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欣赏是文学作品在读者方面引起的一种思维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达到的是一种精神升华的境界。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文学欣赏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文学欣赏论文范文篇1
浅析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雅俗欣赏
摘要：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 文化 大国，早在几千年前文字出现不久的时期，就有了各种类型的文献记载，包括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这些都成为了中国现今留存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艺术的具体体现形式，是作者通过人物性格和形象的刻画、环境及背景的描述、事情的叙述等来表述作者的内心思想或社会现实的一类文化作品，同时也是作者思维和想法的具体形式的载体。然而不同的文学作品给予读者的感受又不尽相同，在我国文学作品的流变中逐渐形成“雅”、“俗”两大类别，这两类文学作品都具有其独特之处。因此， 文章 从我国文学作品的雅俗概念着手，从文学作品的叙事特点、文体特征以及其语言风格等方面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中国文学作品;雅俗欣赏;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沉淀，中国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类型多样，有诗集、词赋、小说、戏剧等不同文体。文学作品是作者表达自身情感或反映社会现状的一种载体，根据时代的不同可划分成古典文学作品与现代文学作品两种类型，而无论是哪一类别的文学作品，其写作的手法、表达的方式都有不同程度的雅俗性。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主题思想与作者的情感，对其雅俗性进行赏析和探讨十分必要。基于上述几点考虑，文章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雅俗的定义与关系做出说明，并结合文学作品中的叙事特点、文体特征及语言风格等几大行文特点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雅俗欣赏进行了阐述，详细情况如下文介绍。
1.文学作品中的雅俗概要
1.1 雅俗的概念
雅俗是一对 反义词 ，在中国文学作品之中是相对立而存在的两个概念，是在人们对文学作品进行广泛的、长期的研读之后，在文学领域形成的一类与作品的赏析和评鉴相关的专业术语。“雅”，即为优雅、美好的意思，用在文学作品的赏析中通常用来指代程度很高，相当于“极致”、“典范”等释义[1]。与“雅”相对应的即为“俗”，其在文学作品的赏析中通常用来代指该作品具有大众化、通俗易懂的特质。然而随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研究程度逐渐深入，在文学领域中对这些作品的雅俗的评价也逐渐演化为更为委婉的“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
1.2 雅俗之间的关系
通过上文对“雅”、“俗”二字的释义以及在文学作品赏析中所代表的含义的阐述可知，当一部文学作品被称为“雅”或“阳春白雪”时，就说明该文学作品具有庄重严肃、传统、经典规范的特质，相反地，当一部文学作品被称为“俗”或“下里巴人”时，该作品的内容的描述通常较为平庸和通俗，或者不够新颖、流落俗套。由此可见，雅是代指文学作品不受低级趣味的局限，而俗则是代指文学作品落于俗套且缺乏品味或较为普遍化、大众化。另一方面，雅俗虽在所代表的含义与立场上处于相对面，却具有辨证统一的关联，且在特定情况下，雅俗可以互为转换，甚至在同一部文学作品中可以出现雅俗共存的现象。这是由于在文学作品雅俗的流变过程中，当作者们一味地追寻高雅时就会造成许多作品风格雷同，而那些通俗易懂、趋于大众化的作品反而脱颖而出，在这一特殊条件下，雅俗便本末倒置了。
2.中国文学作品中叙事特点的雅俗赏析
在中国的众多文学作品中，叙事是许多作者通常采用的创作手法之一，其概念是指在作品中通过对事情的进展过程采用一系列的词汇和语句来对整件事情进行表述。
从叙事特点的角度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小说也好，戏剧也罢，其能称之为“雅作”，必然是作者在叙事手法上采用了独特的方式，或是站在独特的视角对整件事情进行阐述[2]。例如，在大多数叙事的小说作品中，文中通常是以第一人称即“我”的角度来描述整个 故事 的起因、经过与结果，且传统的中国小说中，阐述事情的视角较为单一，通常只有一个，这就容易使读者对整个文学作品产生片面的认知。因此，灵活的站在不同的人物角度进行叙事是体现作品雅的主要方式之一，如清代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从作品开端以旁白的角度对黛玉进府的事情进行叙述后，作者接连以贾府众人、王熙凤、黛玉等众人的视觉进行描述，从而将众人的外表与性格特点刻画出来，使读者产生开门见山的感觉，同时也体现了作品的灵活多变，从而表现出其“雅”的特质。
另一方面，在叙事的作品中，叙事的时间也是体现作品雅俗的另一重要成分。在通俗、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作者通常采用顺序的方式进行描述，即按照事情发生的一般顺序来阐述，这类作品通常被称为“俗”。然而为力求新颖，达到“雅”的等级，许多作者在文学作品的描述中采用插叙、倒叙等方式，从而读者们不仅在其作品中看到主观性，还能充分体会到客观的特性。如鲁迅的小说《狂人 日记 》，作者就是按照主人公零碎的浮想而行文的，使读者在研读时充分体会到时间的跳跃、停滞、交叉等感受。
3.中国文学作品中文体特征的雅俗赏析
文学作品的文体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理解为作品的形式，包括小说、诗歌、戏剧等，也可以理解为作者行文的风格，包括 议论文 、 散文 、叙事文等。文体主要是对作者的思维结构和方式以及社会的历史背景等的一种体现，是按照一定的话语组成顺序所形成的文体格式，也是作者个性及意识的体现形式。
文体是文学作品的具体体现形式，早在我国封建时期，我国文学领域的学者们就将文学体裁进行了雅俗的区分，古人认为诗词歌赋是文学作品中高雅文体的代表，相对而言，戏剧、小说等则被认为是低俗的文学，难登大雅之堂。这是由于诗歌的起源悠久，且各统治阶级大力推崇诗词，而戏剧、小说等的发源时间较晚，难免受到歧视。
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变，现代文学领域对于文体的定义则有别于古人，在现代文学界中通常认为阐述社会现象及处事真理等的文学作品是为“阳春白雪”，而以叙述个人情感，尤其是爱情的文体是为“下里巴人”。例如，描写共产党员在抗战时期坚强不屈好品质的军旅文体的小说作品《红岩》相比于描写都市爱情的小说作品《悲伤逆流成河》，读者普遍认为前者更为高雅，后者更为庸俗。
4.中国文学作品中语言风格的雅俗赏析
语言风格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体现形式，若是没有语言的支持，文学作品将无法呈现。在对待语言风格的问题上，需要充分将时代的发展趋势纳入考虑范围，从而创造出有感染力的新型文学作品。
由于戏剧起源于封建时期，通常在戏剧中，人物的对白及旁白的阐述通常是用文言文进行描写的，在古人认为是低俗文体的戏剧，随着现代社会对文言文使用频率的下降，而逐渐被看做是高雅的文学作品。相反，由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组成的文学作品则被现代文学界视为庸俗之作[3]。然而被视为高雅的戏剧却远不如被视为庸俗之作的幽默风趣的小说受读者青睐，由此可见，语言是不断发展的，作者在创 作文 学作品时应避免语言风格过于雅正而脱离群众。
5.结束语
中国文学作品是经历数千年的文化沉淀、流变而沿传至今的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的艺术瑰宝，也是可以给予读者心灵慰藉的文化载体，对于陶冶读者的情操、提高读者文学素养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综上所述，文章通过对中国文学作品中的雅俗概念的阐述及各种行文手段的雅俗性的分析，为我国文学作品中的雅俗欣赏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参考文献
[1]王冰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试评当代中国文学评论的雅俗分化倾向[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9，03(28)：137-138
[2]杨剑龙.执著探索于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之间 评徐德明《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J].博览群书.2011，01(07)：214-215
[3]万木春.一套雅俗共赏的现代文学欣赏丛书――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欣赏丛书》[J].文学评论.2012，06(29)：313-314
文学欣赏论文范文篇2
论类比联想在欣赏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摘 要：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需要读者联系作者的写作背景，体验作者的情感世界。在阅读文学作品中，要注重类比联想的学习，提高文学作品赏析力，以便于更好地解读作品。
关键词：文学作品;类比联想;周易
类比联想思维是通过直观可感的物象，凭着人们的联想与想象，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趣、意旨和事理。语言文学的赏析，重要的是读者会欣赏文学作品。而掌握一些研究文学的必要 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语言文学作品。其中类比联想就是比较重要的方法之一，尤其在欣赏古代诗文方面。
一、《周易》：类比联想的起源
从被汉史家司马迁列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周易》开始，就非常重视取象思维，不是“象”本身，而是“象”所蕴涵的“神圣明之得”。它也开创了类比联想思维的研究方式。而我们所说的“言外之意”“画外之音”，都是取象思维所产生的妙不可言的“惊人”效果。类比联想是由某一事物引起人脑中与他有某种类似的另一事物的联想。它主要是从具有相似特点的同类形象、性质、内容等进行的联想。如枯木逢春，这种自然现象和人事有许多联想我们可以推导出没有希望的事件或境地突然又焕发了生机。《周易・大过》有两爻，一是“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二是“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前者是枯萎杨树发芽了，老头娶到一个年轻妻子，自然现象与人间世情联系起来。而后者是枯萎杨树开花了，老太太暮年嫁给了一个年轻小伙子。这两种情况，在今天我们看似正常，古今 思维方式 却不一样，“无不利”与“无咎无誉”体现了社会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另一原因是，当时的婚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从生育的角度来看，老头娶年轻妻子不影响生育，可是老太太嫁给了年轻小伙子可能就影响生育。这就是《周易》从天象推导人事，再推导一个吉凶的判断。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类比联想的范例。后世文学诗词大都受到它的影响，或多或少地借鉴了这种方式。
二、类比联想在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意象、意境、情景交融，比兴，象外之象、意外之味，“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等等，都与《周易》的类比联想有渊源关系。类比联想可启发人的想象和创新，增强审美情趣。它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主体的形象表现出来，获得含蓄蕴藉的效果。如“浮云游于意，落日故人情”。浮云，游子皆漂泊不定，因相似而意象叠加;“落日”，在农业文化背景中，黄昏意义重大，那是家人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漂泊异土他乡的游子每至黄昏倍思亲，“最难消遣是黄昏”。“落日”与“故人情”因相关而情景交融。《诗经・采薇》中有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折柳送别渐成一种习俗。因发音相似，“柳”可联想为“留”;又因“柳”生命力极强，插根柳枝就能活，于是就可联想到美好的祝愿。又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天象与他的离愁别恨相关联，表达了他的伤情。
类比联想思维模式在诗歌鉴赏中更是不可或缺，能将诗歌中有限的时空巧妙地扩展。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诗歌字面信息有限，也就是述说了一件平常之事，但若展开联想，作品蕴藉不止在此，李龟年是唐时乐工，代表了唐文化最辉煌的艺术，当年出入将相王府唱尽大唐王朝繁华与昌盛，而安史之乱后，这位名噪一时的歌唱家流落江南，以沧桑之声唱出晚年境遇。当年之歌与今日之歌声对比，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更令人想到一个逝去王朝的悲凉。这些都很好地诠释了言外之意、话外之音的深义。
三、类比联想思维方式的特点长于抒情，拙于说理
类比联想思维方式模糊、灵活、开放，长于抒情，但所推知事理不够明确，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如，古人常以水喻德和某种人生感悟。《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类治、事善能，沙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里实际说的人是做人的方法，即做人应如水，水滋润万物，但不与万物争高下，这样的品格才最接近道。有道德的人像水处在低下的地方一样谦虚，心就像水一样渊博沉静，付出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求回报。言行就像水照万物的清晰一样有诚信，为政就像水除污垢一样有政绩，做事就像水能方圆一样有最好的功用，有道德的人就像水的不争，因为不计较，所以没有怨尤。“水至柔，却柔而有骨，滴水穿石”“天外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可比喻坚忍。水不拘束、不呆板、不僵化、不偏执，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又可比喻灵活通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水又可比喻胸怀博大。水去不可复返，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可以看出由自然现象得出抽象判断，只是相似相关。用于联想、抒情可以，但在说理上却有它的局限性。
由相似关系引发类比联想，这并不是对作者本意的理解，有时只是临时借用，但却直接影响了后世对著作解释的观念与方法。“以意逆志”，以己之意推求古人之志。更何况古人认为《诗》《易》乃圣人所作，于是从其选择诗句进行讽谏，表达自己的意思，赋诗言志，成为“人无定诗，诗无定指”，根本就不是解释诗人意旨，而是变成了断章取义，望文生义。
在《庖丁解牛》篇，今天我们通常是通过庖丁解牛故事揭示“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精益求精“的道理。但庄子并不是这样的本意，他生活在那种战乱的年代，彷徨苦闷，只能走向内心世界的一种超越，追求一种逍遥游，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因此《庄子》整个的思想逻辑，就是过程要逍遥，而且尽可能自然而然，不能因为意外灾难而夭折，逍遥快乐地走完上天所安排的生命旅程，这叫“得尽天年”。《庖丁解牛》选自《养生主》，实际上讲的是养生的方法，所以《庖丁解牛》实际是在打比方，把刀比喻人，而牛的技经肯綮就是社会矛盾，即人如何生活在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中生存。“刀刃者无厚”“彼节者有间”“以无厚八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其结果是“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表明自己不受政治的影响，快乐、逍遥地生存，庄子本来讲的是实现逍遥的方法。
因此，读解作品不能随意戏说，至少要以文学四要素及四者之间的关系，整体性思维来理解，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主题，如图所示：
从读者角度说，读者要了解作品本义，就要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要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就要了解影响作者创作动机的时代因素。
所以说，我们掌握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欣赏文学作品，也需要联系现实，了解作者的创作动机，把握其生活背景，才能更好地解读中国古代诗文作品。
参考文献：
[1]马恒君.周易正宗[M].华夏出版社，2007.
[2]李俊岭.《老子》解读[M].高等 教育 出版社，2012.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中华书局，1983.
文学欣赏论文范文篇3
浅谈文学欣赏 教学方法
摘要：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怎样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是文学欣赏课教学中需要特别关注的。教学中不但要精心选择学生喜爱的教学内容，还要充分关注学生在课堂上的听课表现，并多使用创设研讨与互动的教学情境等方式，都有助于唤醒学生的参与意识，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实战教育多年，本人就将在教学中的一点小小的体会剖析给大家。
关键词：文学;教学;作品
1.精心选择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
语文阅读教学主问题设计，可从文章的结构脉络方面入手设计任何一篇文章，都有着作者的一种写作思路，并在文章的结构脉络中加以体现。所以在阅读教学主问题的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文章的结构脉络入手设计，以此设计的问题，有助于学生整体感知课文的内容，把握文章的结构特点和写作思路，提高整体感知文章内容的能力。如在教学《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散文时，可以这样设计问题：本文作者描述了童年时期的两种不同的生活，为什么要先写"百草园"生活，后写"三味书屋"的生活?这两种生活掉换位置写可以吗?谈谈你的看法。由此启发学生思考按照时空顺序结构文章的好处，再如教学《死海不死》这篇 说明文 时，可以这样设计一个问题：本文先介绍什么，后介绍什么?你认为这样介绍好吗?谈谈你的想法。以此来引导学生理解由果推因的说明结构特点以及写作思路的优点。
2.教学的趣味性
课要有趣味性，使学生迷恋。教学的趣味性，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学作品虽比较容易教出趣味，而说明文、议论文教学也不是不可做到。阅读教学是通过一篇篇课文对于语言文字千变万化的运用触动学生思想情感的，有它独特的引人入胜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发挥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引导学生咀嚼、推敲，体会到文章的味从而步入胜境。这里所说的趣味，绝不是庸俗低级或故弄玄虚，而是与知识性、科学性、思想性紧密相连。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对青少年学生有巨大的吸引力，了解并熟悉学生在阅读方面渴求知识的心态，紧扣课文的特点，以知识的清泉浇灌，学生往往就被吸引，沉浸在求知的氛围之中。课的起始阶段犹如一篇文章的开头，须反复斟酌，让学生的思维兴奋起来，迅速进入学习的轨道。
课中要注意张驰结合，学得愉快。课的结尾力求余音缭绕，启发学生继续学习的兴趣。为了使学生咀嚼到阅读课文的甘甜，可采用直观演示、开拓想象、抓点拎线、开成悬念、展现意境、激发感情、讨论答辩、运用学生逆反心理等等方法作为阅读的直接诱因，也可充分调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光、电、声、像作用于学生的耳目，与文字相互映衬，入目入耳，最终达到入心的目的。
3.重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角色和引领作用
将课堂主体由教师变为学生是非常重要的理念转变，必将有效提升和活跃课堂气氛。而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学生经常是被动、机械的教育对象，没有作为主动的主体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这限制了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压制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因此，在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活动中，要注意加强教师对现代教育理论、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学习，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可针对某一作家或作品，提出一些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或者利用多媒体现代教学技术，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观看一些名著名片，然后谈 观后感 。
这样可以促使学生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不仅在课后阅读了许多作品，查阅了许多相关资料，更有许多同学把改编成影视的名著与原作进行比较讨论。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也要参与其中，更善于听取和分析学生的解题思路，给予各种不同意见以充分表达的机会。同时，还要不时地给他们以启发、引导。课堂上，老师既要把学生看作一个知识的学习者，更要把学生看作一个有丰富内心世界、有独立人格尊严和巨大生命潜能的生命体，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学生思考的成熟与否，观点的幼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学生都能主动地参与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的生命潜能和创造精神在丰富多彩的自主活动中得以充分释放，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是激活学生思维，形成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
4.创设崭新的教学情境
4.1学生研讨式。对话教学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教学理念，它提倡建立自由、开放的心理场境，体现民主、平等、自由、开放、沟通、合作等特征，培养学生主动积极的意识和自由开放的个性，力求创设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的课堂教学情境。建立和谐氛围，是创设充分参与的课堂教学情境的前提。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教学除知识对流的主线外，还有一条情感对流的主线。民主、平等、友好的师生关系是愉悦、和谐的课堂环境形成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境下，教师不轻易指责或批评学生，常给学生以鼓励和支持，使学生心情舒畅、兴趣盎然、无拘无束地参与教学活动，为学生的学习创设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
例如，在欣赏金庸小说时，设定的情景是"金庸小说研讨会"，同学们坐成圆桌式，畅所欲言，教师不加任何评论，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同学们在谈到金庸小说中的"大侠"时，有的认为是郭靖，因为他"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有的认为是令狐�_，因为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的则认为是萧峰，因为他为了和平，为了阻止大宋与契丹两国交兵而不惜牺牲性命。在谈到谁的武功最高时，有的学生说是韦小宝，因为他的逃跑功最厉害(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实践证明：给学生创设成功的机会，体验成功的愉悦.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使之满腔热情地投人学习。
4.2师生互动式。在对话教学中，教师的权威性被消解了。教师虽然还要控制整个教学过程，但他不再是课堂教学的中心了。在传统的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的倾向，教师要求学生必须听话，并把听话与否作为判断学生好坏的标准。而对话教学则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好的引导者，即引导学生表达出自己所想表达的东西。教师作为引导者，既要保持一定的权威性，又要以一种伙伴的姿态介入学生之中，做到既外在于学生，又与学生同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以一个普通参与者的身份公布自己的阅读成果，以便与学生平等交流。在对话过程中，学生的思维是活跃的，很多见解是独到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阐发自己的观点，形成对话能力，身临其境，身心俱动至教学中，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学生自学能力的形成。长期下去，我相信：情境教学的优势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在语文教学，尤其在文学鉴赏教学中得到广泛而卓有成效的应用。
参考文献：
[1]邹群.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能力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5
[2]代景民.阅读期待和有效阅读教学[D].华东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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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风光美 人民生活苦
——中国古代田园诗词
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于三月三日发奖。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
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