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2004年以来,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速,超过东部地区。不仅如此,比较而言,中部、西部、东北三大地区无论从固定资产投资率来看,还是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均高于东部地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投资驱动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国家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研究分析各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差异性,分析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有助于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以服务于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为此,本文采用变系数的面板数据模型,对2000-2011年间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差异形成背后的原因进行了扼要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建议。
二、变系数面板数据模型
从图2所示的各种方法检验结果中,LLC统计量的概率值为0.02,从而在5%的检验水平下拒绝“各截面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具有相同单位根过程”的原假设。对于IPS检验和ADF-Fisher检验,均在1%的检验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P-Fisher检验未能拒绝原假设。根据各种检验方法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认为对变系数模型(4)进行估计所得到的各截面残差序列不具有单位根,即这些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从而表明面板数据“lnGDP?” 和 “ln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四大区域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
四、结论
本文运用变系数模型对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这四大经济区域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四个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依次递减。
究其原因:东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高级阶段,制造业发达,产业结构相对先进,技术水平高,因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凸显。中西部地区一方面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基础设施相对东部地区仍然落后,正是城市化加速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由于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缓慢,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对中西部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短期内还没有充分显现;另外,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大量的高能耗等相对落后的产业,这些产业的特点是前期投入大,投资效益并不明显,从而也造成了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下。东北三省区尽管在新中国初期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仍然艰巨,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第二产业比重过高,产业结构重化工化严重,技术设备升级改造缓慢,产能过剩严重,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在四大区域中最低。
为配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大战略,东部地区应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提高产业附加值,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进一步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中西部地区一方面要在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下,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硬环境;另一方面,在承接东部落后产业的同时要注意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经济增长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切实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和质量。东北地区则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改造升级传统工业,有效延伸产业链,升级转换传统技术设备,发展战略性装备制造业,同时有效规避重复性建设,改变固定资产投资长期效益不高的状况。
从根源上来讲,我国当前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未能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真正转变,未能实现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因此,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扩大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尽快实现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转变就显得尤为迫切。这才是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的根本途径。在全球金融危机深入推进、外需疲软的大背景下,维持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在于通过投资转型,推动居民收入增长,配合收入分配改革,拉动消费增长,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为此,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逐步推进投资结构和投资领域的拓宽和转型,即从传统低效率的、依赖出口市场的生产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国内家庭消费需求的产业部门,在投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高的支持下,产业结构将逐步升级,就业增加,进一步导致收入增加,从而为消费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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