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拿破仑是世界历史上伟大而又充满争议的人物。对于18世纪的法国来说，那个时代需要一种能够控制社会的力量，从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历史选择了拿破仑。在法国，人们不但认为拿破仑代表了这种力量和征服欧洲的希望，而且将实现和平繁荣的愿望寄托在他身上，至今他依然被法国人视为历史上的英雄。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也为世人所钦佩。
拿破仑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代天骄，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出生于法国东南部地中海科西嘉岛上，法国革命爆发后，刚成立不久的法国政府几年之内就卷入了同几个外国列强战争的急流之中。他指挥炮队在1793年土伦包围战中，从法军和英军手中收复了土伦立下战功，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将军。
从1796年到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随后以英雄的身份返回巴黎。此时欧洲反法联盟逐渐形成，回到法国的拿破仑被当作“救星”来欢迎。11月9日，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获得成功，成为法国第一执政，实际为独裁者。 1800年，拿破仑再度打败奥地利军，英国也不得不与法国签订和约，迫使第二次反法联盟土崩瓦解。1804年11月6日，公民投票通过共和十二年宪法，法兰西共和国改为法兰西帝国，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一世。但是他并不是由教皇庇护七世加冕，而是自己将皇冠戴到了头上。
拿破仑进行了多项政治、立法、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最著名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有重要影响的是《拿破仑法典》，基本上采纳了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比较理性的原则，1804年正式实施。法典稳健适度，条理清晰，简洁明了。用法律的形式肯定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不仅在法国一直得到实施，而且经过局部的修正也为许多其他国家所采用。即使是在一个多世纪后依然是法国的现行法律。法典对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立法起到重要影响。远远地超过了法国国界。
拿破仑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他一生亲自参加的战役达到60多个，而其指挥的多个战役，直到今天在军事史上依然有重要意义。但是他的征战打破了欧洲的权力均衡，导致其他欧洲强权7次组成反法同盟，最终彻底击败拿破仑。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比利时滑铁卢战役中全军覆没，7月15日他正式投降。
虽然拿破仑曾经叱咤风云数十载，但是他的功绩是短暂的，在他退位后，法国的疆域很快又恢复到他执政前的样子，拿破仑的戎马生涯对之后的欧洲历史并没有重大影响。唯一能让他载入史册的，是由他本人下令编撰的《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是很多现代民主国家法律体系的原型
除此之外，拿破仑也是最早提出欧洲合众国构想并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的人。虽然他本人并未成功实现这个梦想，今天的欧洲正在朝向一体化的目标迈进
2200年前的12月2日中午，在成就过法国无数帝王的巴黎圣母院，拿破仑身穿镶嵌银鼬皮的紫色天鹅绒礼服，佩戴着查理大帝1000年前登基时用过的宝剑，戴上了黄金铸就的桂冠，成为一名志在统领欧洲的大帝，而不仅仅是控制法兰西的国王。这一年，拿破仑35岁。 民间热闹 官方低调 为了纪念拿破仑登基200周年，在法国国内，各类关于拿破仑的纪念展览、研讨会以及新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一批批装帧精美、价格不菲的纪念画册也在12月前后争相上市，其中一本包含40幅画作记录登基典礼各个细节的画册标价高达12000欧元，合人民币12万元。 与活跃的文化市场不同，法国政府这次却表现出与周围气氛异样的低调。当人们拥挤着去参观民间为此举办的大大小小的文化展览时，法国政府并没有举行任何的官方庆典。甚至在法国媒体间，也弥漫着一股对这位传奇人物的质疑和批评气氛。 悬挂在卢浮宫墙面上那幅高6米，宽近10米的巨幅油画，帮助人们想象着拿破仑当年登基时的奢华场面和威严气氛。这幅由拿破仑授权当时的著名画家戴维德所作的油画，从构思到完工总共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画面上背对教皇、头顶桂冠的拿破仑正在为跪在他前面的妻子约瑟芬加冕，在两侧作为背景存在的人群，是拿破仑从欧洲各地邀请来的有声望的客人以及各国大使。 对于这一幕法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画面，在欧洲学界、媒体以及执政者中，却有着不同的解读。 法国《焦点》周刊把举行登基典礼的拿破仑与一位中非独裁者相提并论，认为那场豪华的仪式是一个“无聊透顶的行为”。因为它让人们想起，法国的年轻士兵在跟随这位战场英雄四处征战中付出的惨痛代价——40万跨过俄国边境的法国士兵，最后只有18000人得以生还；倒在西班牙战场上的法军有30万；在德国莱比锡仅仅进行了三天的“人民战争”(同反法联盟)中，就有7万名法国士兵丧生。 而德国历史学家富尔克·乌里希则认为，“拿破仑是一个对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没有信心的独裁者，他所有的政治成就都建立在军事能力之上，没有那些战争，他也就不可能获得那些军事上的成就。” “目前的法国政府在政治上代表着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派的思想，他们认为拿破仑恢复帝制，建立独裁政权是对大革命自由平等精神的背叛，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而同欧洲教会的妥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毅教授表示，“基于这样的观点，法国政府在这次纪念活动中保持低调是自然而然的。” 民法典：永恒的丰碑 “长期以来，拿破仑一直蒙受着学院、媒体以及政治家的嫉妒和恶语相加。人们必须把他像其他历史人物那样公平对待。”巴黎拿破仑基金会的会长特瑞·伦茨说。 巴黎附近马尔梅松宫(拿破仑以前的私人官邸)的主管切瓦里尔对此颇为赞同，他表示，“人们往往只看到拿破仑作为一个战场上的英雄或者独裁者的形象，至于他为法国的《民法典》、国家银行以及学校教育做出的贡献，很少有人提到。” 今年3月21日，同样是《拿破仑法典》正式颁布200周年。这部1800年在拿破仑的推动下开始编纂的法典，内容包括民法、民事诉讼法、商业法、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把大革命自由平等、自然理性的思想用详细且通俗易懂的形式规定下来，被称为奠定了现代市民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础。 法典的颁布，不仅解决了当时法国法律体系混乱的问题，而且随着拿破仑权力的扩张，同样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甚至在欧洲以外的加拿大、埃及、玻利维亚等国，也都曾经以《拿破仑法典》作为自己立法改革的蓝本。 到目前为止，这部只有436页的法典在经历了两个皇帝、三个帝国和四个共和国之后，一半以上的法律规定依然有效。 “战场上的所有胜利都随着滑铁卢一战的失败烟消云散，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我的那部民法典。”在圣赫勒拿岛上被囚禁的岁月里，拿破仑对编写《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的作者如是说。 欧洲之父？ 法国《费加罗》杂志刚刚做过的一项调查表明：在39%受访的法国人看来，曾经带着军队远征俄罗斯和埃及的拿破仑是一个“独裁者”，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另外有49%的人则认为拿破仑是个“伟大的政治家”。 “39%持批评意见的人当中，应该以教育水平比较高的人居多。对大多数法国普通老百姓来讲，拿破仑还是一个完美的民族英雄形象。反倒是学界中人持批评意见的比较多。”高毅教授解释说，“对拿破仑评价的争论一直都存在，只不过是不同时期不同观点占上风的问题。” 色当战役失败之后(普法战争中的决定性一战)，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破灭。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拿破仑作为曾经战胜普鲁士的勇士再次成为神话。“直到上世纪6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拿破仑在政治上是有错的。”研究拿破仑多年，目前管理着拿破仑私人官邸的伯思哈特·谢瓦利埃说。 “争论主要是发生在学术界的。事实上，任何的理由都不能影响法国人把拿破仑作为自己民族的英雄来看待。”高毅教授补充说。 不管怎样，拿破仑作为一个一生都充满了神奇色彩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还是拥有一大批崇拜者。自从1822年他在圣赫勒拿岛上的监狱中去世后，关于他的书共出版了8万余册；而以这个来自科西嘉的传奇人物为原型拍摄过电影的导演在全世界多达200余位。即使是在加德满都的图书馆，人们也能看到壁橱上放置的拿破仑头像。 “这世界上没有比他更伟大的人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这样评价拿破仑。 一项民意调查表明，拿破仑仍然被法国人认为是除查理大帝和戴高乐之外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凭着他的宝剑和法典，拿破仑就成了现代欧洲的先驱者。”法国历史学家让·图拉德最近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强调，“拿破仑是欧洲之父”。
3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是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
他的对内政策基本上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同时有所调整.如他先后制定了民法,商法,刑法典,确立了资本主义立法规范,他本人下令编撰的《拿破仑法典》是很多现代民主国家法律体系的原型;他还保证农民在革命时期购得的小块土地;奖励发展工业.因此,拿破仑统治期间,法国资本主义有很大发展.这是他的功.
他的对外战争则功过参半,法军所到之处，赶走封建贵族，取消封建义务，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多次打败反法同盟,防止波旁王朝复辟,捍卫法国大革命成功,又动摇欧洲大陆封建统治,这是功.但他进行的战争也有争霸和侵略的,争夺欧洲霸权，侵犯欧洲许多国家独立,掠夺各国人民,招来人民反抗,导致覆亡危机.
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从不同角度给了他很高的评价：“他把他的法典带到被他征服的国家里，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的多”，"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
拿破仑为法国带来了荣耀，法国人民始终爱戴这位法兰西战士，1840年12月他的遗体运抵巴黎后，90万巴黎市民冒着严寒迎接他。而在多年后，拿破仑也赢得了对手的尊敬。1855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携王储到老残军人院，女王让王子“在伟大的拿破仑墓前下跪”。
拿破仑曾经叱咤风云数十载，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总体来说,他功大于过!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主义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尝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是今天已进入七国集团的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国那样由根植于本国的商品生产的增长在欧洲较早发迹。与中国春秋时期的井田制的解体一样，大量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较早和超量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庄园农奴和土地较早分离。商业资本增长进一步导致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速度加快。与英国正好相反而与中国战国时期和后来的太平天国时期的情形近似，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离于生产领域之外的货币资本和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便从农村流入城市并成为社会动荡的源头。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兴起使从地中海经法国通向北欧的商路中断，过境贸易锐减使法国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试图仿效英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振兴法国。他们天真地认为，用给英国的工业品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的方式换回法国葡萄酒与白兰地在英国畅销，这样法国就可得到振兴。为此，法英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出乎法国人所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经济从法英的交换中所获甚微并为此濒于破产。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制止民族工业的衰落，但为时已晚。三年过后，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出现是当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国对强大的资本主义英国及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经济理论的严肃挑战。拿破仑看出法国政治危机产生的深层原因[6]，他用暴力摧毁英国工业品在欧洲大陆市场的同时，又用暴力强行把欧洲农民（也有人称之为“农奴”）从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为自由的小土地农民，以此为虚弱的法国资本主义工业造就了可以为法国资本垄断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尽管拿破仑在1815年滑铁卢战场上失败了，但他为身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27年法国工业生产力比1815年增长一倍。此后，法国便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跃入资本中心地区，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与英国相对应的新的一极。如果说是英国开辟资本全球化历史的话，那么，从相当的意义上说，是法国开辟了资本多极化的历史。随着资本全球化进程向世界铺展，德国、美国、日本等在与新旧霸权（英国、法国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强力对抗中，相继挤入世界霸权的行列。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自相残杀后，这些国家开始联合并形成排斥处于外围地区的南方国家发展权利的资本联合中心，以共同主导和垄断世界资源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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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天才。他多次击败保王党的反扑和反法同盟的入侵，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他颁布的《民法典》更是成为了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蓝本。他执政期间多次对外扩张，形成了庞大的帝国体系，创造了一系列军事奇迹
雨果论拿破仑
失败反把失败者变得更崇高了，倒了的波拿巴仿佛比立着的拿破仑还要更高大些。
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
他是重建废墟的宗师巨匠，是查理大帝、路易十一、亨利四世、黎塞留、路易十四、公安委员会的继承者，他当然有污点，有疏失，甚至有罪恶，就是说，他是一个人；但他在疏失中仍是庄严的，在污点中仍是卓越的，在罪恶中也还是有雄才大略的。（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列宁论拿破仑
法国大革命的战争起初是民族战争，而且也确实是这样的战争。
这些战争都是革命的；保卫伟大的革命，反对反革命君主国的联盟。
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早巳形成的、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大国的时候，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便成了帝国主义战争，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仑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2页。）
周恩来论拿破仑
时势之英雄，固若是其众也，然非吾之所论于项羽、拿破仑也。夫二氏，世界之怪杰也。具并吞八荒之心，叱咤风云之气；勇冠万夫，智超凡俗；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敌邦闻之而震魄，妇孺思之而寒胆；百世之下，犹懔懔有生气，岂仅一世之雄哉！是犹其勇之著于外也。若其关系于世界之进退，人类之盛衰，又非一时豪俊、二三学者所可同日而语。虽以帝王之尊、宗教之力、金钱之势，莫以易之。故二氏者，吾之所谓造时势之英雄也。
罗曼·罗兰论拿破仑
身材短小，颜色黯淡，似乎无底的阴暗的眼，浓厚的黑色髦发。常穿着一件飘荡的黑袍，用一条粗的腰带系住，像进香客一样。不趋时髦，也不遵守社会的狭窄的规矩。在椅子上坐不舒服，却常常盘膝在矮凳上，或栖息在窗台里；时而活泼狂笑，时而沉没在犹豫里。总之，一个活在梦里的大梦想家。
利德尔·哈特论拿破仑
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又一个“伟大战争”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拿破仑·波拿巴的天才使这场战争大放光彩。如同上个世纪一样，法国对欧洲其他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得这些国家又联合起来同它对抗。不过，这一次战争的发展却与过去有所不同。革命后的法国曾经有许多的同情者，但他们既不是各国的政府当局，也不能控制本国的军队。法国在独个地开始战争的时候，是被迫与其他各国隔离着的，好象是害了传染病一样。然而，法国不仅打败了那种想要把它置于死地的联合势力，而且在革命以后形成了对欧洲其他各国的严重军事威胁，并且最终成了主宰欧洲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主人翁。（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马克思恩格斯论拿破仑
恩格斯评价拿破仑说：“拿破仑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惟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
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
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打倒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
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策7卷第50页。）
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8页）
要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确实是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战争，那么结果就应该是所有被拿破仑征服了的国家，在拿破仑垮台之后，都宣布平等的原则，享受到平等原则带来的幸福。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就英国方面来说，战争是由惊惶失措的贵族发动的，并且得到了财阀的支持。
这些财阀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利润泉源：接二连三的借款；国债的增长；以及他们有可能渗入南美市场，在那里倾销自己的工业品，夺取他们认为能使自己的腰包塞得更满的、原属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
他们力图使不列颠威镇四海，以便能够打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如果这个国家的竞争能够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障碍的话。最后，他们竭力维护自己从供应欧洲市场取得巨额利润的权利，和拿破仑的大陆体系分庭抗礼。
这就是当时英国统治阶级进行这次长期战争的真正原因。
至于说法国革命威胁着英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这种口实，也只不过表明这种“人类理性的完美创造”无比优越而已。
从西班牙方面来说，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正统的王位世袭和僧侣专制裁判的原则
法国-历史文化
公元前高卢人在此定居。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高卢人总督恺撒占领了全部高卢，从此受罗马统治达500年之久。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建立法兰克王国。10世纪后，封建社会迅速发展。1337年英王觊觎法国王位，爆发“百年战争”。初期，法大片土地被英侵占，法王被俘，后法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于1453年结束百年战争。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形成中央集权国家。17世纪中叶，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1789年法国爆发大革命，废除君主制，并于1792年9月22日建立第一共和国。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夺取政权，1804年称帝，建立第一帝国。1848年2月爆发革命，建立第二共和国。1851年路易·波拿巴总统发动政变，翌年12月建立第二帝国。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于1871年9月成立第三共和国直到1940年6月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德国，至此第三共和国覆灭。1871年3月18日，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成立巴黎公社。同年5月底，被法国军队残酷镇压。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遭德国侵略。1944年6月宣布成立临时政府，戴高乐担任首脑，1946年通过宪法，成立第四共和国。1958年9月28日通过新 宪法，第五共和国成立，同年12月戴高乐当选总统。
政治：总统是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统帅，任期7年，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有权任免总理和批准总理提名的部长；主持内阁会议、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有权解散议会；有权举行公民投票。总统离职期间由参议院议长代行总统职权。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组成，拥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通过预算，批准宣战等权力。国民议会任期5年，通过普选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任期9年，每3年改选1／3，以省为单位，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1995年7月31日，法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这项法案使总统有权更多地使用公民投票来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法国总统在政府或参议院、国民议会的建议下，可 将所有事关公共权力组织、法国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改革方案交由公民投票表决。总统府——爱丽舍宫，总理府——马提翁宫，国民议会——波旁宫。自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历届政府基本沿袭戴高乐制定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维护民族独立。1964年1月27日，法国同中国建交。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1995年5月当选，2002年5月连选连任。
经济：经济发达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主要发起国和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位于美、日、德之后，居世界第四位。
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法国主要工业部门有矿业、冶金、汽车制造、造船、机械制造、纺织、化学、电器、动力、日常消费品、食品加工和建筑业等。核能、石油化工、海洋开发、航空和宇航等新兴工业部门近年来发展较快，在工业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逐步减少的趋势。 第三产业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上升。其中电信、信息、旅游服务和交通运输部门业务量增幅较大。法国商业较为发达，创收最多的是食品销售，在种类繁多的商店中，超级市场和连锁店最具活力，几乎占全部商业活动的一半。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总劳动力的61%。
90年代初以来，先后执政的左右翼政府为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并向马约标准看齐，均实行以削减赤字为根本的紧缩政策，同时大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促进外贸、恢复国际收支平衡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经济低速运转，并使失业问题日趋严重。1993年法经济陷入衰退， 1994年经济开始复苏。
法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第四大贸易国，仅次于美国、德国和日本。法国对外贸易有两个特点：一是进口大于出口，造成贸易逆差。另一是非产品化的技术出口增长较快，纯技术出口在整个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显要。
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法国税收高于美、日等国，其中主要来自增值税，其它还有所得税、公司税、社会福利税等。
著名公司 埃尔夫阿奎坦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石油、化工、医药等；雷诺汽车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轿车、货车、大型商业用车等；法国电力公司，经营范围为发电、输电、配电等；家乐福集团，经营范围是超级市场。
文化： 17世纪开始，法国的古典文学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期，相继出现了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福楼拜、小仲马、左拉、莫泊桑、罗曼·罗兰等文学巨匠。他们的许多作品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其中的《巴黎圣母院》、《红与黑》、《高老头》、《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等，已被翻译成世界文学作品，在世界广为流传。近现代，法国的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颇有创新，不但出现了罗丹这样的雕塑艺术大师，也出现了像莫奈和马蒂斯等印象派、野兽派的代表人物。从17世纪开始，法国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早已有目共睹。有关实用美术、建筑、时装设计、工业设计专业的学校也早已凭借其“法国制造”的商业硕果而闻名海外。法国人喜爱体育运动，比较流行的体育运动项目有足球、网球、橄榄球、地滚球、帆船、游泳、滑雪、和自行车环形赛等。比较有名的大学有巴黎大学、里昂大学等。戛纳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五大电影节之一，每年5月在法国东南部海滨小城戛纳举行，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国际电影节之一，为期两周左右。1956年最高奖为“金鸭奖”，1957年起改为“金棕榈奖”。
我自己找的到！你呢？？？太懒拉！
法国大革命：
18世纪末，法国封建制度极端腐朽，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第一等级（僧侣）和第二等级（贵族），与广大的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群众运动不断高涨。1789年5月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继而改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爆发。一直到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失利后，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保护下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权利，并且大肆血洗革命者。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3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建立了以路易•菲利浦为首的七月王朝，至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
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是一次欧洲范围的革命，推动了欧洲的反封建斗争，并为欧洲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法典》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它的胜利，给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战争树立了范例。独立战争又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创造了美利坚合众国，同时又铲除了殖民时期封建残余的长子继承法、续嗣限定法和代役税，奴隶制契约也基本上废除。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现代的文明的美国的历史，是由一次伟大的、真正解放的、真正革命的战争开始的。”
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对欧洲及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它结束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确立了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以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也没有解决奴隶制问题，使得独立后的美国南北方朝着两种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最终导致美国内战（南北战争）的爆发。
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内容】 《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
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
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 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
三、 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 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
《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 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在西欧的中世纪，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对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历史主义的全方位考察时，便会发现，对于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天主教神学是西欧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然而，一旦把视觉转移到政治领域，尤其是用来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时，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如果仍然用天主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这一命题，来套用整个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无疑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解。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从时间上考察，在长达12个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教权与君权孰强孰弱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斗争中呈现出互有消长的马鞍型；从空间上考察，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西欧各国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情况各异，甚至截然不同。
时间是非常公正的历史老人，它会把一切如实地披露出来。西欧中世纪教权与君权的关系，在长达12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在斗争中互有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这一过程还以马鞍型展现出来。最初是教权从属于王权，继之是教权驾于王权之上，随后是教权走向衰落和专制王权崛起。
当日耳曼各族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一系列蛮族王国时，西欧社会的历史便掀开了新的一页，由古代进入了中世纪，从而也就开始了长达12个世纪的教权与君权在合作与争斗中互有消长的欢喜冤家的一段历史。
在蛮族入主之初，罗马派（即后来的罗马正教，亦称天主教）基督教是被征服者，许多蛮族王国信奉阿里乌斯派基督教或者他们祖先的原始多神教，他们把罗马基督教视为与罗马帝国统治者一样的仇敌，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剥夺了它们的广大地产。克洛维在没有皈依罗马教之前，尽管没有接受阿里乌斯派的信仰，但法兰克人对高卢罗马教会的劫掠并不比其他蛮族逊色，著名的苏瓦松瓶子就是从教堂抢来的。
《法兰克人史》的作者都尔主教格雷哥里在书中明确记载，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受洗，皈依罗马教之后，多神教信仰依然强大，高卢罗马教会的势力仍处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克洛维建立墨洛温王朝之后，使开始组建由他管辖的加力克（法兰西教会的古代名称）教会。511年，他下令召开奥尔良宗教会议，会议制定的宗教法规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这固然反映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开始形成，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基督教已转变成为封建主服务的天主教，但更说明了君权对教会的干预和控制是何等的厉害。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修道院全由国王管辖[1]，克洛维虽然未曾直接任命主教，但始终在幕后操纵，其继承者则从幕后走到前台，对主教选举进行赤裸裸的干涉。
8世纪中叶，矮子丕平为了篡位，用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需要罗马教会给以政治上的支持，为其篡位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与矮子丕平为代表的大封建阶级有着类似经济基础和相同政治利益的罗马教会，要摆脱长期以来所受的拜占廷皇帝的控制，消除伦巴德人入侵的威胁，需要寻求新的世俗君主给予军事上的帮助。各自的需要建立起了西欧政权与教权的最初联盟。借助于这个联盟，天主教势力逐渐抬头，并靠“丕平献土”建立起了教皇国。教皇由单纯的天主教世界的精神领袖兼任世俗君主，并消除了伦巴德人的威胁，摆脱了拜占廷皇帝的控制，压制了罗马贵族的叛乱。矮子丕平及其继承人也依靠这个联盟不仅当上了法兰克国王，而且将势力扩展到意大利，做了罗马人皇帝，成了西罗马帝国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可与拜占廷皇帝平起平坐。
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个联盟虽然使双方受益，但是联盟的主导者仍然是君权而非教权。加洛林王朝形成的惯例是，没有国王的首肯，任何人不得被选为主教。到查理大帝统治时期，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任命完全由他一人决定。查理曼之后，主教的任命已成为国王独有的特权，教民要推选主教，必须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奖。推选教皇的权利原操在罗马城教士和教友之手，但在查理曼统治时已为世俗政权所控制，其继承者虽然控制力有所减弱，但从未放弃控制罗马教皇的政策。824年意大利国王罗退尔颁布的“罗退尔宪章”的誓文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誓文说：“除保留对教皇的忠贞外，对吾主皇帝路易与罗退尔，将终生效忠，竭尽智力，避免虚伪，避免非法选举教宗，凡本人所同意之人当选，不得接受祝圣，除非在皇帝代表与人民面前宣誓对皇帝效忠[2]。
如前所述，新的封建统治者对天主教会所以大加干预和控制，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天主教会及其教士在实现封建化，完善封建制的过程中能够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例如，加洛林王朝实行的是伯爵辖区制的行政制度，而代表王权的地方行政长官伯爵则多是当地大封建主，他们桀傲不羁，有很强的自主性。为了严密控制他们，查理曼就借助于教会力量，在实行伯爵辖区制的同时设立主教区，给予主教在辖区范围内的司法权，以限制和削弱伯爵的权限。不仅如此，他还派遣宫廷教士和官员担任“巡阅使”，全权代表王权监督和阻止地方官员对土地的贪婪，多伯特在他的《巡阅使》中说：只有巡阅使才能对这种趋势进行斗争[3]。
教会和教士在封建化过程中被赋予的这种重要的职能，使其获得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国王的大量赠予及权益。779年，查理把人们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列入国家的税法中，扩大了教会的税源。在此之前，什一税是教徒自愿赠予的。查理把主教和修道院长看作是自己的附庸，给予他们的赠与如同世俗分封。正如查理曼所说：“凭那份进款和那份地产，凭那所修道院和那所教堂，我就可以使得某个臣属效忠。”[4]而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长同样要为国王提供兵役、徭役和宫廷所需物品。世俗大地主阶级和教会是法兰克国家的两支柱。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权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教会的国家机构职能，必然强化王权对教会的控制。首先，查理曼以王权对教会圣职的任免取代宗教法规规定的教会选举权，随时罢免他认为不称职、不符合王权利益的主教。其次，王权还控制着教会对内外的立法。查理曼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16次宗教会议，并规定会议的内容，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宗教会议的决议。教会的信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再次，为防止主教因地产和权势的增长而危害王权，查理以教会法规来束缚教士的生活。在802年关于巡阅使的敕令中，颁布了限制教会权力和修道院生活的法令。并通过建立教会学校加紧培养教士的宗教意识。查理的宫廷教士阿尔古因在办教会学校时很明确地表达了查理的这个意图。“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5]。很显然，法兰克的君主把罗马天主教看成是可以强化君权、维护君权统治的一种力量。尽管800年圣诞节查理以不以为然的态度接受了利奥三世为他戴上的皇冠，甚至最初不喜欢罗马人皇帝这个称号，但是很快就看到皇帝称号为其统治带来的各种好处。首先，皇帝的称号提高了查理在西欧的统治地位，与东邻的拜占廷帝国皇帝相埒，其威望超过了法兰克国界。802年，查理在亚琛帝国会议上颁布法令，命令全体人民，不论是教士还是世俗人都要向他进行新的宣誓效忠。813年，查理亲自为自己的独生子路易举行皇帝加冕礼，以表明皇帝所拥有的绝对权力。
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权从君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权与君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他说：“教皇和国王，犹如太阳和月亮，月亮从太阳获得光辉，国王从教皇手中获得权力。”还说：王公选举皇帝的权力是教皇赋予的。教皇有权决定皇帝的人选，使教皇的权力成为强制性的。为此，他不愿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认为这个说法贬抑了教皇的尊严，因为彼得虽然伟大，但毕竟是人。他公然宣称：“罗马教皇实际上不是普通人的代理人，而是真正的上帝的代理人，……是耶sū＠①基督本人的代理人。”[9]因此，一切权利都属于教皇，是“万王之王”。英诺森三世对教权的踌躇满志溢于言表。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大权独揽，实行专制统治，主教选举发生争议，教皇有权决定，主要调换教区，惟有教皇才有权批准。在处理与西欧各国君主的关系问题上，他傲慢无礼，权倾一时。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发布褫夺教权的命令，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他还利用各种矛盾，迫使英王约翰服从其权威，承认自己是教皇的附庸，英国为教皇的属国，并每年向教皇交付1000马克的贡金。教权此时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盛极一时。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铁律。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和教皇们才有未逮，教权在与君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野心勃勃的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是由于中央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前人成功的地位，他却失败了。其间最具代表性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卜尼法斯八世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腓力四世为应付英法战争的巨大开支，下令向教会领地征税，这无疑损害了罗马教廷的利益，引起了与教皇的冲突。卜尼法斯八世为了捍卫传统的权力，遂于1296年以开除教籍相威胁，禁止皇帝、国王和任何一级贵族在任何名义下向教会征收捐税和贡物。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下令禁止金钱出口，断绝了教皇从法国应得的财政收入。腓力四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在1302年召开的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神职界、贵族和平民的代表均支持国王。教会代表所以支持国王和反对教皇，是因为主教们要维护高卢教会的独立性，和不使自己对教皇的依赖大于对法王的依赖，因此支持腓力四世。教皇则以发布《一圣通谕》予以反击，并以革除腓力四世的教籍相威胁。法王则诉诸武力，监禁教皇代表，并联合不满教皇统治的罗马贵族，寻机推翻卜尼法斯八世。还派人潜入教皇驻节地阿南尼城堡逮捕教皇，对教皇进行暴力威胁和人身侮辱，迫其退位。卜尼法斯八世气怒交加，很快死去。这一事件严重削弱了教权，而对正在崛起的君权则十分有利。卜尼法斯八世死后不久，法王便选拔法国主教为教皇，并将教皇驻节地迁到靠近法国的意大利边境城市阿维农。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权与君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开始是君权制服教权，继而是教权驾于君权之上，最后乃是教权受制于王权，即使是纯天主教国家的西班牙也不例外。
中世纪的西欧，教权与君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
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除了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外，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496年，当克洛维为了自己的政治图谋率三千新兵受洗，皈依天主教之时或之前，征服西欧的其他日耳曼各族，大都接受了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阿里乌斯派。哥特人早在民族大迁徙运动之前的四世纪中叶，就在克里米亚成为了阿里乌斯派的信徙，东西哥特人在他们叱咤风云，攻掠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的两个世纪中，始终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其他的日耳曼各族，如苏维汇人、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或者一开始就属于阿里乌斯派，或者后来改宗阿里乌斯派[10]。就连侵入大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五六世纪也曾压制属于罗马基督教系统的英国本土的基督教。虽然随着封建化的演进，蛮族王国的国王和贵族成为大地主后，其利益与残留的罗马大土地领主以及天主教会渐趋一致，需要取得天主教会对其利益的维护和统治的支持，但是，由于接受天主教不仅要“反对民族的传统”，还要放弃对祖先的崇敬，心理的文化积淀和传统的习惯势力无疑给天主教的传教工作带来了许多阻力和困难，使其传教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例如，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皈依天主教之前，英格兰就曾接受过天主教，但只是昙花一现。当633年异教国王默西亚的彭达战胜和杀死埃德温后，诺森伯里亚又恢复了异教信仰，其后又几经周折，直到641年，诺森伯里亚的新国王奥斯维确立在英格兰的霸主地位后，天主教在英格兰的地位才牢固地确立起来。英格兰到718年才承认罗马的权威，威尔士则迟至12世纪才确立起天主教的统治地位。
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很显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君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如果说当初教会获得独立的权力只是为了自我保持的话，那么后来当教会的权力发展到足以与世俗王权相抗衡的时候，控制和支配整个国家的欲望则成为教会权力的目的。到11世纪中期，随着王权的进一步强化和教会权力向世俗国家的渗透，并已成为国家的支配势力的时候，教皇与世俗皇帝的对抗达到顶峰。一方面，教皇认为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另一方面，国王认为他才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西欧中世纪，在教会权与王权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充当世界霸主的斗争中。教会权摆脱其不利的地位是从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发生这一改变的深层次原因当然是天主教会在王权的阴影下不断扩大统治范围，使西欧天主教化，并逐步获取天主教世界管理权的结果；其直接原因则是教会改革运动克吕尼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克吕尼运动始于10世纪的克吕尼修道院，到11世纪下半叶逐成燎原之势，其核心人物格里高利七世、利奥九世等人。利奥九世上台后，他要依靠教皇的权势，在罗马教廷巩固自己尚不稳固的地位，就先要把国家教会制带进罗马教廷。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在王权的集权统治下，诸侯与王权的矛盾已不断的激化，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的反对王权的地方势力，1056年，亨利三世卒然去世，其子亨利四世年仅6岁，皇后阿戈尼斯摄政，软弱无力。各大公爵瓜分了皇室的领地，满载亨利三世的支持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教会改革，国家教会制得到充分发展，培植了教会封建主阶层，教俗封建主对德意志皇室领地和政治权利的瓜分，大大削弱了皇权的集权统治。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国家教会制是德意志皇权进行统治的一个支柱，也正是国家教会制培植了一批具有丰厚经济实力的教会贵族，他们瓜分了皇室的权力，动摇了皇权集中的基础。格里高利七世扩大教皇的权威和亨利四世重建德皇的集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政教之间以争夺主教授职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开的斗争中，德意志的教俗贵族因自身利益而支持罗马教皇。德意志皇帝被教皇所废黜，德皇的被迫忏悔，在理论上削弱了王权的权威性。
以克吕尼运动为代表的教会改革运动到11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在主教职权的斗争中，教会权从王权手中赢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拥有圣职任命的发言权，从而使神职人员（主教、大主教、修道院长）与世俗贵族相分离，杜绝了圣职买卖的弊端，通过斗争的胜利，教会权愈益强化，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教会权至上说由神学理论变成了社会的政治实践，教皇成了居于西欧诸王之上的主宰教会权与王权的强势人物，西欧各国一切重大事务都必须得到教皇的同意。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动员欧洲各国教会法学家帮助确立“教权至上的地位”。 他策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组织了镇压法国南部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在教会内部，他实行专制统治。他运用政治手腕，利用德国混乱的政局，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举。在法国，他迫使势力强大的法王腓力二世就范，被迫同废后英格堡复婚。阿拉贡的彼德、莱昂的阿方索九世，葡萄牙国王桑乔，波兰国王拉季斯拉夫，都被迫匍伏于他的脚下。教权此时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但英诺森三世以后的50年间，虽然教皇们继续努力捍卫教权，但由于时事的变易，教会权在与王权的较量中无可奈何地滑向低谷。卜尼法斯八世虽然力图步英诺森三世的后尘，重建逐渐丧失的教皇最高统治权。但在与法王腓力四世的斗争中死去，严重削弱了教会权，而对正在崛起的王权则十分有利。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维农之囚开始，教会权更是一蹶不振，直到席卷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对西欧统治的一统天下彻底打破。
以上表明，中世纪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教会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永恒现象，客观实际是教会权与王权两者在相互联合和斗争中因世事的变易而彼此消长。
中世纪的西欧，教会权与王权的关系，不仅从时间上考察彼此在斗争中互相消长，而且从空间上考察这种消长在各国各地区也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一致的。在刚刚步入封建社会之时，新建的诸日耳曼王国中，只有西罗马帝国的原居民罗马高卢人信奉罗马基督教，新入主的日耳曼各族均信奉原始多神教或阿里乌斯派基督教，罗马派基督教不仅对这些蛮族新王国无法施加影响，反而被新的主人视为罗马帝国的同路人而屡遭打击。面对这一新的情况，虽然以格利哥里一世为代表的一批执着于罗马基督教事业的教会人士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手段来强化和扩大教会的势力，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最终使整个西欧天主教化，但是，这一过程不仅充满了艰辛和反复，而且在各地发展也极不平衡。
英格兰接受天主教就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随着国王的更替几经反复后才终成正果。西北欧的乌特勒支、弗里西亚到8世纪才逐渐天主教化，至于萨克森人，他们反对法兰克人的征服，因此也敌视他们的宗教。真到772年至803年查理大帝发动一系列战争，最终迫使萨克森人臣服时，萨克森才皈依了天主教，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摩拉维亚、波希米亚于10至11世纪才缓慢地天主教化。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天主教化的路程尚未走完时，教会权是无法凌驾于王权之上的，相反，教会权威的确立完全仰仗于王权的支撑。并且，还由于天主教化进程的不一，天主教会的权威在同一时期内在不同地区理所当然的也有强弱之别。
教会权与王权关系的错综复杂，不仅在时间上出现了彼此的消长和位置的互换，在空间上也如上所述极不均衡，在西欧各地各国也因各方面情况的不同，多有差别。因此，必须全面的、辨证的分析西欧中世纪的教会权与王权的相互关系及影响。
出类拔萃的科举制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
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