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研究摘要论文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通过采取的 措施 ，在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性别比问题依然严峻，人口比例失衡，已经是全国性的问题。必须在立法、新型生育观、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在全社会摒弃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状及其原因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反映的是出生时男婴和女婴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即每出生百名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量。按照国际上长期观察的结果，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例相对稳定，男女性别比例应在102-107之间浮动，此时应被视为出生婴儿性别均衡，也就是一个正常值域。

(一)性别结构现状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成功事实了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在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例差却在迅速上升。我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例，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不断的攀升，长期居高不下。尽管有下降趋势，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仍然属于失衡的状况下，这种失衡未来可能会导致未来婚龄女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并打乱现有的婚姻秩序，甚至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社会问题。

(二)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由于多种复杂因素，对男性的性别偏好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现实基础。尽管历史上女权运动对此多有批判，但仍然无法彻底改变这些男女不平等的现状。通过对我国人口性别比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1.计划生育制度的约束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生育数量的减少导致生儿子机会的减少，以至于生育观念很难发生根本性转变，想要男孩的父母丢弃女孩，进行产前性别选择和人工流产。

2.制度缺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影响

制度缺位是影响出生性别比的主要社会因素。一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养老 保险 制度的不完善促使我国城乡居民更多的选择男孩，“养儿防老”，尤其在农村，问题更为突出，农村老人还主要依靠子女赡养。二是部门配合不力，监管缺位。由于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强调生育数量的控制，忽视了对人口质量和结构的关注，加上对性别选择技术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的机构是多部门的，包括卫生部门、妇幼部门、个体行医者和计划生育部门，难以实行统一的监督和检查。三是遗产制度缺位。子女几乎可以完全继承父辈的财产，为了防止家庭财产传给“外姓人”，就必须要有能够继承家族姓氏的儿子。四是“低保”、“两免一补”等普惠政策体现不出实行计划生育的优越性。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户，因为孩子少、负担轻，家庭生活一般都比较宽裕，此项政策根本惠及不到他们，这样他们从心理上感到不平衡。五是法律法规存在缺位，威慑力不强。从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缺位现象。

3.经济状况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目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大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人们更加偏爱男孩。另外，在经济活动中，天灾人祸是经常发生的，这些风险较大的工作多是由男性承担，男性在经济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比例大，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十分普遍，女性的很多劳动被抹杀，劳动成果得不到认可，许多家庭对男孩的 教育 和结婚投入也多于女性。

4. 文化 背景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是传统落后的生育观念，即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同时，还有女孩家庭受欺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农村一些女孩家庭，受欺受辱现象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在周围群众中也产生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刺激了其他群众生育男孩的欲望。几千年的“男尊女卑”观念使男性在财产继承、家庭延续、家庭权利结构上占据主导地位，女性地位十分低下。尽管提倡男女平等，同享权利，共尽义务的道理，但人们内心深处却固守宗族观念，视男子为直系亲属，第一继承人一定是儿子，这也表明了我国人口问题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带来的影响

(一)婚姻家庭问题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显示，平均每个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出数万人，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仍然很高，“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升高，将导致男性过剩，势必造成婚姻拥挤，形成大量的“光棍”，造成男性择偶困难。在那些没有权、没有钱，而又没有相貌竞争力的男性中，会增加未婚的概率。“婚”或婚姻欺诈现象会层出不穷。男女婚龄的婚龄差增大，“大男小女、大女小男”的状况会日益普遍。

(二)对社会造成的冲击

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腐朽观念的延续和存在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从未来的二十年看，性别比例失衡将给人口再生产带来障碍，造成人口数量萎缩。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下降。若干年后，解决不了婚姻的男子可能会在心理上出现急躁、失控行为，必然会出现性犯罪率上升、同性恋进一步增多、性行为严重错乱等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加大。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对策性思考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从理论上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比失衡，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追求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即统筹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发展，统筹当代人与未来人口的发(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展，是解决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的有效途径。实现性别平等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关键，这里我们从观念、科技、经济、制度四个方面对治理对策进行分析。

(一)在思想观念方面，树立科学生育观，这是治理的首要途径

男性偏好的生育观从深层次上影响着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要想有效治理这种失衡现象，最首要的就是要转变旧有的生育观，树立科学的生育观。

第一，建设新生育文化。坚持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发展，尊重客观规律的生育文化。首先，加强对新生育文化内容和重要性的宣传。其次，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多种活动对群众进行教育。再次，综合使用经济的、道德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和力量来保障新生育文化的建设。

第二，消除影响树立新生育观的现实因素。消除现实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首先，要在全社会加强对男女平等的宣传和教育。其次，要利用多种手段尤其是法律手段来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再次，要在各生活领域消除性别歧视。

(二)在科技方面，严厉打击“两非”，规范医学技术的使用，这是治理的必要途径

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技术人员、医务人员和妇女的教育，从思想上防止“两非”行为出现。其次，加强对医药和医务市场的整顿，完善相关法律体制，联合各部门共同管理，共同打击;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的违法者不仅罚而且入刑。再次，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增强打击的力度和效度。第四，要加强监督管理，发挥广大群众对“两非”行为的监督作用，使打击及时有效。

(三)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是治理的根本途径

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发展。加速社会发展，积极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才是治理出生性别结构比例失衡的治本之策。在性别比“重灾区”的农村，农村经济发展好了，不仅能改变人们的生育观，还能改变生育状况，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现阶段，农业产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所以我们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随着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男性依赖就会不断降低，生活中更趋于男女平等，“重生男”的状况也会不断改善。

(四)在制度方面，完善养老保障制度，这是治理的重要举措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养老体系的建立健全已刻不容缓。如果国家能够在政策上以经济奖励或扶持引导人们，基本满足起利益追求，既通过个人福利的改善达到“养儿防老”的效果，性别失衡现象自然也能部分的得到改善。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笔者认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当前应主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落实好国家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扶助奖励政策。目前，国家对农村60岁以上的计划生育家庭每年发放840元扶助奖励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奖励金额已经没有吸引力了，各地政府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经济发展状况，提高奖励额度，制定地方优惠政策，真正发挥好政府在利益导向作用。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充分考虑到独女户家庭的实际困难，从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入手，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关心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加大建设乡村养老院、敬老院、医养院等社会福利机构的力度。让老百姓真正感到，听党的话不吃亏，生女孩不后悔，从而使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得到有效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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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