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是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主体性”哲学命题和20世纪文学自身发展为前提和背景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创作从“文革”中主体性的迷失中走出来，“客体论”文艺学、认识论文艺学（杜书瀛、张婷婷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旧理论框架还未打破，文学主体理论走过了一段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先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推行“整体主义”和群体意识，讲求统一意志和统一思想（如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观念），儒家文化尊从“文以载道”、“经世致用”、道德教化等传统理念，在这样高度集权的高压社会和文化氛围里，“文”被置于“载道”、教化的工具位置上，主体论没有繁衍的栖息地。按照杜书瀛、张婷婷的观点，中国古代至少是汉代对“今天我们所谓‘文艺的创作主体’”是“蔑视”的，直到“五四”前后，才出现了“人的解放”、“人的觉醒”和相伴随的“文的解放”、“文的觉醒”，才开始了文学主体性的萌芽。二人具体列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郭沫若和创造社提倡张扬个性的文学，甚至“无产阶级文学”、“人民大众的文学”、“工农兵文学”，……与“人的文学”方向一致；都是为提高和增强人的主体地位和文学的主体性所做的努力。显然，他们对20世纪文学自身发展的透析证明了“文学主体性”的历史发展理路。但是，中国自古便没有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概念，充其量也只是到了胡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与“主体”在形式上才算沾上了一点边。到了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对文学中人的主体地位的呼唤越来越高，钱谷融明确提出“文学是人学”，却还是没能从意识形态上正视“主体”或“主体性”一词。 70年代末，李泽厚在撰写于“文革”中、出版于1979年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书中结合西方康德哲学深究“主体”、“主体性”问题；从1981年开始又撰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1985年撰文《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对主体性问题在哲学和美学层面上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正是在李泽厚对主体性问题进行的专门论述中，“主体性”命题才第一次从中国哲学界、美学界浮现于中国本土，才为“主体性”哲学命题运用于文艺学、“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坚挺有力的臂膀的支撑。到了80年代中期，刘再复在《读书》1985年第2、3期分别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提倡文学研究的重心要从客体转向主体，要进一步开拓研究的思维空间，对“文学主体性”问题有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应重视人在文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设想，但还没有进展到“文学主体性”理论构建的地步。1985年他又在《文学评论》第6期和1986年该刊第1期上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集中阐发了“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此后，陈涌、郝亦民、何西来、徐俊西、敏泽、王春元、洪永平、杨春时、程代熙、白雪明、汤学智、郑伯农、杨柄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们就“文学主体性”问题在80年代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大讨论。至此，“文学主体性”初次登上历史舞台，“文学主体性”理论始见端倪。“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阐发者——刘再复认为，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两个方面，前者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是作为一种主体而存在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此时的人是实践的主体；后者则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和认识的，此时的人是精神主体。他指出文艺创作强调的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一层是“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即“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另一层是“文艺创作要高度重视人的精神的主体性，这就是要重视人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他又认为，“文学主体”落实到具体包含“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三个部分。具体阐释为：第一，作家的主体性包括作家的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与作家的实践主体性相对照，作家的创造主体性是作家的精神主体性；作家的主体性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作家的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爱的推移，要求作家必须具有超越意识和忧患意识，而超越意识的实现表现在创作中作家要有“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第二，“对象主体”的实现在于作家给予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以主体的地位，赋予笔下人物以主体的形象，要把人当成人，要“把笔下的人物当成独立的个性，当作具有自主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着、实践着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玩物与偶像。”而且，愈是有才能的作家，对作品中的人物愈是无能为力，其称之为二律背反公式。第三，“接受主体”体现在其对“接受主体性”的基本内涵的论述中，接受主体性“是指人在接受过程中发挥审美创造的能动性，在审美静观中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使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的、全面的、自觉的人，整个艺术接受过程，正是人性复归的过程——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的过程，也就是把人应有的尊严、价值和使命归还给人自身的过程”。“接受主体性”的实现又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自我实现机制，使人的非自身复归为自身，把人应有的全面情感归还给人占有；一是通过创造机制，也即“欣赏者的完善的审美心理结构，以发挥审美再创造的能动性”。由于刘再复的理论素养和哲学功底不足以及时代历史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尚属初步构建，其提出也只是标志着文艺学研究的重心从客体向主体、从“外”向“内”的转折，但是，随着刘再复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大力宣扬，“主体性”自80年代起逐渐变得通俗化并且深入人心，主体性精神从“文革”的迷失中逐步走出并走向深化，而人的主体地位也日渐得到恢复、确认。
进入21世纪，文学主体性还未真正建立，亟须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机遇下，从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实践中，把文学主体性理论真正建设成我国文艺界的一朵奇葩。赖大仁在2004年《创作评谭》第二期《当代文论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中谈到：文学主体性表现为一种对文学的热爱，一种以读书以及写作为中心的生活，一种对于文学表达与创造力的追求。从当今中国的文学现实来看，一些人搞文学并非为了追求文学本身的价值，而是借文学以追求别种价值；一些人理解的文学主体性，既反对一切外部力量的制约与束缚，也拒绝任何责任与道义承担，这就使得一些人的文学活动在摆脱责任与规约和过于追求自由的状态下渐渐失重。二是由于过去的主体性理论过于强调文学活动的个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主体性完全等于个体性或自我性，这样就带来个体自我意识的无限扩张和膨胀，乃至形成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恋情结。三是过去的主体性理论过于强调精神主体性的实现而忽视实践主体性，导致一些人把文学活动理解为可以脱离现实或超越实践关系的纯精神领域的活动，因而愈来愈远离现实。主体性的失落作为90年代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一个时代精神危机的产物。其个人性的文本书写，是从个人的感观刺激、生活反应出发，将各种时代的个人感受或对历史的当下感受通过个人自我的过滤而直接体现出来，其间撇去了任何的意识形态对生活的遮蔽，将生活的状态或体验直接传递给读者。可以看出，这种个体性经验的凸显，从根本上是人的主体性寻求的一种努力。然而，一旦人的主体性片面地表现为个体性，人的一切活动都归于个人的纯欲望和纯冲动时，文学的审美价值就无从获取，实际上也就无法体现人的主体性。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真正的个人主体性尚且找不到，更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也要将人的主体性一一消解。西方后现代主义大谈主体性的消解，是建立在现代主义时期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确立之后的基础上的，其资本主义发展已几百年，个性独立和个性解放，早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构成。当后现代主义成为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时，主体性消解成为他们的急时所需。目前，如果也将主体性消解照搬到中国来，用江腊生的话说，那只能是“削足适履”。综上所述，建设文学主体性理论要符合中国国情和文艺界时代特征，只有这样，文学主体性这座理论大厦才能坚如磐石，色貌如花。从我国的文学现实来讲，当今文学一方面多元化，另一方面文学自觉意识和主体精神普遍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提倡一种主导性的文学精神，以克服过于追求审美自由而带来的失重现象。在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意识到并且承认别人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间性体现了一种辨证立场，更符合当代文学既要求强化自我主体意识，同时又不拒绝与他者对话交流的现代精神，这正是时代所需要的文学主体性。同时，主体精神上的追求与建构，最终也还需要指向影响和介入生活实践，以促进现实变革进步，争取人的现实解放与自由发展，否则只能带来文学生命的弱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带来文学主体性的迷失。参考文献[1] 杜书瀛，张婷婷．文学主体论的超越和局限[J]．文艺研究，2001，（1）．[2]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J]．文学评论，1985，（6）；1986，（1）．[3] 江腊生．失落还是希望——关于中国90年代文学主体性的思考[J]．当代文坛，2005，(1)．[4] 张颐武．新状态的崛起——中国小说的新的可能性[J]．钟山，1994，（5）．[5] 周兰桂．论新时期文学主体性的回归——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4）．
《伊蕾》伊蕾
《0档案》于坚
《蜗牛在荆棘上》路翎
《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
200余篇，其中代表作：论文学的充分主体性与超越性.《文学评论》，1986（4）。《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谈文学主体性与反映论问题.文汇报，1988－8－23。《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美作为对象和意义.《学术交流》1992（3）。《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学史与文学史悖论.《北方论丛》，1992（5）。《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走向后实践美学.《学术月刊》，1994（5）。《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中国哲学的失落与重建.《求是学刊》，1995（2）。《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12）。《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厦门大学学报》，2002（1）。《新华文摘》全文转载。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启蒙主义——现代性视野中的五四文学.《厦门大学学报》，2003（5）。《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是啊，论文是用来讲述自己的看法而不需要引用过多的。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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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
回答：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个人看法以及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延伸：
从实践和价值阐释人的主体性，可以更好地整合现代哲学对主体性认识的成果，把中心性、关系性和过程性通过价值生成的活动统一起来，把绝对和相对统一起来，既认清以人为本的时代特征，坚持人学的价值理想；又明确差异、多元和离散必将是时代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从而以宽容的精神对待事物，使人成为诗意的存在。由此就不难看出对主体性这种解读的意义之所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主体性
刘再复（1941.10.22—） 福建泉州市南安人。1963年毕业后于厦门大学，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编辑。1977年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鲁迅研究，著述颇多。《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一书从真、善、美的角度出发，闽述鲁迅文学思想的基本体系与特征。1985年起担任文学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创作现象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著有《性格组合论》等多部理论著作。他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及“文学主体性”等理论以“人”为核新重建文学观念，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界引起关注和争论。《性格组合论》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并获1987年金钥匙奖。学术研究之余创作散文诗。他的散文追求思想与情感的结合，哲理色彩较浓，自成一格。1989年夏去美国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年底辞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等职务。 1941年 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刘林乡。1959年 毕业于南安国光中学（前身为“国专中学”），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在校四年期间，曾担任鲁迅创办的文学刊物《鼓浪》主编，并开始在《厦门日报》的副刊发表诗文和评论。1963年 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新建设》编辑部担任文学编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转入文学研究所。1976年 出版与金秋鹏、汪予春合著的学术著作《鲁迅与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1978年 出版批判“四人帮”的文集《横眉集》（与杨志杰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 出版散文诗集《雨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出版学术论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与林非合著）。两部专著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 出版散文诗集《深海的追寻》（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告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出版散文诗集《太阳·土地·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 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在《读书》杂志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倡导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年底，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上篇，次年年初，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下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引发大陆一场文学理论的论争。2011年4月4日下午，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论坛之“走近大师”系列讲座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刘再复先生，在建南大会堂作题为“《红楼梦》的哲学意义”的讲座。 1986年 出版学术专著《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为该年十大畅销书，获“金钥匙奖”。一九八八年台北新地出版社发行台湾版。学术论文集《文学的反思》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执笔写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总论（即头条）正式出版（与周扬共同署名）。1988年 出版散文诗集《人间·慈母·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华夏出版社）。台北新地出版社推出《深海的追寻》《太阳·土地·人》及《性格组合论》台湾版。与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出版（北京三联、香港三联、台北人间）。同年出版的还有《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与《刘再复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两部论文选集。十二月上旬，作为瑞典学院特邀的第一位中国作家与评论家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赠奖仪式。1989年 三月第一次到美国，先後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史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学术讲演。八月第二次到美国，在李欧梵教授主持的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学者。开始写作《漂流手记》。1992年 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马悦然中国文学研究客座教授”。《漂流手记》第一卷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马悦然夫人陈事祖开设“刘再复散文”课程。1993年 《人论二十五种》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印行《寻找的悲歌》散文诗集（天地图书公司）。1994年 主编《文学中国》学术丛书（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高行健《山海经传》作序。《远游岁月》（《漂流手记》第二卷）和学术论文集《放逐诸神》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同年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出版《漂流于记》和《放逐诸神》台湾版。1995年 和李泽厚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第一版在香港发行（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九年在台北麦田出版社推出台湾版。1996年 香港三联印行《传统与中国人》第四版。1997年 《西寻故乡》（《漂流手记》第三卷）出版（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和葛浩文教授组织和主持“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会议导言：“金庸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1999年 《独语天涯》和《漫步高原》（《漂流手记》第四、第五卷）出版（香港天地图书）。散文选集《当代中国文库精读──刘再复集》出版（明报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诗选集《读沧海》和重印《性格组合论》及《传统与中国人》。2000年 和女儿刘剑梅（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合著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出版（天地图书公司）。秋季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十一月，《论高行健状态》第一版发行（明报出版社）。2001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独语天涯》和《共悟人间》。2002年 《共悟人间》被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香港电台评选为香港“二〇〇二年十本好书”。杨春时教授编选的《书园思绪──刘再复学术思想精粹》出版（天地圈书公司）。七月《阅读美国》（《漂流手记》第七卷）出版（明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共悟人间》和《独语天涯》增订本。十一月，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新世纪散文家·刘再复精选集》。
教学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现代学习心理学揭示，人的学习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被动的接受学习能学到知识，记住信息，但是不能”学会学习“。要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必须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主动地进行探究、学习，只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才能真正学会学习，获得真正的发展。
刘再复，男，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出国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
作品及成就
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1986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基础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与李泽厚先生合著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
刘再复还著有《读沧海》《太阳•土地•人》《人间•慈母•爱》《洁白的灯心草》《寻找的悲歌》等散文诗集以及散文集《人论二十五种》和《漂流手记》九卷：《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独语天涯》《漫步高原》，第六卷《共悟人间》。 重要著作还有《高行健论》和《红楼梦悟》等。
生平经历
一九四一年 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刘林乡。
一九五九年 毕业于南安国光中学（前身为“国专中学”），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在校四年期间，曾担任鲁迅创办的文学刊物《鼓浪》主编，并开始在《厦门日报》的副刊发表诗文和评论。
一九六三年 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新建设》编辑部担任文学编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转入文学研究所。
一九七六年 出版与金秋鹏、汪予春合著的学术著作《鲁迅与自然科学》（科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 出版批判“四人帮”的文集《横眉集》（与杨志杰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九年 出版散文诗集《雨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 出版学术论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和《鲁迅传》（与林非合著）。两部专著均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三年 出版散文诗集《深海的追寻》（湖南人民出版社）和《告别》（福建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出版散文诗集《太阳•土地•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在《读书》杂志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倡导文学批评方法的变革；年底，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上篇，次年年初，发表《论文学的主体性》下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引发大陆一场文学理论的论争。
一九八六年 出版学术专著《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成为该年十大畅销书，获“金钥匙奖”。一九八八年台北新地出版社发行台湾版。学术论文集《文学的反思》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 执笔写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总论（即头条）正式出版（与周扬共同署名）。
一九八八年 出版散文诗集《人间•慈母•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华夏出版社）。台北新地出版社推出《深海的追寻》《太阳•土地•人》及《性格组合论》台湾版。与林岗合著的《传统与中国人》出版（北京三联、香港三联、台北人间）。同年出版的还有《论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与《刘再复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等两部论文选集。十二月上旬，作为瑞典学院特邀的第一位中国作家与评论家到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赠奖仪式。
一九八九年 三月第一次到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史坦福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学术讲演。八月第二次到美国，在李欧梵教授主持的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学者。开始写作《漂流手记》。
一九九二年 担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马悦然中国文学研究客座教授”。《漂流手记》第一卷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高级讲师、马悦然夫人陈事祖开设“刘再复散文”课程。
一九九三年 《人论二十五种》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印行《寻找的悲歌》散文诗集（天地图书公司）。
一九九四年 主编《文学中国》学术丛书（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为高行健《山海经传》作序。《远游岁月》（《漂流手记》第二卷）和学术论文集《放逐诸神》出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同年台北时代风云出版社出版《漂流于记》和《放逐诸神》台湾版。
一九九五年 和李泽厚的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第一版在香港发行（天地图书公司）。一九九九年在台北麦田出版社推出台湾版。
一九九六年 香港三联印行《传统与中国人》第四版。
一九九七年 《西寻故乡》（《漂流手记》第三卷）出版（天地图书公司）。
一九九八年 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和葛浩文教授组织和主持“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会议导言：“金庸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
一九九九年 《独语天涯》和《漫步高原》（《漂流手记》第四、第五卷）出版（香港天地图书）。散文选集《当代中国文库精读——刘再复集》出版（明报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诗选集《读沧海》和重印《性格组合论》及《传统与中国人》。
二年 和女儿刘剑梅（美国马里兰大学助理教授）合著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出版（天地图书公司）。秋季到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担任客座教授。十一月，《论高行健状态》第一版发行（明报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独语天涯》和《共悟人间》。
二〇〇二年 《共悟人间》被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香港电台评选为香港“二〇〇二年十本好书”。杨春时教授编选的《书园思绪——刘再复学术思想精粹》出版（天地圈书公司）。七月《阅读美国》（《漂流手记》第七卷）出版（明报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共悟人间》和《独语天涯》增订本。十一月，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新世纪散文家•刘再复精选集》。
英语是一门语言实践课，进行交际所需要的语言技能是要靠学生个人的积极参与和反复实践才能达到的。作为英语教师，就要打破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摒弃旧的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注重角色转换，把学生看成能动的主体，促进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参与、全员参与，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一、建立协调、和谐、互补的师生关系，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
（一）让学生体会到尊重、理解和信任
（二）了解学生个体差异，做到因人施教，面向全体学生
（三）让学生体验学习成功的快乐
二、尝试探究性教学，发展学生主体能力
（一）质疑导读——教师“精讲”体现“主导”
（二）情景交际——学生“多练”，体现“主体”
综上所述，在英语课堂教学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创设良好的探究氛围，让学生们主动学、乐意学，从而提高他们运用英语的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