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新石器
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4000
多年前，大禹治水东巡到苗山，会集诸侯，
计功行赏，将苗山更名为会稽山。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在此建立都城，卧薪尝
胆，复国兴邦。秦行郡县，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析为山阴、会稽两县，同城
而治，直至清末。其中公元
1130
年，宋高宗赵构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
为绍兴府，并于次年改元为绍兴元年，绍兴由此得名。民国建元，撤府建县，合
二为一，统名绍兴。
1983
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市、县并设，同驻越
城。
2001
年绍兴县遂新建县城，迁址柯桥。
1982
年，国务院公布绍兴市（县级，
即绍兴县）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先秦时期，
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
秦汉以后，
随着中原汉族的大
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
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
1978
年以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
绍兴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较大增加。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
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
“大易”
、
“黄老”
和
“炉火”
三家理法，
撰成
《周易参同契》
一书，
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
被后世誉为
“万
古丹王”
；东晋建武元年（
317
）
，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
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
184
～
189
）
，由安息国（今伊朗）
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
史学家慧皎、
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
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
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著名；
名刹中，
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
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
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
诸暨五洩禅寺，
郡城
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
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
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
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
1982
年，日本空
海访华团来绍兴寻根问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
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宗教输入中国。
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
（
1850
～
1868
）
，
英国传教士包尔腾、
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
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
基督教。
此后，
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
足迹遍及绍兴城乡，
以施粥、
施米、
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
并广建教堂。
至民国
8
年
（
1919
）
，
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
（所）
124
处、
教徒
2955
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境内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缮，
一些著名法师升座讲
经，重大佛事活动相继举行；道教已近湮灭；基督教、天主教会摆脱外国教会势
力控制，经过爱国爱教的革新运动，获得健康发展。据
1990
年不完全统计，全
市有宗教信徒
5
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
1.2
％，其中基督教徒
4.43
万名、天主教
徒
365
名、佛教僧尼
252
名、三皈依信徒约
1.25
万名；全市有各教各级爱国组
织
18
个，各教活动场所
218
处。教徒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和参加宗教活动，
爱国爱教，心情舒畅。
改革开放以来，
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国家投入的绍兴县，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分析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沉原因，
我们认为绍兴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地
域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地域文化包括：
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治水文化。绍兴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几千年前，南有
山洪之患，北有潮汐之害，人们为了生存，进行了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治水斗争。
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
他忧国忧民，
以治水为己任，
十三个春秋，
披星戴月，
“三
过家门而不入”
。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领导绍兴人民开始围堤修筑鉴湖，
鉴湖水利工程成为我国江南一带最古老的灌溉工程。
东晋南朝时，
会稽内史贺循
主持疏凿西兴运河，
既有利于灌溉，
又有利于物资的集散。
唐会稽县令李俊之主
持增建海塘，长百余里；后又有汤绍恩主持兴建三江闸，抵御海潮，扩大耕地。
至
20
世纪
70
年代大规模围垦、
90
年代兴建标准海塘和本世纪初的围涂造田，
更是谱写了励精图治、
艰苦奋斗的新篇章。
绍兴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治河
流、抗海潮、战山洪、改沼泽，围滩涂，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历尽千辛万苦，
使远古时代的蛮荒之地逐渐变成了山明水秀的鱼米之乡，
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
中，
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
同时也形成了艰苦奋斗，
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
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名士文化。毛泽东诗句中的“鉴湖越台名士乡”点出
了绍兴地域特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名士文化。大禹、勾践、范蠡、
马臻、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文长、蔡元培、鲁迅、秋瑾等，在历史文献中
记载的历代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数不胜数，
此文化之精粹，
即历代名人名士为民
族之复兴，为国家之强盛，敢于上下求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先驱。
他们一生追求的是真理和光明，
追求的是民族、
社会的文明进步，
他们留下的思
想、文化遗产，引导和激励后人去实现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也包括了
“师爷文化”
，
“绍兴师爷”作为地域性很强的历史群体，其主持正义的精神，以
及善用法典的智谋，
同样闪耀着名士文化的思想光芒。
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
的与时俱进、
奋发有为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重要的精神动力，
也成为绍兴
县地域形象的重要标志。
百折不挠、
精益求精的纺织文化。
据有关专家研究认定，
绍兴的纺织史可以
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
至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时代，
将丝绸用于贡品已很
普遍；二千五百年前越王勾践时代，蚕织业已举国为事，首度昌盛；隋朝时珍品
脱颖，名重朝野；唐宋时，品量俱旺，产品以越罗总其名而风靡天下。新中国成
立以后，历经恢复期、发展期、徘徊期。改革开放后，绍兴的纺织业开始走上复
兴之路：机杼之声遍及城乡，轻纺市场雄居亚洲，五洲商贾汇集越地，交易信息
辐射全球。被称为“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在绍兴县人民的努力下，做大做强，精
益求精，在设计、生产、染整、营销等各个方面乃至整个纺织业都实行了新的跨
越，
成为推动绍兴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
品贸易中心，
更成为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
从纺织业的发展史可以
看出绍兴县人民咬定目标不放松、
坚韧不拔、
百折不挠、
精益求精的个性和精神。
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酿酒文化。绍兴是中国黄酒的故乡，酿酒历史悠久，
传说大禹时古越就有米酒，到春秋末期饮用米酒已很普及。到唐代，绍兴有“醉
乡”之称；宋代绍兴已被形容为“城中酒垆千百所”之地；到清代已是“越酒行
天下”了。在绍兴，不论山区和平原，不论城镇与乡村，在旧时，又无论官宦之
家、缙绅达士，还是市井小民、贫困百姓，都与酒结缘，与酒为朋；酒成了绍兴
人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
生活的必需之物，
由此引发出的绍兴特有的酒联、
酒谜、
酒舞、酒歌和酒乐，以及无数酒的传说、酒的诗文，形成了丰富浓厚的酒文化。
绍兴黄酒最大的特点是越陈的酒越香，
入口柔和温润，
但其性又芳香醇烈，
后劲
十足，
与绍兴人外柔内刚的个性十分相似。
在黄酒文化的熏陶下，
绍兴人形成了
做事务实不事张扬的个性，体现出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精神。
除此之外，绍兴素以“文化之邦”著称于世，拥有越剧、绍剧、调腔、莲花
落等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中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建有绍兴大剧院、
绍剧艺术中心等一批高档次文化设施，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
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许多人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昨天今天明天议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看到这个题目，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小品，想到了赵本山，想到了宋丹丹，想到了的了抑郁症的小崔......
但想在我们要想的是些什么呢？
每天都是学学学，没办法，我生活在这个世界，只有竞争，只有给自己弄得没有路走了，才来了最终的出路。
昨天，我们漫步在布满绿荫的操场，告别了冬天的寒冷与瑟缩，我们的衣服变少了，日子也少了。但是那个春天的我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流逝，什么叫做努力;
我们奔跑在洒满阳光的操场，告别了春天的初绿与微风，我们的活力更多了，日子却少了。但是那个夏天的我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辛苦，什么叫做困乏;
我们玩耍在凉爽金黄的操场，告别了夏天的闷热与细雨，我们的生活充实了，日子更少了。但是那个秋天的我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困难，什么叫做可怕;
我们躲藏在冰凉雪白的操场，告别了秋天的清爽与闪亮，我们的希望来临了，日子快没了。但是那个冬天的我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着急，什么叫做学习;
今天，我们不再漫步，奔跑，不再玩耍，躲藏，我们告别了一切的一切，我们的疲倦写在了脸上，日子少了再少，开始倒计时了，但是这个时期的我们，全然不知什么叫做开心，什么叫做乐观。我们要面对的东西来临了，我们知道了努力，知道了困乏，知道了可怕，知道了辛苦，知道了着急，知道了学习，知道了什么叫做流逝·····;
明天，我们还会在经历春夏秋冬，我们还会在一起漫步，奔跑，玩耍，躲藏，在一起忘记一切只是去享受春夏秋冬的美好。
我的朋友们，我希望我们会记住昨天，努力今天，奔向明天~
昨天，今天，明天，让我们一起携手走在每一天。
金秋逢盛会，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聚首钱塘江畔，商讨如何汇聚各国之力，共筑未来之桥。4日晚上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G20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在杭州西湖景区观看了《最忆是杭州》实景演出交响音乐会。
整台晚会以惊艳的表演、绚烂的画面、唯美的音乐和璀灿的烟花，让人如痴如醉。而且每一个节目都给我们呈现出非常多的信息量，和许多的中国元素，更有一些世界共通的语言。也可以说把杭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传达得淋漓尽致。 作为浙江人，我为杭州能举办如此盛大的国际会议而感到骄傲，但是作为绍兴人，我更为绍兴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而感到自豪。
走进绍兴古城，仿佛徜徉在一幅悠远宁静的山水画卷中。那山、那水、那桥、那巷，无不透露着独特的神韵，令人沉醉。在我眼中，绍兴古城是玲珑的。纤细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秀气的小桥静静地横卧，最令人回味的是那狭长的小巷。两旁是古老的房子，白墙黑瓦，古朴而又凝重。四五步宽的小巷，一伸手便可触到两旁的墙壁。巷子很长，有时笔直，有时蜿蜒，静寂无声。偶尔巷子里的某一扇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奶奶，伛偻的身躯，苍老的面容，与这巷子是那样契合。不过我总是觉得这里太静，于是便在青石板上跳房子，那巷子似乎也很喜欢这种轻快地节奏，一声一声和我应和着。
走在绍兴街头，你又仿佛置身在一座现代化的都市，时尚和前卫、节奏和效率随处可见，四通八达的城市公共交通、缤纷多彩的文体活动，焕发了古城的青春。大面积的城市绿化，改善了市民的居住环境。总投资12亿元的环城河整治，让水乡清澈的水回到了市民的身边。在城市广场漫步，在环城河边散心，这一切都使得生活在绍兴的人们，进一步懂得了美好生活的意义。
如今，一个新的绍兴城市总体规划已经绘就蓝图，它将翻开绍兴走向大都市的新篇章。
到2020年，绍兴将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杭甬之间崛起的拥有百万以上人口、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山水风光与城市景观交相辉映的现代化生态型大城市。城市定位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内外著名旅游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以轻纺为特色的重要制造业基地。
到那时，绍兴中心城市的版图将被扩大数倍，建设用地规模160平方公里，城市规划用地规模230平方公里，而构成大绍兴的是几个各具功能的大板块，就是“一个绿心，四大组团”。这个绿心，是一个绿色生态中心。围绕绿心四周的，是越城、柯桥、袍江和即将开发建设的江滨四大组团，它们以各自的特点和功能，与这个绿心有机结合，相辅相成。
回望昨天，绍兴承载着2500多年的厚重历史；品味今天，绍兴焕发着阳光般的青春活力；展望明天，绍兴描绘着日新月异地宏伟蓝图。
世界上“最长而又最短，最快而又最慢，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什么？是时间。在我案头的名言库里贴着李昂斯的一条名言：“昨天是一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一张期票，而今天则是你唯一拥有的现金”。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一切……然而，时间似流水，一去不返回。它告诉我们，只有把握今天，才是惜时的最好方法。
昨天，它是一张作废的支票。你在昨天的一切一切都将成为是过去，因为它只能让你去怀念，而不能让你面对现在。
今天，它是你唯一拥有的现金。一天24个小时，这对每个人都相同。而陈景润为了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多作一份贡献，他紧追着时间的分分秒秒，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科学的高峰迈进。
陈景润的口袋里藏着两本记满德语法语的小本子，他时常把两本小本子拿出来翻看一下，阅读一下。就是在这样的几分几秒中，他已经学会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四门外语。
有成就的人都是惜时的楷模。他们就像老农捡起到在地上的每一株麦穗，每一颗稻谷，对每分每秒都看得相当重要。
晋代名将祖逖与热血青年刘琨相互勉励，争分夺秒，苦练本领，决心拯救危难祖国。一个寒冷的夜晚，北风刺骨，雪花飘然。突然“喔喔”的鸡鸣划破寂静的夜空。祖逖一推与自己一同下榻的刘琨喊道：“鸡都叫了，咱们快抓紧时间舞剑去吧！”时值半夜，古时“半夜鸡叫”有不祥之说，可祖逖一边整装，一边对同伴说：“半夜鸡叫有啥不好，它是在提醒我们别睡过了头，耽误了宝贵的'时间！”他俩拿起宝剑来到室外，奋力飞舞，只听宝剑嗖嗖、喘声嘘嘘；脚下雪融化，身上汗淋淋。从此，不论严寒酷暑、风雪雨霜，两人一听鸡鸣，立即翻身下床，勤奋练剑。后来，二人都驰骋疆场，为祖国建立了赫赫战功。
有成就的人都是惜时的楷模。自己的时间应该珍惜，别人的时间更不能白白浪费，只有“不叫一日闲过”、“不轻一寸光阴”，将来才能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一事无成而叹息。
明天，它是一张期票。明天会是怎样谁也不知道，只有把握好了今天，才能把握好明天，而不能把今天的事推到明天，明天的事推到后天。一个“今天”值两个“明天”，我们可不要让“小舒服”成了“大错误”。
由此可见，最宝贵的莫过于今天。过去永远静止不动，现在却像箭一般飞逝，而未来将姗姗来迟。让我们成为时间的主人，把握 今天吧！
时间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它不会多给那个人一秒，也不会少给这个人一秒，它会在你的身边悄悄走过，永远不再回来了。
人的一生就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成为过去，不再回来。明天还没有到来，只有等待。能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只有今天，今天它好像能代表我们的全部。
不管昨天是多么辉煌，它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已经是脑海中常常浮现的美好回忆。昨天你也许有许许多多的梦想，昨天也许你有许许多多的遗憾，昨天也许你有许许多多未完成的事情。那么，今天就是你实现梦想，捡起遗憾，完成昨天未完成的事的时机，那么你要好好把握属于你的今天。
今天就是此刻，它不值得你遗憾些什么，也不值得你期待些什么，它只需要你去充分的利用它，好好的把握它。在今天的人生轨道上，昨天的成功与失败都显得暗淡，今天可以代替你抹去昨天的伤楚与泪痕，让昨天的梦想得以实现，遗憾得以弥补。在今天的土地里为明天种下希望的种子，明天就会百花争奇。
明天是什么？明天是神秘的。明天有无尽的宝藏需要我们去挖掘；明天有无数的机遇等待我们去把握；明天有许多奇迹需要我们去创造；明天有......所以明天是我们的理想花园，是我们的幸福归宿，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天堂。
我们要把握好生命中的每一分钟，生命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时间并不像金钱一样可以让我们随意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注定活在今天，梦在明天，死在昨天。昨天才是我们真正的归宿，我们只有知道了昨天，懂得了明天，才能知道今天自己该干什么。
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
“王凯，293;徐晓奕，285;胡晨，275;冯菲，274，张玉洁，287;吴恒，290;张蜜——”原本低着头的我猛地一抬头，水汪汪的眼睛直直地望着老师，心中有股求情儿的味道，老师饶我一命吧!可老师就是不肯“手下留分”“张蜜——270”顿时，我如被千斤巨石般的压着，喘不过气儿来。我胆怯地上台领了通知书，老师狠狠地瞟了我一眼。
放学后，同学们个个皆大欢喜地回家了，只留下我，在烈日的炙烤下，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向前移。
校园外，一只乌鸦落在路旁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张开翅膀，在枯树树枝上摇晃了一下，凄凉地叫了两声;一团阴惨惨的乌云，在天空中沉重地、徐徐地移动，一小块一小块也好像是在沉思的冷冷的晴空，不时从乌云缝里向下窥视。
回到家中，我没敢把通知书拿给他们看，便直接吃饭。顿时，我觉着这小小的饭团也似在欺负我，咽不下去。为了不露馅，我强勉笑容。饭后，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们，希望得到原谅。我坐在写字台上，望着星空，它瞬间变得如此明亮。我踮起脚，悄悄地将信放到了他们的床头，又偷偷地踮回去，盖上被子，闭上双眼，满怀期待地等待新的一天的来临。
人生就像是考场，战场，等待着我们的拼搏，这次不行，还有下一次，但绝不能丧气。我们要学会忘记昨天，享受今天，憧憬明天!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是啊，正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的生命固然漫长，但在智者眼中，却不过如此：昨天，今天与明天。
从呱呱落地到牙牙学语，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初临人世的喜悦。昨天，是那么的回首可见，可却又那么的飘渺茫然。然而，却有着数之不尽的第一次：第一次说话，第一次走路，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得奖……每一个第一次都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每一个第一次都赢得了他们脸庞的那一缕缕微笑，每一个第一次都向我们记录了成长的印记……
暮然回首，我却从忧郁中走过，青春期，叛逆期，我被生活的压力与繁重的功课压迫的喘不过气来。或许是我的不对，也或许是我这90后与他们70后的人的人身价值观不同。在他们眼里，学习永远是第一位，因为他们早也饱受了没有学问的痛苦，因此，每当休假之余，一门接一门的功课便接踵而至，压得你喘不过气，压得你来不及抱怨一声。每当此时，无尽的牢骚便冲上了心头：分歧，无助，孤立……让你不得不感到生活的无趣。
抬头正视，前方的路还有很长，长得令人迷茫，中考……高考……生计……却不知从何走起，怎么走，何时望见黎明的曙光。
一位哲人说过，假如星星一百年出现一次，那将是多么美丽，多么神奇。但是星星每晚都有，所以几乎没有人去看那美丽的繁星，事情往往如此，摆在眼前的，一笑而过，可一旦失去了，就悔恨万分。所以，只有在智者的眼中，生命才会如哈雷彗星般一闪而过，也才会懂得珍惜。所以，我们要做的，便也只有反思昨天，珍惜今天，憧憬明天。
现代文明的脚步那么快，它将什么留在了脚下，又将什么搁浅在了未来？我们与明天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昨天是否还留下了什么？快节奏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处于现代文明的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只有在前进发展，才能不落后于世界，我想这个观念是错的，其实所谓发展，并不是说一个物体，朝着明天的方向，在改进，而是说我们将昨天一些精神文明继承了什么？留下了什么？现代文明固然不可缺一，但是我们不应该给，那些古老的东西留下一席之地吗？
在建设当中，现代建筑物与古老的文物产生了矛盾，在建设新的文明建筑时，就不得不考虑该如何去决定那些古老文物的去留，究竟是拆还是不拆呢？当钢筋水泥在城市中林立时，我没有何曾想过，未来乃至世界将会如何嘲笑我们，一个拥有5000年文化历史的中国，却将自己的东西都保护不好，它将如何立足于世界立足于未来，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都自豪自己的历史，我们都为来自在中国而感到高兴，可是我们连自己祖宗辈传下来的文物都保护不了，岂不令他人取笑。
况且我想，其实现代文明与古老的东西并不矛盾，一个国家如果保留着他那古老的精神文明传承下去，其社会风气不会差的，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时刻谨记，自己身上流淌着的，是古老优良传统的血液，所以我们是要继承的，并不是现代文明中，用语中不曾出现的字语，而是民族未来与昨天发展关系的一道方程式，有人觉得这个非常难解答，我想其实你转个方向来想其实并不难，古人的智慧是多么的优秀，他们发明了北京的天坛，发明了古代科技，使中国从一开始，就以位于在世界的巅峰，这些优秀的东西，优秀的品质，不都是我们未来上的精神食粮，立足于世界的保证吗？
要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不都是靠那些文物的表现吗？倘若外国的游客来到中国，看到的只有钢筋水泥，和一群新兴的文明建筑物，那么我们又靠什么去征服这个世界征服，征服他人对于中国的看法。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发展，同时也要保留，也要守望过去。作为国人，我们有义务去承接这样的一个重任，为了国家为了自己，保护古老文明，发扬现代文明，林立世界闻名。
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优秀的知识，我们却将优秀的古老文化丢失，我想这是一个罪恶的行为。
国人们，那到今天明天，昨天的方程式，你们都会解了吗？
昨天满是美好的回忆
点点滴滴耀眼夺目
昨天满是辛酸的泪水
明明和脆弱却要坚强
今天演绎着故事
我们要好好扮演
今天是短暂的
我们要好好珍惜、把握
明天都是奇妙的幻想
分分秒秒都很新奇
明天是美好的
可以自由翱翔
我怀念昨天
回忆是件很幸福的事
他承载着我的泪水
承载着我的梦想
承载着我曾经
昨天是回忆
今天是故事
明天是梦想
昨天是今天的教训
今天是明天的憧憬
明天是理想的实现……
秋瑾（1875～1907），女，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乡神冲王廷钧为妻。光绪二十二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这年秋天，秋瑾第一次回到神冲，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自作的《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受到当地人们的敬重。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廷钧纳资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赴京。不久，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女）。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1904年夏，她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并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等组织的三合会。
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自立志革命后，恐诛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光绪三十四年，生前好友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后人辑有《秋瑾集》。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秋瑾都有很高的评价。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风秋雨愁煞人 ’之句，则传诵不忘。”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称赞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58年9月2日宋为《秋瑾烈士革命史迹》一书题名。1979年8月宋为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随着一次一次的台风在绍兴擦肩而过，我们似乎觉得绍兴是一块风水宝地，事实上也常听人这样说。如果我们因此而忽视自然灾害，或许有一天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灾害，也许有人会说，你这不是杞人忧天吗？但我一直却乐观不起来。因为说绍兴风水宝地的人多起来的话，易产生麻痹大意的思想。徐渭在修万历《会稽县志》的时候曾讲过一段话，我这里不妨引用过来，他说：使长是邑者，未灾而知谨，既灾而能御，则庶几乎水旱盗贼，不足以厉民，而户且日繁矣。”和“致灾之由，弭灾之道，固有任其责者矣。”历史上绍兴也多自然灾害，无论是地震、水灾、旱灾、海潮都曾经必生过，有的还是毁灭性的。我翻阅过二十五史，记载绍兴发生自然灾害的内容还真不少，我们耳闻其详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讲的就是四五千前，绍兴一带曾遭大水。当年在这块土地上曾出现过灿烂的河姆渡文化，后来就被大水覆盖了。当然这是考古发现和其他书籍记载的。从二十五史中最早记载绍兴地区灾害的是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年），越国水旱不调，大饥。而记载灾害最多的是宋、明、清三朝，仅《绍兴市志》的“历代灾异录”中记载宋代13次，明代23次，清代23次。当然《绍兴市志》中也有漏载的，如唐贞元二十一年（805）的旱灾。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夏，越州镜湖竭。”当时越州稻作颗粒无收，饥民遍布。再如，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山阴、会稽暴雨成灾；淳熙八年（1181），绍兴等地大水成灾，流民遍野，当时绍兴府“野菜草根，所掘又尽。民衣不盖形，面无人色，扶老携幼，呼号婉转，所在成群”。新中国成立后，绍兴的自然灾害也十分频繁，至1990年，绍兴较大的自然灾害多达26次。如1990年7月，绍兴是先旱后雨，造成经济损失多达5.94亿元。
从这些自然灾害看，绍兴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风水宝地，实际上自然灾害一直频繁，如果我们加以忽视，那么有一天我们会遭灭顶之灾，这决不是唬人之言。虽然近年来，有关部门还是比较重视的，但千万不要被“风水宝地”所蒙蔽。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还有大量的土地在荒芜，虽然现在的粮食可以调剂，但一旦遇上灾荒之年，则人心惶惶矣！
秋瑾（1875～1907），女，原名秋闺瑾，字璿卿（璇卿），号鉴湖女侠。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出生于福建厦门。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喻。性豪侠，习文练武，喜男装。清光绪二十年（1894），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今双峰县荷叶乡神冲王廷钧为妻。光绪二十二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这年秋天，秋瑾第一次回到神冲，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自作的《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受到当地人们的敬重。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廷钧纳资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赴京。不久，因为八国联军入京之战乱，又回到家乡荷叶。次年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王灿芝（女）。光绪二十九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秋瑾携女儿一同前往。1904年夏，她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并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等组织的三合会。
秋瑾在日期间，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光绪三十一年归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七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不久，任教于浔溪女校。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荷叶婆家，在夫家取得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自立志革命后，恐诛连家庭，故有脱离家庭之举，乃借以掩人耳目。”是年十二月(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解放主张提倡女权，宣传革命。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1907年2月），秋瑾接任大通学堂督办。不久与徐锡麟分头准备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拟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因事泄，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7月15日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光绪三十四年，生前好友将其遗骨迁葬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王源德于宣统元年（1909年）秋将墓迁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后人辑有《秋瑾集》。
孙中山和宋庆龄对秋瑾都有很高的评价。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16日至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风秋雨愁煞人 ’之句，则传诵不忘。”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称赞秋瑾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58年9月2日宋为《秋瑾烈士革命史迹》一书题名。1979年8月宋为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
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
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
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
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ǔ驴晌罚?
宋金
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佑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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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早年经历
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杨广生于大兴（今陕西西安），史书称：“美姿仪，少聪慧”。在北周时因父杨坚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1]。
开皇元年（581年）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后又授任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等。
折叠屡有战功
开皇八年（588年）冬天，隋朝兴兵平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领衔的统帅，真正指挥全军的是高颎，在前线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平陈后，进驻建康，杀掉了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及宠妃张丽华，封存府库，将陈叔宝及其皇后等人带返隋京。班师后，杨广晋封太尉。平陈之后因为隋朝政策有所偏差，江南各地叛乱。
此后，杨广亦屡立战功。开皇十年（590年），他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与杨素一起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杨素后封越国公。
杨广从并州改镇扬州，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叛变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同时他表现得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开皇末年，隋文帝夫妇和皇太子杨勇的矛盾爆发，杨广趁机而入争夺储位，博得了文献皇后和右仆射杨素的支持。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废黜长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同年，突厥进犯，杨广率军出灵武，却没有俘获而返回。杨广即帝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2]。
折叠登基为帝
据《资治通鉴》载，在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于是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杨广得知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隋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不久隋文帝便驾崩。
唐代人马总在《通历》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而赵毅在《大业略记》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毒死。
不过初唐赵毅笔记《大业略记》记载容华夫人蔡氏为仁寿宫变女主角。杨广“因色弑父”这种说法也被诸多近代史学家质疑，仁寿宫变也成为疑案[3]。
杨广继位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将杨勇处死。还有亲弟蜀王杨秀被他诬陷使用巫蛊诅咒隋文帝及幼弟汉王杨谅，被剥夺官爵贬为庶民软禁于内侍省，后与诸子一起被软禁，不得与妻子相见。
其弟汉王杨谅以讨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杨广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至死。此后不久，杨广为翦除了对帝位的威胁，听从云定兴建议，于大业三年（607年）3月4日，诛杀侄儿长宁王杨俨、又把剩余的侄儿（杨勇诸子）安城王杨筠、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颍川王杨煚、杨孝宝、杨孝范贬到岭南，在路途中全部被处死。又处死了隋朝功臣宇文弼、贺若弼、高颎等人。
折叠文治武功
大业元年（605年），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
东都在旧洛阳城之西，规模宏大，周长五十余里，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三部分。宫城是宫殿所在地，皇城是官衙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处所在地。外郭城有居民区一百余坊，另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等三大市场。
隋炀帝杨广杨广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下令开凿大运河，造龙舟等各种船数万艘，他游江都时所乘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上有四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房一百二十间，下层为内侍居处。隋朝大运河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分为三大段，南抵余杭（杭州），北达涿郡（北京），全长2700公里。中段包括通济渠与邗沟。通济渠北起洛阳，东南入淮水。邗沟北起淮水南岸之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达江都（今扬州）入长江。南段名江南河，北起长江南岸之京口（今镇江），南通余杭（今浙江杭州）。北段名永济渠，南起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
在教育制度上，杨广开创科举制，发展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增置进士科。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育才政策有很大的贡献。政治上，他为了打破由关陇集团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
军事上，在即位前曾参与与突厥、契丹之战事，皆有所获。大业五年（609年），他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杨广亲征吐谷浑后，又下诏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人，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及平壤城（今属朝鲜）下。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这时，在黎阳仓督运军粮的杨玄感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便乘机起兵反隋。杨广被迫从辽东撤军。杨玄感败亡后，杨广下令追究，共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人。大业十年（614年），杨广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因隋末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最后只好议和收兵。大业十一年（615年），杨广依例北巡长城，始毕可汗率兵将其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杨广派人向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北边有急”，加上隋朝援军相继抵达，始毕在九月撤围而去。
折叠民变四起
杨广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604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杨广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周围二百余里，苑内有人工湖，周围十余里，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民变终于爆发。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等纷纷率领农民百姓起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大业九年（613年），农民起义不仅遍及山东、河北等地，而且发展到全国范围。在大业九年上半年，平原、灵武、济北、济阴、北海等地均爆发农民起义，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起义给隋朝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在农民起义的巨浪冲击之下，隋朝统治阶级内部分裂。这一年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叛。隋朝大军从辽东撤回，向杨玄感展开反攻，杨玄感兵败自杀。隋朝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卢明月、张金称、高士达、刘元进，坑杀农民起义军。而翟让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林仕弘等农民起义军则屡次击败隋朝大军，发展壮大。杨广想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恐吓人民，反而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农民起义发展为全国规模。杨广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折叠身死国灭
大业十二年（616年）七月，杨广从东都去江都。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杨广十大罪状。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起兵，同年十一月攻入长安，拥立杨侑为皇帝，遥尊杨广为太上皇。
杨广在江都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杨广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杨广晚年，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带在身边的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杨广见天下大乱，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杨广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欲饮毒酒自尽，叛军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时年五十岁。杨广造成的大乱，是华夏人口锐减到两百余万户。
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陈棱集众缟素，为杨广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
杨广遇弑的消息传到洛阳，洛阳群臣拥立杨广之孙越王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追谥杨广为明皇帝，庙号世祖，农民军领袖窦建德追谥杨广为闵皇帝，同年，李渊逼迫傀儡杨侑禅让，建立唐朝，追谥杨广为炀皇帝。不久，洛阳权臣王世充逼迫杨侗禅让，隋朝正式灭亡。
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
折叠编辑本段为政举措
折叠政治
迁都洛阳
东都洛阳平面图杨广初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地理中》：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元和郡县志》：“隋仁寿四年，迁都”，《隋书·宇文恺传》载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隋书·地理志》：“大业元年徙入新都”《旧唐书·地理志一》：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资治通鉴》载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杨广迁都洛阳，但是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杨广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新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杨广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即位之初其所以决定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决不是单纯出于荒淫逸乐，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大业律
大业三年（507年），杨广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修建运河
隋朝大运河杨广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东段走汴渠故道入淮水，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
在杨广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常施力，隋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隋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依赖心理。
杨坚曾于开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仁寿四年（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604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汴渠故道为通济渠，同年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大业四年（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代江苏镇江）到达会稽（现代浙江绍兴）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代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汴河）、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
隋炀帝画像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世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京绍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 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
折叠军事
南北统一
隋朝版图开皇九年（589年），20岁的杨广被拜为行军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
北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陈叔宝昏庸，又缺乏贤良将相，隋文帝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贺若弼济京口，韩擒虎济采石，令陈军措手不及。隋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杨广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开皇十年（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
攻灭吐谷浑
邵峰饰演的杨广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河西一带的强国。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吐谷浑与慕容廆不和，率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大业四年（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清求援军。杨广乘机出兵，于隔年灭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隋廷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但是，同一年，杨广派伏顺去管理，却不能到达而返回。随后，吐谷浑返回故地，并进攻隋朝河右，隋朝无力防御。随着这次征伐，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都要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郡县都会征破其家。因此百姓失业，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
讨占城
杨广于大业元年（605年），令刘方攻占城，随着军队班师后，占城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海阴、林邑三郡故地复国。此战隋军死者十之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于班师途中。
征讨契丹，大宴突厥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大业二年（606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杨广到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杨广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然而隋朝后期突厥崛起，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突厥崛起空前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隋朝中原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突厥达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强盛程度。
征讨琉求
杨广于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四年（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疑为今日琉球或台湾），务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
总之，杨广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
三征高句丽
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杨坚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句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
杨广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
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隋军无法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战舰绵延数百里，走海路进攻。来护儿选拔精甲四万，到达平壤城外，中埋伏而惨败，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三十万五千隋朝陆军渡辽攻高句丽，也遭到惨败，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丢失殆尽。
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大业十年（614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杨广就此撤军。
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大规模隋末农民起义。
折叠文化
开创科举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于唐朝。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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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被害及对岳飞的评价
郾城之战——战果最为辉煌的，是岳飞统帅的“岳家军”在郾城的大捷。顺昌大捷后，岳飞从驻地德安府，率军出发，大举北伐。高宗、秦桧又想趁机乞和，六月间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军中，传送“不得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李若虚还未到，岳飞大军已经北进。李若虚赶上，见到岳飞军胜利前进，对岳飞说：“现在既已发兵，不应仓促班师。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承担。”岳飞得到李若虚的支持，按原计划向北推进，派张宪、王贵、牛皋、徐庆、董先、杨再兴等分路进攻，又命梁兴（原是太行山抗金民兵首领）渡河，集结“忠义巡社”，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岳飞自率主力，直取中原。
不久，诸路告捷。闰六月，张宪打败韩常军，攻克颍昌府，又与牛皋、徐庆会师，攻克陈州。王贵部将杨成、张应、韩清等收复郑州。七月初，郝晸（音枕zhěn）等收复西京洛阳，张应、韩清又与河南兵马钤辖李兴会合，收复永安军。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宗弼被迫率领主力与岳飞亲率的主力军七月八日在郾城决战。金军以“铁浮图”居中，以号称“拐子马”的两翼骑兵居左右，列阵进攻。岳飞指挥儿子岳云等率军应战，令将士手持刀斧，冲入敌阵，上砍敌人，下砍马足。杨再兴单骑闯入敌军，打算活捉宗弼，受伤数十处，杀死敌军数百人，又杀出敌阵。两军鏖战到天色将黑，全军败退。岳飞军取得郾城大捷。
宗弼在郾城败后，又在七月中率兵十二万进逼临颍。岳飞督军迎战。杨再兴率三百骑做前哨，在小商桥与金军大军遭遇，杀敌两千余人，杨再兴英勇牺牲。张宪率大军赶到，连战皆捷，金军夜遁。宗弼重整军马改攻颍昌，岳飞早就料到，已派王贵、岳云率兵防守。王贵、岳云率军与金兵大战，岳云手执一对铁椎，率八百骑，往来冲杀，两翼步兵继进，董先、胡清又从城中发兵增援，金兵再次大败，宗弼逃窜。
岳飞军这次作战，得到太行山和两河义军的有力配合。梁兴约会太行山义士和两河豪杰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破金人于垣曲、沁水、济源。乔握坚等收复赵州，李宝收复兴仁。梁兴在河北攻取怀、卫二州，大破宗弼军，截断了金军从山东到河北的运输通道。老百姓拉车牵牛运送粮食给义军。岳飞注重联络河朔抗金义兵的工作已有十多年，现在取得显著效果。河北、河东人民广泛发动起来，支持“岳家军”，给金兵以极大威胁。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金军已被“岳家军”打得闻风丧胆了。金将投降或准备投降的很多。自燕京以南，金朝的号令不行。宗弼想签军（征兵）继续抵抗，没有人肯从军。宗弼叹息说：“自我起兵北方以来，没有像今日这样挫败过。”他不敢再战，准备从开封北撤。
岳飞立即向高宗报告了宗弼已令其老小渡河的消息，说这是“陛下中兴之机”，“金贼必亡之日”，请求赶快命令各路兵火急并进，发动总攻。岳飞自郾城进军朱仙镇，距东京开封只有四十五里了。岳飞全军将士急切地等待着渡河进军的命令。高宗、秦桧却在胜利面前，再一次停战求和。
高宗、秦桧一面急令张俊、杨沂中等从宿州、亳州和泗州撤军，使岳飞军陷于孤立；一面又以“孤军不可久留”为理由，勒令岳飞退兵。岳飞上书力争，说：“金贼锐气沮丧，内外震骇，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高宗、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朱漆木牌上写金字，有紧急军机，由皇帝直接发出），迫令岳飞退兵。岳飞悲愤交集，慨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只得先扬言要渡河进攻，迷惑金军，然后下令从郾城撤退。当地人民拦住岳飞马，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金人都知道，将军走后，我们还能活吗？”岳飞悲痛流泪，取诏书给他们看，说：“我不得擅留！”岳飞下令，留兵五日，保护人民南撤。
七月间，岳飞军退守鄂州，已收复的郑州、颍昌、蔡州、淮宁等大片土地，又被金军夺去。
韩世忠、刘光世、刘锜等军纷纷从前线撤回。刚从临安出发、领兵出泗上的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在宿州中金兵埋伏，军溃。
以妥协苟安为国策的宋高宗，在大敌当前，不得不战的形势下，下令抗金，但目的仍在战后求和，并无北上恢复的打算。六月间，顺昌之战时，枢密院颁下檄书，引录高宗的话说：“本欲为民而吊伐，岂忍多杀以示威！誓与华夷，捐除首恶，期使南北，共享太平。”明白宣布战争只在“生擒兀术（宗弼）”，恢复南北“共享太平”的“和议”。高宗时刻担心战争的胜利发展，影响和议，又时刻担心将帅权大，威胁朝廷。他对张俊说：“你读过郭子仪传么？子仪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又说：“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能享福，自身也要有不测之祸。”岳飞始终反对苟安，坚持抗战，以“直抵黄龙”为目标，越是作战得胜，功高望重，越是触犯高宗的大忌。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日益尖锐，岳飞的“不测之祸”临头了。
一一四一年二月，宗弼统领的金兵从汴京再犯淮北，高宗命诸将合兵淮西，杨沂中与刘锜、王德等部在柘皋镇大败金兵，收复庐州。岳飞奉诏出援，兵行至舒、蕲间，金兵已败退。岳飞还师。四月，秦桧和他的死党参知政事王次翁、给事中范同等计议，以酬赏柘皋之捷为名，把韩世忠、张俊、岳飞召到临安。高宗任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一举收回了三大帅在外的兵权。张俊这时依附秦桧主和。韩、岳成为秦桧的大敌。
宗弼败后，派密使告秦桧说：“你朝夕请和，岳飞却正想图河北，必杀岳飞，才可议和。”金军明确提出杀岳飞为议和的条件。高宗、秦桧密谋实现这个条件求和。
七月间，秦桧党羽、右谏议大夫万俟禼首先上章弹劾岳飞。罪状一是柘皋之役，迟迟不出兵；一是依据张俊的谣传，说岳飞主张放序幕楚州。投降派使用倒打一耙的手段，把不占和弃地的罪名强加给坚持抗战的岳飞，请罢免岳飞的枢密副使。御史台官何铸、罗汝楫等也交章弹劾，请求“速赐处分”。岳飞被罢官出朝。秦桧一伙随后又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贵部下的副统制王俊，指使王俊诬告张宪与岳云谋反，把张宪、岳云逮捕下狱。岳飞这时住在庐山，秦桧派杨沂中到庐山把岳飞诱骗到临安，以谋反罪名下狱。岳飞长叹道：“我方知已落秦桧奸贼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旦都休！”
岳飞被捕入狱。高宗、秦桧加紧向金朝求降。一一四一年十月，高宗派吏部侍郎魏良臣等使金，在宗弼面前“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宗弼才准议和。韩世忠连续上章反对和议，力陈秦桧误国。韩世忠因此罢枢密使。
十一月，金朝派使臣萧毅到“江南抚谕”，规定宋朝投降条款：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宋朝仍向金称臣，贡纳银绢。
高宗投降成功，向金帝进誓表，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金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朝派使臣册封高宗为宋国皇帝，规定宋国不得随意更换宰相。在宋朝抗金大胜之后，高宗割去更多的土地，继续充当金朝的藩臣。
高宗、秦桧如愿以偿地屈膝投降后，便又按照金朝的意旨，谋杀岳飞。岳飞和子岳云、部将张宪等，在狱中遭受百般毒打逼供。秦桧、万俟禼等始终找不到岳飞谋反的任何证据，但还是要以谋反罪处死。已被罢免枢密使的韩世忠去向秦桧质问，秦桧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或许有）。”韩世忠愤慨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绍兴十一年（一一四一年）十二月，高宗、秦桧终于以“莫须有”的罪名，毒杀了岳飞。岳云、张宪被斩首。岳飞军中一些官员被罢免。支持岳飞出兵的李若虚也被送往远州羁管。金军听说岳飞死，摆酒祝贺。
岳飞自二十岁开始从军，到三十九岁被害牺牲，在抗金的战场上，英勇战斗了一生。当着广大汉族人民同金朝女真贵族的矛盾，成为社会阶级斗争中主要矛盾的年代里，岳飞的抗金活动，实质上是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为保卫南方人民免于遭受金朝的侵掠，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岳飞自诩（音许Xǔ）为宋朝的“忠臣”，他完全自觉地站到了保卫宋王朝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正由于此，他不惜一再去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正由于此，他也不能依靠人民群众把抗金斗争进行到底；而当高宗发出金牌迫令退军时，便不敢“擅留”，伏首受害。岳飞的悲剧在于：他既要反对高宗的妥协苟安，坚持抗金，又要效忠于高宗的南宋王朝，陷到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终不免于遭受迫害而失败。
岳飞对抗金斗争作出了贡献，并且只是因为抗金获胜而被投降派秦桧谋害的。岳飞被害牺牲，在广大人民当中，引起了深厚的同情和怀念。投降派秦桧则永远遭到人民的唾弃。
（选自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先说自然景观，绍兴这里有山有水山青水秀。
会稽山：
中华九大名山之首。会稽山脉介于曹娥江与浦阳江之间，为两江的分水岭，其地域跨绍兴、上虞、嵊州、诸暨、萧山、浦江、义乌、东阳等市、县。按小范围而言，系指小舜江以北诸山，著名的有秦望山、法华山、兰渚山、刻石山。相传大禹治水成功，接位后又在此山祭祀土地神，会盟诸侯，卒后亦葬于此山。隋代被列为五岳四镇之一，即南镇会稽山。有大量关于夏禹的古迹和传说。�
鉴湖
浙江省风景名胜区。位于绍兴城西南郊，因湖水清可鉴人而得名。又称镜湖、庆湖、南湖、长湖、大湖、照湖、贺家湖、贺监湖、带湖等。东汉永和五年(140)，由会稽太守马臻主持建造，当时地跨山阴、会稽两县，横亘160里，周长360里，汇36源水，灌田9000余顷。南宋后围湖造田，湖面渐小。今日鉴湖，是古鉴湖的残留部分，从偏门至湖塘，湖面最宽处约4公里，约有30平方公里的水面。景色以仁让堰一带最佳，湖中有岛，湖边多山，山水交融，风景天成。沿湖有马臻墓和庙、快阁、道士庄、三山陆游故里、柯岩、湖塘等景点与古迹。
八字桥
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绍兴城区八字桥直街东端。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故名。今桥为南宋宝�四年(1256)重建，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修。1982年再度整修。桥架于三河交汇处。主桥跨稽山河，东西向，桥面平铺条石，长4.85米，宽3.2米，净跨4.5米，桥上置栏板，望柱头雕作覆莲，寻杖下用云拱斗子，桥基东西面各立石柱9根，其中西侧中柱刻有题记"时宝�丙辰仲冬吉日建"。桥东堍南北向落坡，桥西堍南向落坡，各跨一条小河。桥下设纤道。
东湖
位于绍兴城东6公里处箬篑山北麓。面积5.79公顷。史载秦始皇东巡，曾于此停车喂马。俗称绕门山。山多坚石，取用甚广。自汉代始，凿岩采石，遂成崖壁深潭。清末，会稽人陶浚宣筑堤为界，堤内形成山水相依向东西伸展的狭长湖区，堤上砌墙，成为封闭式的园林。抗战期间，所有建筑均遭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整修，湖山景观焕然一新，有"江南水石大盆景"之誉，与杭州西湖、嘉兴南湖并称为浙江三大名湖。整个东湖，由岩石、岩洞、石桥、湖面巧妙结合而成，以"仙桃洞"、"陶公洞"为最佳。陶公洞中石壁上镌有郭沫若游湖之作和陈从周"宛自天开"、舒同"奇峰"等题刻。另有香积亭、饮渌亭、听啾亭、桂岭、秦桥、霞川桥等点缀在湖区。西端的"陶社"，为1981年重建，南向，面积116平方米，正中悬孙中山题"气壮山河"匾，室内陈列陶成章业绩等。1996年初，扩建景区，面积有所扩大，入口处由东移向西，增建夜间灯光景观。�
再说说人文气息的：
绍兴真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里的名人真是层出不穷。
鲁迅 是这里的人，所以绍兴有“鲁迅故居”，位于绍兴城区都昌坊口(今鲁迅路)周家新台门西首，清代建筑。鲁迅故居还包括百草园、三味书屋。
王羲之 是这里的人，所以有“兰亭”，位于绍兴城西南12.5公里处兰渚山下。汉代设有驿亭，故名。东晋永和九年(353)大书法家王羲之于农历三月初三，邀集名士在此修禊，共作诗37首，由王羲之作序。此序即为古今称道的书法精品《兰亭集序》。兰亭也因此更加出名。
怪杰徐文长 是这里的人，所以有“青藤书屋”，在绍兴城区前观巷大乘弄，占地467平方米。原名榴花书屋，明文学家、书画家徐渭故居，明末画家陈洪绶曾寓居于此。为我国"青藤画派"的发源地。
大禹 是这里的人，所以有“大禹陵”，位于绍兴稽山门外3公里处会稽山麓。由禹陵、禹祠、禹庙组成。占地2.67公顷，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
陆游 是这里的人，所以有“沈园”位于绍兴城区延安路洋河弄。原为沈氏私人花园，故名。因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于此题写《钗头凤》而名闻中外。
秋瑾 是这里的人，所以有“秋瑾故居”，位于绍兴城区塔山南麓和畅堂。清代建筑。屋宇5进，占地680平方米。坐北朝南，背依塔山，环境清幽。秋瑾祖父自闽返乡后，典居此屋。秋瑾少女时代即在此学文习武。回绍主持大通学堂期间，又成为从事反清革命的主要场所之一。
还有很多很多，像舜王庙，周恩来祖居，蔡元培故居，秋瑾纪念碑等等，都是与名人有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