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意象论
中国现代诗人一般都不会不承认诗歌意象的美学魅力，但对于诗歌意象强调最力者还是现代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诗人，而直接掀起“意象抒情诗”的倡导热情的更是施蜇存这样富有现代主义情怀的作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上文所述的现代主义对人的想象力等所进行的鼓励和解放而外，具体的现代主义艺术方法与意象营造的必然联系也是一个重要缘故。至少，自象征主义开始广泛使用的通感艺术就是诗歌意象营造的重要机纾，通感艺术在打通人的官感的基础上造成了一批批奇警的感觉化意象，大大地拓宽了诗人意象创造的思路。古代的一些天才诗人也偶尔运用通感手法，如李贺的名句“曦和敲日玻璃声”便是将感觉诉诸听觉来营造“日”的意象的，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新奇感和深刻印象。但李贺这样的古代诗人对这种艺术处理手法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所以在古代诗歌创作中也只是偶一为之，到了现代，通感则已变成正常的意象设计路径，许多带有象征主义倾向的诗人都常运用此一手段使诗歌表现意象化并使意象表现奇异化。戴望舒在《致萤火》中有“我躺在这里，／咀嚼着太阳的香味”句；李金发在《寒夜之幻觉》中写“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在《诗人凝视》中则这样写到他意念中的小羊：“他们的叫声，多像湿腻的轻纱”，这些都是通过通感手法营造独特意象的成功诗例。需要指出的是，现代诗人运用通感并不是为了完成一种奇特的比喻，——这是他们与古代诗人诗思上的重要区别，——他们力求达到的是意象的感觉化，也即戴望舒所说的“全官感或超官感”的境界。徐志摩的《梅雪争春——纪念三一八》中吟咏道“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就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或听觉，而进入了“全感觉”的意象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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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意象在新诗中的呈现
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没有明确过“意象”的概念，但这并非说传统诗人们就没有总结过“意象”现象。其实，当古老的“比兴”说初露头角时，人们便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意象”揭示的信息，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解释“比兴”说时已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比兴”的意象内含：“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而且说 “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意即一比可指多义，正是意象化的特征。周作人在为刘半农《扬鞭集》所作的序言中也承认，中国传统的“兴”可与西方的“象征”融合，构成诗化意象。到了清代，诗批家们已经明白地发现了中国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这样总结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显然，这里的“烟霞”、“草树”已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凝聚着诗人所体验的“山之精神”和“春之精神”等精神意念的意象了。这段话不仅说明诗歌创作意象化的普遍性，而且也揭示了在传统诗歌表现格局中，以及在传统表现语汇的限制中，诗歌的意象化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的取法。
虽然作为现代诗歌文化基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反对旧文化、反抗传统为价值指向的，但任何一个偏激地反传统的诗人也不可能摆脱优秀的传统文化遗存的深刻影响，胡适的“放脚体”新诗中就有传统意象的闪现，“五四”时代的那批诗人几乎都曾像胡适那样为挣脱不掉传统意象的缧绁而苦恼过。更不必说在新诗创作面临着从最初得到解放时的粗暴发泄到建立新的审美规范的艰难选择时，诗人们的思维定势将不会像前述诗人那样拘囿在新旧文化对垒的框架之中，而只以是否有益于在新的诗歌形式下的思想情绪的表达为依据；何况现代诗人毕竟是喝传统文化的乳汁成长起来的，各种文化遗传信息显然会在他们不再对传统进行设防的自由心态中发挥作用。于是，传统诗歌的意象几乎就从未间断过在新诗创作中的影响，而在像李金发这样的超越了新旧对垒的文化价值观的现代主义诗人中，传统意象的出现更属于屡见不鲜。
超越于新旧文化价值观念之后，李金发一方面带着“异国的薰香”，带着法国象征主义的审美原则，一方面又不敢贸然照搬这些原则，便在尝试和探索中自然而然地向传统语体寻求承载的途径，这使得他的诗歌表达显得那么古拙。更重要的是，象征主义那种“先锋”化的诗思对于最初的接受者和尝试者李金发来说，即使假借传统语体之力也还是难以把握的，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茫然无措的情形下，尝试者和探索家的正常心态便是向前例寻证，以获得有力的心理支撑。于是，李金发比他以前的任何一个新诗人都更注重采用古典意象装点自己的现代诗思。他的充满古意的诗歌意象应该比他诗中常有出现的传统语体更有蕴味。他这样描写他所观察到的《秋》：“勾留片刻，你将见斜阳送落叶上道”。斜阳古道，西风落叶，是中国古代诗歌典型的秋肃意象，李金发信手拈来，不着痕迹，表现出较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他的《夜之歌》则唱道：“神奇之年岁，／我将食园中香草而了之”，也在仿佛不介意间借用了可追溯至屈原《离骚》的“香草”意象，显得古意幽幽，内涵深湛。
许多“五四”时代的诗人都曾热衷于从古典意象中吸取灵感，由此写出别开生面的诗作。郭沫若所吟诵的火中凤凰、吞月天狗、天上街市等，无不借鉴或直接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意象，冯至最著名的叙事抒情诗《蚕马》即是想从古代神异传说中吸取养分的，蚕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意象，给诗人和读者提供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月派时代，诗歌中的古典意象便呈示出相当普遍的趋势。闻一多的诗中多咏“红烛”、“红荷”、“红豆”，分别表现出对这些古典意象的浓厚兴趣，有时还直接借助古典意象传达自己的感受，如对太阳描写的“六龙骖驾”和“神速金乌”意象的借用。在《奇迹》一诗中，他写有这样的诗句：“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紫霄上／传来一片衣裙纟卒纟蔡——那便是奇迹——”为了表现神秘的异香，传达阊阖里“衣裙”之声繁缛雍容，诗人选用了“纟卒纟蔡”这一古雅的象声词，唤起人们对《离骚》中“纷纟卒纟蔡兮纨素声”的幽幽意象的忆念。徐志摩对古典意象的兴趣也颇浓厚，他的新月派同人发现，单就《康桥再会罢》一诗，便能寻找出十几个古典意象来。
新月派诗人孙大雨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也运用得较为自如。他的《一支芦笛》吹奏起来简直是神奇无比，不仅能招引凤凰来仪，还能号召鹏鸟来朝——“自从我有了这一支芦笛，／从来我不曾吹弄过一声，／……我只须轻轻地吹上一声，／文凤，苍鹰，与负天的鹏鸟，……都会飞舞着纷纷来朝。”“文凤”和“鹏鸟”所代表的意象充满着神奇和高贵，饱含着悠远和华丽，运用了这样的意象，便使诗歌像是在述说一个古幽迷人的故事，抑或是忆恋一场七彩迷离的梦幻。
戴望舒对古典诗歌意象的成功借鉴使他得以成为30年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也许是针对文学革命时期的“不用典”之论，戴望舒力图为运用传统意象进行辩护，说是“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 这其实也表露了他在选用古典意象时的基本原则：一是对于旧典应不加忌讳地放手运用，二是从古典意象中孕育新的情绪，或将新情绪诉诸旧意象作表现。这样的观念使得他在诗思运作过程中常不经意地拈来古诗意象，从而使诗意显示出葱茏的古雅意味。他在《寂寞》中写到“园中野草渐离离”，一方面自己“寄魂于离离的野草”，另一方面由“离离”二字唤起古代名诗中“一岁一枯荣”的仓凉意境，委婉而精切地表现出了“寂寞”凄惋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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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诗歌中“意境”和“意象”的关系
文/高登权
艺术品特别是诗歌作品主要是以审美意象为中心，从意象到意境，是每个诗歌创作者和阅读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诗歌是中国最早的传统艺术之一，它是一种语言艺术，而且是一种抒情的语言艺术。从春秋战国到盛唐兴宋，从绝句到律诗，从古体诗到现代诗，从格律诗到自由诗，中国的诗歌在不断完善、发展、突破，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自古流传下来的脍炙人口的诗篇，或是抒写诗人对大好河山的热爱，或是抒发对人生的感悟以及以世界的思索，或是抒发某种浓烈而伟大的爱情，而诗的情感无不是以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情态的描摹和场景的刻划自然地流露出来的。
一首诗作的成功与否，首先在于作者如何恰当地处理好诗的两个基本要素“情”与“景”的关系，使它们形成统一体融进诗中；其次，优美的意象组合和精心的营造意境将会给诗带来长久的艺术生命，使诗歌的艺术价值源远流传，经久不衰，使诗歌的力量达到能够震撼生命，唤醒灵魂。
这主要还是源于诗歌中的手法和其美的艺术，也就是诗歌中的意象和意境。
一、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诗歌是美的艺术，这就要求诗歌创作者不仅要有一双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且要求他们往往比平常人多一份感伤的情怀。
他们一方面能够“在沙中见世界，在鸦背上见昭阳日影”，另一方面，遇落花而伤春，见流水而感时，在对自然界进行观照的同时，人情世态的变化无时不影响着他的内宇宙。
例如李白的豪放诗中也有一些怨愤之作：“今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沉郁浑厚的诗中也有一些感时的喜悦之作“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他们各自特定的情感不是无端生成而是有迹可寻的。李白生性豪侠且鄙弃世俗，建功立业的抱负既不能实现，何不去理想境界漫游呢？杜甫饱受流离战乱之苦，心忧天下，但在春雨降临之夜仍是掩饰不了兴奋的心情，在官军收复失地的捷报传来时，不禁“涕泪满衣裳”，狂喜之情溢于言表。
这就是诗中的情与景的具体体现。在诗歌作品的创作中，一般来说，诗歌的情感应该是像流水一样流出来的，而不是用嘴巴大声叫喊出来的，诗歌是涓涓的细流，是山溪，是丁冬的韵脚，最忌凭空直白抒发，创作诗歌时，往往要和具体可感的场景描绘相融合。
对于“情”和“景”二者之间的关系，王夫之有较为系统的论述：“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日：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唐诗评选·卷四》）。
王夫之认为情景结合有三种形态：一是“景”中“情”，以景寓情，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传达的是“孤栖忆远”之情；二是“情”中“景”，情中有景，使情具形，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将感怀身世之情显现于登岳阳楼的景象中；三是情景“妙合无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里“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从而达到“情景相融而莫分”的境界，使诗歌在表现中言中流情，情中生出景物，生出优美的诗句，达到情景交融，融情于景，景中窥情的效果。在现代白话诗中，主要是以其表情达意的明朗性，以及形式的自由化，使情景结合的表现手法有了进一步发展。
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可以称得上是情景交融的佳作。
旧地重游，诗人并没有过多渲染自己的愁绪，反而以感奋的笔调与垂柳、水草、清泉、浮藻、星光对话，他想寻梦，“在星辉斑谰里放歌”，却很难有以前那样轻松的心情了，“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在挥手作别之际，内心的情感是复杂的，既有对康桥的一往情深，又有对别离的难舍与无奈。
由于情和景的和谐交织，使读者仿佛也置身于诗情画意中，而深深地受到感染，好象那一汪清水，流入的不是作者的内心，而是读者的灵魂，那一抹夕阳，照亮的不是诗人的情感，而是读者的目光，读者能从他的字里行间去感受到那一个一个富于诗意的景物组合成的画面，从画面上感受到诗歌作为其语言艺术的感性的美。
二、关于诗歌中的意象组合所谓意象，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因为意象本身就是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系统，是一种心理存在、一个审美的表象特征，我们只能从不同的侧面去感受它。
我们之所以上面首先要谈到诗歌中情和景的关系，主要是“意”与“象”是和“情”与“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那些优秀的诗人总是把物象、景象、事象和自己的主观志趣相融合，产生一种可感的意象来传达具体的情思。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将难以摹写的“愁”具象化为镜中的白发、秋天的白霜，抒发了怀才不遇、壮志难伸而生出的满腔愁绪。杜甫在《春望》中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即景生情，将忧国伤乱的感慨通过具体的景象描画出来，使我们仿佛见到长安被安史叛军焚掠一空、满目荒凉的场面，又感受到诗人因感时伤别，而对花溅泪、听鸟惊心的悲凉心境。
孟郊的《游子吟》中，“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将母子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通过缝衣这上具体动作表现出来，一针一线都折射出母爱的深刻涵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舐犊情深，发人深省，因而千百年来仍广为传颂。因此，“意象”这个词，在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论中，很早就出现了。
《易经》有“圣人立象以尽意”，意即借助形象，可以表达概念所无法表现和说清的思想。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里提出“窥意象而运斤”的美学命题，含有依循意象来运用技巧的意思。简而言之，意象就是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象”是指诗人的感知。“意”是“象”的触发，“象”是“意”的载体，二者水乳交融，互为依托。
为表达特定的情感，诗人选取进入到视野的特定物象，再通过有组织的语言文字的传达，就形成了诗。
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当主体意欲传达某种情感或表达某种体验时，“意”便出现了，“意”借以显现的、具有直观性的个别、特殊、具体的感性表象，便是“象”。“意”与“象”之间是一种辨证关系，“意”无“象”往往无法显现，“意”无“象”就失为空洞，肤浅。
“意”由“象”来负载，“象”由“意”来充实，二者合为一体就是“意象”。意象的组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性意象，它是选取特定的能寄托情思的物象，通过形象的描绘，具有鲜明的可感性。
马致远的《天沙净·秋思》，就是以一组蕴含着情思的景物，构成了秋日黄昏的一幅图画：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画面透射出荒凉、萧瑟的气氛，表现了诗人客居异乡、日暮途穷、凄凉窘困的心境。
第二种是间接性意象，通过比喻和象征等手法，将抽象的感知和情思具体化，以含蓄的传达，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臧克家的《三代人》就是用比喻的手法造象：“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
小诗用了与土地有关而又富于特征的三个意象，形象地写出了旧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说明无论少年、中年还是老年，都永远地被束缚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且一代接着一代承受着同样的命运，显示了诗人内心深沉的同情和忧伤。
这就是意象的表现，在这些意象的生成中，意向和想象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意向是主体在审美中的思想倾向，意志追求和愿望企图的一种曲折的融合，是人类的一种审美需求的表现，想象则是一种运用表象自由地把握世界和创造形式的心理能力和机制。
想象与意向相结合，在超越一切的无限的自由中，创造性地缔造出一个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意象世界。
从意象的作用和在艺术作品中的功能来看，艺术作品特别是诗歌作品就一定要以意象为载体，为关键，人们通过作品的一个个意象，一步步走入诗歌最优美的艺术境界。
因为在意象世界中，集中体现着诗歌艺术的审美特质，通过意象世界，主体之“意”从内涵到显现，诗歌艺术才现实地成为审美对象；借助意象世界，读者和作者之间审美经验的交流才能得以展开与完成。
三、关于诗歌中的意境建构“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好的句子，要在很高的艺术感悟中才能产生，也只有具有高艺术辨别能力的好作者，才能在偶然的机会中吟诵出好句子。
只要出现一个好句子，历史是不会忘记的，艺术也是不会忘记的。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写出了边疆的独特风貌令人神往，“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空旷幽寂的场面生出忘我的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作诗的首要要求，“意与境二字而已”，“有境界自成高格”。
陶渊明的诗有清幽闲适的意境，王维的诗则有恬静优美的韵味。
因此，意境是从诗作的整体效果上说的。
“意”即情意，是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境”即境界，是诗中“寓情”的意象的排列层次。
意境就是诗人的主观思想感情与客观事物互相交融而形成的一种艺术境界。那么，什么是意境呢？宗白华先生指出：意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具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
所谓意境，主要是指运用艺术意象，在主客体交融、物我两忘的基础上，将接受者引向一个超越现实的时空，富有形上本体意味的境界中。
在中国美学史上，它在一步步地成为艺术作品的终极追求。当然，从意境的特点上来看，它是一种有限的象，通过这种象，引发一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
诗歌作品中，通过意象的载体，诗的意境在主客体的相交相融之中，因情景交融、互相生发而具有不断生成的特点。卞之琳的短诗《断章》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首先是呈现出两幅构图，其中的人物、小桥、风景、楼房、窗子、明月、梦等意象通过作者精心调度、安排，通过“看”和“装饰”，将不相关的事物各自联在一起。
其次，画面巧妙地传达了诗人的哲思：在宇宙人生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你既是欣赏者，又是被欣赏者），又都是相互关联的。
再次，诗句中体现的主客体位置的互换，实象和梦境产交替使诗显出活动的空间，传达了超越诗人情感的人生经验。让人从作品中体现出对生命庄严、人格尊严的颂扬，从而超越外在意象而达到深沉哲思的境界。
宗白华先生将艺术意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直观感相的模写“，特点在于其呈现为静态的实象；第二层”活跃生命的传达“，特点在于飞动而虚灵；第三层“最高灵魂的启示”，特点在于超迈而神圣。
所以对于诗的意境分析，不能停留于其单层平面的展示，而有从主客体交融的形象体系中深入开掘，体会“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才能深深领会意境特有的魅力。
在读诗的过程中，只有进入了真正的意境，才能找到诗歌的灵魂，才能感悟到诗歌所表达的寓意，才能从那些朴实或飘渺的语言中寻求到人作为人，物作为物的真谛。
四、关于意象和意境之间的关系从意象的生成和发展来看，意境是以意象的存在为前提，它要求的是主客一体，物我合一的境界。
二者都是主体与物象碰撞时形成的一种心理状态。艾略特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汉字是一个意象，一个句子就是一组意象。”
并以此为理论翻译中国诗歌。其实这种观点还是站在西方诗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古典诗歌，自然有所偏差。
中国古典诗歌偏重的是“意境”，一个整体化的意境。而不同于西方诗歌所表现出的一个或一组“意象”。
从意象的组合方式上看，意象一般是对文字所描写的物象的感受和体会，意境是在意象所烘托的氛围中达到的一种境界，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意象与意境的创造不是由作者一个人来完成的，意象与意境需要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作者营造出艺术氛围，读者感受这种艺术氛围，当二者融合在一起，就创造出了意象与意境，这比较符合中国的天人合一的理念，意象与意境是中国所特有的理解和概念。
当诗人以文字将物象跃于纸上，对于物象的感受由读者来完成，形成意象，“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同的读者所感受的意象可能不完全一样。
对于意境，要求更高一些，感受一首诗，有些读者可能达不到理想的境界，或者仅限于意象的感受上。
但是，我们要承认，凡是诗一般都存在意象，否则就没有诗味，但不是所有的诗都能创造意境美。在意象和意境的美学范畴来看，意象美比较容易感受，而对于意境则不容易体悟，感受意境美对欣赏者的修养、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
李白的诗歌多意象美，而杜甫的诗歌多意境美，这也是李白的诗歌较受欢迎的一个因素。
然而，从意象到意境的过程，它们是一致性的，可二者毕竟不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有其区别。
第一，意象主要讲的是审美的广度，意境则主要是从审美的深度而言，意境深邃，意象广阔。从空间角度来说，意象偏重于横向，意境则偏重于纵向。
如“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主要是以意境为主，意象辅之，体现一种跨越时空的景致；而屈原的《天问》主要是横向性的意象排列，意境稍逊。
第二，意境是意象的升华，它是主体心灵突破了意象的域限所再造的一个虚空、灵奇的审美世界。只有当“意”突破了“象”的束缚，向哲理性、终极性升华时才逼近“意境”。
从意象走向意境，是从有限走向无限，从形而下的外观走向形而上的感悟；意境不能开意象而独立存在，但由必须超越意象才能达到。
第三，在中国文化中，意象属于艺术范畴，而意境则指心灵时空的存在与运动，是一个美学范畴。
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虚、空、远等始终是其创造的核心目标。
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白诗歌中的意象多为超越现实的，很少表现现实世界，他的诗歌多体现精神世界，读李白的诗会获得精神的极大自由，是对生命的超越。
李白的诗歌语言平实，天真自然，不饰雕琢，却又强烈地表现了作者的自我意识与奋发激昂的精神,诗人的形象作为一个精神形象几乎无处不在李白的诗中。“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孤帆远影碧空尽,帷见长江天际流。”
长江、黄河这些大川的意象表现了李白的精神世界，即蓬勃激昂、势不可挡。这是李白胸中沟壑，头脑中的意象。
李白的诗歌中消极情绪掩盖不住他生命的跳动、生命的激情，诗歌中的意象总是鲜活的，充满力量。
山如果是李白诗歌意象的伟岸气质，而大川就是李白胸中的力量源泉，生生不息。
作为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杜甫的诗多表现对生命的怜悯，作为有着读书人自洁情操的杜甫，杜甫本人与广大人民同悲同苦。
杜甫的诗表现的多是意境美，他的诗歌表现的方面极为广泛，又十分贴近广大人民的生产生活，歌颂祖国的大好山河,描述人民的苦难及社会的动荡。
这些东西，就是所谓意境在美学范畴中虚、空、远的无极表现。因此，意象和意境有这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诗歌的创作和阅读中，只有将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从意象到意境，达到读者和作者共同追求的最高的审美境界，才能感受出诗歌的内在的美。
总之，从意象的寻求，到意境的生成，读者会深入到两种境界，即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从诗的情感抒发上来探究，诗歌的感情、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形成意象的基础上的，最初都是从“情”和“景”开始，情景交融，就创设了美的境界，达到“意象”与“意境”的统一，在统一中，“意境”更强调主体和客体的交融所形成的境界。开掘诗意，深化意境，是诗的永恒追求，也是作诗者和读诗者永恒的追求。
参考文献：
1.《写作》（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2.《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3.《艺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5.《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
现代诗歌的意象：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单位，是意和象融会的复合体，是作者主观的心意和客观的物象相凝聚的具象表现。从创作方法的角度，可将意象分成以下三类：
1、比喻性意象。比喻是诗歌最基本的表现方法之一，比喻的主要任务是使诗歌作品形象化。在诗歌中，用作比喻的意象可称之为比喻性意象。比喻有明喻、隐喻之别。明喻要求本体与喻体都在诗中出现，并在两者之间加上“如”“似”“若”“像”“仿佛”一类表示比喻的词语。在明喻中，本体与喻体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不是等同关系。 例如：像云一样柔软/像风一样轻/比月光更明亮/比夜更宁静/人体在太空里 这是艾青看了俄国舞蹈家乌兰诺娃的芭蕾舞《小夜曲》后写的诗。比喻中的本体是舞蹈家的“人体”，喻体则是“云”“风”等等。 现代诗歌中的意象，通常使用“暗喻”(或说“隐喻”)和“曲喻”的手法。所谓暗喻，就是把喻体说成就是本体，暗示其相合的特性。至于“曲喻”，就是奇想，奇特而又大胆到几乎不近情理的联想、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变异的狂想，但是，如果在诗歌中处理得当，反倒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惊人效果。 例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闻一多的《死水》把黑暗的旧中国比作“一沟死水”，全诗是一种隐喻，它以一沟死水比喻那个黏滞得流不动的、沤得发臭的、完全丧失生命力的社会现实。
2、象征性意象。 象征是指借助事物的外在特征，寄寓作家某种深邃的思想，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的艺术手法。现代诗歌中的象征性意象可以表达某种特定的意蕴。 例如：太阳是光明的象征，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豺狼是残暴的象征，绵羊是温顺的象征，孔雀是骄傲的象征，玫瑰是美丽的象征，百合花是纯洁的象征…… 现代诗中，同一个意象在不同诗篇中的象征性可以是不同的。狼可以象征残暴，但有的场合也可以象征野性、自由不羁等等。所以，现代诗中的意象，其象征性往往是不确定的。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来，可随着读者的不同角度、不同背景而转移，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例如，艾青的《礁石》：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的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这首诗中的“礁石”，显然是一种拟人(有身体、有脚、站在那里、脸上含着微笑)的象征性的意象。但它究竟象征什么具体的事物，读者可以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没有唯一的、明确的界定。所以说，象征性意象能引发人们联想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开拓出自由想象的空间。
3、描述性意象。写诗不能事事比喻，处处象征，所以在比喻性意象与象征性意象外，诗人用得最多的还是描述性意象。意象最基本、最普遍的作用还是被诗人用来描述景物与事物，并借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 例如，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这首诗是写诗人在康桥泛舟寻梦，潇洒而来，又潇洒而去。诗人展示了一系列描述性意象，有“云彩”“金柳”“夕阳” “波光”“青荇(水草)”“清泉—虹—梦”“星辉—歌—笙箫—夏虫”……这些意象都围绕、衬托着“寻梦”的主题，从开始“轻轻的”到结尾“悄悄的”，从“作别西天的云彩”到“不带走一片云彩”，展示了诗人无声胜有声的“沉默”“沉思”的情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