传教，也不断取得成功． 496 年在高卢的法兰克人受洗入教， 597 年成立了英格兰教会，七世纪创立了伦巴德教会，八世纪创建了德意志教会．到公元 1000 年左右，连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的诺曼人也进入了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在日耳曼人征服西欧之后，基督教也征服了西欧，并且还征服了日耳曼人．
在广泛的传教过程中，教会和修道院获得了大量教产． 810 年亚琛宗教会议，把主教区和主教依教产分三级： 3000 ～ 8000 处领地为一级， 1000 ～ 3000 为二级，不满 1000 处为三级主教区．一般认为，中世纪罗马教会占西欧各国耕地的三分之一，各级主教实际上是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修道院也拥有大量庄园，他们招收大批农民，开垦荒地．修道院庄园往往能改进耕作制度，例如三圃制，就最早由修道院庄园实行，成为日耳曼贵族庄园的示范．
5 ～ 11 世纪以前，教皇的权力一直受很大制约．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对意大利的征服，使教皇一直受拜占廷长期控制． 678 ～ 752 年的十三任教皇中，有十一任是希腊人或叙利亚人．但随着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北非，拜占廷干预西方的能力大为减弱，于是罗马教皇不失时机地与法兰克人结盟． 751 年加洛林王朝和 756 年教皇国的建立， 800 年查理曼的加冕，直至 962 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都是西欧政教联盟的反映．有了查理帝国的支持，教皇从此敢与拜占廷皇帝分庭抗礼，西欧基督教会从此自成体系．也正因为如此，加上西欧拉丁文化和东南欧希腊文化的差异， 1054 年东西方基督教会大分裂，西欧的基督教称西方公教（天主教），东欧的基督教称东方正教（东正教）．
应该看到，西欧的教权与王权这时的相互支持，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通过基督教会，加强了法兰克国王的统治地位，基督教成为其精神支柱；通过基督教会，罗马帝国时期的典章制度，教会法规，教阶制度等，逐渐为法兰克统治者所接受，从而使法兰克国家上层建筑各部分日益完善．正是基督教会对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不断结合，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权和王权这一时期的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有利于西欧社会的发展．
尽管如此，教权与西欧王权相比，仍处于从属地位．十一世纪前西欧的主教区和修道院大都是在世俗王权和领主统治之下，主教由世俗王权和领主任命，乡村教士也由庄园主选任控制（这时教士尚未实行独身制）． 962 年以后，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甚至在一个时期能随意任免教皇．
不过，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到十一世纪后半期，教权逐开始向王权发起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