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是指个体由于体内外刺激、事件满足个体需要而产生的伴有愉悦感受的情绪（郭小艳，王振宏，2007），包括快乐、兴趣、满足、骄傲、爱等。积极情绪是一个包含着愉悦体验、面部/身体表情、评价、特别是行为计划和激活状态等多种成分的有意识的过程（Gable&Harmon-Jones，2010b；Fredrickson，2001）。人们的认知过程往往伴随着情绪，而积极情绪对认知活动的影响这一问题逐渐成为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
一、积极情绪影响认知功能的实验研究
积极情绪对认知过程的影响非常广泛。以前很多研究发现体验着积极情绪的人显示出非同寻常的、灵活的、创造性的、综合的、对信息持开放态度的、有效的思考模式（Fredrickson，2001）。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加工的速度和准确度方面，而且可以在类别和等级层次上改变认知的功能，以及在信息加工中引起认知结构的变化，即从质、量两方面影响着认知过程（郭小艳，2008）。以前支持积极情绪促进认知的实验结果归纳起来主要有拓宽认知范围、提高灵活性等两方面。
（一）积极情绪拓宽认知范围
1.积极情绪拓宽注意和分类
Fredrickson（2001）关于积极情绪的拓展一建设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人的瞬时行一知个人资源，扩展瞬间思维活动序列。研究发现积极情绪与注意范围的拓宽相联系。Fredrickson利用电影诱发四种情绪状态：快乐、满意、愤怒、焦虑，并用一种中性情绪作为控制条件，然后用整体一局部性知觉加工任务来评估被试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注意范围，研究发现在两种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比中性状态下的被试有更大的注意广度（王艳梅，汪海龙，刘颖红，2006a）。
使用其它情绪诱发手段的注意研究也有类似结果。如Gasper和Clore（2002）让被试写下积极或消极情绪事件，接着用系列再生范式让被试凭记忆画出所看到的图，结果表明，比起悲伤情绪的人，快乐情绪的人更依赖图片题目和形式的整体信息，因而画出的图更像原始图一些。实验2的结果发现快乐情绪的个体比悲伤情绪的个体在Kimchi&Palmer局部一整体任务中，将几何图形归类时更多地以整体图形为依据。这也为积极情绪拓宽注意范围提供了证据。
分类任务主要涉及的内容是找出事物之间不太典型但却合理的关联方式，或者察觉事物真实有用但通常不被注意的方面（Isen，Daubman&Nowieki，1987），这些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认知的拓宽。积极情绪对材料分类的拓宽效应可以反映在许多任务中，例如Rosch等用到的自然项目分类任务，以及判断人们是否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分类任务等（Ashby，Isen&Turken，1999）。积极情绪能增加被试将不太典型的事物归入一个事先定义的类别的倾向（Kahn&Isen，1993）。即他们的类别概念外延更广了，因此表明积极情绪的确拓宽了分类。
2.积极情绪促进问题解决
积极情绪能够促进联系感、促进创造性问题解决（Mikulineer&Sheffi 2000）、缩短解决问题的时间（Isen等，1987）。例如，在组织环境下，积极情绪能影响管理者的决策制定、冲突的解决、团体行为、对工作任务的感知等（Isen等，1987）。这些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增加了一个人以多种方式组织想法的能力。在这些研究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中性情绪和积极情绪组，用各种简单方法诱发积极情绪，完成不同的用以检验创造性问题解决的任务，得到的结果较为一致（Ashby等，1999）。
远距离联想测验（Remote Associates Test）是根据S.A.Mednick的创造性理论设计的。Isen等的实验中，通过赠予糖果和看喜剧电影诱发积极情绪的被试比中性情绪的被试在RAT的中等难度题目上的表现显著要好（Isen等，1987）。积极情绪提高RAT成绩的发现已经被证实，现在研究者已经将它作为检验是否成功诱发出积极情绪的手段（Isen，2001）。
积极情绪对RAT任务的影响同样存在个体差异。Mikulincer和Sheffi发现诱发不同依恋风格的个体产生积极情绪后，在远距离联想测验中表现也不同。安全型依恋个体受积极情绪的影响成绩提高了，矛盾型依恋个体的成绩相比中性情绪条件有所下降，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没有受到影响（Mikulincer等，2000）。这与他们在分类任务中的发现相似。
另外，积极情绪还对单词联想、言语流畅性、人际问题解决、决策等有促进作用。在这些过程中认知的拓宽效应可表现为首次联想的多样化（Isen，Johnson，Mertz&Robinson，1985）、言语流畅性的增加（Greene&Noice，1988）和克服习惯化反应能力的增强（孔凡俊，2009）、解决方案的全局性（Isen，2001）、决策质量的改善（王新，2009）和决策制定的全面性和有效性等（Isen，2001）。
（二）积极情绪提高认知灵活性
认知灵活性是指顺应情境的改变而转换至另一种思想或行为，以符合新情境需要的能力。它可使我们的反应适合当前任务的需要，使个体在某个特定的任务情境下产生最优的反应（王艳梅，2006b）。
Dunker的蜡烛任务是指示创造性和认知灵活性的一种典型任务。Isen等设计的实验中，通过给大学生被试糖果棒和看喜剧电影来诱发积极情绪，同时设置中性情绪对照组（看中性电影）和消极情绪组（看几分钟纳粹死亡集中营的纪录片）。结果发现积极情绪组的被试比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的被试更容易找出解决方法，差异有显著性意义（Isen等，1987）。
执行功能可以描述为解决问题和达到目标的灵活性和信息处理策略（Herrington，Mohanty，Koven，Fisher&Stewart等，2005）。Herrington（2005）等使用了情绪Stroop任务，不同于标准Stroop任务的是，该任务中有关的（单词颜色）和无关的（单词意义）刺激之间没有直接冲突，单词由积极情绪词、消极情绪词和中性词组成，以诱发不同的情绪。实验结果中积极情绪词的反应时比消极情绪词的反应时略快但差异没有达到显著水平，研究者认为是样本量比较小的原因，因为其利用大样本数据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显著的。因此情绪效价的确影响了认知功能。有人发现积极情绪词引起的略微增加的积极情绪减弱了对Stroop任务的干扰作用（Dreisbach&Goschke，2004）。
有一些研究表明积极情绪的被试在需要执行控制的任务如伦敦塔任务（Tower of London task）或者Stroop测试的一个版本（要求被试在命名
颜色和读出单词之间转换）中表现出损伤（Dreisbach等，2004）。Gray发现情绪状态妨碍或者改善工作记忆任务中的表现取决于任务是否涉及空间或言语信息（Dreisbach等，2004）。尽管如此，这些与积极情绪促进执行功能结论相反的研究更值得注意，需要将来进一步的探讨以发现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
我们在从事目标导向的行为时面临着对立的两种要求：一方面要保持当前的目标而不被分心物干扰，另一方面在有意义的变化发生时，要在目标之间进行灵活转换并更新工作记忆。这一灵活性一稳定性的中介是认知控制，而积极情绪则调节着这一平衡（Dreisbach等，2004；Gable&Harmon-Jones，2010a）。这种认知控制也属于执行功能的核心成分之一。Dreisbach和Goschke的研究中，巧妙地设计了两种任务来研究积极情绪对灵活性和稳定性的影响。被试需要对给出的两个刺激中给定颜色的刺激进行反应，然后进行任务转换。简要来说，在“固着”任务中，转换前的目标色变为了分心色；而“学过的无关性”任务中，转换前的分心色变成了目标色。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情绪组比起中性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减少了“固着”任务的转换损失，却增加了后一任务的转换损失（转换损失是任务转换后反应时的增加）。这说明积极情绪促进了认知灵活性，增加了对新异刺激的注意偏好，但同时导致注意力分散的增加（Dreisbach等，2004）。王艳梅的研究也表明在积极情绪状态下，比起中性和消极情绪下显著地减少转换损失，促进了任务转换（王艳梅，2006b）。
二、积极情绪认知促进效应的影响因素——动机维度模型
过去积极情绪和认知关系的模型认为积极情绪引起认知拓宽，并且积极情绪引起认知灵活性增加。但是，他们在预测上有时会产生分歧，拓宽的观点预测了注意的拓展（整体偏好），而认知灵活性的观点没有做出这一预测（Gable等，2010b）。Gable和Harmon-Jones最近（2010b）提出了动机维度模型（Motivational DimensionalModel），认为情绪对注意力和认知的缩窄/拓宽的原因是动机强度而非情绪效价。只有趋近动机强度低的积极情绪能拓宽认知过程和灵活性，而趋近动机强度高的积极情绪则缩窄认知过程和灵活性。过去的研究之所以得出积极情绪促进认知的结论，是因为诱发出的积极情绪的动机强度相对低，因而能拓宽认知过程（Gable等，2010b）。过去诱发积极情绪的方法有给被试非预期的小礼物（如糖果等），看引起积极情绪的图片或喜剧电影，想象愉快的事件，通过积极情绪词和音乐诱发，报告在任务中的成功等等，通常引起的是高兴（joy）、满足（contentment）、乐趣（amusement）等，这些情绪都是“目标之后的”或者与“目标无关的”低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
研究者用不同的情绪诱发方法验证了这一模型在积极情绪对注意、记忆、认知分类等心理过程方面的解释力（Gable等，2010b）。
Gable和Harmon-Jones（2008）预测高趋近动机强度的积极情绪会缩小注意焦点。他们在实验1中用猫的滑稽电影诱发低趋近的积极情绪，美味点心的电影诱发高趋近的积极情绪，研究对被试在Palmer的整体一局部视觉加工任务的影响。结果发现低趋近的积极电影比起高趋近的积极电影，引发的注意焦点更趋于整体。说明高趋近积极情绪减少了注意拓宽。在实验2加入中性对照组后，用Navon（1977）字母刺激测量注意广度，仍能得出高趋近积极情绪缩小注意范围的结论。
Gable和Harmon-Jones还考查了不同趋近强度的积极情绪对记忆的影响。发现高趋近强度的积极状态下对呈现在视觉区中央的刺激记忆更好，而低趋近动机的积极状态下对呈现在视觉区外周的刺激记忆更好。说明低趋近动机的积极情绪引起认知资源的拓宽，促进外周记忆（Gable等，2010b）。
最近，Price和Harmon-Jones（2010）设计实验诱发趋近强度不同的积极情绪，研究对分类任务的影响。被试处在三种身体姿势下第一论文网（向前倾、挺直和向后倚靠），配合微笑的面部表情。结果表明高趋近的积极情绪缩小了分类范围，而低趋近的积极情绪拓宽了分类。
另外，在一项测试注意范围的研究中发现，特质趋近动机高的个体对趋近动机刺激表现出更窄的注意范围（Gable等，2010b），说明特质趋近动机也能影响认知过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注意范围缩小的现象背后是趋近动机在起作用。
三、积极情绪认知促进效应的神经机制
（一）多巴胺介导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作用
Ashby等提出了积极情绪促进认知的神经心理学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对行为和认知的很多影响（如促进创造性问题解决，提高认知灵活性等）都由多巴胺系统所介导。而比较重要的中脑边缘系统由投射到边缘和皮质区的腹侧被盖区（VTA）的多巴胺产生细胞组成，与奖励和动机有关。多巴胺的很多重要投射（见图1）可能是积极情绪对认知影响的神经机制。例如研究表明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改善是因为积极情绪条件与额叶皮质区多巴胺水平的增加有关。该理论有两个关于VTA投射的假设：第一，积极情绪可能改变任何接收VTA直接投射的结构的加工过程。第二，积极情绪导致的行为变化不太可能由不接收VTA直接投射的结构所介导（Ashby等，1999）。
实验表明多巴胺水平的下降与快感缺乏（情感淡漠或快感缺失）有关，而不是与消极情绪相关。会使人们产生消极情绪状态的压力的或令人焦虑的事件，实际上似乎增加了特定脑区的多巴胺水平。那么多巴胺水平的高低是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动机维度模型呢？Ashby推测多巴胺水平与任务表现之间的相关可能是倒u型的，所以多巴胺从最适水平的增加或减少都会损害表现（Ashby等，1999）。另外研究表明非常高的多巴胺水平与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三个特点相关——情绪失调、冲动行为和认知一知觉缺损（Cyders&Smith，2008），即多巴胺水平过高对认知有损害作用。从以上证据可以看出多巴胺在介导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作用时可能有一个最适水平，而根据动机维度模型，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作用在动机趋近强度上可能也是呈倒u型分布的。那么是否多巴胺水平与积极情绪的动机趋近强度有某种联系，目前可得的文献中还没有相关研究。
实际上，在对比诱发的适度积极情绪与中性情绪时，不仅在各脑区发现了多巴胺水平的
增高，在外周血液循环系统，如血清中多巴胺浓度这一参数上，也显示出显著升高（Matsunaga，Isowa，Kimura，Miyakoshi，Kanayama&Murakami等，2008）。另外，他们还发现了积极情绪下一种免疫细胞——NK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活性的提高。要注意除了多巴胺以外还要了解其他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节剂对积极情绪的影响（Ashby等，1999）。
（二）积极情绪对认知作用的脑机制
积极情绪有关的脑区有奖励中枢、中脑边缘、基底神经节、眶额皮层、伏隔核、杏仁核、腹侧黑质等等（李新旺等，2008；石长地，蒋长好，2009）。不同的积极情绪也有不同的激活部位。例如动物研究表明，杏仁核参与趋近性的积极情绪（王艳梅，2006b）。而动机维度模型中提到的“目标之前的”和“目标之后的”积极情绪状态则与前额叶皮层、伏隔核、前扣带回皮质以及海马的不同模式的神经激活有关（Gable等，2010b）。
1.额叶
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一些作用可能受前额叶皮层的多巴胺水平调节，因为克服优势反应的能力提高了，促进了认知灵活性（Dreisbach等，2004；Gable等，2010a）。
Herrington等的情绪Stroop实验把积极情绪、执行功能和血液动力学的大脑活性结合起来，发现对愉快词的反应时比不愉快词的反应时低，并且愉快刺激在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有更多激活，且左侧有更多激活，显示出脑半球的不对称性（Herrington等，2005）。
一项神经生理学的研究（Gable等，2010a）表明由高趋近积极情绪产生的注意局部偏好（高动机强度积极情绪引起注意范围变窄）与额叶中央和顶部区域的电位不对称性有关。高趋近的积极情绪引起左侧额叶皮层激活比右侧高，并且这些引起食欲的刺激图片引起的LPP预测了注意的局部偏好（Harmon-Jones&Gable，2009）。研究者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左侧额叶激活相对较高不仅发生在LPP（晚正电位）上（Gable等，2010b），在NI（100ms负电位）的波幅上表现同样显著（Gable&Harmon-Jones，2011）。左侧额叶皮层活性相对较高常常是一种与趋近动机相关的皮层激活模式。趋近性情绪如愤怒和高兴的面部表情在左侧额叶皮层产生相对较多的激活，而退缩导向的情绪如恐惧、悲伤和厌恶的表情则在左侧额叶产生相对较少的激活。因而这也为动机维度模型提供了初步支持（Price&Harmon-Jones，2010）。
以上研究表明额叶可能是积极情绪对认知灵活性、执行功能和注意等各认知过程作用的脑机制。另外，诱发产生的与趋近相关的积极情绪可以改变前额叶皮层脑电激活的不对称性（Davidson，Jackson&Kalin，2000；Gable等，2010b），那么根据动机维度模型趋近动机强度不同的积极情绪对认知作用不同这一观点，前额叶皮层可能是这一模型的极为重要的生理机制和研究对象。
2.前扣带回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dex）
扣带呈弓状绕胼胝体走行，是边缘系统内的重要联络纤维（孙久荣，2004）。从VTA到前扣带回皮质有一个明显的多巴胺投射，而很多研究表明前扣带回皮质可能涉及很多与认知有关的作用（Ashby等，1999），因而它很可能与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作用有关。
有证据表明多巴胺第一论文网到前扣带回皮质的投射有利于执行性注意和认知观点的选择或切换（Ashby等，1999）。同样，前扣带回皮质在积极情绪对转换任务的影响中也有作用。王艳梅采用情绪性图片诱发积极情绪，研究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的神经心理学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知觉积极情绪图片诱发的积极情绪使任务转换的脑功能区——前扣带回皮质的活动，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是因为积极情绪能够显著增强前扣带回皮质的活动范围和强度。前扣带回皮质在转换发生时主要的功能就是监控注意定向的分配，建立新的注意定向（王艳梅，2006b）。
Ashby等还推测在蜡烛任务、单词联想和远距离联想任务中积极情绪的效应都与多巴胺释放到前扣带回皮质有关（Ashby等，1999）。
3.其他有关脑区
眶额皮层位于额叶的基底部，被认为是表征刺激奖赏价值的脑区（李新旺等，2008）。眶额皮层表征初级强化物的奖励或情感价值，以此表征行动的目标，因而对情绪有关键作用。其损伤会影响到与情绪相关的学习、情绪性行为等（Rolls，&Grabenhorst，2008）o
在以往许多使用情绪面孔和情绪性图片引发的fMRI研究中都发现积极情绪与内侧眶额皮层有密切关系。王艳梅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图片与中性图片的对照强的激活了内侧眶额（王艳梅，2006b）。由于在该转换任务中积极情绪促进了任务转换，因此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中也有内侧眶额的作用。由此提醒研究者在探讨情绪对认知的作用时，眶额皮层的作用不可小觑。
另外根据积极情绪的多巴胺理论以及自VTA发出的多巴胺投射，Ashby等还假设海马和杏仁核等结构可能也与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作用有关（Ashby等，1999）。
四、问题和展望
前人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积极情绪对于注意、记忆、心理旋转、问题解决以及社会认知等多种认知过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根据之前的大量研究，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促进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有拓宽认知范围、促进认知灵活性等。支持这些研究的理论主要来自“情绪作为信息”模型（Bless，Schwarz，Clore，Golisano&Rabe，1996）以及拓展一建设理论（Fredrickson，2001）。拓展一建设理论是在“情绪作为信息”模型的基础上，基于认知灵活性的一些研究而提出的。本质上它与“情绪作为信息”模型是一脉相承的，二者都认为情绪的效价影响认知范围，积极情绪使认知拓宽而偏向整体，而消极情绪使认知范围缩小而偏向局部。不同的是“情绪作为信息”模型将情绪看作一种线索，通过无意识的评价过程产生出一种认知脚本（Schwarz&Clore，2003），而拓展一建设理论认为情绪本身就能引起拓宽和缩窄（Fredrickson，2001）。然而这两个理论并不能解释研究中与积极情绪拓宽认知或促进认知灵活性相悖的一些现象（如Dreisbach等，2004）。因而新近的动机维度模型（Gable等，2010b）应运而生，研究者将情绪的另一维度——动机强度纳入实验变量，通过积极情绪对分类、注意、记忆等认知任务的研究，发现趋近动机较低的积极情绪拓宽认知，
而趋近动机较高的积极情绪缩窄认知。该理论并非与之前的理论相抵触，而是延伸了以前研究的范围，把情绪的动机强度这一维度纳入研究视野中，扩充了积极情绪研究中的对象（过去往往是那些趋近动机较低的积极情绪）范畴，加入趋近动机较高的积极情绪，进而探讨情绪的动机强度这一维度作为情绪作用于认知过程的影响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深化了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今后情绪对认知的研究将继续采用这种多维视角，本文还初步探讨了积极情绪对认知作用的神经生化机制，其中多巴胺是最重要的生化基础，而额叶、前扣带回皮质、眶额皮层等可能是参与该过程的重要脑机制。已经证明额叶区域的单侧化是动机维度模型的脑机制，除此之外该模型的神经生化机制其尚待广泛和深入研究。
目前来看，关于积极情绪对认知促进效应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在对积极情绪进行诱发时，不同方法诱发出的积极情绪不仅没有量化甚至定性不明确，正如Gable等指出过去研究中的诱发方法产生的多为趋近动机较低的积极情绪，这是因为过去还未将积极情绪的动机维度纳入考虑的范围。因此，今后在研究时，控制诱发情绪的纯度和强度是未来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石长地等，2009）。另外研究中任务过于繁琐等还可能干扰诱发出的积极情绪第一论文网（Ashby等，1999）。
本文介绍了积极情绪认知促进效应的最新理论——动机维度模型，它从情绪的另一维度——即趋近动机强度来讨论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作用，在实验上将该理论在不同认知任务中进行验证，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需要注意，这些实验中有的缺少中性情绪对照组，因此对于模型的支持还不充分。另外，在不同趋近强度积极情绪的诱发方式上，研究者做出了新颖的尝试供我们借鉴。今后对该理论的验证可从不同认知任务、不同诱发方式和设置对照组方面人手，并对其神经生理学机制进行进一步研究。例如，已经证明左侧前额叶皮层是趋近行为和积极情绪的生物学基础（Sutton&Davidson，1997），因而前额叶皮层可能是验证这一模型的极为重要的生理机制和研究对象。而关于这一模型的神经化学研究更是缺乏，本文推测多巴胺水平与积极情绪的动机趋近强度可能有某种联系，但目前可得的文献中还没有相关研究。这也可能成为将来研究的一个方向，从而进一步揭示积极情绪促进认知的详细机理。
研究积极情绪对认知的作用及其神经机制，能够了解正常以及异常神经心理学功能，例如，积极情绪的减少可能对依赖执行功能的任务表现造成困难，这在抑郁的个体上是很普遍的现象（Herrington等，2005）。这个问题对教育事业的意义很明显，老师们应该把每个学生看做是有创造性潜力的，应该提供有助于他们发挥创造性的环境，环境中其中一点就是愉悦的情绪状态。同样，这样的研究对企业也有帮助，企业的领导者要试图借此促进员工的创造性和创新的问题解决办法。另外，有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移情都与左额极激活有关（Light，Coan，Zahn-Waxler，Frye&Goldsmith等，2009），这对于人际间问题解决也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