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确立中心，围绕选材，确定重点，安排详略，选材时要注意紧紧围绕文章的中心思想，选择真实可信、新鲜有趣的材料，以使文章中心思想鲜明、深刻地表现出来，具体如下：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国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获得的现代常识。但这两个正确的认识却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上，难以成为生活中坚固的基础；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还需要再补充一个“平等”：在错误面前人人平等。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谁来判定真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来主宰法律？如何判定真理和住在法律的，是有限，有错甚至有罪的人，又如何在崇高的真理和庄严的法律面前实现人人平等？最理想，省心的办法，是让那些无罪，无错甚至无限的“超人”，薇我们草民判定真理和住在法律。
如果找不到，就需要假定存在着这样的人，以便轻易地欺骗自己。善良的愿望胜于催眠的药物，使我们两千年大梦难醒，永远幻想着昏君之后的明君，贪官之后的清官。
经历几千年苦难，终于到了一条真理的入口处：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永远也不会有无罪，无错，无限的明君和清官，以及名目繁多的伟人，英雄，名人，圣人等等，他们真理在握，应高居于社会之上。
我们曾经崇拜过，幻想过，寄予过无限希望的偶像，原来和我们一样都是有限，有错，有罪的人，且在多数情况下，有罪错更有过之。当我们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悲愤之余，心想万一易位而处，一定要做公正执法的人。
当我们收到谬误和武断的压制，思想在压迫中升华，决心要做坚持真理，尊重他人意见，具有宽容精神的人。无产阶级曾处在社会最下层，就把新世界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然而收获的仍然是失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何尝不是这样。一旦成为判断者，总喜欢对别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认识自我的有限性，从来都难于认识他人的有限性。
毛主席1942年说过，世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死了的人和还未出生的人。后人能够对毛主席表示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活到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那一天，却必须由后人来纠正他的错误。
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判，是思想斗争的原则。但由谁来判定错误呢？有些真理可以通过当前的实践检验，有些却需要历史和时间冲刷。
一个人无论有多丰富的知识，相对于宇宙和它的规律，实在是微不足道。十条真理对于无穷大等于零，一千条真理对于无穷大也是零。
真理一旦越界，就成了谬误。中国人喜欢说，坏事可以变好事，谬误可以转化为真理。波普尔则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自己的错误中获得的。
但只有坚持在错误面前人人平等，争论双方，或者说错误双方，即批判和被批判，批评和反批评，限制和反限制的两造，都本着对等，公开，诚实和负责的规则行事，才能完成谬误向真理的转化，不断从自身的错误中获得真理，也才能一步步从是非颠倒，积非胜是的混沌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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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
论文摘要：依法治国就是依完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规定了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法律运行机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加强宪法的实施，必须改进全社会的宪法观念，加强宪法的宣传，宪法实施的监督，宪法的司法化等工作。
党的十七大 报告 强调“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依法治国，概括而言，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就是依宪治国。这是因为以宪法为最高法的完备而优良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一)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
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借助于国家权力所具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它的高低、大小是衡量一部法律在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重要标志。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已为世界上各成文宪法国家所公认和接受。如日本国宪法规定，宪法为国家最高法律，凡与宪法条款相冲突的法律、法令、诏敕等一律无效。这说明：第一，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没有宪法依据和宪法授权，则不能制定法律;第二，即使其他法律有宪法上的立法依据，但其内容和精神也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条文相抵触，否则无效或部分无效;第三，宪法是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遵守、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我国现行宪法也规定了自身最高的法律地位。
(二)宪法规定了法治匡f家的基本制度。
宪法规定的内容是国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包括四个修正案
(1)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
(2)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国体，它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还有其他劳动人民，把国体确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3)规定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从中体现出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4)规定了我们国家在政治、经济、 文化 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再如美国1789年宪法第一条就规定了代议制度，其中包括美国国会的组成、职权、活动原则及其与总统、联邦法院的分权制衡关系等等。
(三)宪法规定了整个国家的法律运行机制。
宪法规定了宪法和法律的监督、解释体制。我国宪法在 总结 建国以来的实施 经验 和吸收各国宪政发展长处的基础上，确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这既保证了“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执行，又兼取特设专门机关监督的优势，使宪法实施的监督真正落到实处。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一般法律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必须遵循宪法，同宪法的原则精神相符合，否则势必会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影响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各国宪法对于宪法实施的监督都做了规定。如，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实施。
(四)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基本权利表明了公民在—个国家中的宪法地位，是公民行为合法性的依据。自宪法产生以来，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宪法的一项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现行宪法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了广泛的、充分的规定。首先强调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我国公民的一项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基本原则。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社会经济权利，监督权，老人、妇女和 儿童 等特定主体的权利等等。
我们不但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有保障：(1)物质保障。我们国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广大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为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条件。(2)政治保障。我们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决定了全力维护广大劳动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核心职能之一。(3)法律保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体现，因而它不仅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且通过依法制裁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行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实现。
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制度，不仅为法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法制的完整提供了保证。如果没有宪法，各种法律和法律制度就没有统一的依据，法制的内部一致性就没有了根本保证;同时，也只有在宪法制定和颁布之后，其他法律以及整个法律制度才能获得赖以产生的基础，有关立法、执法、司法和监督宪法等机关的组织，才能根据宪法的知道原则而被确立下来。
二、改进宪法观念，加强宪法实施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但是只有把纸上的宪法转化为社会主体的行动指南，宪法才能真正成为物质力量，立宪的目的、宪法价值才能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普及宪法知识，提高宪法意识，培植宪法信仰，使宪法铭刻在公民的心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首先，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
我国宪政建设缺乏先天的内在因素，宪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或政府推动的，是通过国家或政府来组织实施的。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重要的是要对各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宪法的普及、宣传。目前，在相当多的党政干部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头脑中，并没有宪法至上的观念。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之一，其核心思想就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机关的党政干部、工作人员具备了较高的宪法意识，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就不会因遇到法盲而侵犯公民权益。加强宪法的宣传工作，还必须向公民宣传宪法知识。让公民了解宪法最根本的精神就是限制权利、保护权利，国家机关只是受人民委托，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应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国家权力应该时刻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己任。不懂宪法，就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其次，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
一个国家法治状7兄和法治水平如何，与该国宪法的规定在实际中得到实现的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宪法得不到有效地实施，就不可能实现法治，至多只能造就人治形式下的法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所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成为一国法治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就要加强监督机构监督宪法实施活动的法律效力。通过法律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将违宪的概念和含义确定下来，注重违宪与法律责任制度的衔接和关联，同时设立违宪责任形式和违宪责任所对应的法律制裁 措施 。对于此类工作，如能持之以恒，如能制度化，就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树立宪法的权威地位。还要加强社会公众对宪法实施的监督。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社会公众对宪法的监督是人民对国家进行监督，对宪法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是通过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和检举权，通过制度的手段对违宪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二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也就是社会舆论和新闻批评的方式来实行对宪法的监督。
最后，加强宪法的司法化
长期以来，一些同志认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作用，不是通过宪法条文的规定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其他部门法来实现的，所以，宪法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没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这种错误认识是宪法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调控手段造成的。加强宪法的实施关键还在于加强宪法的权威性，最突出的就是宪法的司法化。为此，必须赋予宪法的可诉性，使宪法直接进入司法活动当中，人们从自己周围发生的各种案例中体验到宪法的价值，在利益关系中实现宪法规范。公开取缔、撤销违宪立法，禁止、杜绝违宪行为，依法追究各种违宪责任。建立、健全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强化全国人大及其会的机构建设，强化普通法院的行政庭建没，规定审查违宪案件的权限，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以及地方性法规等，对违宪法律、法规宣告无效或者拒绝适用。通过弹劾、罢免等方式追究违宪行为的责任，直至追究法律责任。我们欣喜地看到2001年8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山东“齐玉苓案”的批复，开创了将宪法引入司法诉讼的先河，这意味着任何公民的权利都会受到宪法的保护，从而使公民从心理上产生了对宪法的神圣感与崇敬感。
浅析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及规制
一、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形式
法院是刑事裁判的唯一主体和权力行使者，但由于媒体报道产生的社会效应，使其在刑事审判中掌握了主动权，成为引领刑事判决的风向标。目前，我国舆论影响审判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传媒报道了具有争议性的司法案件，引起了民众大规模的热议，然后传媒以公共讨论平台的身份发布这些争议，致使形成了舆论与法院之间观点的对峙;[1]另一种是网民为引起广泛关注，在网络媒介上发布了争议性的案件，导致了大量的评论和转载，各家媒体也开始闻风争相报道，舆论在所谓情理的参与下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给法院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媒体在对进入司法程序中的司法案件进行报道时，抢先对案件进行讨论、分析，甚至攻击、侮辱与案件有关的法官、当事人及 其它 诉讼参与人，得出预测性结论，令受众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造成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法院审判的现象。[2]
二、舆论影响刑事案件的特征
(一)当事人身份特殊。
涉案当事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名人往往是媒体吸睛寻求关注的出发点，为了防止具有特殊身份的涉案人员获得特殊法律待遇，对案情进行大肆报道，引起民众的广泛监督。法官在民众的监督下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威严扫地。
(二)具有间接性和代理人效应。
舆论以其明显的倾向性引导大众，生成了一种足以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从而使得审判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公正性。[3]而另一方面，一方当事人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试图从舆论方向影响司法审判，主动要求媒体介入报道，媒体对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先入为主作出倾向性的报道，引起社会大众关注，形成舆论观点，对法院的审判评论和干预，法院的中立地位受到威胁，被倾向性观点开始引领，大大影响了司法审判公正度的最大化。
(三)影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
我国刑法为实现量刑的合理合法化，针对不同的案件性质和事实，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由于媒体等舆论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使得一些本应具有减轻，从轻量刑的被告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受到限制，法院在权衡下，选择了妥协民愤，舍弃了司法审判原则，牺牲了被告人的利益。
(四)影响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随着舆论对审判影响的日益严重，使人们不得不怀疑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是人们信服司法和法律的根本，司法的权威性才能牢树于民心，然而，政府部门为了平息民愤对司法进行大肆干预，严重威胁司法的独立性，使法官妥协于社会舆论，致使本已明确审判方向的在审案件被迫改变初衷，作出迎合舆论的裁判，已经生效的判决也再次被掀起再审风波。司法的权威性荡然无存，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不再信赖和尊重司法，反而遇事直接诉诸舆论或信访，司法名存实亡。
三、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规制
(一)提高媒体素质。
在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中，媒体的报道和评论往往具有很严重的倾向性和针对性，无法以法律的角度作出客观的评论，经常以道德的名义对案件情况进行倾向性报道，在案件没有作出判决前，提前给涉案人员定罪量刑，扣上犯罪的帽子。所以，媒体应首先做到对案件的相关情况做到保密，尤其是被告人的隐私。其次要时刻维护司法尊严，客观评价司法行为，充分考虑报道的时机和场合，适时适度的对案件进行报道，正确引领舆论方向，同时也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丰富 法律知识 ，培养法律思维，从法律角度出发，与司法部门进行沟通，避免观点分歧。
(二)推动司法公开。
舆论之所以相悖于司法，正是由于司法的不公开透明，才会引起民众对司法正义性的质疑，对法院产生误解。司法公开是人民真正理解司法活动公正性，避免误解性舆论泛滥的有效途径。建立健全司法公开 渠道 和机制 [本文由WWw.lw54.com提供，第 一论 文网进行论文代写和论文发表服务，欢迎光lw54.com 联系方式QQ 712086966]，使人民大众时刻能够了解和掌握自己所关心案件的进程，全程见证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如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推广司法文书公开和庭审公开渠道，及时答疑解惑，澄清有关事实真相。使人民大众信服司法，扬威司法，依赖司法。
(三)提高法官水平。
法官是裁量权的最终行使者，其裁判结果是否令人信服，不仅仅是依法裁判，更是取决于其判决理由的充分性和逻辑严密性，民众主要通过判决理由对案件提出评判，所以法官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向民众就裁判结果作出解释说明，而这最终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能够站在法律思维的角度，向社会作出普遍接受性的发言。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是情、理、法的并重结构，所以说，规制舆论影响刑事审判的任务仍艰巨曲折。
参考文献：
[1]周福兴.新时期“媒介审判”现象的深层机制[J].新闻窗，2009，(2)：18
[2]付松聚.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9.
[3]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A 论数罪并罚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一人所犯的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按照刑法规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数罪并罚制度具有数罪特征、时间特征、原则特征这三个主要特征。实行数罪并罚是罪刑相适应的要求；是有罪必罚、一罪一罚原则的要求；实现刑罚目的的要求。数罪并罚的原则有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并科原则、折衷原则。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司法实践，以及数罪并罚制度的立法完善。
关键词：刑法 数罪 并罚 司法实践 立法完善
一、数罪并罚的含义
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一人所犯的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然后按照刑法规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这一制度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的特征：
（一）数罪特征，即一人犯有数罪。这是适用数罪并罚的前提。因此，正确适用数罪并罚，首先应当注意正确区别一罪与数罪。行为人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故意或过失，实施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具备两个或两个以上犯罪构成的，就是数罪。只有对实施了数罪的人，才能进行并罚。
(二) 时间特征，即数罪必须是在法定期限以内发生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行为人犯有数罪的，实行数罪并罚。具体讲，以下情形应当适用数罪并罚；1、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异种数罪的；2、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或在缓刑、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漏判之罪的；3、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或在缓刑、假释考验期限内又犯新罪的。
（三）原则特征，即对一人所犯的数罪合并处罚，在对各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按照法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对数罪所采取的并罚方法，在刑法颁布之前及颁布之初，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采取“估堆”的方法，即只对各罪分别定罪，并不对数罪分别量刑，只将数罪作为一个整体笼统也量刑。1951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一人犯数罪如何量刑问题的批复》中曾指出：“法院审判一被告犯数罪时应如何判处罪刑的问题……原则是仍应先就各个犯罪分别宣告其所处之刑罚，再宣告其执行之刑罚。”但是，这一《批复》也为“估堆”方法提供了权威性的依据。该《批复》第二项认为：“现在有某些法院的判决，在事实项下虽认定数个犯罪，在主文内只宣告一个刑罚，亦可认为系简略形式，可以允许。”事实证明，数罪并罚中的“估堆”量刑方法既不能保证准确地适用法律，也不能保证办案质量，判决不当难以被发现，即使发现了也不便于纠正，因而是不可取的。在审判实践中，即使数罪中有一罪或数罪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包括死缓），也同样应该对各罪分别量刑，然后按照刑法规定的原则决定执行其中最高的刑罚。1987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数罪中有判决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如何实行数罪并罚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对于数罪中有一罪或者数罪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含死刑缓期2年执行，下同）的案件……如果不分别量刑，就看不出对每一个罪是如何量刑的，既可能影响被告人行使上诉权，也会给上级法院审查原判量刑是否适当造成困难……今后对被告人犯数罪，其中有一罪或者数罪应当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对各罪应当分别量刑，然后决定执行其中最高的刑罚。”
二、数罪并罚的意义
一人犯数罪，古已有之。对于犯数罪的如何处罚，历代法律也多有规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长期没有颁布系统的、法典性的刑事法律，解决数罪并罚问题只能靠一些单行的法规和司法解释。由于立法不明确，诸多问题缺乏法律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实际操作困难重重，随意性很大，不少问题的解决方法既不统一，也不科学。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以后，对数罪并罚的原则和不同情况的数罪具体并罚的方法，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从而为人民法院正确解决数罪的并罚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具体讲，对数罪实行并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要求。量刑的依据是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一人犯一罪与一人犯数罪相比，无论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方面，还是在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方面，都要大得多。因而犯数罪的人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更为严厉的社会谴责。对犯数罪的人实行并罚，体现了从重的精神，即使在数罪中最高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时只执行死刑或无期徒刑，分别定罪量刑也表明了社会对犯数罪谴责的严厉程度大于犯一罪的。
（二）是有罪必罚、一罪一罚原则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指出：“惩罚在罪犯看来应该是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犯了罪而受不到应有的惩罚，或者犯了数罪与犯了一罪在惩罚上没有区别，就不可能遏制犯罪现象的发生，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也就不可能建立。因此，有罪必罚、一罪一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被广泛承认。遵循这一原则，就必须数罪并罚。
（三）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必然要求。犯罪是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否定，刑罚则是对犯罪的否定之否定，通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表达社会正义观念，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对犯一罪的人与对犯数罪的人在处罚上不作区别，既不能实现遏制犯罪的目的，导致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与犯罪人因犯罪所受的惩罚明显失衡，也不能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
三、数罪并罚的原则
数罪并罚原则的种类主要可归纳为如下四种：
（1）并罚原则，亦称相加原则、累加原则或合并原则等，是指将一人所犯数罪分别宣告的各罪刑罚绝对相加、合并执行的合并处罚规则。
（2）吸收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采用重罪吸收轻罪或者重罪刑吸收轻罪刑的合并处罚规则。换言之，它是由一人所犯数罪中法定刑最重的罪吸收其它较轻的罪，或者由最重宣告刑吸收其它较轻的宣告刑，仅以最重罪的宣告刑或者已宣告的最重刑罚作为执行刑罚的合并处罚规则。
（3）限制加重原则，亦称限制并科原则，是指以一人所犯数罪中应当判处或已判处的最重刑罚为基础，再在一定限度之内对其予以加重作为执行刑罚的合并处罚规则。
（4）折衷原则，亦称混合原则，是指对一人所犯数罪的合并处罚不单纯采用并科原则、吸收原则或限制加重原则，而是根据法定的刑罚性质及特点兼采并科原则、吸收原则或限制加重原则，以分别适用于不同刑种和宣告刑结构的合并处罚规则。换言之，它是指以上述一种原则为主、他种原则为辅，将其分别适用于不同刑种或刑罚结构的数罪合并处罚方法。
鉴于上述并罚、吸收、限制加重这三种原则各有得失、难以概全，目前除极少数国家单纯采用某一种原则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采用折衷的原则。
四、我国的司法实践
我国现行刑法采取的是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为补充的原则。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根据这一规定，对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我国刑法采用的数罪并罚原则， 全面兼采各种数罪并罚原则，包括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并科原则，且所采用的各种原则均无普遍适用效力，每一原则仅适用于特定的刑种。其中，限制加重原则居于主导地位，吸收原则和并科原则处于辅助或次要地位。我国数罪并罚原则的这一特点，是由我国刑罚体系的特点和各个刑种的实际适用状况或程度所决定的。
（一）数罪中有一罚被判处死刑或者先期徒刑的，采取吸收原则。
即数罪中有一罪或几个罪被判处死刑的，不论其他罪被判处何种较轻的主刑，只执行死刑，不再执行其他较轻的主刑；数罪中有一罪或几个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也不论其他罪被判处何种较轻的主刑，只执行无期徒刑，不再执行其他较轻的主刑。这是因为，死刑是以剥夺受刑人的生命为内容的刑罚，生命既不存在，其他以剥夺或限制自由为内容的较轻的主刑就失去了继续执行的可能。无期徒刑是以剥夺受刑人的终身自由为内容的刑罚，不能先执行较轻的主刑，如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然后再来执行无期徒刑。就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真正在监狱服刑终身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无期徒刑犯均能通过减刑等途径而获得提前释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在无期徒刑执行以后，再执行数罪中其他罪被判处的无期刑或较轻的主刑。但是，法院在决定对无期徒刑犯是否减刑以及减刑的幅度大小时，罪犯是否被数罪并罚以及被无期徒刑所吸收的主刑情况，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数罪中判处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无期徒刑，能否“升格”决定执行死刑？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肯定说认为，在一人所犯的数罪中判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无期徒刑时，尽管每一种罪独立地看，都不够判处死刑，但判几个无期徒刑本身就说明该罪犯的社会危害性很大，因此，可以将他所犯的数个无期徒刑合并执行一个死刑，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罪刑相适应。折衷说认为，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升格执行死刑。但是，如果一人所犯的两罪中，其中之一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倘若他只犯这一罪，属于可杀可不杀的情况，而事实上他又犯了另一罪，并且分别看来都应当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审判人员便可以根据整个案件的情况，对其中一个挂死刑的罪判处死刑，然后采用吸收原则，决定执行死刑。否定说认为，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虽然只相差一格，但存在死与生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上述主张不适当地扩大了死刑适用的范围，与我国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相违前。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由于各种刑罚的性质不同，执行的方法不同，因此，适用同种数刑并罚时……不能把数个无期徒刑合并后升格为死刑，而只能执行一个无期徒刑。”
（二）数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采取限制加重原则。
所谓“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只能在数罪的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限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其二是酌情决定执行的刑罚受数罪并罚法定最高限度的限制，即管制最高不能超过3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1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20年。所谓“加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数刑中最高刑期的基础上加重处罚，决定执行的刑期不能低于数刑中的最高刑，而必须在数刑中的最高刑期以上；二是数罪并罚决定执行的刑罚，其最高限度可以超过某种刑罚正常的法定最高限度。例如，根据刑法第45条的规定，在犯一罪的情况下，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为15年，而在数罪并罚情况下，其最高期限则为20年。
（三）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采取并科原则，即附加刑仍须执行。
附加刑具体执行的时间，因附加刑的性质不同而不同：被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可以在主刑执行之前或执行过程中执行；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或管制的，与主刑同时执行；主刑为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剥夺政治权利应在有期徒刑或拘役执行完毕以后执行。对于主刑已经执行完毕，在执行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又犯罪的，如果所犯新罪无须判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在新罪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以后，继续执行前罪没有执行完毕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五、数罪并罚的几种情况
根据犯罪人实施数罪或司法机关发现数罪时间的不同，数罪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情况。对于不同情况的数罪，并罚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依照我国刑法第69条、第70条、第71条、第77条和第86条的规定，对不于不同情况的数罪，应分别采取以下方法并罚：
（一）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并均已被发现的并罚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并均已被发现的，这是数罪并罚的基本形式。其基本特征是：（1）一人犯有数罪；（2）所犯数罪是在判决宣告以前实施并且已被发现的；（3）在对各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即我们上节所述的原则，决定犯罪人应执行的刑罚。
（二）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判之罪的并罚
“漏罪”是指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有数罪，在对其他罪作出判决时未被发现的罪。根据刑法第70条的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还没有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刑的犯罪人在判决宣告以前还犯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现的罪（包括同种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与新发现之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已经执行的刑期，应当计算在新判决决定执行的刑期以内。
六、数罪并罚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刑罚的具体运用中，数罪并罚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全面规定这一制度的法典，它为一人犯数罪时的合并处罚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历经十余年的实际施行，立法规定中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并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的实际运用。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除删除1979年刑法中个别多余字句处，数罪并罚制度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完善。
（一）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罪质
并罚的前提条例是一人犯有数罪。在现实中，一人所犯数罪既有同种数罪，也有异种数罪。区别同种数罪与异种数罪的标准是行为人实施的数个独立的犯罪行为的罪质是否相同。相同的为同种数罪，反之是异种数罪。1979年刑法对数罪并罚中判决宣告以前一个所犯数罪的种类未作限制，由此引发出理论界关于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同种数罪应否按照1979年刑法第64条的规定进行并罚的讨论。经过长时期的激烈争论，现已趋于达成一致意见，即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有同种数罪的不必并罚，只作为一罪从重处罚。这是因为：（1）从以往的刑事立法看，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犯贪污罪“屡犯不改者”，“得从重或加重处罚。”同条第2款规定：“因贪污而兼犯他种罪者，合并处罚。”（2）从现行刑事立法看，现行刑法对各种犯罪规定了较为宽广的法定刑幅度，这为对犯同种数罪按一罪从重处罚提供了可能。有的同志提出，对于刑法只规定一个法定刑幅度的同种数罪应当采用并罚，否则便会轻纵罪犯。这种主张难以成立。在实际生活中，一人数次实施一种危害行为，如果合并处理可能构成犯罪，分别处理则可能不构成犯罪的情刑并不鲜见。同时，根据法定刑来反推定罪也违反了先定罪后量刑的刑法原则。（3）从罪刑相当的原则看，刑法规定法最高刑的标准是某一犯罪可能造成的最大的危害社会程度，同时酌情考虑了行为的人身危险性状况。在实际生活中，一人数次犯一罪的严重程度并非绝对大于一人犯一罪的严重程度，更不会超过该罪法定最高刑允许的范围，而且即使超过了，也只是修改法定刑的刑的问题。（4）从司法实践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1984年4月26日作出的《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2项中指出，“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或者多次的”，属于强奸罪中“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无须实行并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5年8月21日《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中更明确指出：“在处理被告人刑满释放后又犯罪的案件时，发现他在前罪判决宣告以前，或者在前罪判处的刑执行期间，犯有其他罪行，未经过处理，并且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追诉的，如果漏罪与新罪分属于不同种的罪，即应对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分别定罪量刑，并依照刑法第64条（1979年刑法）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如果漏罪与新罪属于同一种罪，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必实行数罪并罚。”问题虽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经得到解决，但是，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
（二）不同种类自由刑的并罚
数罪中既有判处有期徒刑的，又有判处拘役或管制的，即不同种类的有期自由刑之间应当如何并罚？对此，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为了解决这一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81年7月27日《关于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又犯新罪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应如何执行的问题的批复》中指出：“由于管制和拘役、有期徒刑不属于同一刑种，执行的方法也不同，如何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执行的刑罚，在刑法中尚无具体规定，因此，仍可按照本院1957年2月16日法研字第3540号复函的意见办理。即：‘在对新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执行完毕后，再执行前罪所没有执行完的管制。’对于管制犯在管制期间因发现判决时没有发现的罪行而被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事应如何执行的问题，也可以按照上述意见。”另外，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4月7日《关于管制期间可否折抵徒刑刑期问题的答函》也指出：“徒刑的刑罚较管制的刑罚为重，徒刑和管制的执行方法也不同，徒刑事是在劳动改造机关监管执行，而管制并不这样执行。因此，管制的刑期不宜折抵徒刑。”由此可见，目前司法实践中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是逐一执行的方法。
（三）几个立法技术问题
（1）数罪并罚中“以上”、“以下”的规定
刑法第99条规定：“本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包括本数。”根据这一规定，在适用限制加重原则决定执行的刑期时，无论是决定以数刑的最高刑还是以数刑的总和刑作为执行的刑期，都是法律允许的。但是，如此决定，明显违背了立法的本意，使得限制加重无异于吸收原则或并科原则。因此，“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的规定不宜包括其本次在内，决定执行的刑期不能与总和刑期或数刑中最高刑期相同。
（2）宣告判决还是生效裁判
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规定，均以宣告判决作为区分并罚方法的基准点。然而，判决宣告以后并不等于所有判决会立即生效。在一审判决宣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当事人可以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可以提出抗诉。在判决宣告以后至裁判发生法律效力之前，被告人再次犯罪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以宣告判决的时间作为基准点，也无法区别性质本来不同的生效裁判与未生效裁判。因此，现行刑法规定的判决“宣告”以前以后不妥，应修改为裁判“确定”以前以后。
（3）数罪的定罪量刑方法
关于数罪的定罪量刑方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曾长期采用“估堆”的方法。对此，最高法院曾通过司法解释予以纠正，明确要求对数罪应分别定罪量刑，然后决定应执行的刑罚，司法实践中也照此执行了，但是，由于无明文规定，因而仍不免给人以一种缺乏法律根据的感觉。
综合上述问题，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关于数罪并罚制度的立法疏漏，大致可以分为下三类情形：一类是司法实践中认识一致，但立法未作明文规定；二数是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需要立法予以明确而未予明确；三类是立法规定明确，但内容欠妥。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3、[日]宫泽浩一著：《刑事政策的功能》，成文堂出版社
4、刁荣华主编：《法律的演进与适用》，汉林出版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法律确认和保护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曾经提出过，但作为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1776年7月4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8月27日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提及了这一原则。资产阶级确立这一法治原则，是对封建阶级特权的否定，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巨大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的法律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它的所谓的法律上的平等，掩盖着实际存在的人们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而社会主义法律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因此我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一基本原则，反映和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使人民群众作为国家的主人的地位，决定了我国人民群众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为人，每个人天生就应该具有同等的生命权利，发展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作为人，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平等的 议论文 高三 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平等的议论文高三1
自从人类建立社会以来，商业就十分繁荣。但是不少企业欺诈消费者，比如三鹿奶粉使用三氯氰胺;还有许多企业通过不法手段打击竞争者，比如美国托拉斯公司通过破坏对方设备来保持垄断。他们都放弃了做人的原则：公平。
企业对消费者及用户的坚守公平是对品牌荣誉信誉的坚守，无论大小。小有参观使用地沟油被曝光后无人登门，大有双汇火腿肠掺瘦肉精三鹿牛奶兑三鹿氰胺而被检查出来而名声扫地。中国法律也针对企业对消费者的公平设立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保障公平，也督促企业坚守公平。不坚守公平会被人唾弃，同样，坚守公平也会受到别人的赞扬。比如企业谭木匠，因在木梳上印上易折断易虫蛀而倍受赞扬，因为其对消费者真诚，不欺骗隐瞒，坚守了对用户的公平，坚守了自己的荣誉信誉，自然得到了别人的赞扬。坚守消费者的企业自然会成功，赢得品牌声誉，而欺诈消费者则会被唾弃。可见，坚守对消费者及用户的公平就是对品牌荣誉信誉的坚守。
企业对竞争对手的坚守公平是对正直原则的坚守。不如19世纪美国托拉斯司，因为破坏竞争对手设备进行垄断，从而臭名远扬，以至于美国法律针对此等现象的法律便是《反托拉斯法》。现在社会的各大公司：苹果诺基亚阿里巴巴，每年都有几亿都放在律师诉讼上，他们披着合法的外衣给对手的产品挑错挑刺，以此打击对手，却留下了不好的名声。前一段360与qq竞争，为取得胜利不惜攻击对手软件，污蔑对方有安全漏洞，甚至规定两家的杀毒软件只能安装其一。这些举措虽然可能并没有违法，可是破坏了一个企业原则的底线。但也有企业比如正泰公司主动向对手和社会亮出公司的缺点，取得了竞争对手的尊敬，成为了坚守公平竞争的一段美谈。社会中缺少的是正直和原则，多余的是功利。坚守正直就是坚守原则，坚守原则就是坚守公平。
从古至今，企业坚守公平永远是重中之重。《圣经》《古兰经》均指出商家必须坚守公平与正义。现代企业坚守公平更是构成社会繁荣的基石。企业坚守信誉，将得到消费者的尊重。坚守原则，将收获正直与竞争者的尊重。坚守公平，穿过风雨，赢得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构造一个美好未来。
平等的议论文高三2
在阅读完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之后，我内心对三位主人公充满了敬畏，上帝是平等的。上帝给了他们惊才绝艳的才华，却让他们有相应的遗憾甚至痛苦。而全书所记载的三个人物，无一不是各自领域的高手，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有在每个清冷夜晚的萧瑟孤独，寂寞啃噬着他们的心，他们却只有迎着月光将一切咽回肚里。最后无疾而终。
第一个人物是贝多芬，在世人眼里，他是清冷孤傲的钢琴家，我们往往关注他那一首首才华横溢的乐曲，却忘了走进他的内心。没有人在意他疾病缠身时的痛苦，亦没有人在意被心爱之人拒绝后的悲伤与愤怒，更没有人去感同身受他那饱受摧残之下坚强的心。那每一次跳动，就像燃烧着生命的火焰，坚守着他对音乐的忠诚，至死不渝。事实证明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他可以肆意无视王公贵族，但当殖民国家无情地挥入，殖民风的席卷，贝多芬不得不黯然退场。或许，只有扼住命运的喉咙，贝多芬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
而第二位米开朗琪罗，同样闻名中外的艺术家。哦，不，是同样闻名中外的米开朗琪罗·博纳罗蒂。因为他不会希望我们将他当艺术家看待的，他为了世家贵族的荣耀宁可牺牲一切。在持续不断的兴奋中工作，即便痛苦也不曾阻止他，直到安老的前一天他还在工作室里，也许正是这种病态的需要使他可以完成他人所不能的，但他也有遗憾，他一辈子活在恨与痛苦之中，他没有妻子儿女，就这样他在那悲苦看到一生的枉费后，发出了最后的呼吸，却仍是“痛苦的颂赞”……
最后一位，托尔斯泰，一个具有博爱精神的英雄，曾有那么一瞬几乎所有的人都喜爱着他。他有着优良的家世，这一切看似完美。但丑陋的容貌，让他一生都在自我折磨。他很早就拥有了财富、荣誉与地位，但他却像一个疯狂的信徒一样，不断地解剖自己，不断地忏悔。他的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不能理解、安慰、帮助他。最后他不得不在冰冷的冬夜离家出走，像一个乞丐那样死在公路旁。
就这样，三个风格迥异却又有着惊人类似之处的人物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所以我们不要轻视了自己眼前的幸福，就这样，稳稳的、平凡的、一直走下去……
平等的议论文高三3
历史记载着:16世纪开始的“黑三角贸易”就是奴隶贸易，欧洲的奴隶贩子把非洲黑人贩卖给美洲。自此，美洲的黑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歧视。
歧视即不平等，不平等则无自由。从那以后，美州的公交车上黑人白人分开坐，有些商店和饭店禁止黑人购物，黑人无选举权……各种各样的歧视充斥着美国的大街小巷。后来，林肯颁布了《黑人宣言》，对于黑人的不平等仅仅才是从理论上解除了。1963年，一位伟大的黑人――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演讲了《Ihaveadream》。这对美国黑人消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历史也是追求自由的。
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个人与他人、与社会所能达到的某种关系。当美州的黑人可以在公交车上和白人坐在一起相互打招呼时、他们是自由的;当美州的黑人可以和白人在同一所学校享受同样的 教育 时，他们是自由的;当美洲的黑人可以和白人一样享有选举权时，他们是自由的……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黑人能被这个社会平等对待。可即使是现在，时间已来到21世纪，黑人所受的歧视还没有完全消除。不过，我和马丁·路德金一样相信，总有一天，自由之声会在美洲的每一寸土地上响起。
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自由、需要自由。只有自由，我们才能体会到我们的人生价值。自由是相对 规章制度 而言的，而我们只有在获得平等的权利的情况下，才有专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规章制度。如果我们不计后果地打破了这种限制，那不是自由，那是放纵。一旦我们不是平等的，我们就会过着别人指定的生活，我们无法实现自我的价值，更谈不上自由。因为不平等的规章是没有自由可以相对而言的。
我们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也是不平等的。所以我们的先祖也都是不自由的。古代的帝王生来就是九五、雍容华贵;生在百官家里是荣华富贵、衣食无忧;生在百姓家里是饱受欺凌压迫、苦不堪言。古代的人读书是为了光宗耀祖、科举成名，和我们现在有本质区别，这就是平等与不平等、自由与不自由的区别吧。所以说，平等与自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自由与平等是统一的。自由和平等的统一性表现在:自由增加、平等也会增加，自由减少，平等也会减少;或者平等增加，自由也增加，平等减少，自由也会减少。
平等的议论文高三4
每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梦想。梦想着在遥远的天边，等待我们去采撷。然而，当我们在寻梦的路上往往被阻拦在路上。等到挥别了童年时代，才恍然大悟。
阻拦我们的，正是平时被誉为“辛勤的园丁”、“伟大的蚕”、“默默的红烛”、“无私的奉献者”的老师。这样的说法不是无事扯淡，而是我在离别母校之前，发自肺腑的声音!不信请看。
第一幕：“笨蛋!又不及格!”老师在怒吼，大地仿佛都在颤抖;我们听得心惊肉跳，不禁有了后悔来上学的想法。听，“我告诉你，等我当上了教授，你就能及格。”我听了这样的话，心好酸，差生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老师怎么能因为他们成绩不好而责备呢?接下来的话令我仿佛在寒天中又吃了一块冰：“因为我当不了教授，所以也教不好你!”我好难过，教书是老师的天职啊，学生成绩不好，应该怪老师的 教学 方法 不好，是老师的失职，怎么能硬生生往学生头上扣“笨蛋”的帽子呢?再说了，他们这些学习比较吃力的同学已经很努力了，应该给予鼓励才对，老师却还在骂他们。
第二幕：“过来，过来!”老师又在指挥我们排练六一 儿童 节那天的演出了。说实在的，我真是讨厌死了这“文艺汇演”，演员演得也不好，让我们在太阳底下坐一上午，老师却在阴凉地歇着，这是 儿童节 还是 教师节 啊?!有演出的时间，我还不如多学点知识呢，再加上排练的时间，看99本书都绰绰有余。
第三幕：“说!为什么要违反学校规定?”老师又在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人了，那个本来有理的同学被骂得哭起来，只因为犯了错的学生是老师最宠爱的人。我不禁为那个“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同学抱不平。在开学典礼上，老师们一起“发誓”要待人平等，实质上呢?我想老师心中那杆“秤”也许是“黑秤”吧。
许多许多的不满，我一时间想起好多好多。正是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扼杀着我们的想像力、情商和智商，同时在幼小心灵中，对幼年这可怕的印象也是不可磨灭的。
都说老师无私奉献，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在“奉献”的背后是那份丰厚的薪水呢?有没有想过在那张堂堂正正的脸后面是那待人不平等的心?
面对“平等”这个词，我心里好酸楚……
平等的议论文高三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语出于《论语·颜渊篇》，是孔子经典妙句之一，亦是儒家 文化 精华之处。对于这一句话，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中似乎体现不怎出来，做到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很难。这里有一则列夫·托尔斯泰置于普通人地位接受“茶钱”的趣事。
一次，列夫·托尔斯泰在长途跋涉中，到一个小火车站的三等车厢的候车室歇息，忽然听见有人招呼他：“老头儿!老头儿!”一位太太在车上探身车窗外喊他，“快去女洗手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我忘在那儿了……”列夫·托尔斯泰急忙赶到那里，幸好，手提包还在。“多谢你了!”那太太说，“给，这是给你的赏钱。”于是递给他一枚五个戈比的大铜钱。列夫·托尔斯泰不慌不忙地装进了口袋。“您知道您把钱给谁了吗?”一位同行的旅客问这位太太。他认出了这个风尘仆仆的赶路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太太一听惊叫道：“天啊!我干的什么呀!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请把那枚铜钱还给我吧!把它给您，真不好意思。”“您不用感到不安。”列夫·托尔斯泰回答说，“您没有做错什么，这五个戈比是我挣来的，所以我收下了。”火车开动了，列夫·托尔斯泰微笑着，目送着渐行渐远的火车把那位不安的太太带走了。
善哉，托翁!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只有“老爷”才有资格把“赏钱”给下人，反之，就是大逆不道，对“老爷”就是莫大的侮辱。难怪这位太太要叫苦不迭，惶恐不安。而身为贵族，大文豪、大名人的托翁，却以普通人的身份自然地接受人家付给的一份酬劳(尽管他决不缺这五个戈比)，没有半点矫情，没有一丝造作。在这里，托翁舍去的是外在的光环，显露的是一个率真朴实的可爱的“老头儿”本色。我想，在托翁的潜意识里，一个人，为他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或者是收取他人付给的一份酬劳，天经地义，与名望，地位、钱财无关。
列夫·托尔斯泰不假思索地做出这样一种可爱的举动，潜藏于后的其实是一种最可贵也最为难得的平等心态!有了这样一种心态，身处高位才不会时时摆出一副施舍者的骄人姿态;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地位卑微也决无一丝乞讨者的可怜面目。然而，这种平等心态，说是平等而实非平常，它是人生修养所达到的一种心静神安的大境界，是深邃的大海，容得下飓风狂澜的博大胸怀和淡薄名利的高尚情操。
“不平等”的人，干平等的事，必须拥有一颗平等之心。我们不是提倡尊严吗?其实，尊严的内核就是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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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平等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刑法学界关于平等是否为刑法基本原则的争论一直存在。
刑法第四条就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关于平等在刑法中处于什么位置一直备受争议。关于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平等是否能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要正确定平等在刑法中的位置，我们必须澄清三个问题：一是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二是平等是否能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三是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关于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之争议
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一种观点认为，平等是一项法律原则。如有学者认为，人们在探讨人权体系或人权的分类时，平等一向被认为是总则性 (基准性 )人权，是与人格尊严、追求幸福等同样适用于人权各范畴的一般性原则；平等有其他权利所没有的“比较性”特质；平等的性质具有依附性，在没有其他权利作为对象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独立地主张平等权，历史上虽然有“平等权”的称谓，但这是人权相关理论的发展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误用或误解。[1]第二种观点认为：平等是一种权利。如有学者认为，1982年宪法恢复了平等权的规定，使法律平等成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2]第三种观点认为：平等既是法律原则也是法律权利。如有学者认为，现代各国宪法普遍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认平等权之基本权利的性质。[3]
（一）法律原则与法律权利
关于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的争议首先涉及何为法律原则、何为法律权利的问题。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法律原则是指法律基础性的真理或原理，它为其他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4]我国有学者认为，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或准则”[5]；法律原则是寓存于法律之中，最初的、根本的规则，是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根源的综合性的、指导性的价值准则，是法律诉讼、法律程序和法律裁决的确认规范。[6]这些关于法律原则的定义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得出它们如下的共性：法律原则是基础性、根本性的规则；法律原则是决定法律行为、诉讼、决定、程序的规范。这说明法律原则是高于一般法律规则的规则，它为一般法律规则提供共有的原理性基础。一般法律规则的内容是赋予法律关系主体权利或义务，而法律原则是这些权利、义务的理性基础。
何谓“法律权利”？法律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以至国家本身）具有自己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或要求他人这样行为或不这样行为的能力或资格。[7]法律权利来自何处？从形式的角度看，法律权利来自于法律规则，正是法律以规则的形式规定了法律关系主体有行为或不行为、或要求他人行为或不行为的资格。
从法律原则与法律权利的定义和特点，我们可以看出，权利来源于法律规则，而法律原则是一般法律规则的基础；法律原则作为规则的基础，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均具有约束力，而权利则是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之间的资格或能力关系，权利主体受义务主体的尊重，也就是说，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是相对的，有权利就必然有权利主体，也有义务主体（义务主体主要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特定的情况下才是国家）。
（二）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
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权利？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平等在法律条文中的表述方式得出这一答案。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从宪法条文的规定看，它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即要求国家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是要求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平等适用，其针对的也是国家；民事诉讼法规定，对当事人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是要求国家在适用民事法律时平等待人。众所周知，国家并不是一般义务主体，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家才可以成为义务主体，如在购销合同中，国家作为收购方、公民为作产品的出售方，两者在购销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互为权利义务主体。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如果说这里的平等是公民的一项权利，那么与其相伴的公民的义务是什么？如果平等适用法律是国家的一项义务，那么国家由此享受到的权利又是什么？所以，平等在这些规定中并不是作为一般行为规则作出的规定，它也没有规定法律关系主体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它只是为同一法典中的其他法律规则的适用提供一个理性的基础。所以，我们认为，从这个层面看，平等显然不是权利，而是法律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法律原则。
实际上，承认平等是法律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法律关系主体获得平等保护。因为，作为一项原则，平等对立法、执法和司法具有全面的约束力，平等是对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的共同要求。正因为如此，立法、执法和司法才有平等可言。如果平等是一项权利，那么权利主体将倚重于义务主体对于自已的尊重，而不可以对立法者提出平等的要求（即使可要求执法、司法机关保障其平等权利）。
而且，从词性上看，平等也不可能成为一项权利，因为平等是一个形容词，它表达的是事物的一种属性。例如，我们可以说，人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里平等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属性。如果说平等是一项权利，那么我们所说的“权利平等”如何理解？
二、平等能否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关于平等能否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争议
法律平等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或宪法的基本原则在法学界争议不大。但在刑法修订以前，甚至在刑法修订的过程中，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平等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理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原则，宪法是母法，刑法是子法，宪法规定的原则，当然对刑法起指导作用，因而没有必要在刑法中重复规定这一原则。[8]刑法修订后，虽然刑法将平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仍有学者对此持否定性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首先，从确立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来看，刑法的基本原则，普遍认为是指刑法所特有的、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始终的根本准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原则，而不是其他法（包括宪法）所共有的。用这个条件去衡量，就会发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不是刑法所特有的一项原则，它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法制原则的内容。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法律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法律讲究平等与公正，如果法律失去了平等与公正，法律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和价值。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与公正，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民主政治对每一种法律提出的客观要求，不仅仅是对刑法提出的要求。既然讲究适用法律的平等性是法律本身的应有之义，那么，作为部门法的刑法自然也应当具备，但应当具备并不等于要将其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9]
当然，刑法的修订改变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理由是：1、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这并不排除在部门法中把这一原则具体化，关键在于是否在该部门法中需要加以规定。事实上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中都规定了这一原则，因为这些重要的部门法有此需要。刑法直接涉及到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岂不是更有必要在其中规定这一原则吗？2、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人们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所以我们虽然强调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人人平等，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还不能真正做到。因此，在刑法中明文规定这一原则，有利于避免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超越法律的特权问题。[10]
（二）平等为刑法基本原则之分析
存在不一定合理。虽然现在学界基本上承认了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但均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刑法对平等作出了规定就承认平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合理性，也不能纯粹基于现实的需要而证明平等是刑法的基本原则。要证明平等是否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关键还在于它是否符合成立刑法基本原则的要求。
什么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修订以前，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所特有的、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指导意义和约束力的准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必须符合两个标准：一是，它必须是刑法所特有的，而不是和其他部门法所共有的；二是，它必须贯穿于全部刑法，而不是局部性的。[11]但1997年刑法修订后，由于刑法第四条对平等作了明确规定，且该规定是界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所以，刑法学界为适应这一变化，大多数学者对刑法基本原则的定义作了修改。从现在的主流观点看，刑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全部刑法规范、具有指导和制约全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意义的准则。也就是说，“刑法所特有”不再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必备要素。无疑，这是刑事立法引导刑法理论变革的结果，因为如果现在仍然认为刑法基本原则是刑法所特有的原则，那么平等就不可能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平等本就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那么作为某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是否必须为该部门法所特有？我们来了解其他部门法的学者们对各自部门法基本原则的定义。从宪法学的观点看，一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人们在制定和实施宪法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准则，是贯穿立宪和行宪的基本精神。[12]在行政法领域中，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一般是指，贯穿于全部行政法规范，体现民主宪政精神，规范行政关系的全部行政法规范都必须遵循和贯彻的核心准则和纲领。[13]在诉讼法领域中，一般认为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或者诉讼的主要阶段起指导作用，为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诉讼参与人所共同遵守的活动准则；[14]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具有根本性、在效力上具有贯彻始终性[15]。在这些关于各部门法的基本原则的阐述中论者均没有强调基本原则是某一法律部门所特有这一性质，只是均强调了该原则对于各自部门法的根本性或最基本的特性。
而且，其他部门法还存在与刑法相同或类似的基本原则（暂且不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例如，行政法中的处罚法定原则不就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相类似吗？行政法学界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否认其基本原则的地位？
由此看来，将刑法的基本原则限制为刑法所特有并不科学。既然刑法基本原则不一定为刑法所特有，那么平等就不会因为已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就被否定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可能性。
不过，笔者虽然主张刑法的基本原则非刑法所特有，但这并不否认刑法基本原则在内容上有着刑法领域的某些特性。例如，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学界均认为平等原则是各领域的基本原则，但在内容上与刑法领域的平等原则却有明显的差异。刑事诉讼法学界认为，平等原则的基本内容有两方面：一是，控、辩平等；二是，控、辩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对抗；[16]民事诉讼法学界也认为，平等原则的完整内容是民事诉讼当事人具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平等地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17]这说明，在诉讼法领域，平等原则关注的是诉讼权利（即程序性权利）的平等；但刑法平等原则关注的则是刑事实体权利的平等问题。所以，平等原则虽然可以成为不同部门法的基本原则，但其内容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这正好说明了平等原则在不同部门法中分别具有各自的特性。另外，我们还可以佐以俄罗斯刑法学者的观点加以论证。在俄罗斯，刑法学界关于平等是否应当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也存在争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刑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即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来源于宪法，但又不是宪法规范的简单重复。它表现为，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规定了同样的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同样的免除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根据、同样的消灭前科法律后果的条件。这是刑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特殊性之所在，也是它存在的价值。因为宪法上的这一原则除了直接作用于社会关系外，还必须借助于部门法的特殊性间接作用社会关系，从而全面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18]
另外，值得探讨的是，作为法律价值的平等能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吗？其实，以平等为法律价值为由否认平等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时，也就否认了平等作为法律（包括宪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因为平等是一切法律的价值追求。但学界对于平等作为法律的基本原则从来不存疑义。即使从刑法本身出发，我们也较容易否定这种观点。因为，自由是法律（包括刑法）的基本价值，这是得到学界一致认同的；自由是不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答案是肯定的，只是称谓上不是称之为自由原则，而是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为了自由而存在的）。所以，笔者以为，不能因为平等是法律价值而否定其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那么，平等是不是贯穿于全部刑法规范的根本性准则？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刑法平等包括立法平等、司法平等和守法平等，从司法的角度看包括定罪平等、量刑平等和行刑平等。
当然，现实需要并不是平等是否能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理由，它只能说明是否有必要将平等以条文的形式表述在刑法中。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之所以重申这一原则，是因为在实践中确有极少数人存在着特权思想，喜欢搞特殊化，甚至目无国法，滥用职权，或者徇私舞弊，包庇、纵容犯罪分子，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19]刑法对平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有助于司法实务中减少与消除在适用刑法方面的特权现象。[20]
三、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关系
有部分学者对刑法明文规定的三个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讨。一般认为，三个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基本原则体系中处于同等重要位置或者轻重程度基本相当，但是有学者认为如果从三个刑法基本原则各自的内涵和作用来看，它们的相互关系应当是：罪刑平等原则（即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其它两个基本原则是该基本原则在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和实现的保障。[21]也有人认为，从立法角度而言，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前提和保障。没有立法上的准确、明朗和公正，就很难做到执法上的合理、科学和公平。[22]这种争议在俄罗斯刑法学界也存在，但通说认为，在刑法原则体系中，“法制原则和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居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其他刑法原则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是它们的变异和具体化。”[23]在法制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关系上，俄罗斯学者一般又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更具基础地位。
那么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笔者在下文中试图分别加以论述。
（一）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正确处理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关系的前提是正确把握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罪刑法定的价值内涵是什么？看看下列论述或许会有明确的结论：“罪刑法定主义不仅是一定的法律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价值内容……罪刑法定主义是以限制刑罚权，防止司法擅断，保障个人自由为价值内涵的，舍此价值内涵就根本谈不上罪刑法定主义。”[24]“罪刑法定主义乃系以限制国家刑罚之行使为主要目的，而以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目标。”[25]“在罪刑法定主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确定的当初，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刑罚擅断主义的刑罚制度，明确个人自由。”[26]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是自由。由此，笔者认为，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即平等与自由的关系。
1、关于自由
什么是自由？亚布拉罕?林肯曾说：“世界上从不曾有过对自由一词的精当定义。”[27]其实，至今还没有人科学、精确地定义“自由”。从“自由”定义的表述上看，一般认为，自由与强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众多学者均是基于“强制”给自由下一个相对的定义。例如，孟德斯鸠说：“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28]哈耶克也认为，自由的定义 “取决于强制概念的含义，而且只有在对强制亦做出同样严格的定义以后，我们才能对自由做出精确界定。”[29]据此，哈耶克将“自由界定为强制的不存在”[30]。
2、关于平等与自由
自启蒙时期以来，平等与自由就成了正义的核心内容。从关系上看，一般认为平等与自由既有相互联系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正如乔?萨托利所言：“平等不仅可以贯彻自由，而且可能毁灭自由。”[31]因为，自由是没有强制，是个性的张扬，而平等则强调一致性，它对于个体间的差异漠不关心，从这个层面看自由与平等是背道而驰的。从实现中看，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日益突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雅克?巴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冲突达到空前的程度。自由要求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平等要求政府管得越多越好。”[32]但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类追求的价值，并非处于完全的矛盾之中。“如果没有自由，人们甚至无法提出平等的要求。”“使要求平等者得到平等，这不是个平等问题，而是自由问题，因为这涉及到要求平等地摆脱外在压制问题。”[33]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自由”与“平等”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要求而成为其革命口号的原因所在。因为当时自由主要是与专制构成一对矛盾，而平等也首先是具有政治的涵义——摧毁封建贵族的等级制，求得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决策权。托克维尔更是宣称：“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会使自由和平等汇合并结成为一体”，因为“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34]
在自由与平等这对复杂的关系中，何者是更为基本的价值？从思想家的立场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伏尔泰与孟德斯鸠更重视人的自由权利，而卢梭更重视人的平等权利。美国学者萨皮罗（J?Salwyn schapiro）似乎认为，自由高于平等，因为他曾就自由主义与平等原则的关系作了概括：“平等是自由主义的另一条原则。自由主义宣布所有人一律平等。”[35]在此，萨皮罗将平等当作了自由的一条原则，即说明平等是自由的一个方面。而自由主义大师霍布豪斯则主张平等更为基本，他曾针对失去了平等的“自由”这样说：“自由而无平等，名义上好听，结果却悲惨可怜。”他还以平等主体间契约订立的自由为例，证明了平等对于自由的重要性，他说：“就契约而言，真正的自由要求缔约方之间大体上平等。如果一方处于优越地位，他就能够强制规定条件。如果另一方处于软弱地位，他就只好接受不利的条件。”[36]
笔者认为，平等与自由虽然都是正义的核心内容，且均为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但两者在重要性上并不处于同一层次，两者中平等是较自由更为基本的价值。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原始社会中，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在这种原始的平等中，人人享有几乎一致的自由。当等级出现后，人类原始平等逐渐消失，居于等级上层者享有下层社会无法享受的自由，越是等级突出的社会中，这种自由的差异越是大。可以说，正是失去了原有的平等，下层社会才失去了原有的自由。下层社会为了争取与上层社会享有的自由，才要求与其处于平等的地位，因为他们明白：平等是自由的前提。人类斗争历史说明，不平等是某些等级无法享有其他等级同等自由的根源所在，要获得同等的自由首先就必须取得平等的地位。平等在社会规则中的基本地位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表现得相当突出。
3、关于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既然平等优于自由而存在，平等原则在刑法中的地位就应当优于罪刑法定原则而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
我们也可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出发分析它与刑法平等原则的关系。一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罪之法定：即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罪名、各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均由刑法作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刑之法定：即有哪些刑种、各刑种如何适用、各罪的法定刑是什么均由刑法作出明确的规定。实际上，无论是罪之法定也好、刑之法定也罢，其针对的对象是所有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这恰恰也是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刑法平等原则的要求是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中同种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差别对待，所以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并不因行为人之间无关紧要的差异而不当地区别对待。
如果说，行为人在刑法上是不平等的，那么，罪刑法定保证的自由价值就无法实现，罪刑法定充其量只是部分人间的罪刑法定。
既然平等原则在刑法价值上较罪刑法定原则更为基本，在刑法条文的表述中，它就应当处于较罪刑法定原则更突出的位置。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现行刑法中的第三条与第四条的内容对调，将刑法平等原则置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前。这就正确体现了平等与自由的价值关系，也能消除现行刑法条文顺序导致的理解上的分歧。
（二）刑法平等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
1、关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价值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者之间保持内在的、对应的均衡关系，罪重的刑事责任就重，所承担的刑罚相应也要重；罪轻的刑事责任就轻，所承担的刑罚相应也就轻。具体表现为：有罪当罚，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一罪一罚，数罪并罚；同罪同罚，罪罚相当。[37]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源头看，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人类具有一种天生的追求对等性（Recigocity）的本能，而这恰恰是公正的最原始最朴素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公正的对等性首先表现为‘等价交换原则’，即某人以某种方式对待他人，所以他人也以这种方式对他，或者某人以某种东西与他人交换与之对值的东西。”[38]这种对等性的要求在原始社会各领域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同样，当一个人受到侵犯时，受侵犯者有权以同样的方式侵犯侵犯人，这也就是原始社会盛行同态复仇、同态报复的原因所在。
即使在开化的社会中，这种同态复仇也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完全归于历史*；而在惩罚犯罪方面，作为一种观念，对等与等价更是从来就不曾从人类的观念中消失。至启蒙时期，一些思想家基于报应的观念，对刑罚力度问题进行了探讨，例如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是对犯罪的一种回报，刑罚的质和量应当以犯罪为转移，即刑罚的质和量不应当小于也不应大于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刑罚应当以犯罪为尺度。不过，康德和黑格尔之间在如何回报上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康德是等量报应论者，他注重的是刑罚与犯罪之间外在形态上的同一。他认为，任何一个人对他人所作的恶行，可以看作他对自己的恶行。康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报应，实际上是原始同态复仇观念在刑法上的反映。黑格尔则主张等价报应，即他注重的是刑罚与犯罪之间内在价值上的同一性。应当说，黑格尔的观点较康德的观点更为“文明”，但其本质仍然是主张刑罚与犯罪上的对等或等价。
随着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罪刑对等原则亦受其影响，刑罚与已然之罪的对等成了刑罚与未然之罪的相适应。功利主义亦有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之别，前者以贝卡利亚、边沁等人为代表，注重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后者则以龙勃罗梭、菲利等人为代表，注重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
不过，在折中主义盛行的今天，刑罚目的仍然是以报应主义为基础、功利主义为补充，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的等价之基础仍然是刑罚与已然之罪的等价。所以，笔者认为，罪刑均衡或罪责刑相适应的价值在于等价或对等。
2、刑法平等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
既然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价值在于等价，那么，刑法平等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平等与等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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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 马乾龙 ]——(2010-2-21) / 已阅268次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之重构
马乾龙
引言：
作为继环境污染、毒品泛滥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的未成年人犯罪引发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康树华：《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日趋严竣并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从1998年—2003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平均年龄下降了2岁，2005年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的74%，而其中14—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 刑事法前沿，第313页。]因此有效预防与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前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纵观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点稍作调整而设置的，必然使得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过分强调刑罚的作用，只看到刑罚的惩罚性与严厉性而忽视了未成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而具有的特殊性，片面追求刑罚的功能，以求尽快实现刑罚预防的目的，却殊不知这种适用于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实质是从更深层面剥夺了其合法权益，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与预防作用，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权的挑衅。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现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进行重构，强调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配置的节俭性，以使其在更大程度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实现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的双丰收。
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顺应世界潮流，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是我国当前唯一的选择。但我们所谓的轻缓化并不是一味的强调“轻罚”，而是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人类理性在刑事领域的产物，是社会法制文明程度的体现，它强调刑罚的谦抑性和人道性，其具体内容体现在宽和严两个方面，所谓“宽”是指宽大、宽容、宽缓，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轻微的罪行，我们应该处以较轻的刑罚；对于某些该重判的犯罪，如果具有某些法定和酌定的减轻从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以宽缓态度对待。所谓“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罚，有罪必罚。强调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充分贯彻罪刑法定、罪责刑相均衡以及适用法律人人平等三大基本原则，坚持“宽”的总体趋势，对某些规定从严；针对不同的犯罪事实，区别对待，该宽就宽，该严就严，以宽为主，宽严适中。
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针对其生理、心理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与控制自我的能力较弱，必然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较为轻缓化的刑罚，尤其强调对于非刑罚处置措施的运用，以有效的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概述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的不断严竣，它已为国际社会普遍重视。由于未成年人自身有着独特的身心特点，原本以成年人为基点构建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必然存在较大流弊。因此构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罚制度成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手段，也是当前刑事立法与司法面临的一大法律难题。但首先需要明确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因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概而言之就是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设置的适合主体特殊性的刑罚制度，因此此概念的界定是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重构的前提基础。
一、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内涵
（一）未成年犯罪的概念
何为未成年人犯罪？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而作出了不同的定义。英美法系国家首先创制了现代少年法制，[ 朱胜群：《少年事件处理法新论》，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页。]它们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应受刑罚处罚和有罪倾向的行为，既包括未成年人实施的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又包括有犯罪倾向但未触犯刑事法律、只是违反少年法且与未成年人身份密切相关的违法行为，即“身份犯罪”。如英国《青少年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所称的青少年是指那些违法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美国《青少年犯教养法》第四十章也规定：“本章所称‘少年’是指未满18周岁的人”[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美国《世界大百科全书》对少年犯罪解释为“一般地说，所谓少年罪错，它包括诸如盗窃汽车和盗窃财物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如果是成年人实施的，则被认为是犯罪。也包括诸如宵禁后呆在外边或酗酒这样一些行为，但这些行为对男女少年来说是非法行为。少年罪错也包括少年反对社会规范，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谢彤：《未成年人的犯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英美法系之所以如此定义少年犯，根源在于他们对少年犯着眼于预防，而非惩罚，淡化对其的制裁而更为强调矫治与教育。以德、俄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只包含未成年人实施的违反刑事法律、严重危害社会从而应受惩罚的行为，排除了英法法系国家主张的违反少年法的“身份犯罪”。如：原联邦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条规定“少年的违法行为看做是犯罪还是过错以及时效问题，皆依照一般刑法规定处理。”[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也就是说何为未成年人犯罪严格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处理，而不考虑“身份犯罪”。《俄罗斯刑法典》第87条第2款也规定“对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可以判处刑罚，或者对他们适用教育感化性强制措施。”[ 张忠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德、俄都规定为14周岁，即在这两个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
我国港澳台地区由于历史传统以及现行的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在各自刑法上也有不同界定。依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规定看，未成年人犯罪是指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人实施的处罚刑事法律的行为。我国香港的法律制度由于深受英国的影响，其规定7岁以上14岁以下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具体而言，此年龄阶段的未成人如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而有意实施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即为犯罪。也就是说香港刑法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7周岁未满14周岁的儿童实施的触犯刑律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赵秉志主编：《香港刑法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根据《澳门刑法典》18条关于“未满16岁的人，不可归责”可以看出澳门地区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犯罪行为。
我国内地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刑法上未有明确规定，只是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16周岁以上三等份。其中“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负刑事责任的起点年龄为14周岁。综合我国宪法关于“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的规定，可以得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违法刑事法律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依法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具体而言，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即包括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又包括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所有刑法予以禁止的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定义
刑罚作为刑法理论的奠基石，与犯罪共同构成刑法的基本范畴，也是刑法之所以较其他法律制裁更为严厉的根本所在。犯罪论只是规定哪些行为为刑法所禁止，哪些行为可能如罪。但如何惩罚与防治犯罪行为，归根结底在于刑罚的威慑力，即通过制刑、求刑、量刑、行刑四个过程，打击犯罪，从而实现刑罚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目的。其中，制刑是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设置刑种的静态立法过程；求刑是指在对被告人做出有罪认定之后，公诉机关综合案情提出对罪犯的具体的、较为确定的量刑意见；量刑是指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在认定犯罪的基础上，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的确定与裁量；行刑，又称刑罚执行，是指依法将生效的刑事裁判对犯罪分子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这四个阶段由于所处的时间段不同，其作用必然存在区别，相互独立而存在，但四者在司法的具体适用时又相互衔接，缺一不可。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具体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是指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的种类、刑罚裁量、刑罚执行的制度。结合上文关于我国内地将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处罚刑律的行为定义为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可以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界定为对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处罚刑律的行为予以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刑罚措施和非刑罚措施。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渊源与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并非随着刑事法律的出现而产生，只是当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重才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心理学界以及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因此而产生、发展，并根据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变化不断丰富。
联合国自194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全球少年儿童的保护工作，尤其是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少年儿童权益保护公约，尤其是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确认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护儿童权利的一项国际性指导原则。此后又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等规则，为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的进一步规范奠定了基础。
联合国少年司法准则中关于少年犯的处置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强调“在考虑少年的案件时，应把其福祉看作为主导因素”（《北京规则》17.1d），以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1）强调尽量少用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北京规则》19.1），从数量上和时间上对监禁作出限制，很好的体现了第六届联合国大会第4号决议关于“除非在别无任何其他适当办法时，不得把少年罪犯投入监狱”的基本原则。“除非判决少年犯有涉及对他人行使暴力的严重行为，或屡犯其他严重罪行，并且不能对其采取其他合适的对策，否则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北京规则》17.1C）。（2）禁止酷刑：“少年犯任何罪行不得判以死刑”（《北京规则》17.2）。“不得对少年施行体罚”（《北京规则》17.3）。“只有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能对少年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并应尽可能把限制保持在最低限度”（《北京规则》17.1B）。“任何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18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儿童权利公约》37A.B）。（3）强调非刑罚处罚。“不应使少年部分或完全地离开父母的监管，除非其案情有必要这样做”（《北京规则》18.2），依靠和求助于社区有效执行监外教养办法，逐渐完善以社区为基础的改造。“应发动志愿人员、自愿组织、当地机构以及其他社区资源在社区范围内并且尽可能在家庭内为改造少年犯做出有效的贡献。”（《北京规则》25.2）。《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明确了国际社会关于矫治未成年犯罪人最为基本的处遇原则和限制规定，指出应更多的适用非监禁刑、个别化处遇。（4）保障儿童诉讼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 （《北京规则》20.1）。“应做出努力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少年提供诸如住宿、教育或职业培训，就业或其他任何有帮助的实际援助，以便有利推动改造的过程”（《北京规则》24.1）。“所有被剥夺自由的儿童均有权迅速获得法律及其他适当援助，并有权向法院或其他独立公正的主管当局就其被剥夺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有权迅速就任何此类行动得到裁定”（《儿童权利公约》37D）。(5)保障儿童隐私。“其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儿童权利公约》40.2A）。
在联合国的大力协调与指导下，国际社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逐步趋向轻缓化，摈弃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一贯强调刑罚、惩罚的处置办法，更注重未成年犯罪人主体的特殊性，在处理该类案件时“采取的反应不仅应当与犯罪的情况和严重性相称，而且应当与少年情况和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相称”（《北京规则》17.1） ， 强调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理手段的非刑罚化、非监禁化，而将刑罚处罚作为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无奈之举。上述很多规定都被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所吸收。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的建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古代也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规定，如西周规定：“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 http://www.sysfw.gov.cn/sfw/shownews.asp?NewsID=9580]即7岁以下儿童、80岁、90岁以上的人犯罪，不处以刑罚。《唐律疏议》规定： 8岁以上，未满11岁，如果犯有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以“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盗窃以及杀人等罪可以收赎，对其他犯罪一概不负刑事责任；未满8岁的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我国现存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从初具雏形到日臻丰富，其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1979年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做出的《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报告》中提及到的“对违反犯罪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挽救和改造的方针”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确立了基本的原则和工作重心。1984年11月我国第一个专门审理未成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未成年人法庭在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部成立，[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编：《中国少年法庭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987年7月，该区法院又在未成年人法庭基础上成立了第一个审判业务一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截止2004年，全国共有少年法庭2400多个。[ 参看《未成年人犯罪的全方位治理系统正在逐步完善》，引自新华 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最后访问时间：2008年5月5日。]法律建设方面，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4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再次重申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指导思想，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法机关把教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转变他们的思想作为根本任务，要满怀热情地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不让他们沿着犯罪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谢望原等：《中国刑事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4条规定：“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并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的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对于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在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前，不得取消其学籍”，[
]涉及到了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4条关于“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讯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保障了未成年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监狱法》在第六章也强调了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为主的原则，并规定了矫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具体办法。2003年、2004年我国陆续出台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将未成年犯罪人作为社区矫正适用的重点对象予以关注和重视。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表明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一步规范和推动了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体系。
纵观我国立法和司法现状，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法律颇多，总体趋势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予以轻缓化的潮流，然而遗憾的是，相关规定零散，迄今为止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体系，因此有必要在此方面有所建树，以解决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严竣的的社会问题。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向
法律是社会社会的习惯和思想的结晶，政治与法律之间相互联系。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律的政治论文2000字 范文 ，欢迎大家参考阅读!
【摘要】近年来群体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等都在舆论和民众的强烈关注之下，暴露出了执法经济、程序违法、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但 文章 认为上述部门如此肆意妄为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执法人员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观念盛行。当务之急是要培育官员对法律的信仰，法学研究应直面中国现实，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奠定全民法律信仰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积累理性基础。
【关键词】群体事件;信任法律;信仰法律;法理分析
近年来群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事发后各地出现的“奇招怪招”更是为这些事件增添了一份戏剧性的色彩。然而，在这种看似“幽默”的民众反应之中，我们看到的是社会道德面临的颠覆性挑战，政府的公信力、法治的尊严在有关机关的“执法”行为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我们似乎听到了什么轰然倒塌的声音。在痛心疾首之余，我们更需要做的是冷静分析这些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深层次社会矛盾，探究这些执法人员如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从源头上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一、“群体事件”一一折射出法律信仰的失落
事出必有因，任何事物都不会孤立凭空地出现，以钓鱼执法事件为例说明，此事件也是如此。可能大家对钓鱼执法事件的关注多集中在其负面效应上，但客观而言，这种不正常的执法手段也是在应运交通执法部门在查处黑车上的困难而生的。由于打击黑车证据难固定、处罚难度大，执法部门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执法手段本无可厚非，但是，像“钓鱼执法”这样的执法方式已经被严重扭曲、异化了，“钓鱼”已经不是为了执法，而成为执法机关完成指标、“创收”的手段。本应带头执法的行政人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的法律何在?不可否认，执法经济、不当的行政指标、行政监督缺位等体制性因素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当下行政执法主体缺少对法律最基本的敬畏与虔诚，把法律当成了获取本部门利益的工具。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法律被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的是部门的政策和领导的批示。行政执法人员守法意识淡薄、规则观念不强，这反过来对公民法律信仰的培育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法律信仰整体性失落的局面。
二、政府官员的法律信仰与普通民众的法律信任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并不想过于强调普通民众法律信仰的问题。诚然，法律信仰十分重要，因为只有物质的、制度化的“硬件”系统而缺乏相应的精神意识、观念、情感等“软件”系统支持的所谓“法治”，不是真正的法治，它只有法治的外表和骨架而没有内在的灵魂。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谈全民的法律信仰还是一个十分虚妄的问题。且不论我国现在法律制度的“硬件”建设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就民众的内心感受而言，对于法律，他们连最基本的信任都尚未建立，更遑论更深层次的信仰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民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就要建基于政府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之上。信仰法律在现阶段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要求，现实地说，也只能是对官员的要求。公民的法律信仰的养成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美好的希望与期待，但是，在官员尤其是执法人员基于对法律的虔诚信仰而将其内化为自己遵守法律的行为动机的同时，就能增进公民对法律的信任，进而有助于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
(一)政府公务人员――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增进法律信用
法律信用是一国信用的组成部分，法律信用是一国法律及其有效实施的逻辑延伸和必然结果，是法律被严格实施和遵守的“言行一致”的信用度，是通过法的客观运作所不断彰显的实际有效性服从而赢得人们对法律的主观信任感。它强调法律规则通过自身的“言行一致”、“令行禁止”等客观性和确定性来赢得人们内心的确认，也就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如果法律没有信用，人们就不会相信更不会尊重和遵守法律，法律的应有功能就不会得到发挥而最终只能成为白纸一张而已。法律信用贯穿于法治的各个环节。法律制度的合理与完善是其可能获得民众信任的基本前提，但是对于法律信用的培育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执法信用。因为法律制度跟人不一样，它们自身不能直接成为信任的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执法者的行为才能被信任，人们是通过对执法者多次执法活动表露的认可进而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因此，执法者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能否率先垂范、严于律己以提高自身的执法素养是民众能否对法律产生信任的关键，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律信仰能否生成。实践中，我们国家无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大为改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日益凸显，甚至执法人员带头违法。像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恶性事件只是目前我国严峻的行政执法形势的冰山一角，现实中执法人员知法犯法、“监守自盗”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对正义之源头活水的玷污，使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等价值荡然无存，长此以往，结出的必然是法律不被信任进而无法被信仰的恶果。要根本改变政府官员的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以及官本位等严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错误思想，解决之道就是让官员尤其是行政执法人员建立起对法律一种虔诚的信仰。政府官员对法律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信仰，基于此而对法律产生归属感与依恋感。只有在这种类似于宗教信仰般的法律情感氛围中，法律才能最终找到自身正当性与合理性的真正基础和根源;也只有在这个基础和根源当中，法律才能获得真正的、有社会普遍感召力的神圣性。依法行政就不会仅仅是一句流于表面的 口号 ，而是每个行政人员自觉的行为，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就能得到最彻底的贯彻执行，因为它们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内化为执法人员执法行为的出发点。
(二)法学研究――应当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现实
正如顾培东教授所言：“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一一 文化 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 方法 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三)公民――从法律信任到法律信仰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就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执法者所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因此，只有行政执法人员内心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自觉尊重和认同法律，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 思维方式 与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而在每一次的执法活动中，就能通过守信效应的彰显而逐步赢得人们内心对法律的肯认，对法律的信任就会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而逐渐地养成。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才能讲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因为没有基本的法律信任是不可能奢望法律信仰的。信仰是信用得以强化的必然结果，在人们对一事物毫不怀疑相信的情况下信仰才能得以形成。试想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怎么可能会产生强烈的信仰认同?所以，在对待公民的法律情感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因为法律信仰的重要性而忽视最基本的法律信用的建立;不能混淆强调客观有效性的法律信用与注重主观认同性的法律信仰，而在空洞的理论层面上寻求达到法律信仰的路径。法律信用是生成法律信仰的现实基础，法律信用的建立过程也就是公民对法律信任感不断强化的过程。其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对法律信仰的考问，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于现实法律无效的苦恼，与其说是法律“信仰”危机，不如说是法律“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尤其在执法人员枉顾法律、违法行政时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来说，优先重视和解决的应该是法律信用的问题，法律信用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达到法律信仰。法律信用的缺失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法治建设中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法治的进程甚至葬送多年来法治建设的已有成果。试问中国还能经受几次上海钓鱼执法这样的考验?为了一己之私设置圈套陷害守法百姓，为了罚款而罚款。面对这样一种严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怪不得有网友大呼这哪里是秉公执法，简直就是为了罚款不择手段，是赤裸裸的“权力栽赃”和“公权抢劫”。长此以往，公民如何相信政府、如何相信法律?而在培植公民对法律信任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是否合法、公正地行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一个国家公权力经常被滥用、执法人员带头违法的社会中，公民绝不可能相信进而信仰法律。因此，为了培植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国家公权力必须正常行使，执法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这要求执法人员对法律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执法经济的无形吸引、法律工具主义的错误引导，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民在对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我们才有资格谈论公民法律信仰的问题。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我们付出的社会成本无疑是巨大的。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自我保护的盔甲，使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这一事件反映出来的实质在于行政执法人员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工具主义、法律虚无主义盛行，进而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对法律的信任，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当务之急是要培育政府官员对法律的信仰，尊重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从而建立法律信用，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任感，在此基础上，全社会的法律信仰才能得以建立，像钓鱼执法等这样的“荒诞”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摘要：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反思 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____，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____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____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 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基督____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 教育 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 面试 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 传统文化 的关系。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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