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反倾销协议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内容摘要：反倾销历来都是GATT和WTO谈判的主要内容。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妥协，缔约各国终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的1994年达成了“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Tariffs
and Trade 1994)，即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该协议的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
中国加入WTO之前就曾经承诺：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裁决将允许司法审查。但是在2002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却没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现在，中国已经加入WTO，中国应该在法律规定等方面与WTO的原则和规定保持一致。
本文从WTO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的规定谈起，分析中国《反倾销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出在中国应建立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并提出笔者的总体构想和微观设计。
关键词：WTO反倾销协议 司法审查
倾销（Dumping）是出现在国际贸易中的一种经济行为。1994年WTO反倾销协议对“倾销”的定义为：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正常的贸易过程中，低于出口国旨在本国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其正常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反倾销（Anti-dumping）则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行政行为，一般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或者本国生产企业的利益，采取增加关税等措施以对进口国及其企业的倾销行为进行限制的行为。[i]
司法审查在严格意义上是一个宪法学与行政学的概念，而且司法审查有着很广泛的含义。在许多国家，如美国，司法审查有下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没有违反宪法的规定，所以又称之为违宪审查；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进行审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对公民的侵害。“司法审查在国家权力控制的运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行政权力的作用对象提供权益救济；二是对行政权力的主体实行监督。”[ii]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要指的是后者，即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
反倾销属于行政行为，为了切实保护反倾销过程中利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从正当公平的角度应该允许对反倾销的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
一、WTO反倾销协议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
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议负责的主管机构。[iii]
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三个：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那是不是说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有问题呢？答案是否定的。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我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在有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不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拥有司法审查权。对于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问题，GATT第十条第3
款（丙）项作了补充的规定，“如于本协议签订之日在缔约国领土内实施的事实上能够对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公正的检查，即使这个程序不是全部或正式地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以外，本款（乙）项的规定，并不要求取消它或替换它。实施这种程序的缔约国如被请求，应向缔约国全体提供有关这种程序的详尽资料，以便缔约国全体决定这种程序是否符合本项规定的要求”。根据此项规定，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可观和公正的审查，即使它不完全独立于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构，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WTO反倾销协议中规定的能进行客观和公正的司法审查的行政机关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两种体制下的两种机构：欧洲大路法系国家的行政法院和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行政裁判所。在欧洲许多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院拥有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权，但行政法院在原则上是完全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行政裁判所虽然是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但是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行政裁判所有些行政决定的作出要经过正式的听证程序，这时的行政裁判所实质上是一个行政法庭。经过正式程序作出的行政决定在当事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即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因而行政裁判所虽然在表面上是不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但是从实质的法律关系上还是独立和客观的，而且行政裁判所的行政决定还要接受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普通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主要的区别在于行政法庭负责进行审查实体法律关系，而普通法院只负责审查法律的适用。[iv]
二、中国法律法规有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
中国目前对于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有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简称《反倾销条例》。但是目前在《反倾销条例》中根本没有明确的司法审查的规定。目前学者都在讨论中国的反倾销法应该与WTO反倾销协议的规定能够相一致，讨论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的问题，增加司法审查的规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修改的项目。
此外，因为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讲是属于宪法学与行政学的范畴，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就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了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主要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认为是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v]《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排除了几种行政行为免受司法审查。
从《行政诉讼法》本身的法律条文规定来看，《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反倾销过程中的司法审查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排除性规定也没有涉及到反倾销问题，分析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反倾销问题的行政决定不是国家行为，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是行政机关内部行为，也不是法律规定的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
从根本上讲，关于反倾销问题上的司法审查问题实际上在中国法律和法规中是缺乏法律规定的，是缺失的。[vi]
三、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和相关问题以及WTO的反倾销协议来看，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前承诺的一部分。我个人认为，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总体上将反倾销司法审查纳入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二是在我国的反倾销法中明确规定司法审查制度，以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律制度。
（一） 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在上述的阐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内涵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反倾销问题实际上是可以被纳入《行政诉讼法》的范畴。[vii]
第一、反倾销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的规定。该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反倾销一般是由进口产品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下简称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然后由外经贸部对书面申请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决定立案调查之后，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务院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初步裁定；初步裁定倾销和损害成立的，要进行进一步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分别作出最终裁定，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根据上述法规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反倾销的调查程序通常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和裁定等；反倾销措施的裁定部门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显然，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是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部门。因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的司法解释，我们完全可以同意反倾销行为是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提出司法审查的行为，是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viii]
第二、反倾销行为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享有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主体资格。在各国的反倾销行为中，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一般有三个，一是提出反倾销申请的进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二是被指控倾销的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三是进口国负责作出反倾销裁定的主管当局。前两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原告，第三个会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根据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反倾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在上一段论述中已经阐述的很充分，在此不再赘述。在我国，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当外经贸部作出不立案调查的决定时，申诉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即申诉人成为司法审查的原告。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如果外经贸部作出终止反倾销调查的决定，国内的申诉人也有可能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在这种情况下，进口国产业及其代表和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都有可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被控出口国产业或其代表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允许适用行政诉讼法的涉外行政诉讼一章和其他相关规定。
（二） 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
在确定以《行政诉讼法》为基础建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之后，我们需要在具体的微观上设计并完善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第一、 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模式。
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实质上是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反倾销裁定如何审查以及对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给予什么样的法律关注的问题。[ix]
目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司法审查模式是：以法律审查为主，以事实审查为辅；只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当然，从行政诉讼法的条文规定来看，有些条文规定超过了合法性审查，延伸至合理性审查，如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等，但在实践中，合理性的审查几乎是没有的。
反倾销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很强的技术性问题。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行政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而法院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法院知识结构的局限性都决定了法院不能也不应该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在尊重后者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着重对其事实判断进行法律方面的审查。
目前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实践当中，法官对事实进行审查的程度要较成文法规定的要高，这一方面以损失司法效率为前提，浪费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的司法公正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对当事人是不公平的。当然，法官也不应当全面放弃事实审查，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的时候事实和法律问题是很难区分的，二是有些法律问题的审查要依赖于事实审查，否则法院的司法审查就只是走过场而已。
总而言之，在我国将来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模式中，应该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x]禁止法官依照职权取证的主要目的是使法官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有关当事人提交证据的法律审查方面，对事实的审查只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法律审查。二使法官应慎用和不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否定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一般的行政诉讼法中适用的比较多，但是若将这一依据用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则会因标准适用严格而使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没有办法发挥效用。反倾销有其极其复杂的情况存在，例如WTO反倾销协议中第20条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况下，有关机关可以径自依现有资料作出裁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的裁定，实属不妥。三是法院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措施，与进口国的政策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进口国可以依自己的政策取向来决定是否给予被控倾销的外国相关产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即使外国相关产业的倾销行为给国内的产业造成很大的损害。
第二、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关于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我在前面已经有很多的论述，现在就着重谈一谈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界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呢？我认为如果这样做，主管反倾销的行政机关从反倾销案件是否立案开始就要受到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这将有损于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高效率，同时也会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有限制性的选择一系列对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活动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在我国，反倾销行为要经过一系列程序，包括申诉、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和最终裁定。因而作出反倾销裁定的行政机关的三种行为可能受到司法审查。一是不发起调查的决定。反倾销调查的发起是基于国内声称受到倾销行为损害的产业提出的反倾销书面申请，由外经贸部会同国家经贸委作出是否立案调查的决定。二是终止调查的决定。根据中国的《反倾销条例》，外经贸部在调查开始后，在四种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三是作出初步行政裁决和最终行政裁决。这三种情况应该是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xi]
第三、 明确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
诉讼主体实际上是诉讼过程中的原告和被告主体资格问题。因为前面我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在此简要谈谈前面没有谈到的问题。
首先说原告的问题。进口国内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产业或其代表以及外国被控倾销的产业或其代表都可以成为反倾销行政诉讼的原告。
其次说被告的问题。前面提到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提到作出相关立案调查、终止调查以及相关裁定的行政机关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因而这两个行政机关最有可能成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问题在于我国《反倾销条例》中多次提到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有关决定，那么在此种情况下，应该将外经贸部单独作为被告呢？还是应该将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作为共同被告呢？就我个人认为，应该将此两部委作为共同被告比较合理，因为毕竟二者共同参与了这个决定的成立，应当共同承担责任。
第四、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对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是：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级人民法院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管辖；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主要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它们都是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因而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第一审管辖法院都应该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然不排除因为反倾销案件的重大和复杂性，而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第一审。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依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度。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部分，也应该实行两审终审制度。
综上，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范围和审级有以下几种可能：一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二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一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二审；三是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进行审理。
[i] 参见甘文：《WTO反倾销协议与法院的司法管辖权》，《人民法院报》2001年1月7日。
[ii] 孙宁华主编：《权力与制约——行政法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第368页。
[iii] 参见王福明主编：《世贸组织运行机制与规则》，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iv] 参见王承斌主编：《西方国家反倾销法与实务》，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v]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的法律规定。
[vi] 参见黄玲：《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vii] 参见张晓东、余盛兴：《论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
[viii] 参见张晓东：《中国反倾销立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ix] 参见房东：《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探讨》，《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 参见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现代科学》1999年第5期。
[xi] 参见并比较张晓东：《加入WTO与修改中国的反倾销法》，《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其他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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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中国法学》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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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休·斯多克、杨国华、孟庆欣：《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法律与实践——一个欧洲律师的观点》，《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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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峰：《西方国家对我国反倾销和倾销的特点及我们的对策》，《经济评论》199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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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家瑞：《中国与欧盟最新反倾销立法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1998年第5期。
反倾销主要是就某一国或某个区域内出口商品的价值明显低于正常价值，作为进口国利用反倾销保住自己国内企业的一种救济措施。但目前由于各方面形势压力，许多国家滥用这种救济形势，频频发起贸易摩擦事件。作为企业来说，遇到这种情况，一是不能回避，要积极主动应诉或做相关游说工作。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形势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你主动应对或做工作就有可能取得比其他企业低的税率，能暂时保住国外的市场，等经济形势好了，就可以先发取得优势，发展壮大企业。二是要高度重视，毕竟反倾销应对是非常专业的国际经济准司法官司，既要熟悉国外相关法律规定，也要充分做好企业自身财务、法律、统计等相关工作，一定要有一个专业应对小组专门应对案件，更要得到企业高层领导的重视。三是要聘请专业律师团队尽快介入，了解情况，迅速开展应对工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反倾销一旦立案，企业要填答各项问卷，问卷的内容多，覆盖范围广，时间跨度长，要求恢复时间紧，所有的这一切均需要专业从事反倾销的法律工作者集中精力和时间在最短的期限内做出回应，因此律师也早介入，企业主动性就越强，取得好结果的可能性就越大。
了解不深，敬请拍砖！
中国企业多次被反倾销，个人认为主要是以下原因:
（1）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价格本身过低，损害进口国市场，导致当地政府贸易保护。
（2）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WTO同意在针对其出口商品的反倾销案件中，在15年内被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待，导致在反倾销案件调查中，在选择商品“替代国"价格比较时，处于不利地位。
（3）国内企业反倾销应诉意识低，从某方面增长进口国多次发起反倾销调查。
第二，对策，从中国企业角度来看:
（1）是利用WTO的相关协定，包括《1994年关贸总协定》，《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等，以及各成员国家的相关国内法，积极利用相关法律法规，搜索证据，是否出口产品实质阻碍或者实质阻碍威胁到进口国相关产品市场。
（2）即使反倾销调查结束，进口国发布终局裁定，要求征收反倾销税，利用好进口国的反倾销追溯征税体制，积极进行年度复审，力争通过复审取得较低税率，重返该国市场。
（3）是高度关注其他市场动向，提前采取措施，控制出口节奏，尽量避免出现新的贸易救济调查。
（4）企业应及时组建专业的律师、会计师团队，做好应诉工作。
从政府角度来看，应该政府角度我国关于反倾销的法律还很不健全，立法缺陷比较明显，所以，政府应加强反倾销立法工作，结合WTO规则尽快解决法律依据问题，使企业在应诉的时候有法可依。同时，我国政府应尽快建立预警机制、应急处理机制和专门的处理机构，能够迅速反应在短时期内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改变以往被动挨打的局面。也要加强专门法律人才的培养，提高抗辩能力和技巧，并熟练把握国外的相关法律。
从行业协会来看，我国企业相对比较分散,单一企业力量有限,对外交涉力度较小，所以往往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弱小的一方;单一企业对于整个行业情况也难以及时了解和掌控,所以很难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因此，行业协会应该积极发挥组织作用，利用所掌握的信息优势、成本优势、权威优势、公共关系优势、人才技术优势,促使其在反倾销应诉中起到主导作用。
LZ这两篇我以前用过的。。感谢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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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外对华反倾销发展态势及应对措施
倾销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在客观上都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一定的损害或威胁。因此，WTO及其前身GATT都制定并完善反倾销协议，各国也制定自己的反倾销法规，对倾销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但由于反倾销协议本身存在一些不合理性，使许多国家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滥用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出口额的扩大，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也越来越多，迄今已有480起，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00亿美元以上，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出口贸易。
一、对华反倾销的发展态势
1、反倾销诉讼的次数日益增多。自1979年欧盟首次对我国出口的糖精钠提起反倾销诉讼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实施的反倾销措施便层出不穷，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华反倾销的指控更有愈演愈烈之势。欧盟仅在1996-1997年上半年就发动了10起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美国在1999年6月开始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反倾销税，8月中旬又指控中国钢材对美倾销。2000年，国外对中国大宗出口商品反倾销案件多达38起。我国入世后，随着国际贸易的拓展，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有增无减。
2、被诉倾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只要认为危害或将要危害到本国竞争力差的产品，都可以列为反倾销产品的范围。被诉产品从最初的轻工、纺织等传统商品，扩大到机械、电子等新兴出口商品，总计有4000多种商品。尤其是美国的特别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相继把保护的范围由一般商品扩展到劳务、投资、知识产权等，其可诉的范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3、征收反倾销税的税率明显提高。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非常高，征收幅度低则百分之十几，高则达百分之百甚至上千。1997年7月，美国商务部对我国几家企业出口小龙虾征收的反倾销税税率平均为122.9%，最低的是91.5%，最高的是156.7%。而墨西哥对我国出口商品征收100%以上的税率的就有：家电129%，自行车144%，玩具315%，服装537%，有机化学产品673%，鞋类竞高达1105%。面对如此高的税率，无论哪家企业都无法承受，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被迫从该市场完全退出。
4、实施反倾销带有很强的歧视性。根据WTO反倾销协议，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产品以低于国内的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向进口国进行销售；二是销售的数量猛增；三是销售的产品对进口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且这种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一些西方国家所确定的倾销并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有时甚至根本不具备任何倾销的条件，在确定哪些是倾销产品方面带有主观性。如1998年，欧盟对中国、印度、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5国的棉坯布实施反倾销，征收的平均税率是12%，但对中国则是征收为期6个月15.7%的临时反倾销税。再如1999年2月，欧盟宣布对中国、印度、墨西哥、波兰、南非和乌克兰的纲丝绳和钢缆征收6个月的惩罚性反倾销税，其中南非是33%，而中国则是74.8%。
二、中国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剖析
中国出口商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法律因素的制约。综合来说，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的原因有两类：一是国外因素，二是中国自身的问题。
（一）外因方面
1、“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观念根深蒂固。尽管我国已经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美国及欧盟等西方国家不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情况，也不考虑1998年欧共体理事会宣布自当年7月1日起，不再将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决定，在反倾销案件处理中一直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了十分苛刻的歧视性政策。例如，对中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即一家企业遭受反倾销起诉，全国同类产品同为被告。又如，采用“参照图”等不合理做法，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或不负责任。
2、中国对外贸易额的迅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年均15%左右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期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比世界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高出近8个百分点。这使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大大提高，1997年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第10位，其中出口排名是第9位，进口排名第11位。1999年更进一步，进出口总额排名第9位。2000年实现4743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了31.5%，创改革开放20年来进出口总额和增长速度两个新高。其中出口2492亿美元，增长27.8%，进口2251亿美元，增长35.8%。全年实现贸易顺差241亿美元。在此基础上，2001年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其中出口2662亿美元，增长6.8%。全年实现贸易顺差324亿美元，增长34.4%。与此相反，西方国家（除了美国）近年来经济普遍不景气，为保护本国产品的国内市场，应付国际收支危机，必然把贸易顺差较多的中国列为反倾销的主要对象之一。
（二）内因方面
1、出口结构失衡。就商品结构而言，我国的出口多为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及机电、电子等低附加值的商品，而这些商品大多是与创造就业机会密切相关的。由于主要出口市场近年来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进口国政府、工会等出于维持就业的考虑对进口竞争产业实施贸易保护，对进口商品加以限制，因而我国出口的许多商品也就成了其反倾销的对象。就市场结构而言，我国直接出口和经香港转口的出口中有65%是以欧美为目标市场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对某一地区出口量大且急剧增加势必对当地市场产生冲击，而成为反倾销的对象。如我国金属镁产品向欧盟出口，1993年不足100吨，1996年竟达11000吨，如此巨幅的出口量增长，也就难怪欧盟对其实施反倾销。
2、国际营销谋略不足。中国出口企业大多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因而制定的国际营销战略往往失误。一是价格竞争过度。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通过销售量的扩大来获利，这就给进口国留下了“低价倾销”的印象。二是竞争手段单一。中国出口企业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的居多，对非价格竞争手段重视不够，有时由于缺乏对进口国消费者风俗习惯的了解，不注意口味、款式、包装等方面的改进和创新，往往使一些“好货”卖不出“好价钱”。三是缺乏宏观调控。一些企业未能把握国际市场和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某些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对华反倾销的概率。
3、法律应诉不力。中国出口企业不积极应诉是导致国外对华反倾销屡屡得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企业不应诉就是主动放弃法律上对反倾销案件的知情权和申诉权，降低了起诉者的成本，并诱使国际间的竞争对手对中国企业实施更多的反倾销起诉，形成连销反应。1998年以前对华实施反倾销的国家还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4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现在则有近40个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提起反倾销调查，并向印度、墨西哥、智利、南非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扩展。1994年，美国裁定“中国大蒜倾销案”之后，起诉方律师看到中国企业不愿应诉，又鼓动美国蜂蜜行业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在蜂蜜案进行过程当中，这家律师事务所又说服美国自行车生产企业对中国自行车提出起诉，接下来是蘑菇罐头，再接下来是靛兰染料，总共影响中国高达数亿美元的出口。
三、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具体措施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面对国外反倾销如此嚣张，中国政府部门和出口企业应该密切配合，积极应付。
1、推进经济改革，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在国外反倾销措施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是造成定案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也是他们对转轨型国家实施反倾销的借口。尽管我国已经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经济的自由度、市场的开放度、西方国家所说的私有化程度已经超过某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实际运行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仍存在，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没有建立，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执行，企业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才能改变西方国家的看法，取消对中国的一些歧视性规定。
2、主动对外沟通，营造良好贸易环境。反倾销是由进口国政府或进口国生产商提起，由进口国政府裁决的，指控的对象是出口国的部分或全部向该国出口的企业。反倾销诉讼双方的力量是不均衡的，一方是政府，另一方是企业，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以企业的力量在反倾销应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同外国政府交涉，加强对外宣传、沟通，同有关国家达成协议，稳定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为中国企业创建一个有利的贸易环境，从而减少国外对华反倾销调查，并帮助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取得胜利。加入WTO后，一方面可以利用WTO反倾销协议的一些条款，据理力争，抵制外国在对华反倾销案中用歧视性的法律方法处理与我国的贸易争端；另一方面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加以评判，一旦发生争议，首先在WTO范围内由当事者双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能解决问题，还可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成立专家调解组，使争端的解决不能只听外国的一面之词。
3、建立奖惩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首先要建立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协调网络，发挥我国驻外商务机构的作用，全面调研驻在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随时跟踪我国出口商品被进口国反倾销机构立案调查的情况，以利于国内反倾销应诉协调机构和行业商会及时有效地组织相关企业积极应诉。其次要建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由同类产业部门的企业共同按比例筹集资金，国家也给予一定赞助，建立反倾销应诉专项基金，用于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以解决反倾销应诉费用巨大，单个企业难以承受的困难。再次要执行“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予补贴和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
4、加强宏观调控，制止恶性出口竞争行为。我国许多企业存在非理性出口行为，一旦看准某个国际市场，大家都蜂拥而上，争当老大，为成交竞相压价，不惜亏损出口。恶性竞争不但毁掉了一些著名品牌，扰乱了外贸出口秩序，也是授人以柄，为国外对华反倾销提供借口，因此必须加以规范和管理。政府应积极进行宏观调控，加速建立市场经济的价格运行机制，从而使西方国家在反倾销中对中国实行价格歧视失去依据；加强对企业的宏观调控和协调管理，严禁出口企业低价竞销，以避免出口自相残杀而导致肥水外流；整顿外贸秩序，改革配额招标，打击害群之马，加强企业自律。企业要注重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并掌握其同行对手的生产能力、市场销量和价格水平，防止一哄而上过量出口；优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来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5、转变营销观念，实施多元化国际营销战略。在商品结构上，要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必须转变国内“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从长远看，要加紧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改善出口构成，提高出口效益。在市场结构上，要变目标市场过于集中为市场多元化。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中东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在竞争手段上，要变单纯的价格竞争为多种竞争手段并用。如我国出口的茶叶，最初散装出口每吨售价仅1500美元，后来改成名茶礼品包装，由于受到客户欢迎，售价升至9400美元，为原来的6倍多，结果不仅使企业利润成倍增加，而且避开了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在经营方式上，要改单纯出口商品为直接对外投资。例如，重庆摩托出口到越南，对越南摩托行业冲击较大，迟早要遭到反倾销指控。如果我们由单纯出口商品转变为直接对外投资，在越南建立生产基地，绕过其贸易壁垒，以国外生产替代出口，这样既有利于国内剩余生产能力的转移，又可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
6、加强财务管理，健全会计资料。在反倾销调查中，认定企业出口是否存在倾销行为的基本标准是出口商品的出口价是否低于其正常价值。这就要求企业必须提供完整、规范的会计资料，由此来认定正常价值。目前，有些企业经营行为不规范，管理机制不健全。如在欧盟对中国节能灯反倾销案中，作为一家全额出口、1999年产销节能灯340万只、创汇480万美元的私营企业江苏省常州海龙电子灯饰有限公司，就是因为财务制度未与国际市场接轨，竟成了其被判定为非市场经济的“罪魁祸首”。
7、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应诉反倾销。反倾销案并不可怕，虽然其程序复杂，费用不菲，但若应诉得力，有可能柳暗花明；不应诉，则会从此陷入困境。据统计，在已发生的480起对华反倾销案中，至少有50%的企业没有应诉。我国企业之所以不应诉反倾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企业不敢应诉，而是他们不了解国际贸易法规，缺乏国际商务人才，不知道如何应诉。美国目前拥有反倾销专业人员2000个，而我国只有20个，仅及美国的百分之一。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官员有200人，其中100人负责倾销调查，100人负责损害调查，而中国从事反倾销调查的人员连欧盟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因此，企业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培养在经济、法律和外语等方面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优秀国际商务人才，为反倾销应诉取得胜利提供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持。
8、拿起反倾销武器，保护自己正当权益。外国对华反倾销指控的势头越来越猛，而中国对外提起的反倾销指控却寥寥无几。自1997年11月10日，吉林造纸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新闻纸生产企业对来自加拿大、韩国和美国的进口新闻纸提起反倾销申诉后，相继有武钢诉俄罗斯冷轧硅钢片倾销案，杜邦等6家公司诉韩国企业聚酯薄膜倾销案，太原3家公司诉韩国、日本企业不锈钢冷轧薄板倾销案，上海高桥等3家公司诉美、日、德等国企业丙酸酯倾销案，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反倾销案一共只有5起。这并不是说外国生产商不存在对华倾销行为，而是我国企业不知道反倾销是一个正当的保护手段。由于我国在税收管理，关税削减等方面的改革，使市场准入条件大大改善和缺乏相应的严密管理，导致许多外国公司纷纷进军中国。他们不惜血本，通过降低产品价格甚至亏本销售，大肆倾销，企图挤垮我国民族工业，独霸我国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国外产品倾销每年给中国造成上百亿元的经济损失，导致上百万人失业和潜在失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很多产业处于幼稚期，生存能力弱，外国生产商的倾销行为会阻碍幼稚产业的成长和新兴产业的建立。所以，我国出口企业在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指控的同时，直接受到倾销行为威胁的生产企业必须主动拿起反倾销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