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组织实施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建设。现在，以“三金”工程为代
表的“金”系列工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兴建全球互联的电脑信息网络涉及到“路”（网络）、“车”
（应用软件）和“货”（数据库、多媒体产品等知识形态的商品）的
制造维护和管理。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装备的信息高
速公路的兴建和运营，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新产品和服务对现有的知
识产权制度本身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信息网络内
部运行与服务所衍生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就有可能
使信息网络出现“道路”尽管四通八达，但“车辆”寥寥无几或者有
“车”无“货”的局面，从面阻碍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因此，如何
调整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使之适应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需要，
已引起发达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
1995年9月5日，美国信息基础设施专门工作组（IITF）下属的知
识产权工作小组（ WGIPR）在绿皮书的基础上，提交了一份关于“知
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白皮书。主要论述了著作权法及其对
信息调整公路的应用与影响。参加白皮书起草的除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美国版权局外，还包括美国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能源部、财政
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等26个国家部门和机构*1。可见其重视程度。
欧洲委员会于1995年 7月19日公布了题为“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与
相关权”的绿皮书*2，主要提出著作权和相关权在信息社会的新产品
与服务中的应用问题凶手与著作权有效行使密切相关的某些法律与技
术概念，但没有论及信息网络内部运行以及网络服务引起的著作权问
题。与美国政府白皮书不同的是，欧委会绿皮书未将工业产权保护列
入其讨论讨论范围中。
受法国文化部长委托，以西里内利（Sirinelli ）教授为主席的
一个委员会于1994年 7月提交了一份题为“工业文化与新技术”的报
告（亦称西里内利报告），*3详细阐述了瓦解有多媒体领域的组成及
多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分析了这种趋势对著作权和工业产权的影响。
由于多媒体具有关于信息媒体和传播手段的双重含义，与信息高
速公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美国人以信息高速公路描述正在兴
起的信息革命时，日本人则大肆宣扬多媒体革命。1993年，日本通产
省所属的知识产权研究所提交了关于“知识产权对多媒体新影响的提
案”的临时报告，着重讨论了建立负责多媒体著作权合并与授权的著
作权清算中心的可能性以及作品完整性的问题。日本文部省则于1993
年11月和1995年2月分别就多媒体和著作权保护提出两分报告。*4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有关机构受各处政府委托，分别提交了“著
作权与信息高速公路”*5和“在新的通讯环境下的著作权”的专题报
告。*6
俄罗斯于1995年2月22日颁布了《关于信息、信息化和信息安全》
联邦法，并起草了《商业秘密法》和《个人隐私法》法案。同时在俄
联邦新的刑法典中提出增设电脑犯罪，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建议。*7
德国政府为了构建规范电脑信息网络空间的法律主框架，于1996
年12月20日向联邦参议院提交了关于《信息服务的通讯服务法》草案，
其中第 7条中拟定对现有的著作权法加以修改，新增设保护数据库的
条款。*8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去年底召开的外交会议上，为了协调信息高
速公路建设对各成员国在执行《伯尔尼公约》和《罗马公约》时带来
的问题通过了《关于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若干问题的条约》和《保护
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权利条约》。《关于数据库的知识产权条约》草
案将于今年审议通过。*9欧盟则于1996年 2月颁布了《欧洲座谈会与
欧盟理事会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10
近年来，信息高速公路中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引起我国有关人士的
注意。早在1993年12月召开的海峡两岸著作权问题研讨会上，两岸学
者就探讨了数字化技术和联网技术对现有著作权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在1995年10月召开的全国著作权理论研讨会上，与会人士就数字化技
术对著作权的影响进行了专题讨论。去年 5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
我国共同在京举办了数字技术版权研讨会。在去年 6月举办的全国著
作权法修改问题座谈会了，与会者就数字化作品、多媒体作品保护等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二、信息高速公路与著作权保护
在电脑信息网络中，不同作品均可通过数字技术转换成二进制数
码进行存储和传输。网上用户能够把这种数字化作品的完美复制件直
接或间接地传送到其他用户的电子邮箱服务器上，或者传送到网上所
有用户提供信息查询和发布服务的“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简称BBS）上。这样，其他用户便能通过BBS检索这些
信息或作品，需要时可以将这些作品复印件无限制地打印在纸上，或
复制在硬盘上。此外，网上用户还可借助数字化技术轻而易举地组合
加工网上的版权作品。因此，原著作权人的复制权、作品完整权等权
利在网上受到有力的挑战。于是有人提出，现行的著作权法及其基本
理论还能适应数字化技术快速民展的需要吗？美国对此存在两种截然
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保留现有的著作权法，无需修改；反对者提
出应对现行著作权法全面改革。 WGIPR认为，现行的著作权法只要作
少许修改和必要的说明，即可为相关权利提供足够的保护。*11 据欧
盟绿皮书推测，新技术的出现不会影响著作权和相关权的基本理论和
原则。*12 法国西里内利报告的结论是：数字技术固然拓宽了作品的
传播范围，并使新形式的作品问世，但是这种技术变化不会在各个方
面对著作权法产生影响。*13
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
予以应战的过程中。*14 眼下的问题是，而对数字技术的冲击，现行
的著作权法是否还能适用？应该指出，现行著作权法的概念，很大程
度上是以印刷术为背景逐步形成的。*15 当印刷技术发明后，受著作
权法保护的作品大多以一定的排列组合直接由文字、图形信号物化在
某种单一的载体上，由此主要产生的是文字作品和美术作品。此后录
音、影视等作品随着磁带、影带等载体的出现和模拟技术的发明而陆
续诞生。其制作过程是通过模拟技术由录放装置等先将文字、声音等
信号转换为机器可识别的模拟信号，再由同一装置还原成人们可以直
接视听的原作品。它与印刷术为基础的文字作品转换过程相比，其间
仅增加了一道机器模拟信号的过程，模拟前后的作品并未发生变化。
所以模拟、录音、电影等技术的出现没有动摇以印刷术为主形成的著
作权法的理论基础。但在作品的存储、传播和使用上又较之印刷术时
代向前迈进了一步，版权作品被他人擅自使用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当
时的著作权法也仅仅为适应这方面的变化作了适当的调整（比如对“
合理使用”的范围重新加以限定）。数字技术与模拟技术的不同之处，
后者是把作品道德转换成一种机器可识别的模拟信号，前者是把作品
通过直接转换或模——数转换转换为一种机器（电脑）可读的二进制
数码形式。可是作品数字化后如同作品模拟化后一样，也能由同一装
置（电脑）把机读的数码原作形式（假如人不主动是加工改变它们在
该装置或某一载体中的原存储状态）。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也是一种中
间技术过程，纯属机械性代码变换，没有原作者以外第三人的创造性
劳动。由于作品产生于人的创作，*16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实际上
体现了作者的创造性劳动。所以这种中间技术过程不会另行出现新的
作品。况且在作品数字化转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装置而非人，装
置本身不具有创造能力。因此作品的数字化过程不会对原作赋予新的
创造性，进而不会产生新的作者，其著作权仍然属原作者所有。*17
由此可以认为，信息处理技术从模拟方式向数字方式转变并非质变，
现行著作权法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
但是，由于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及网络技术的出现，使作品存
储呈现多媒体化，其传播更加广泛化和便捷化，所以在多媒体作品、
电子数据库以及新型的信息网络服务中的著作权保护和权益归属问题
上，对现行著作权法提出了调整，充实和修改的要求。
作品的传统存储载体有纸张、磁带、磁盘、录像带等，而且一种
载体一般只能存放一种单一的信息媒体。随着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现在可以把文字作品、美术作品、摄影作品、音乐作品、动画作品、
影视作品等中的文本、数字、图形、静动态图像、声音等各种不同的
信息媒体同时存放在一种单一的载体，比如只读光盘（CD—ROM）上，
从而产生一种所谓的多媒体作品（multimedia work），*18使人们能
借助电脑阅读、欣赏图文并茂、声形交错的作品。然而，这种集多种
传统作品为一体的作品形式使传统的作品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假如
对多媒体作品的归类划分不当，势必影响到对其权利的行使和限制。
按照美国著作权法第 101条的规定，视听作品是指“由一系列真正意
图用投影机、取景器或电子设备之类4的机器设备显示的有关图象。”
这说明美国法中的视听作品也含静态图象，或者至少与之相关。根据
多媒体作品的特征，美国白皮书建议，多媒体作品从整体上可以看作
一种视听或音像作品（audiovisual work）。*19 日本文部省的提案
认为，可用“多媒体作品”或“视听作品”的概念取代现行著作权法
对于电影作品的定义，或者将现行法中关于电影作品的规定另行修改，
把多媒体作品直接划归为电影作品。*20 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第5项和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4条第9项只是对电影、电视、录像作品加以界定，
规定这类作品是指“摄制在一定物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无伴音的
画面组成，并且借助适当装置放映、播放的作品。”依笔者之见，上
述规定基本概括了多媒体作品的主要属性。可是把多媒体作品划归为
电影、电视、录像作品似有不妥。是否可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将电
影、电视、录像和多媒体作品统称为视听作品，对视听作品的概念和
范围明确界定并作必要的解释。
“独创性”是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首要条件。但是许多国家对
作品“独创性”的评判标准不太一致。在多媒体作品大多数取材于已
有版权作品改编、组合而成的情况下，它在何种程度上才浇灌满足
“独创性”的要求？从微观上讲，多媒体作品具有某些类型的数据库
的特征。一般认为，即使多媒体作品取材已有的版权作品，但只制作
者在作品的选择、安排和组合上体现出智力创作，也应对合成的多媒
体作品提供著作权保护。不过，由于这种多媒体作品基于已有版权作
品产生，其著作权应视为邻接权加以保护。
一部多媒体作品的制作往往涉及到多个作品和多个作者，如果事
先不取得已有版权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又不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
这种行为可能构成侵权。*21 然而，要求通过多媒体作品制作者本人
逐一取得每个原作者的授权，决非易事。国内艺人集团在开发一套多
媒体软件时在授权问题上遇到的困难便是明显的例证。*22 为了保护
原作者的著作专有权，又方便多媒体制作者的使用，日本和美国提出
建立著作清算中心和多媒体清算机构的设想。这类机构代表著作权人
人事著作权的统一授权业务，向使用者发放作品使用许可证，收取版
税后按一定比例发给著作权人。我国目前仅建立起保护音乐作品著作
权人权利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以及负责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
但是，在我国怎样建立维护各类作品的著作权人权益伯集体管理机构？
如何从法律上对这些机构定位？这些机构是否有必要与媒体制作者及
用户签订标准的许可合同？作者人身权（比如修改权）问题可籍这种
合同解决吗？*23 假如可以，是否能推定为允许对原作品进行诸如配
音、译制增加副标题、重组、拼接等修改呢？这些问题是我们修改著
作权法时亟待解决的。
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的出现，
使作品传播更加广泛化和便捷化。有的网上用户甚至毋需说明自己的
用户标识和电脑地址，便可以匿名地将信息上网或将网上信息下载到
他们的电脑内存储起来。这样至少引出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数字作品上网传输后，何种行为构成复制？按照美国、欧
盟和日本的看法，*24 下述行为均应视为复制。①将一作品或邻接权
的客体存储在任何一个脱机的数字存储器（比如CD—ROM）中;②将一
印刷品扫描成一数字文档;③将一作品或邻接权的客体数字化;④将一
数字化文档从某用户的电脑内取出上载到BBS或其他信息服务器上;⑤
从一BBS或其他信息服务器中下载一数字化文档;⑥将一文档从某个电
脑网络用户转送到另一个电脑用户；⑦存储甚至暂存储一种作品或邻
接权的客体于一电脑存储器（比如随机存储器RAM）中。
复制权是著作权和相关权的核心，它使得著作权人可以授权任何
人或阻止任何人复制受保护的作品。《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1款规定
文学艺术品的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形式”复制这
种作品的专有权，这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它应该涵盖各种已知和未知
的复制方式，原则上包括上述所有复制方式。但公约第9条第2款却规
定：“本同盟成员国法律得允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
要这种复制不与作品的正常使用相冲突也不致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
益。”这是公约中最有争议的条款之一。由于不同国家对此有不同解
释，所以第9条第2款所称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范围是不确定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规定给予供复制者个人合理使用的复
制权，一般将个人使用视为复制权的例外。但是，著作权法的传统例
外在复印技术、录音录像技术出现后受到极大的挑战。在Internet网
上个人用户日益剧增的情况下，假如他们擅自将网上的版权作品以不
同形式存储或复制下来，是用于商业止的还是个人参考，其界限更难
划清。所以发达国家建议对数字环境下数字作品的种种复制行为严加
限制。
我国著作权法第52条规定，复制是“指以印刷、复印、临摹、拓
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行为”
。虽然上述国外认定的七种数字化环境下的复制方式未在本条中明确
列举，但一般可以认为已隐含在“等方式”的无穷例举中。事实上，
数字化环境下的复制方式不止这七种。所以修改著作权法似无必要将
作品数字化或其他复制方式在第52条中予以明确。至于以上第七种行
为是否构成复制，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困为这种行为只是使作品短暂
地存储在电脑存储器内，或者短暂到电脑用户根本不可能显示、阅读、
聆听该作品的全部或大部，实质上不会对作品著作权人的复制权的有
效行使构成任何威胁，若认定为复制，则近于苛刻。
其次，与上述复制行为密切相关的是作品上网后的发行权问题。
当论及信息在网络中传输时复制权与发行权之间的关系时，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1987年关于《印刷文字的政府专家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中指
出：“文字作品和版刻作品的传统（印刷）复制模式是复制完成以后
发行拷贝。而用电脑存储或向公众传输文字作品和版刻作品时，拷贝
在复制期间（同时）发行。……用电子方式传输或发行时，发行是复
制或发行过程的一部分。基于复制权承认这种隐含的发行权看来是必
要的”*25
在信息网络中，人们很容易将一个电脑软件上网后从一台电脑传
送到另一台甚至更多的其他电脑内。这种传输一旦完成，原始拷贝通
常仍保存在发送方的电脑内，该拷贝的复制件被输送到接受方的一台
甚至更多的电脑存储器中。所以美国白皮书认为，*26 网上信息（作
品）的数字传播应视为发行行为，应受到发行权的限制。这里与传统
发行概念不同的是，传统的作品拷贝发行（比如图书发售和录像带租
借）是发行者与其拥有的作品拷贝相分离，而通过网络发送或发行作
品拷贝时，发送或发行者的拷贝仍存在电脑内，他所发送或发行的只
是该拷贝的新的复制件。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5条第5项的规定，发行是“指为满
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
品复制件。”那么，上述作品数字化后的网上传输能否划分为出租行
为（假如网上用户付费租用网上传输的作品）？如果分类不当，是否
有必要将作品的数字化网上传输在修改著作权法时明确为“发行”行
为呢？
再次，与发行权密切相关的是对其加以限制的所谓“首次销售说”
（First Sale Doctrine）或“（权利）耗尽论”（Exhaustion
Theory）。美国《著作权法》第109条（a）对这一理论作了准确的解
释，即“任何合法制作或复制的作品的合法所有人，均有权不经作品
著作权人许可而出售归他所有的那份作品或复制品，或作其他处置。”
*27 这表明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的控制仅仅及于将作品复制件出售之前，
该复制件一旦销售、出租或者发行后，其发行权即告耗尽，不得再次
行使。不过，美国法规定电脑软件的拷贝或录音作品的某一唱片的所
有人不得为直接间接赢利的目的而出租、出借该拷贝或唱片，原因在
于人们能用比此类原件制作低得多的成本去获得优质的复制件。*28
美国白皮书认为“首次销售说”不适用于作品拷贝通过数字传输
发行的场合。*29 该原则性规定仅仅限于著作权人的发行权，决不影
响著作权人复制权的行使。“首次销售说”并不允许一作品拷贝通过
电脑网络传输。如前所述，困为按照现有的网络技术和电脑技术，作
品一旦上网，在作品的传输者保留了该作品原始拷贝的同时，接受者
也获得了该原始拷贝的一件复制件或一份新拷贝，而非传输者拥有的
那份拷贝。当某一拷贝的所有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向他人传输一拷贝
时，这种传输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人复制权的行为。因此该合法拷贝
所有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发行他那份拷贝，但不得擅自复制，或擅自
将它上网传输。
笔者以上认及的数字环境下的复制权和发行权及其“首次销售说”
，均涉及到对数字作品“合理使用”原则的掌握和“个人使用”范围
的界定。对版权作品“合理使用”是大多数国家著作权法对著作财产
权的一种限制。但许多国家对“合理使用”的范围规定不太一致既然
我们认定擅自将他人版权作品上网传输是侵权行为，那么，1.作品在
两个私人间的网络上传输，2.作品在多个私人与一家企业间的网络上
传输，3.作品仅仅在企业内部网上传输，这些传输行为能视为“个人
使用”吗？ 按照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第1项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
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属于合理使用范围畴。可是擅自将
他人在网上传输的版权作品下载，或者将他人版权作品上载（比如国
内某人将他所喜爱的版权作品和国内朋友尚未发表的作品通过
Internet网发送给美国的朋友）能够视为“合理使用”吗？法国一家
信息咖啡店老板未经作者和出版者同意，将揭露前总统密特朗私人生
活的禁书《大秘密》输入Internet后，曾在法国引发了关于侵犯著作
权和隐私权争论*30。 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对著作权人的权利在12个
方面作了限制性规定。但这些规定难以涵盖数字环境下个人使用的各
种情况，而且它们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列举。作者认为，除对著作权法
第22条的规定适当充实、明确化外，在司法实践中判断是否“合理使
用”时应掌握以下三个基本原则*31： 1.使用的目的和性质。主要考
虑这种使用是否以非赢利教育为目的，是否具有商业性质；2.被使用
的版权作品的性质。如果某版权作品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如畅销
书或电影，那么对它们进行复制要受到严格审查；3.被使用的版权作
品的使用数量和质量。除对他人作品大量抄袭可能构成侵权外，即使
对作品的一小部分进行复制（特别是被复制部分质量很高或对作品的
其他部分非常重要）也也会构成侵权。在Janus诉A & M Records一案
中，法院判决，如果所复制的整部作品来说至关重要（即使在整体上
两个作品不完全相似），可以视为侵权。*32 这样，假如一个新音乐
作品是以他人作品的一小部分（并使之数字化）为基础创作的，而且
采用部分对他人作品具有相当价值，则可能构成侵权。
三、信息调整公路与专利权保护
一部分多媒体作品中常常包括查找文本及检索软件。多媒体系统
和数据库系统中则配有相应的系统管理软件。由于这些软件很容易被
他人剽窃和复制，所以如何为电脑软件提供法律保护成为信息高速公
路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我国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对电脑软件
给予登记保护。但软件的著作权登记并非软件取得著作权的必要条件，
它通常只能作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者诉讼的前提，*33 可见其
保护效力之低下。我国现有的专利法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专利法一
样，把单纯的电脑软件排除在其保护范围之外。但是，如果一项发明
专利申请的主题因含电脑软件产生技术效果，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方
案，对现有技术作出技术上的贡献的（比如将一电脑软件输入一公知
电脑来控制该电脑的内部操作，从而实现电脑内部性能的改进），就
不能因为仅使用了电脑软件而拒绝授予专利权。*34
电脑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多年来一直为知识产权学理界和实务
界所困惑，是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抑或专利法或者商业秘密法保护，
各方始终各执一词。对于软件相关发明，美国偏向向专利法保护。美
国联邦上扩充法院最近连续判决了几个有关电脑数学算法（ Mathe-
matical algorithm）专利的案件，*35不同意美国专利上诉委员会拒
绝授予专利的决定，认为具有数据结构的记忆体可以授予专利，因为
数据结构必然构成数据的实体组织（physical organization）。针
对法院的判决，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于1995年 6月草拟了《电脑实施发
明审查准则》。为防止仿造电脑软件，日本特许厅最近一改原来专利
法中关于电脑软件只有和装置等硬件贯例才能授予专利的规定，决定
对CD—ROM软件等实行专利权制度。*36
尽管目前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保护软件各有利弊，可是从实务上讲，
因为专利具有排他性特征，其保护范围又由权利要求书明确框定，相
对著作权保护易于取得侵权证据，故应优考虑对软件实行专利保护。
笔者认为，单纯的电脑软件演绎法或数学算法本身作为智力活动规则
的一部分，不能成为我国专利法的保护对象，但是对于与硬件有机结
合的软件相关发明如何保护，应在中国专利局的审查指南中予以规定，
其中特别要明确授权的实质性条件（比如怎样判断这类发明的新颖性
和创造性）。
信息高速公路的诞生，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交流，因此在专利审
查和无效诉讼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影响到专利审查员和法官对新
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现在往往通过手检或机检查找专利说明书或印
刷型出版物中的信息。但是，通过这些方法检索到的大多是由传统出
版渠道传播的纸张型原始文献。电子出版物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信息
传播和检索方式，增加了判断专利申请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公开信息源。
不过，这些新型的电子文献虽然具有检索途径多、速度快的特点，但
由于其中的信息经过网络传输发生信息丢失，或者网络用户擅自对网
上的电子文献加以篡改、删除、破坏信息的完整性，以至于不能按原
样打印出来。因此无法取得有关电子信息首次公开日的实物证据。依
照我国专利法第22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在判断一项专利申请是否
具有新颖性时，主要看申请日以前有没有同样内容的文献在国内外公
开发表过，有没有同样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公开使用过或以其他方式
为公众所知。而创造性的高低则是与申请日以前的现有技术相比较加
以审定。那么，电子出版物在网上传输是是否视为“公开”？它在什
么条件下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出版物公开”？由于电子文献的发行
量或公开使用程度目前尚无法衡量，加之在使用范围有限的情况下
（比如这类文献在个人网络或者企业内部网内传播和使用），一般不
可能作为判断现有技术的信息源。所以这几个问题很难解决。而且某
篇文献欲构成一篇有效的现有技术文献，其技术内容必须准确可靠。
可是基于上述同样原因，电子文献的内容和准确性变化莫测，文献的
准确公开日期亦难确定，很难经受任何形式的同行评议或内容审查。
这样会导致对电子出版物中所含信息的评价复杂化，反过来又影响到
新颖性和创造性的判断。*37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电子出版物必
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判断现有技术的重要文献源，故我们现在应该尽
早研究如何拟定某些标准确定电子出版物的首次公开日期和内容以及
它们的使用和传播范围。
四、信息高速公路与商标权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
我国对商标实行注册制度，商标一经核准注册，即受到商标法的
保护。商标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按照我国商
标法第38条第 1项的规定，他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核定使用的
相同商品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
即构成侵权。我国商标法第11条又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
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这说明申请人
在提出一份商标注册申请时，必须按照商品分类表准确、清楚地填写
该申请注册商标所要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这样既表明申请人
欲在哪一类的哪些商品上限得商标权，明确
试论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序 言
人类创造了历史，历史也抚育了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不仅创造了优秀灿烂的民族文化，而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民间文学艺术，是世界各国人民民俗文化和传统习俗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维系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充足动力和不竭源泉。民间文学艺术已成为区分世界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面对民间文学艺术被任意使用、破坏甚至失传的危机，民间文学艺术亟待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但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是许多国家都认为必要却又倍感棘手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已有众多国际组织先后关注此问题，并试图给出大家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但结果却并非令人满意。由于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诸多问题上的复杂性，目前只有少数国家在法律上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保护。
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流派纷呈，千姿百态。无论是透着喜庆和吉祥的大红剪纸、灵韵别致的传统泥塑，还是清新简洁的蓝印花布、古老神秘的纳西族“东巴”，都从不同侧面体现着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在时时刻刻传承着古老的华夏文明。民间文学艺术不仅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更是祖先赐予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在5000多年历史沉淀的中国文化玫瑰中，就像一只艺术奇葩，显得格外绚丽多彩和引人注目。
然而 ，在我国学术界和立法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研究，基本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并在近几年形成一个研究高潮，出现不少以此为主题的研究论文。但我国在传统知识保护领域内的立法却并没有显著进步。已经出台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包括《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1997）、《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0）和《贵州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2）。我国著作权法第六条规定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理论界关于如何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有两种互相冲突的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反对用任何形式的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建议通过公法权利来提供保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知识产权能在传统知识保护中发挥作用，或至少对进一步检验这种可能性抱有兴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的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传统知识持有人开始寻求运用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传统知识。
本文认为对民间文学艺术应该以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同时加强特殊立法保护，主要分为五个部分加以阐述。
第一部分，笔者主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进行概述。首先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界定加以重点阐述，因为无论从国际立法、区域立法、国内立法，还是我国的现今理论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称呼不一。有的学者将其等同于民俗，有的学者将其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等号等等。笔者在把民间文学艺术与民俗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分的基础上，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指一个社会群体，如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地区的若干民族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集体创作或者由集体中的某个个体创作并得到集体认同，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加工、完善，反映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宗教信仰的文学和艺术形式。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文学艺术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包含关系，即民间文学艺术包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其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特点、范围及其保护的必要性加以阐述。
第二部分，阐述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渊源与发展历程。主要从对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背景谈起，同时对其国际条约、区域立法加以考察分析和对比。
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第一点主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联系与区别加以澄清，首先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的联系包括他们都有非物质性、可复制性和法定性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的区别有他们的权利性质不同、客体范围不同、创新的标准不同、权利主体的确定性不同以及他们的时间性不同，从这五个方面全面加以分析。第二点是对利用著作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反思加以探讨。
第四部分，从中央到地方立法两个方面，对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现状加以阐述。
第五部分，是如何对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构想。在关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立法保护方面，在我国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民间文学艺术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产权客体，其属于新型的知识产权客体，应该利用特殊立法保护；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特别是著作权制度加以保护。本文认为，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特殊性，在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还不深，理论的储备还不够。为了更加及时地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必须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本文试从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保护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希望对未来的知识产权立法方面有所帮助。同时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出台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殊立法保护，形成以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为主，以特殊立法为辅的新型立法机制，以期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部分 民间文学艺术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和特征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和内涵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术语的概念内涵，我们应当做狭义和广义的区分。
狭义地看，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概念等同于我们在民间文艺学上所说的民间文艺，包括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叙事诗、史诗、谚语、民间说唱、民间小说)、民间音乐、美术、舞蹈和民间工艺等方面。就此而言，狭义的民间文学艺术指的是“全体的产生于民间，口头的流传于民间”的文学艺术，它是与主流社会中所谓“纯粹的”或“精英化的”文学艺术创作相对应的一种原生的艺术表现形式。在英语中，与之大体对应的说法是“Tradition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ductions”。[1]
广义地看，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内涵并不限于民间文艺学上的审美意味，而是扩展到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有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例如，位于深圳华侨城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不仅将我国各民族地区的标志景观原样或微缩复制，而且从来源地雇请少数民族艺员再现生产生活场景、表演特色文体节目、组织节日庆典和祭祀仪式等。这是将整体的民俗作为审美形态设为旅游项目加以商业利用的经典案例。在英文中，与此内涵大体对应的说法是“Folklore”。
应当说，“Traditional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oductions”是被涵盖于“Folklore”之中的，理解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于厘清“Folklore”的涵义。Folklore一词是英国学者汤姆斯(W. J.Thoms)于1846年将Folk(民众)和Lore(知识)合二为一创造的，最早由日本学者将其翻译为“民俗”，后来也为我国民俗学界所采用[2]。Folklore植根于群体意识和精神在社会中的口头和非文字化传承活动，它可以泛指基于一定自然和社会条件（如种族、血缘、地域、文化水平、生活状况）所结成的某一群体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维系并且形成为传统的一切风俗习惯，即民俗，也可以特指其中可作为这种口头和非文字化传承活动典型表现的民间文学或口承文艺。因而，它在民俗学上的使用同样是有层次的，可以指作为一级学科的“民俗学”，也可以指作为二级学科的“民间文学”或“民俗文艺”。[3]
就Folklore的语源来说，据费孝通先生的解释，Folk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全体人民，而是具有亲切乡土关系的人们，在中文里，近于“老乡”、“乡下土里土气的人们”，作为一个形容词近于“民间”、“土风”的意思：Lore作知识或学问讲也不确切，近于“天方夜谭”中的“谭”字，夏天乘凉时孩子们喜欢听的“逸文、传说”。所以如果直译，“民间传说”四字比较接近[4]。日本的民俗学者亦承认，迄今被译为民俗或民俗学的Folklore，本来意义是传承的精神文化或口承文艺。[5]
值得注意的是，Folklore意义上所涵盖的“民间传说”现在已经远远不限于语源上的解释或是我们中文习惯上所理解的某种民间文学创作形式。与其倘有一线联系的话，恐怕在于现在的Folklore已经包括了任何一种能够被群体“传说”的文化现象。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Folk加lore就被翻译为“民间传说”，并把民间传说的形式分成说和唱的口头文学、物质和文化(包括民间建筑、民间艺术、民间手工艺术)、习俗和节日(包括宗教意识、节庆、儿童游戏、民间戏剧、民间舞蹈)三大类。[6]
澳大利亚昆士兰法学院教授卡马尔.普里博士认为：所谓“民间 (Folk)”，指的是至少具有某一公共特性的一群人。至于这一共同特性是什么并不重要，比如它可以是一个共同的职业、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的宗教信仰，重要的是，无论以何种目的结成的这一群人必须具有某些自己的传统；“传说(Lore)”一词指的是与诸如教义、戒律或习俗有关的传统事实或信仰本身，传统意味着代代相传下来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它既包括文化的观念方面(如习惯、习俗、仪式)，也包括文化的创造方面(如音乐、舞蹈、戏曲、文学、观赏艺术)，因此，文化可以被视为由一群人保留下来的传统。[7]
该观点代表了国际社会上较为主流的认识倾向，即Folklore是一种属于群体的文化传统。就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而言，Folklore总是与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相提并论的。由于在字面上，Folklore(民众的知识)与Traditional Knowledge(传统的知识)谈不上有明确的差别，这种区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便于实际的操作而从技术上加以考虑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格雷厄姆、杜特菲尔德在其相关研究报告中指出：“传统知识一般是指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知识，而并不涉及如艺术作品、手工艺品和其他文化创作和表现形式(这些东西倾向于被认为是Folklore的元素)。依据一位专家的观点，传统知识(或其称之“传统环境知识”)是“一个群体通过一代又一代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活建立起来的大量知识。它包括一个分类体系、一整套对于本地环境的经验积累和一个控制资源使用的自管理系统。”
至于Folklore，值得注意的是，它作为国际社会的议题被加以讨论是先于传统知识的，最早可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是作为与版权相关的问题提出的。依米歇尔.布莱克尼所言：“传统知识的表述……是顺应那些批评Folklore之狭隘性的观察家们提出来的。然而，它意味深刻地改变了讨论的话语。Folklore以在版权中或以版权为附加条件加以讨论为特色。传统知识的范围则被拓宽到足以包含诸如在药物治疗和作为食物方面的动植物知识。就此而言，问题的讨论就将从版权的左近转至专利权和生物多样性。”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WIP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开展Folklore保护的两家机构。UNESCO因其在文化上的取向而当然地涉足其中。该组织对于Folklore的定义如下：“Folklore(传统大众文化)是一个文化社群基于传统的创造的总和，经由一群个人加以表达，且被承认反映其文化和社会身份：其标准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是与其他的，如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等等艺术融在一起的。”[8] “因而，Folklore在传统社群中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包括(I) 音乐、舞蹈和其他表演艺术；(ii)历史和神话传说；( iii)设计和符号；和(iv)传统技术、手工艺和艺术作品。
美国人类学和民俗学者Ellen Mchale认为，无论受过教育还是未受过教育，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每个连接在一起的群体，或是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的群体，都拥有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叫做民俗。民俗包含许多个体的、大众的和“文学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反复流传和变异被群体评价和延续，并以这种方式被群体吸收和同化。民俗，其范围包括传统艺术，信仰、工作和休闲的传统方式、装饰和庆典等，是一个群体保持和传承一种生活方式的传统形式。在任何情况下，民俗都存在于群体之中，并在群体中代代相传，民俗是群体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的具有意义的共同经验。通过表演或示范，手把手的或在小范围内的相互交流，群体以这种非正规的方式掌握了这些知识的传统形式。
根据我国民俗学者的观点，民俗可以区分为：(一)生产习俗：渔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习俗；(二)生活习俗：衣、食、住、行、医、用、语言、产育、婚姻、丧葬、寿诞、礼仪、节日等方面的习俗；(三)文化习俗：民间口头文学、美术、舞蹈、音乐、游艺、竞技等方面的习俗；(四)组织制度：村落、家族、姓氏、社团等方面的习俗；(五)精神信仰：图腾崇拜、神灵信仰、祝咒、禁忌、预兆和占卜等方面的习俗。可见，“民俗”是一个囊括群体生活方方面面的宽泛概念，不能体现出群体文化创造的内涵。而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国际社会所致力于保护的Folklore只限于民俗文化中属于感性范畴的审美创造形态。
在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在法学界尽管也常常有很多争论，但是至少在研究民间文学艺术的学者之间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只占民俗(Folklore)中的一类。“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意识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9]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范围扩大化。比如1972年由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制定并于1982年生效的地区性公约《班吉协定》，就将其保护范围规定为“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形式与产品”，这就显得过于宽泛因而也不很妥当。
笔者认为，我们在为民间文学艺术立法时，应该吸取国内外学者们在艰辛探索中己经取得的有益成果，从他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一般的、通常的、公认的知识中去界定民间文学艺术。把民间文学艺术同民俗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开来，民间文学艺术是民俗的下位概念，而民间文学艺术又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上位概念，为了更加完善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属于以作品形式显现并且符合著作权保护客体条件的，应该由著作权保护。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立法立足于现实世界，才能使我们的法律有效的规范现实生活。
基于以上笔者的讨论，我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这一概念应该做如下界定：民间文学艺术是一个社会群体，如一个民族、一个部落、一个地区的若干民族等，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劳动中集体创作或者由集体中的某个个体创作并得到集体认同，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修改、加工、完善、反映该群体生活历史、风俗习惯、心理特征、宗教信仰的文学和艺术形式。
外观设计流程有 6 步，分别是：提交申请、请求注册、形式检查、注册、审查、认证。
1．附图
附图在外观设计注册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有的附图都必须是高清版，并准确显示设计产品的所有特征。
附图的要求：
a．对图片的数量没有具体规定。但是你必须提供足够的图片来展现设计的所有细节。
b．所有的图片必须展现的是同一项设计。这特别适用于色彩，因为色彩对设计外观有着非常重要的视觉因素。
2．请求注册
申请提交 6 个月内，申请人如果没有提出注册申请，则该申请失效。
申请人提出注册请求后，IPA 进行形式检查，检查不合格将向申请人发出通知，申请人可在 2 个月之内提交修正文件。符合检查条件后，该申请可以注册。
3．注册
外观设计注册后，保护期限为 5 年，到期后可续展，续展期为 5 年。
如果到期后权利人没有续展，则该外观设计失效。一旦失效，该设计进入公众领域，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4．不要公开你的设计
如果希望使用法律途径保护你的设计，你必须要对你的设计进行保密。一项设计被认证并具有法律强制力需要具有“新颖性”和“独特性”。
新颖性和独特性要求申请注册前该项设计不得在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公开发表或者在澳大利亚范围内进行公开使用。
新颖性是指该项设计不得与世界上任何其他设计相类似。这包括全世界范围内发表的任何事物或者在澳大利亚范围内公开使用的事物。
独特性是指该项设计的整体外观不得与任何现有的事物相类似。
5．审查认证
一项外观设计注册后，权利人可以申请审查，审查合格认证后，该项外观设计权具有法律强制力。
认证的优势在于如果其他人未经许可使用你的设计，你可以采取行动进行阻止。只有经过认证，你才可以这么做。
审查的目的是找出你想保护的更早的类似设计。如果审查员发现一项更早的设计与你的设计相似，那么你将不能通过审查，即便这项设计是你自己申请的。
6．请求公开
公开是注册的一个替代方式。当你无法注册你的设计时，公开被视为一种防御策略。
当事人申请公开后，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将在外观设计公告上公开该设计，并将该设计纳入澳大利亚外观设计检索库。
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本文通过对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之比较，论述了知识产权的四方面特征，即：客体的无形性、相对垄断性、法律效力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及权利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
知识产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的智力成果以及经营标识和工商业业绩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财产权。关于其特征，学者们有诸多论述，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唯一特性是客体的无形性；有的学者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客体的非物质性；还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是权利的无形性、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和可复制性。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是在与有形财产所有权相比较中凸显出来的，本文拟从这两种权利的比较入手，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客体的无形性
客体的无形性是知识产权的最本质特征，是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的根本区别所在，下述知识产权的特征――相对垄断性、法律效力在时空上的有限性和权利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说皆根源于此。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产品，它通常是创造性智力劳动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处于“专有领域”，它能够使专有权人获得某种合法的市场垄断权，并凭借这种权利获取经济利益和阻止他人与自己展开竞争。当代西方学者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与知识财产。他们认为智力劳动的创造物之所以称为“知识”财产，在于该项财产与各种信息有关。人们将这些信息与有形载体相结合，并同时在不同地方进行大量复制，知识财产并不包含在上述复制中，而是体现在复制品所反映出的信息之中。有学者甚至提出“把知识产权看作信息权可能会更好，随着社会的发展，主张权利分为三类正日渐必要：物权、债权和信息权”。
缘何认为知识产品的本质是一种信息？从知识产权的各类客体来具体分析。专利权的客体是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无论是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方案”还是“新设计”，向公众传达的都是一种信息，社会公众可依据这些信息来实施专利。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作者意欲通过作品向人们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和情感。日本著作权法将作品定义为“文学、科学、艺术或音乐领域内，思想或情感创造性表达的产物”；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给“作品”下的定义是“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创作成果”。可见，作品的实质依然是信息。商标作为商标权的客体，是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志，它向社会公众传递诸如商品的制造者、产地、商品或服务的质量等方面的信息，消费者往往凭借商标做出适合于自己的选择，生产者则依靠商标将自己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区分开来。数据库，尤其是电子数据库则更可说是信息的集大成者，美国1999年10月的H.R.354法案将数据库定义为“信息集合体”，即“被收集和组织起来，从分散变为集中在某个供人们访问的处所或来源的信息，上述信息包括事实、数据、版权作品或任何其他能被系统地收集和组织的无形材料”。至于商业秘密就更可以说是一种信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3款明确将商业秘密定义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作为知识产品本质的信息，其根本特征是无形性，“它并不是以诸如土地、空气、野生动物的形式存在……这种财产，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创造”，这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物权客体有体物。日本学者纹谷畅男将知识产权的客体定义为“无形的发明、创造、思想的表达或顾客吸引力这类非有体物以及智力活动成果”。正是由于这种无形性，使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二者在客体上存在显著区别：
其一，有形财产权的客体与载体是相统一的，而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载体是相分离的，知识产品必须通过一定的、有形的物质载体才能得以体现，且这种物质载体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例如，可以将一部作品固定在胶片上以电影形式放映，也可将其写入书本中以文字形式出版。“从传统的文字、音乐、照片、广播、电影等著作物的商业交易中，可以发现其交易的对象并非著作物本身……著作物虽然在形式上以书籍、唱盘、胶片等有体物为化身进行交易，实际上是从价值的观点来看处于主体地位的著作物内涵的交易，在法律上利用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有体物的交易形态。”那么，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有形载体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有学者引入了“抽象物”这一概念来描述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物是构成有形物的同一性所必需的核心结构，这种核心结构成为观察者们在两个特定的有形物之间进行同一性判断的基础；法律人士们利用这种核心结构来决定完全不可比较的有形物之间是否相同或相似，亦或彼此类似。”
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所赖以依附的有形载体可以被复制和仿造，知识产权人只对若干有形载体中所反映出的同一信息享有专有权；然而对于有形财产权的客体而言，即使出现了完全一样的两个有形物体，该两物之上存在的亦是两个独立的物权。
其三，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同一知识产品可以被若干多个主体同时使用，且这种使用不会像有体物那样发生有形损耗，也不会由于实物形态消费而导致其本身的灭失，“信息对某个人的供给并不会减少另一个人可获得的信息供给量，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信息在消费量方面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知识产品的存在仅会因期间产生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之别。
二、相对垄断性
知识产权是一种垄断权，与有形财产权人对客观物的自然占有不同，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的占有是一种人为的法定垄断权。
（一）知识产权垄断性的经济学分析
在知识产品上界定产权源于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的理论。经济学家依据物品的消费和使用状态即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将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与俱乐部物品（该类物品不属本文探讨的范畴）。私人物品是指在消费或使用上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只能由某一特定主体使用；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或使用上不具有个人排他性的物品，也就是说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或排斥他人对该公共物品的消费，公共物品的自然属性或技术属性意味着要排他的费用是高昂的。知识产品的无形性、易逝性特征和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决定了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
私人物品的产权为私人所有，公共物品的产权为公共所有，原本作为公共物品的一部分知识信息因何成为了私人产权的客体呢？首先，“信息一旦被用某种方法加以界定（指用电子或非电子手段对信息进行加工，使其成为能够被感知的信息的存在），情况就不一样了。比如趣闻被收集起来编辑成书籍，不受限制的信息便作为著作物获得了财产价值；如果是企业的客户名册或者是研究开发的数据信息，作为营业秘密，则不仅具有实际价值，而且具有法律价值”。知识信息的有用性和稀缺性使其成为一种财产被承认并受到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成为知识产权法中可通过契约进行交易的对象。
其次，在知识产品上界定产权更重要的是源于其公共性所带来的严重的外部效应和“搭便车”行为（即不支付任何成本而从他人或社会获得利益的行为）。就精神领域而言，知识产品一旦公开，信息生产者就很难对付不付费的“揩油者”，后者对信息生产者提供的产品享受利益但不向其支付费用，结果信息生产者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足够的收益，以补偿他们投入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私人收益得不到保障，从而导致知识存量的发展和知识产品绝对数量的增长动力不足。政府采取了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将知识产品界定为私有的形式，使得生产者得以控制信息的外溢效应并得到成本补偿，刺激私人生产知识产品的积极性。由此可看出，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条件是：知识产品所有人将自己的作品、发明创造等公之于众，使公众得到其中的专门知识，而公众则承认作者、发明创造者在一定时期内有独占使用、制造其知识产品的专有权利。知识产品是公开的（公共产品属性），而知识产权是垄断的（私人产权属性）。
（二）与有形财产权相比，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是相对的
第一，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所有权在权利人对其客体的“占有”和“使用”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别。有形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为有形物，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可以为所有人实际占有、控制和支配，且某一主体的使用必然排斥另一主体的使用。而知识产权的客体与载体是相分离的，权利人是对作为无形财产的知识产品享有权利，但这类无形财产却极易逃出权利人的控制同时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占有――在这里，“占有”表现为对知识产品的知悉和了解。在英美法系中，知识产权被认为是一种诉讼上的权利，即在诉讼中可以赢得占有而实际并未占有的权利，“通常诉讼上的财产（choseinaction）被认为是不可以实际占有的动产，而是要通过诉讼来重新获得……可实际占有的财产（choseinpossession）是指有形物体，而诉讼上的财产则与无形财产相联系，这种无形财产不可能通过实质占有来主张权利”。正是由于这种占有方式的特殊性和知识产品所具有的信息本质，决定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亦可同时许可多人以多种方式非独占地使用其知识产品。
第二，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所有权在权利的“行使”上存在区别。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与有形载体是可以分离的，权利的许可和转让可以不依托于载体。例如，当某人收到他人的信件时，信件作为有形物归收信人所有，然而存在于信件上的著作权（如发表权、复制权等）仍归写信人专有。相应地，知识产权人向他人许可或转让权力时也无需提供具体的有形载体。而由于有形财产权的行使必须实际占有标的物，因而权利人许可他人使用其财产（如出租、出借）时，必须将该有形物一同转交被许可人，否则被许可人得到的只是“空”权，无法行使。
三、法律效力在时空上的有限性
（一）法律效力在时间上的有限性
有形财产权以有形物的存在为前提，有形物一旦发生灭失，所有人的权利也就随之消亡。而知识信息，具有非损耗性的特征，且任何知识信息都不可能在完全隔断历史联系的情况下产生，因而具有“永续性”的特点。然而为了鼓励知识产品的广泛传播与流通，从而促进科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法律硬性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存续期限，知识产权只在这一法定期限内有效，期限届满，权利归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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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上看，规定法律效力时间上的有限性是针对这样一个“悖论”：“通过给予思想的生产者以垄断权，该生产者就有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去发现新的思想，然而垄断者对产品索取高价将阻止该产品的使用。简而言之，这一问题的困惑在于，没有合法的垄断权就不会有足够的信息生产出来，但是有了合法的垄断又不会有太多的信息被使用。”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法律途径就是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对这一垄断权实行必要的限制。规定知识产权的期限就使得知识产权在法定时间内受到保护，而在规定的期限外则解除保护使这些资源为社会共享。这样知识信息就具有了双重性，既是私人产品又是公共产品：作为私人产品必须保证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尽可能地一致，而作为公共产品，则必须让社会普遍受益，使知识信息最终成为共享资源。
著作权中除发表权以外的人身权是没有期限的。也有学者提出商标权和商业秘密权是无时间性的，对此笔者存有异议。首先来看商标权，法律之所以规定注册商标的续展制度是缘于商标的特殊性质和功能：“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特征，商标的价值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所标识的商品和服务，在于企业经过长期努力所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如果商标在生产者停止制造该商标所标识的商品之前就已失效，那么生产者将不得不对产品重新命名，他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商誉和对顾客的“吸引力”也必将付之东流，这会给生产者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然而商标是否“续展”，完全取决于商标所有人的意愿和行为，只要权利人停止续展，权利就归于消灭。从这个意义上看，商标权仍然是有期限的。其次，反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秘密权是否也不受时间限制呢？其实对商业秘密而言，其时间性取决于秘密的自保能力，一旦权利人将秘密公开或他人依据“反向工程”破解，则商业秘密权也就“寿终正寝”了。
（二）法律效力在空间上的有限性
多数学者把这一特征概括为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从知识产权的起源看，原始知识产权是以封建君主授予的特权形式出现的，因而其法律效力只能局限在君主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到了现代，知识产权的这一特征仍然存在，这是由于各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各异，因而为各国法律所认可的知识产品的范围和受保护程度也不尽相同，各国在对待知识产权的态度上也存在差异。例如，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发达国家提倡所有国家，无论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应实施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知识产权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际贸易收入，增进私人投资和技术转让，并且鼓励国民的创造性。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则更相信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公司的专有权利。法律效力空间上的有限性特征在《巴黎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专利独立性原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按照独立性原则的要求，一个成员国批准或驳回一项专利，并不决定其它成员国是否对同一发明的申请案批准专利；同样，一个成员国撤销了一项专利或宣布它无效，也并不影响其他成员国就同一发明已经批准的专利继续有效，且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内容和保护范围均是独立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络的迅速普及，知识产权在本国领域之外发生域外效力已经成为可能。例如美国的《商标法》是可以在美国领土之外适用的，该法授予人们对任何在商业中不当使用注册商标的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里的“商业”被定义为任何国家可以依法进行管理的商业活动，包括国际商业活动。[16]（38）。美国还通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特别301条款，将贸易与知识产权相连，使其行政部门能够通过采取可信的单方面贸易报复的威胁来调整完全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外的行为。另外，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签订也使得知识产权的立法日益呈现出一体化趋势。《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规定了有关保护知识产权国际义务的条约，《专利合作条约》（PCT）中则明确界定了“地区专利”这一概念，即“有权授予在一个以上国家发生效力的专利的国家机关或政府间机关所授予的专利”。
在网络将地球变为一个地球村的同时，现实世界中的各国也在政治、经济、科技、法律等各个方面不断地发生融会和碰撞，除非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能够完全相互协调，否则国际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各国希望通过建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利用其所提供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差异，使知识产权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这恐怕是导致知识产权地域性弱化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但应看到，知识产权法律效力的空间有限性特征仍然存在，即便是“地区专利”也只能在《专利合作条约》的缔约国范围内才有效；另外，在是否授予专利权的问题上，仍然要结合各国的国内法来加以判定，各国在程序上仍保持司法独立。同样，被人们认为代表了知识产权保护较高标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只是一个地区性协定，不能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国家。
四、权利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
对有形财产所有权而言，有形物是处于权利人的实际控制和支配之下，所有人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对所有物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得排斥非所有人对其所有物进行不法侵占、妨害和毁损，因而可以说，有形财产所有权的权利保护范围是确定的。相比之下，对知识产权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就要困难得多，以下分别从专利权、商标权和版权来分析这种不确定性。
首先，对发明和实用新型，各国法律都承认权利要求书是界定其权利范围的法律文件。我国专利法第56条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欧洲专利公约》第69条规定：“欧洲专利和欧洲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决定于其权利要求的内容，说明书及附图可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书。”然而发明人在申请专利时往往无法准确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所有侵权行为，很难将权利要求书写得滴水不漏，这就使得如何理解和解释权利要求书的含义成为了确定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权范围的关键。各国目前存在两种做法，即“中心限定”和“周边限定”。“周边限定”的方法由于要求严格按权利要求书的字面含义来解释，因而不利于对发明人权益的充分保护；而采用“中心限定”法固然有利于专利权人，但在对权利要求书作扩大解释时就会由于人为因素使权利保护范围的边界处于模糊状态。
其次，我国对商标实行注册制度，商标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申请人在提起商标注册申请时，必须按商品分类表准确填写该申请注册商标所要使用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商标局以此为依据来具体核定商标权的保护范围。然而随着高速信息公路的发展，信息新产品与服务不断涌现，致使《尼斯协定》中规定的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已不堪使用。另外，按照我国商标法第38条第1项的规定，他人未经商标所有人许可，在核定使用的相同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类似的商标，即构成侵权。但如何判断同种或类似商品？与核准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标准是什么？很显然，这又给商标权权利保护范围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三，版权理论中“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不延及思想（或内容）”的准则在数字化技术的冲击下难以为继。新型信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往往融为一体，难以界定。例如美国上诉法院1986年8月就Whelau公司诉Jaslow公司一案所作的判决宣称：在关系到计算机程序作品时，思想与表达的划分应以作品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来确定。在其它作品中通常被认为是“形式”范畴的作品的“结构、顺序和组织”，在计算机程序作品中则是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同样受版权法保护。电脑信息空间的数据通常不具备传统作品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同作品均可通过数字技术转换成二进制数码进行存储和传输。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种由传输端（原创者）确定数据内容，而由接收端（使用者）确定作品形式的过程中，作品取得版权所要达到的独创性标准，是由形式决定还是由内容决定呢？另外，在判断作品的版权保护要件时，英美法系国家长期秉承“额头淌汗”的理念，认为只要作品系独立创作，非剽窃抄袭他人即可受版权法保护。然而如何对“淌下的汗”进行量化，“汗”淌到何种程度可以构成受法律保护的成果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也是个很不确定的因素。
除了以上论述的权利保护范围本身不易确定外，知识产权的客体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扩展也给权利保护范围的确定带来了困难，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知识产权是一项发展中的权利”。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信息的更替日新月异，各种知识产品喷薄而出，例如电子货币就已经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获得了专利。近年来，商标开始出现在农产品上，农民开始给大米、水果和其它产品标上商标以区别和保护，另外诸如微生物、DNA重组技术、蛋白质结构甚至人类基因也已被或正在被授予专利。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内容不断丰富和细化，相应的其侵权方式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一切都使得知识产权的权利保护范围呈现出了不确定性。因而在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时，应与科技的发展密切相联，同时考虑到知识产权客体的特殊性，对知识产权的各项权能及时地给予界定、扩展或限制，以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同时使知识产权的立法宗旨――既保护智力成果创造者的合法权益，又促进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得到贯彻实施。
对于法学教学、法学研究人员来讲，一门法律学科的性质和地位，是需要首先弄清楚的问题，知识产权法学也是如此。目前国内法学理论界、司法界均承认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同时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也已明确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性质。与知识产权的性质密切联系的是知识产权的地位，即知识产权应归属何种法律部门，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存有争议，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属于民商法部门，或者属于民法部门。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搞清楚，有探讨之必要，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纷纷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大背景下，探讨此问题，意义更为重要。
一、国内学者对知识产权法地位的几种观点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知识产权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认为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但在知识产权的地位，即知识产权应归属何种法律部门上，存在一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一）国际公法。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成思教授，郑教授认为，国际间的多边公约及双边条约对整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重大影响。国际公法已成为知识产权法的主要渊源，因此知识产权应属于国际公法领域。 1
（二）民商法。此观点的代表人物为吴汉东教授，吴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属司法领域，但其保护制度多设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的规范，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特点，实为保护私权之民事特别法。 2 这也是国内绝大部分学者的观点。
（三）单独法律部门。此种观点代表人物为张平副教授，张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在民法、刑法、行政法、国际公法等各个法律部门中都有所反映，归类很勉强，应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3 张教授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不谋而合，惜张教授的观点未受到充分重视，且理由有待进一步加强。
另有学者持知识产权应归属于经济法、行政法、科技法等观点。
还有的学者企图回避该问题，“至于把知识产权置于何种法律中，是在经济法中，还是在民法中，或者在行政法中，甚至在国际经济法、经济法中，使用民事的、刑事的或者国际法的手段来解决知识产权问题，都无关紧要”。 4 笔者以为此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学术上的观点存有争议，那就说明在某些问题上还存有模糊地带，有待进一步澄清。
笔者以为，知识产权归属于国际公法、民商法的观点仅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者过分突出了问题的某个方面，而知识产权归属于单独法律部门的观点缺乏足够理由，难以服众，这也许就是张平副教授早在90年代初即已经提出知识产权应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观点而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原因。
依据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和原则，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法学应当脱离现行附属法律地位，成为一独立的法律部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意义正如美国前总统林肯所言在于“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1 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人的解放，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伟大实践表明，这项制度本身就是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 2
二、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
法律部门这一概念，在有的法学著作和教材中被称为“部门法”，它是指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按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不同和不同方法所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 3 部门法又称法律部门，是指一个国家根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划分的本国同类法律规范的总称。 4
法律部门或称部门法是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法律分类的一种形式。
知识产权制度共同的法律特征就是客体的非物质性。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而传统知识光辉灿烂，人类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应接不暇，知识产权法学是否可以进而应该成为一独立法律部门呢？
（一）划分部门法的原则
对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可对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做出不同的概括。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坚持三原则：整体性原则，均衡原则，以现行法律为主，兼顾即将制定的法律原则。 5
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应该有六个原则：合目的性原则；从实际出发原则；适当平衡原则；相对稳定原则；重点论原则；辩证法展原则； 6
笔者以为，之所以划分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便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的现行法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势必创造出也来越多的精神产品，换言之，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越来越宽，同时也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规范进行调整。当然，我们还要注意到各个法律部门之间适当比例之保持，具体的法律部门所包含的法律、法规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知识产权领域的现行法律、法规已经很多，知识产权摆脱附属地位从而实现部门化，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也避免了法律体系结构的频繁变动。同时我们要拿出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据此笔者主张法律部门的划分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目的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适当平衡原则；稳定性原则；发展原则；
（二）划分部门法的标准
在明确了划分法律部门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之后，我们就需要谈到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了。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以法律调整对象为主要标准、以法律调整方法为次要（辅助性的）标准划分法律部门。 7 张文显教授、沈宗灵教授也持此观点。
知识产权调整的对象为知识产品，即人们在科学、技术、文化等知识形态领域中所创造的精神产品。 8 知识产权对象的自然属性是非物质的“智力成果”，社会属性是“产品”，是财产，对象的内涵应显示其两方面属性。
正如前所提到的，知识产权制度调整对象（保护范围）势必越来越宽广，除了传统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外，国际公约、各国立法或判例已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扩大到：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地理标志、集成电路布图、未披露信息，商号或商业名称、载有节目的卫星信号、商品化权的对象、特许经营、域名等。总体来讲，知识产权的调整对象呈现出扩大趋势，随着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据此，澳大利亚学者彭道顿1984年提出了信息产权的概念。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响应。 1
知识产权制度确实广泛涉及许多领域，在科技、经济、文化、艺术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不能因此将知识产权肢解为几部分归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去。知识产权有自己的特殊性质和基本原则，有特定的调整对象，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已被各国所接收。在联合国下属的机构中，有专门管理知识产权问题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各个具体的知识产权部门中都较早地建立国际公约，各国有一批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的法律人才和研究教育机构，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知识产权的地位如何，不完全取决于在法理上是否划归某类或构成独立分支，重要的是取决于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地位，也就是其重要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法律制度。 2
话已至此，笔者不得不提及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实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之加强，知识产权战略已经日益成为各国政府促进社会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手段。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功实施了知识产权战略，使美国扩大了技术创新和经济竞争优势，同时促进了TRIPS协议的达成，使全球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强保护时代。日本是世界上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最为成功的国家，也是从知识产权战略中崛起的国家，促成日本知识产权立国策略的主要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对本国工业核心竞争力下降的忧虑；二是现代经济社会对智力创造活动合理机制的需求。 3 笔者以为，日本自然资源相对贫乏，人口众多也是促使日本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原因之一。为此，日本不仅成立了知识产权战略会议（2002年3月），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论，还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2002年7月），国会通过了《知识产权基本法》（2002年11月），另外成立了由首相小泉任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2003年3月），进而推出了《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
我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转变，同样离不开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战略”一词源于军事学，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东西”。我国《辞海》对“战略”一词是这样界定的：战略是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或决定全局的谋划。 4 陈美章教授认为战略是一种谋划，是分层次的，战略具有系统结构，陈教授还对知识产权战略进行了界定：有效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并遏制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全局性谋划和采取的重要策略和手段。知识产权战略可分三个不同层次：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业知识产权战略和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 5
刚才谈到的是法律部门划分的主要标准：法律调整的对象，现在谈一谈法律部门划分的次要（辅助性的）标准：法律调整的方式。
法律调整的方法，一般是指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方式，如确定权利、义务的方式，法律化的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制裁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法律调整方法的多样性……，当人们无法完全以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来划分法律部门时，就可以依据法律调整方法来划分。如刑法部门，主要就是依其独一无二的法律调整方法—刑罚—而确立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 1
纵观知识产权的调整方法，其调整方法综合性，或者说多种手段相结合，包括民事调节、行政调节、甚至刑事调节，但它最基本的规范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采取以鼓励、协调和促进智力创造活动，确认、保护、应用与传播智力成果为宗旨的调整方法。 2
一言以蔽之，从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看，知识产权法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
另外，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国筑起一道保护知识产权的长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立法、执法、司法体系。在加强知识产权立法，完备法律规范的同时，我国进行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组织建设，设立了国务院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建立了相应的知识产权行政领导机关，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组织。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司法组织系统的建设，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制建设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值得欣喜的是国家已经注意到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并已经就率先将专利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3 并于2004年6月7—8日在京专门召开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座谈会”，几十名法律学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济济一堂，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献计献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当中，国家教育部已将知识产权法学已经与民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等部门法学并列，成为法学本科生14门核心课程之一，从这一点上，也突显了知识产权法这门课程的重要性。
结语
目前，知识产权法学的附属地位，既不符合法律部门分类的原则和标准，更与知识产权制度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格格不入，在21世纪的今天，在国外各国纷纷诉诸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此问题。知识产权法学的部门化，是与时俱进的理性定位，并非刻意拔高，我们只不过是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还知识产权法学以应有的地位和尊严。法是利益之器，保障着人类庸常的幸福，但它的平庸眼光丝毫不影响人类对高贵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