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真实性实质上是一种艺术真实性。
艺术真实性是按照文学与生活的特殊关系来检验文学，判断其意识属性的一种尺度。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事实，艺术真实表现在文学活动中“三要素”的统一：文学的真实性则是检验文学作品在实现艺术真实上所达到的程度。
文学从根本上保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创作主体具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真挚的情感态度。文学的虚构和想象要适应和满足读者的接受心理：是艺术真实构成的三个要素，三种要素相互渗透，交融统一，体现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亦体现了这种特殊关系对文学生产的特殊规定。
简介：
文学，是一种用口语或文字作为媒介，表达客观世界和主观认识的方式和手段。当文字不单单用来记录（史书、新闻报道、科学论文等），而被赋予其他思想和情感，并具有了艺术之美，才可称为文学艺术，属于语言艺术。
文学的真实性可以从认识论角度和创作论角度分别来说。从认识论角度看，文学的真实性在于其反映生活的本质真实性，而非表象的真实性。任何意识形态部门的认识价值都取决于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从对生活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创作论角度看，文学的真实性是包蕴了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的的真实性，远不同于原生态的生活真实性。抒情类文学在意境中体现的情感真实性和叙事类文学在典型形象中体现的整体真实性都对原生态的情感现象和芜杂的社会系统进行了高品质的升华和综合。所以，文学的真实性比生活本身的自然真实性更深刻、更强烈、更集中、更丰富、更鲜明。
文学的超越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从认识论角度说，文学从对生活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是对原始性生活经验的超越。从价值论角度说，文学追求人类普遍的自由理想的终极关怀，是对现实生活中狭隘的个人利欲冲动的超越。从审美角度说，文学把功利化的生活现象形式化了，尤其对丑恶的现象也予以审美的观照，化丑为美，这是对人的实用功利主义本能的超越。总之，文学所创造的认识的真、伦理的善和愉悦的美都体现了文学的超越性。
文学的真实性实质上是一种艺术真实性;艺术真实性是按照文学与生活的特殊关系来检验文学,判断其意识属性的一种尺度。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事实。艺术真实表现在文学活动中“三要素”的统一;文学的真实性则是检验文学作品在实现艺术真实上所达到的程度。
文学从根本上保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创作主体具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真挚的情感态度.文学的虚构和想象要适应和满足读者的接受心理;是艺术真实构成的三个要素。
传统的文艺学认为文学的真实性就是指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准确程度。尽管这一观点似乎已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并被写入全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一提法很值得商榷。在对文学的本质属性进行重新的审视之后，我们认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应该作这样的解释：它是指作家经过对一定的社会生活现象或假定的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从而表现出人性的特征或内容，展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以及人生理想等。它是现象与本质、真相与假象、合情与合理的统一
文学的真实性实质上是一种艺术真实性;艺术真实性是按照文学与生活的特殊关系来检验文学,判断其意识属性的一种尺度。艺术真实并不等于生活事实。艺术真实表现在文学活动中“三要素”的统一;文学的真实性则是检验文学作品在实现艺术真实上所达到的程度。
文学从根本上保持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创作主体具有真切的人生体验和真挚的情感态度.文学的虚构和想象要适应和满足读者的接受心理;是艺术真实构成的三个要素。
传统的文艺学认为文学的真实性就是指文学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准确程度。尽管这一观点似乎已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并被写入全国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但笔者仍然认为这一提法很值得商榷。在对文学的本质属性进行重新的审视之后，我们认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应该作这样的解释：它是指作家经过对一定的社会生活现象或假定的生活现象进行艺术概括而创造出来的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从而表现出人性的特征或内容，展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以及人生理想等。它是现象与本质、真相与假象、合情与合理的统一。
内容：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
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应用写作都要求真实，杜绝虚假。不过，在真实的意义上两者所追求的却不相同，如果说文学创作要求的是艺术真实，那么应用写作则要求符合历史真实，所涉及的人与事，一定要确有其人其事，情节、数字、细节都不能虚构，否则就不能达到解决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目的，还会影响党和政府的威信，给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还会涉及到作者的道德品质，影响其声誉，作者本人还可能因此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比如定一个计划，如果不从现实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条件出发，仅凭某种愿望乱提指标，这计划是不能实施的。应用文章要决解实际问题，有实用价值，绝不能离开真实确凿的现实情况，不允许浮夸与虚构，这是应用文章和普通文章、文学作品的重要区别之处。
文学作品不仅容许而且大力提倡虚构和想象。没有虚构和想象，文学作品则黯然失色，缺少光彩，这是因为文学创作是以艺术真实为基础。文学作品可以不受历史真实的束缚，它讲究的是思想、情感和心灵的真实。因而我们不能以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对待文学创作，切不可对号入座。文学写作要求作者以真挚的情感、真诚的态度对待写作，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爱与恨，没有无病呻吟之状，不做装腔作调之态，对写作对象要真切、真实、实在。文学写作要求艺术的真实，应用文写作要求事实的真实。这样才能得到读者的信赖。
做人要有素质，一分回答一分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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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对报告文学真实性的再认识》。我认为：报告文学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绝对真实”是报告文学的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无限趋近于它，但绝不可能达到它。因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再现文学，再现意义上的“绝对真实”从哲学和逻辑学上讲是不可能的；报告文学是以语言文字符号为物质手段的，语言符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以文学符号为物质手段的再创造已经不是事物的本身；报告文学是文学，文学创作不是复制生活，即便是照相也还存在角度与光线的问题，所以纯客观的报告文学也难保证其“绝对真实”。因此，我们只能要求报告文学相对真实，然而“相对真实”的“相对”二字伸缩性太大，那么，我们就必须加以必要的限制和界定，使其尽量趋近于“绝对真实”，而不是毫无原则的任其“相对”下去。我在文章中提出三个向度：本质真实——即报告文学的真理性、正义性。生活是真实的，但有时生活也是虚假的，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辨伪存真、伸张正义。现状真实——也就是基本事实准确，否则就不叫报告文学了。感觉真实——也可以叫做细节真实，通过细节真实，才能让读者感觉真实，大多数读者无条件去考证现状真实，他们更需要的是感觉真实。
如何达到感觉真实？小说的真实性其实只是逼真性，而报告文学作为文学比小说写作更难，它需要的是真实性与逼真性的统一。因此，在真实性基础上的合理想象或者说合乎真实性的合理想象就成为打造报告文学逼真性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我是主张相对真实的，因此也就十分关注合理想象。我认为合理想象的成败往往决定一篇报告文学的命运。本文将就此加以探讨，在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我认为无须涉及被权力和金钱收买的“广告报告文学”，只就大家认为较好的、较成功的，能称得起是报告文学的报告文学作品加以探讨或较妥帖。
二
有这样一个实例，在一次全国性评奖中，一篇众望所归的参评作品，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受到过一千多次万人以上的残酷揪斗”一句话，而不幸被淘汰出局，大家深感十分惋惜。但也可看出，年轻作者缺少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在难以进行量化统计时，仅凭合理想象给作品造成了硬伤。
还有一部最近出版的作品写得很好、很成功，全书错漏也很少。但有一句话却露了怯。
“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街道和店铺一律改成了“红色”名称。姑娘们身后拖着的、油黑的长辫子，短短几天全不见了，被“运动头”、“刷把头”取而代之。
一看这又是一位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作者的合理想象。作者分不清“破四旧”、“红海洋”和“祖国山河一片红”三者的时间差异，在作者的合理想象中它们被一锅烩了。
前面所述两部作品毕竟是“国家级”的，所出错误较少，偶尔的错谬还可以理解。到省一级这种错误就更多了。
在某省级刊物2009年优秀征文专集中，有一篇优秀征文，内有多处不负责任的合理想象。×××的父亲×××同志原是天津的一名知青，因资本家成分（份）被下放到××省的一个老区改造学习，从此他立志扎根农村不愿再回去。后来他当上了山乡的民办教师，因为表现突出被推荐到×州师范学习。六一年××省×州劳改支队成立，需要大批优秀人才，结果被学校推荐到了×州劳改支队工作。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怎么回事，推荐上学又是哪年哪月的事，恐怕作者都没弄明白。
父母都是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父亲×××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后又在辽沈战役中负了伤，先后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
平型关大捷是1937年，1940年前后入伍的“小八路”又怎么能参加平型关大战？此文这类毛病还很多，我就不再一一列举。
上述三位作者，均系年轻人，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能原谅，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知识的缺失，造成合理想象的失误，进而损害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作为报告文学评论工作者，我们是不能也不应该谅解的，否则就是对报告文学的伤害！当然我们也不能要求报告文学作家是百事通，是三年早知道，但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起码你要写的东西，你自己必须彻底弄明白。
三
与上述三例不同的是，受到何滋全、朱大可、何三坡、陈晓明、白烨、李建军、谢有顺、葛红兵、解玺璋、张闳、唐晓渡的联袂推荐，我也认为很好的一部作品，阅后就兴奋地推介给聊城市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老先生读后给我来信：
我翻阅了一下，甚感此书的可贵。它资料丰富、叙述畅通、动情感人，但该书的瑕疵秕谬之处也是有之的，今略举一二：
一、傅斯年只有兄弟二人，其弟傅斯骕才是其胞弟，该书却将傅斯严说成是斯年的亲弟，且斯骕在全书中却只字未提。斯骕也曾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过职，且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劳动改造结束后回到聊城，傅斯年的胞弟是傅斯骕而非傅斯严。
二、该书将傅斯年的亲侄傅乐同（书中为铜）说成是聊城文化局的干部，并且被划成右派，下放农村进行劳动改造。我对这种说法产生了疑问，就问傅乐同，他说：“他（指书的作者）没调查，尽瞎说。”实际情况是1957年反右时，傅乐同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怎么会被划成右派呢！
三、关于傅斯年的前妻丁氏，该书把她说成鸡狗不分，东西南北不辨的傻女也不符合实际。《聊城晚报》上提到丁家大屋时，说到傅斯年的前妻丁氏，美丽聪慧、知书达礼，是聊城城里有名的女子。傅斯年在外游学多年，丁氏却默然死守地生活着。傅斯年回国后，她得到的却是协议离婚。据说丁氏离婚后没再嫁，不久就死去了。离婚了，人死了，但傅家与丁家始终没有割断关系。据傅乐同说，他与其父傅斯骕从南京回聊城后，无家可归，还是丁家收留了他们，他们在丁家大院里一住就是三四年。
……无论这位老先生说的是对是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该书作者没有采访傅乐同是确定无疑的，不仅傅乐同如是说，在何兹全老先生所写的序中也提到，“后来听说为了写好这部书，（作者）先生还赴长沙、昆明、重庆、成都、李庄等地，对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我们这一批小字辈学者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进行调查采访，体察当地风土人情，尽量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真实不虚。”在这里何兹全独独未提傅斯年的故乡聊城。可见作者确实未去聊城采访。在此，我也做一下“合理想象”：因为作者手头有一本《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而且其第一作者岳玉玺还是聊城大学的教授，那还有错？照搬就是。岂不知，文化界的“以讹传讹”就是这样来的。作者千辛万苦，只这一着不慎，差一点满盘皆输。
这种因缺少实际考察、实地考察的“合理想象”而造成的失误，是每一位报告文学作家都会出现、也都有可能出现的尴尬。力劝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免为图一时轻松，而一失足成千古恨！
四
再有一类，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观念、视角强加在传主身上造成的“合理想象”的尴尬。
一个例子是，1958年，美国兰登出版公司出版了斯诺的《复始之旅》，书中详细记述了他与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往。第二年宋庆龄读到了此书，读后宋庆龄对书中关于她的一些描写非常不满。
书中斯诺写到：宋庆龄说：“我的祖先是很穷的。我的亲戚从不说起，但是，我们的祖先是海南岛的客家人。几代以前，他们当中有些人移居大陆，来时身无分文只好当苦力。”
宋庆龄自己的说法是：“祖先的老家是海南岛，那里的天气很温暖，还有一个长长的海滩，父亲的父母在海南岛文昌县五指山靠酿酒为生，祖上好几代都是酿酒的。”
关于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斯诺是这样写的：
宋庆龄说：“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去日本，想把我锁在屋子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后来我们的许多书籍大多引用了斯诺此说，在中国流传甚广。
然而宋庆龄说：“我的父母也不是那么愚昧、冷酷！可怜的埃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制造这样的谎言，就为了给他的书制造轰动？”“但是他们从没有‘把我锁起来’！我离开家乘轮船，在一个同志和他女儿的陪同下去日本，那时早晨6点我父母还没醒。那才是事实！”
（以上均引自《报刊文摘》2011年3月18日第7版《宋庆龄的一个未了心愿》）《复始之旅》一书中，此类秕谬所涉甚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无疑斯诺的观点是左倾的、激进的，他力图从中国革命的角度拔高宋庆龄。而宋庆龄是温和的、平实的、实事求是的，她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名革命的先锋或激进的革命者。
再有一例，见之于《中国报告文学》2011年第3期，刘松林对廖毅文所写《水带离声如梦流———刘松林谈毛岸英赴朝前后》以及几篇写毛岸英的报告文学提出批评。刘松林说：
廖毅文所写的那篇文章，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毛主席与他的老友周世钊谈话时，谈到了毛岸英为什么要上朝鲜前线的问题。这个情节纯属子虚乌有。这个情节不但是杜撰的，而且有贬低主席之嫌。说主席讲“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炼过。但没有正式上过战场，没有打过仗，这是很不够的，一个人最好的成长环境就是艰苦！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他环境来得更严更快，基于这些原因，我派他去朝鲜了”。他（毛岸英）在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就打过仗，主席也知道毛岸英是打过仗的，岸英去朝鲜时是作了随时准备牺牲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必要为了镀金去朝鲜，因此这里说的是假话。
我也进行一下“合理想象”，当下确实有不少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如果毛岸英不牺牲，肯定会接毛主席的班。作者可能认为迎合了读者的这种想法，就会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其实，当年毛泽东代替全国人民思考是错误的，今天全国人民代替毛泽东思考照样是错误的。无论是臆断，还是别有用心，反正是作者以自己的观念进行了“合理想象”，这就难免造成尴尬。
五
面对上述三种情况，或许还有我没发现的更多的情况，报告文学作者应如何避免这种由“合理想象”造成的尴尬，打造出更真实、更趋向于绝对真实的报告文学，以提高报告文学的信誉度和战斗力，而避免因失实的“合理想象”造成作者的尴尬、作品的尴尬，乃至造成整个报告文学的尴尬。
报告文学创作本就是戴着镣铐跳舞，绝不能有任何随意性，真实是第一位的，严谨是真实的保证，率性而为是不允许的。我支持合理想象，但期盼它早日摆脱尴尬！浮躁、懒惰、随意是报告文学作者的天敌，却又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东西，报告文学作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克服人性的弱点、完善自我，然后才能更好地张扬个性，完成报告文学作家的历史使命。
文学来源于现实和生活，因此，文学具有真实性，而文学中的东西又不一定完全来自现实和生活，总会进行一定的处理，这就是文学的虚拟性来源。而这种真实性和虚拟性的关系是很简单的，虚拟性建立在真实性之上，而真实性则是虚拟性的基础。真实性的成分建立了文学的基础，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必须进行一定的处理，因此带有虚拟性，高于现实。但是太超脱现实则落入下乘。如何处理好作品的虚拟与真实成分关系才是判断文学作品优劣的关键。
史传文学有一定的真实性，文与史的差别在文学性上面。
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它具有历史文学的一般特性，兼有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
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
史书与史传文学
《曹刿论战》选自《左传》。《春秋》和《左传》都是史书。
史传文学是文学范畴，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历史著作，从这个角度上说，《春秋》和《左传》也都是史传文学。
《春秋》到《左传》，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叙事技巧的进步，历史文献的增多，是《春秋》与《左传》繁简有别的主要原因。
从经学史的角度看，《春秋》是经，《左传》为传，是后人阐释经文的著作。
《春秋》重在“书法”，讲究一字褒贬。《左传》以史传经，用历史资料映证经文内涵，与《公羊》《谷梁》意趣。
一、认识与艺术真实
“真”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追求实现的基础。“真实性”是衡量文学创造成就的首要标准。
艺术真实既非生活真实，亦非科学真实，而是主体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经过艺术创造，与“善”“美”共生并存的审美化的真实。
二、艺术真实的主要特征
1.与生活真实不同，艺术真实以假定性情境，表现对社会生活内蕴的认识和感悟。
（1）内蕴的真实。透过生活表层，对社会生活的内蕴作出艺术的揭示和表现。
（2）假定的真实。在假定性情境的创造中实现。
2.与科学真实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
（1）主观的真实。主观化、心灵化反映社会生活。“内在的尺度”
（2）诗艺性。艺术手段和艺术技巧，使其价值取向得到理想的表现，产生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总之，艺术真实的概念可作如下表述：他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社会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
《文学理论教程》上有,修订2版，第八章第一节。我刚好最近在看这本书，呵呵。
祝你成功！
作为文学创造的审美追求，“善”（助益社会进步与人生幸福）是其价值结构的核心，不是善的就不可能是“美”的，并且“善”与“美”的存在和呈现都要以“真”为根据和基础。因此，真善美及其统一便构成了文学创造审美追求的价值结构及内涵。在文学创造的艺术范畴里，“艺术真实”主要与“真”相关，“情感评价”主要与“善”相关，“形式创造”主要与“美”相关。
文学创造追求的是以真善美为内涵的审美价值标准，真善美是文学创造活动中“三位一体”的价值结构，它们相互融通，属于人类三个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和美学。“真”是基础，“美”是手段，“善”是灵魂，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是文学艺术产生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因而也永远是一切进步的文学艺术家们争相攀登的艺术高峰。文学史上名篇佳作得以流传千古，不仅因为包含着真实的、先进的思想内容，还因为其具有完整的艺术形式，融入了作家全部的艺术精华，而最为重要的是其中以卓越的艺术魅力闪耀着永恒的光芒的“真善美”文艺思想。
《大淖记事》，作者汪曾祺，该作品在1981年2月4日发表于《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因故事新奇、立意新奇、写法新奇而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此该作品名声大噪，好评如潮。小说以清新自然而又韵味悠长的笔调描写了大淖一个叫巧云的姑娘和一个叫十一子的小锡匠经历种种磨难而最终在一起的爱情故事。作品不重情节而重意境的塑造，通过散淡的语言很好地阐释了人性的和谐、人情的和谐，体现了真善美的完美结合，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我们将结合文学创造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作品进行鉴赏：
一、文学的真实性
文学艺术中的“真”指的是艺术的真实性，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景中，以主观性感知与诗艺性创造，达到对生活的内蕴，特别是那些规律性的东西的把握，体现着作家的认识和感悟。高尔基说：“文学是巨大而又重要的事业，它是建立在真实上面的，而且与它有关的一切方面，要的就是真实！”①所以艺术的真并不是完完整整地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作者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和感悟，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是带有主观性的。
作品《大淖记事》中，作者以平静、柔和的语言讲诉了一个团圆的爱情故事。最为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在作品中描绘的生活、风俗、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念等判断标准与现实社会完全不一样，在作品里，所有的行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没有男权主义的压制，女人没有被强行加上的妻性，拥有开放的性观念，“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只有与之俱来的母性和女性。生活古朴单纯，无拘无束。“和街里人不一样。”这一故事背景的塑造完全颠覆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乍一看，觉得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汪曾祺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熏陶的作家，他十分推崇中国的儒家思想，以至于他的作品充满了地道中国味的审美风格，他的写作素材主要是从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故乡的民风习俗中发掘的，汪曾祺先生借此传达自己对悠久中国文化和自由人生境界的理解。②这样一来，这一背景的塑造又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艺术作品的真实性，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独特的体验和感悟，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其实，我们可以从作者散漫、随意点缀的文笔中看出作者对故乡深深地眷恋之情，以及对率真健康的人性、对真挚爱情的追求，这又具有人类情感追求的共性。
二、关于文学中的善
在善方面，“善”指的是艺术的倾向性，也就是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对于社会具有什么意义和影响。文学本身的善的价值不是它只能表现善的人与事，而是文学作品在描写善恶的时候所体现出的伦理判断，以及它所激发的感情符合善良的人性。“在创作上，不能吝惜情感。情感付出越多，收回来的就越大。”③作者关于善的认识会浸透在所叙述的语言中，从而体现出作者本人对善的态度。
在作品中，作者一直保持着以一种淡定优雅的文字记录发生在大淖，发生在巧云和十一子身上的故事，看似保持这一种于己无关的态度，比如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乘某个黑夜玷污了巧云，“就在这一天夜里，另外一个人，拨开了巧云家的门。”十一子被打成重伤，“小锡匠被他们打死了。”带有悲壮色彩的锡匠大游行等令人焦心的情节都被作者以淡淡的墨水淡淡地描写。令我们好像看不清作者的善恶立场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十一子受伤后巧云的悉心照料，乡亲们关心十一子和巧云，锡匠是为正义而游行，刘号长终于受到惩罚，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美好结局。这样的情节发展在符合了大众对善的认知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对完美的渴求。这样，作者扬善惩恶的立场就鲜明地摆出来了，汪曾祺先生有意将自己的立场在作品中隐藏起来，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三、关于文学中的美
“美”即艺术的完美性，既指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是否和谐统一，是否有艺术个性，是否有创新和发展的问题，也指作品内容是否符合人类的价值要求，具有使人愉悦的问题。同时，美不仅仅是指对美的确证，还应包括对丑的否定、摒弃。“我认为审美是在具体的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生动的气韵”④美是由个人审美经验和人格境界所肯定的，融合了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关于美的观念或范型。关于美的审视会因个人意识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应该是一个社会群体最悠久、最深厚额审美情趣。
作品《大淖记事》给我们带来了十分唯美的感受，大大地满足了我们对美的追求。
这一观点首先体现在该作品的语言文字上。只是静静地看着《大淖记事》中如行云流水的文字，不必急着对其内容多做思考，我们就已经是在享受一种浑然天成的美了。那言语那文字，一个个拆开来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好像只有他才能把这些文字连串得如此流畅自然唯美。评论家凌宇十分推崇地说：“读作者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句拆开来，实在很平常，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锻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散漫、随意、清新脱俗，任何优美的字眼用在该作品上都不为过。“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在散漫之中、挥笔之间轻松地为我们创造了空彻澄清的意境，而我们沉浸在这样的美里却仍浑然不知。他，汪曾祺就有这样的本事。
在内容方面，他笔下的一切都是美的。
首先景色是优美的。“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这些诗意化了的文字就像给我们描绘一幅世外桃源的美景。令人心向之。
其次，人物是优美的：“挑夫一二十人走成一串，步子走得很匀，很快，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换肩时打头的一个，手往扁担上一搭，一二十幅担子就同时由右肩转到左肩上来了；一二十个头戴花草装饰的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就连小孩子站在码头上一齐撒尿，人家墙上贴着的黑黄色的牛屎粑粑，也都可以构成审美的对象、美的景观。这样的画面是让人心情趋于平静、心灵得到安慰的。那可是美啊！它就是美啊！
再次，人情也是美的。“因为是在客边，对人很和气，凡事忍让，所以这一带平常总是安安静静的，很少有吵嘴打架的事情发生。”生活在大淖的人们，自给自足，保持着至真至纯的人际交往关系，这样美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让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羡慕不已。这也许也是我们每次在梦回酒醒之际的渴望吧！
四、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真善美的统一的每一部作品都企图达到的最高目标。“崇真、扬善、赞美是所有艺术创造哲学义理指向的最高审美原则的概括。” ⑤
该作品在极力表现作品充满人性美的时候使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当巧云喂着十一子尿碱汤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为了爱人而挨打，十一子自认为"我值"；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描写由作者以淡淡的语调娓娓地叙来，从而笼罩上了一种素朴清雅的优美，却是那么的让人感动！这两个年轻人对爱情的执着和忠贞是那样的美好，那样的让人想要掉眼泪。这份真挚的美里面，包含了作者对真挚爱情的追求，这是作品对真的追求；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便是对美的追求。
小说《大淖记事》讲诉的是一个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但作者并不急着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是在对周围风土人情的不断解说和对人物性格的继续塑造中完成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使命。“然而这些平淡的情节，普通的景物却能吸引住读者。吸引住读者的是在平淡的情节下表现出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美，是通过普通的景物反映出的人物的心理和感情。”人物形象的美在于他所表现的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善、美。
“作家的透视力是作家的思想与直接的一种结合。”⑥汪曾祺是一个睿智的老者，以散淡的文风契合日常生活的平淡、偶然、细碎、零乱。汪曾祺更是一个执著“诗人”，将诗的意识引入小说创作，显示出超越庸常生活，走向艺术化境的不懈追求。他在自己的小说世界中，抒发了自由的艺术精神，平等对话的人生态度，博爱式的世俗关怀。他关注世俗的本真和趣味，批判世俗的市侩和庸俗；他赞美民间的劳作和真爱，鞭挞礼教的压抑与罪恶；以诗意之“美”言说生活之“真”与道德至“善”，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个人创作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