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与《熙德》两部作品围绕爱情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关于爱情和名誉、父权、王权的较量，最终男女主人公在看似胜利了“名誉、父权、王权”的结局中获得爱情，体现了父权的绝对性、名誉的重要性和王权的至高无上。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西厢记》曲词华艳优美，意境诗意化，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代替的史诗般的作用。《熙德》作为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作，体现了17世纪法国封建社会向绝对君权发展的时代要求和精神风貌。
一、都是由父权引发的悲剧
从“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体现了父权作为封建家族的家长对其家族中的一切人和物拥有最高支配权。特别是在儿女婚姻上，不管是《西厢记》中已亡的崔父的指婚还是《熙德》中的施曼娜之父对女儿婚姻的据顶作用，都是强调了父亲在拥有绝对的儿女婚姻支配权。
“孝”之道，毋庸置疑，是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之物，是值得的推崇的。《西厢记》中，为了守“孝”，崔莺莺才暂住于普救寺，这才有张生初见莺莺，便被其美丽容颜撞破了心扉，于是改变了游赏寺院、浪迹天涯的初衷，专心一意地追求莺莺。然而，小女莺莺曾于“老相公在日，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就算是张崔两人两情相悦，就算是张生救了这一番人的性命，崔夫人必须尊照亡夫之言，所以有了“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
关于对封建制度的维护，在中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西方也同样有类似与此的真理，施曼娜也是需要父亲对自己爱人的肯定和对自己婚姻的同意的。因为一掌之仇，唐罗德里格不得不为了父亲的名誉挑战自己未来的老丈人。纵然喜欢施梅娜胜过自己的生命，但父亲的名誉胜过了施梅娜，达到父亲要求后的满足定能战胜内心的痛苦。在维护封建道德的17世纪，父之命难违。
由于父权绝对性，所以悲剧产生——张崔相处于同一屋檐之下，却不能真正的在一起，相思折磨二人；施曼娜与罗德里格因父亲对婚姻的肯定所以更加相爱，更加确定对方，但却又因为罗德里格必须遵守父命和爱人的父亲决斗致其死亡，爱有多深，恨有多深，矛盾有多复杂。
二、名誉都很重要
名誉犹如带着光环的帽子，因为不同人对它有了同样的热切期盼，所以愈显重要。不管是在西方各著作中，还是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名誉都为众人追求之物。作为中西方的名著，《西厢记》和《熙德》也无不例外地在人物形象中体现了对名誉的追求。从婚姻的开始到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历程再到最后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名誉贯穿始终。崔母对茵茵婚姻的态度变化和施曼娜父亲对罗德里格的欣赏，都是因为一个原因：配得上。在封建道德社会，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只有一个——门当户对。
细看《西厢记》中崔母的态度转变，把女儿嫁于郑恒的行为，不仅是为了完成亡夫遗愿，还有的就是郑家家世显赫，符合崔母对名誉的要求。其后，面对叛将孙飞虎将普救寺层层围住的局面，崔母危急中声言“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杀退贼军，就将小姐许配予他”，心中定想“能击退贼军之人，必不是非凡之人”。然，却不料，穷困书生张生借朋友杜确之力逼退贼军。张生虽乃礼部尚书之子，但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只身一人在赴京赶考路上，根本就不是崔母的理想女婿人选。最后同意张崔相恋，但是得有一前提，那便是张生必须考取功名后来与莺莺相见。
“我们只有一种荣誉，而姑娘多的很”。在《熙德》中，名誉同样也是无处不在。“不是我的欢乐全部凋零，就是我的荣誉布满污点。一个使我不幸，另一个又害得我有愧于生命”。名誉和生命相连，更何况，若是名誉受损，不只是施曼娜不再爱“我”，“我”的家族、“我”个人的仕途将被蒙上污点。即使是面对施曼娜的父亲，依旧叫嚣：“谁敢叫我失去荣誉，谁就怕把我杀死！”施曼娜纵然是美丽的，罗德里格是深爱着她的，然而，“我的名誉要我亲手捅他那么一家伙”，所以情人和名誉相比，罗德里格更爱的是自己的名誉、父亲的名誉、家族的名誉。
三、王权都是至高无上
欧洲17世纪最为强大的国家是封建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国，法国成了一个统一的等级制度深严的君主立宪制典型国家，严谨整饬的古典主义戏剧是对汪洋恣肆的文艺复兴戏剧的反驳。这就注定了古典主义戏剧必定是带着镣铐在跳舞，无一处不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君主的专制权更是无限的，王权至上，文人武士对功名的追求无一不是为了获得皇帝的认可。君王处于社会家族构成的最高顶点上，以“君王乃民之父母”的思想来行使权力进行统治。
作为反封建等级制度的名作《西厢记》其实是难逃封建君王制度的“魔掌”和王权的至高无上的。虽然作品中，根本就没有“王”的出现。在张生的一生中，从对功名的追求，到获得功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张生对至高无上的“王”所推崇之道的呼应。最后在看似爱情和个人努力“战胜”了封建制度，可是这战胜的直接因素是获得了“王”赐予的功名。张生获得了功名，凭借这功名可以与莺莺门当户对了。这功名虽然是经过个人努力，在封建制度的那时、君王的权利的绝对的，人们的爵位功名终究是必须获得皇帝的批准，所以，圆满的结局还是“王”赐予的。
在《熙德》中体现王权至高无上之处比比皆是。唐狄埃格和唐高迈斯矛盾的产生是因为唐高迈斯不满国王聘请唐狄埃格为太子师傅，王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正确的，唐高迈斯是不能向王提出异议，才有了与唐狄埃格的争论。施曼娜两度请求国王赐杀罗德里格，寄希望予英明的王，这里不讨论她在请求国王时的矛盾心情，只说她的行为。父亡，请国王允许自己报仇，请国王帮自己报仇，视“国王”为父母，对国王的完全信赖。
文学常常是为政治服务的，传统思想、成长氛围总是能影响作家的创作。就算是第一个提出“愿天下有情的终成眷属”的王实甫先生在《西厢记》中，同样的于细小微妙处难脱封建专制制度影响。17世纪的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等级君主立宪制的典型国家，文学上古典主义盛行。高乃依先生打破了创作的“永久不变的原则”——“三一律”但是，强大的封建势力无一处不在作品中显现，《熙德》就像戴着镣铐跳舞的扭曲舞者。文学是无国度的，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文学作品往往总有一定的相同之处，所以王实甫先生和高乃依先生笔下能够跳动着的相同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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